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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腐败现象、黑恶势力，何时何代，都不能免。本文通过对蒲松龄几封书信的介绍，展示出蒲松龄不仅是一位对黑恶势力口诛笔伐的文人，更是一位敢为人先，义无反顾，直接与腐败黑恶势力较量的斗士。
关键词：蒲松龄;反腐倡廉;事略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这是1962年郭沫若先生为蒲松龄故居撰写的对联。此联对蒲松龄的代表作——《聊斋志异》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评价，可谓经典之至，入木三分。其实，书如其人，蒲松龄对封建社会的腐败现象，不仅仅通过作品口诛笔伐，也直接参与了一次次抗争腐败邪恶势力的斗争。在此，谨通过他的几封书信，简述其反腐倡廉、关心民瘼二三事。
一、宁做诤友 不违良心
孙蕙，字树百，号笠山，淄川西笠山人。十岁丧母，稍长，祖父焕吾公自教之。焕吾公“隐居好善，秉人伦鉴” [1]1060 ，曾对孙蕙父亲说：“大我宗者，必此子也。” [1]1060 孙蕙果不负望，“弱冠补博士弟子员，试辄冠军。丁酉（1657）荐贤书，辛丑（1661）成进士。殿试二甲，例选刑庭;后裁刑庭，改授知县，得扬州之宝应。” [1]1060
明清两朝惯例，县令三年一考核，获卓异者，可调繁美缺或行取授京官。孙蕙从顺治十八年（1661）始任宝应县令，直到康熙十三年（1674）冬，才被督抚以卓异荐举，康熙十四年（1675）行取入都。五年之后，也就是康熙十九年（1680）才补户部给事中。孙蕙整整做了十三年宝应县太爷。扬州自古便是金粉铺地的繁盛之地，从唐人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中，不难窥见扬州之一斑。宝应是扬州辖县，且为交通孔道，自也不相上下。王培荀《乡园忆旧录》提到，孙蕙“喜声妓，金粉罗绮，列屋而居” [2]82 。这一恶习，恐怕是在宝应养成的吧。
康熙九年（1670）秋，也就是孙蕙任宝应县令第九个年头，蒲松龄应邀前往充任幕僚。蒲松龄在宝应待了一年，翌年秋天就辞幕回乡了。蒲松龄在宝应期间，与孙蕙宾主相处甚得，交情深厚。尽管如此，蒲松龄对孙蕙放荡不羁的私生活也多有微词。蒲松龄在《戏酬孙树百》诗中曾写到：“五斗淋浪公子醉，雏姬扶上镂金床。” [3]471 写的真是绘声绘色。孙蕙进京之后，蒲松龄在《西施三叠·戏简孙给谏》词中，又曾写到：“秀娟娟，绿珠十二貌如仙。” [3]713 由此可见，孙蕙“喜声妓，金粉罗绮，列屋而居”，绝非空穴来风。
一个私生活放荡不检的官员，在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时代，很容易放纵对家人仆役的管束。孙蕙长年在外做官，特别是他进秩谏官之后，家奴仆役，仗势横行，竟成为一方之公害。
孙蕙进京后，官虽不大，只是户部给事中;品位不高，不过七品而已。但是，六部给事中不仅能够稽查六部百官之失，还充当诸如各级考试参与官，廷议、廷推这些只有各部堂官才能参加的活动也要由这些只有七品的官员参加，由此可见其职权之重。狂妄不羁、目无余子的赵执信，就因一句“土物拜登，大集敬璧” [2]22 ，得罪了礼科给事中黄六鸿，被其一纸白简，“断送功名到白头” [2]22 。在那个时代，哪个官员敢去招惹手秉“尚方宝剑”的六科给事中呢？但是，身在草野的一介书生蒲松龄，为了一方百姓之安宁，却敢为人先，直接上书孙蕙，揭露他的族人奴仆“肆行于市井、搆讼于公门，且假主人之威令为辞，遂使乡里为之侧目，官长为之枉法” [3]124 的实情。这封书信，便是读之令人肃然起敬的《上孙给谏书》。全文如下：
年年落魄，有負故人，自觉面目酸涩，不可以登君子之堂，因而疏节孔多，遂使曩年把臂之交，至不以我为人。古人云：“为士者，要使王公大人闻名多而见面少。”某于此处，学得半边圣人，幸知我者勿讶也。所自信者，朋友之情，老而弥笃，可无愧于良友耳。先生铮铮朝宁，真为闾里生光，真为苍生造福！比读闽中闱墨，见月旦中具有深心，乃知河干竭蹶时，慷慨之心，未尝稍变也。藉藉官声，良惬鄙愿。然而为乡绅者，居官而有赫赫名，甚可喜;居乡而有赫赫名，甚可惧！某欲陈所见闻，又恐听者不我嘉纳，此际彷徨，真与谏臣挑灯属草时，无以少异。顾幸先生能为争臣，知必能容争友。草野之人，不敢谋居官之事，窃以为居乡所当知者，盖有数端，请得而言其略。一曰：择事而行。邑中人惟蠹役宜惩，下此则虽至贱之人，亦无所施吾系辱;邑中事惟利弊可言，除此则虽至微之事，无所容吾招揽。盖居高位者，为善有力，为不善亦有力。我一动齿颊，阶下人将百倍行之矣。苟行所不当行，人受之成我之恶，人不受成我之辱。某每见受者固什九，而不受者亦什一;其什九皆我所当优容，其什一皆我所当顾忌者也。某谓先生当今日，不必用自荐之毛遂，为吾争雄;只宜用市义之冯驩，代吾焚券耳。故曰，事不可不择也。一曰：择人而友。门多士君子，古人贤之矣。德行之人吾所师，学问之士吾所友;至胁肩吾前者，止足供棋酒笑具耳，其言固无足听也。乃初闻之而觉其佞，久而安焉，又久之而我之腑膈肺肠，渐与鲍鱼俱化矣。每一事出，我未行而百人耸之，我欲行而百人赞之;甚有以伤天害理之事，教我作阴骘行之者。门外之吞声者甚多，但我不及闻也，可畏也！故曰，友不可不择也。一曰：择言而听。凡谓我一行而人必不敢违者，耸我者也;谓我一行而人敢违者，激我者也。耸我之言，细思之而可惧;激我之言，洞察之而可笑也。昔沈文端先生尝有言曰：“凡以肤受来愬者，直笑曰，我不曾目见;有驾言毁骂主翁者，直笑曰，我不曾耳闻。”止此两语，遂使火盆地狱，化作清凉世界，皇天后土，实共闻之矣。某谓名不可以威成，财不可以怒取，凡以此等事诱我者，皆欲坏我之德，以自便其私者也。故曰，言不可不择也。一曰：择仆而役。每见蠹役贯盈，惧人覆算，遂如中山之狼，借我囊以自庇，不惟众怒难任，且恐豺狼之性，未能忘情于人肉也。且负人债者，冀投我而人不敢讨;犯王法者，冀投我而官不敢追。又他家旧仆坏事而逃，借我以抗其主;否则故主失势，又复叛而之他。如此等类，皆来贿我座客，钻我嬖人，啖我以美利，挨身而求进步。究之染指几何？乃使我失同袍之面，而招物议之尤，此惑之甚者也！又其甚者：乡中狡狯，思假我之声灵，以济其暴横，乃夤缘而入，甫得挂名卯簿，即公然肆行于市井，搆讼于公门;且假主人之威令为辞，遂使乡里为之侧目，官长为之枉法。我之左右，皆其耳目，悉锢蔽不令主知，即偶入主人之耳，又复代为解说，以惑主听，因而受害者遂控诉无门矣。抑闻长山邑大夫南公尝语人曰：“为令者他气犹好受，惟宦家大腹奴之气难受。”此真经历之语。其中愤、其言戚也。故曰，仆不可不择也。一曰：收敛族人。凡一人之望重，则举族之人，多窃其声灵，以作威福。力之大者，则把持官府;力之小者，则武断乡曲。甚且族人之奴仆亲戚，亦张我之旗帜，以欺山中之良懦，良可骇叹！况贵族威名，远迩藉甚，即时时收敛之，彼且人人以给谏为名，若稍加阿护，则邑中之太爷公第，无空闲处所矣。凡此者，恶虽出于众作，怨实丛于一人，所当与门下人同一钳束者也。故曰，族人不可不收敛也。凡此数者，皆弟之所目击而心热，非实有其事不敢言，非实有其人不敢道也。弟之言无可凭信，即先生问之他人，亦必以余言为诬。但祈先生微行里井而私访焉，倘有一人闻孙宅之名而不咋舌咬指者，弟即任狂妄之罪而不敢辞。先生存心何等菩提！乃使桑梓愚民，闻声而股栗，诚不知其可矣。曩者刘孔集自武康归，先生尝谓之曰：“姜桂之药，亦宜相人而施。”某之言真辣于姜桂矣！如可节取，则电毕而火之;如其荒谬，即不妨暴之同人，以彰吾过。弟年来无他进益，然能知非矣。断不敢谬执己见以自是也。临颖不胜悚仄之至！[3]124-126 蒲松龄在信中，直言不讳地规劝孙蕙应该“五择”，这需要何等的胆识啊！这“五择”，恰是孙蕙的致命伤。一个七品京官的族人奴仆，竟横行到令“桑梓愚民，闻声而股栗”，该是何等的霸道啊？而这一现象在淄川竟持续了若干年。当时淄川县在朝中做官者不少，也大都比孙蕙的品级高，但却无人敢捅孙家这个马蜂窝。只有身处草野的蒲松龄，为了桑梓百姓的安危，竟冒着与朋友绝交和被其族人奴仆报复的危险，向孙蕙递上了这封言辞激烈的书信。据说孙蕙得书惊叹，立饬其下，皆敛戢迹。可以说，蒲松龄的这一封信，起到了救淄川百姓于水火之奇效。
也许有人会质疑，孙蕙的族人奴仆有那么霸道吗？请看在孙蕙死后，同邑好友高珩撰写的《户科给事中树百孙公墓志铭》便知分晓。《墓志铭》中这样写道：“夫流俗之日下也，凌弱暴寡，自以为豪，而般水一隅，遂不幸为山左屈指焉。予不佞，心窃惜之。偶命笔，成《还淳小约》一书。君见之，深以为然，因取其书去，将梓之。盖君之居桑梓也，律己以正，存心以仁，严饬家仆，咸恂恂奉法无忒，一洗般阳故习矣。” [1]1066 高珩毕竟是位笃信佛教的仁人君子，为一位死人写墓志铭，会有很多的避讳。尽管如此，我们从这段文字中也不难看出孙蕙的族人仆役，仗其为官之势，为害一方之烈。“凌弱暴寡，自以为豪”，竟到了“般水一隅，遂不幸为山左屈指”的地步。只是在孙蕙“严饬家仆”，使其“恂恂奉法”，才“一洗般阳故习矣”。
孙蕙在户部给事中的职位上只待了四年，康熙二十三年（1684），因丁父艰而回籍。大概平素酒色过度，导致他“秉质素弱” [1]1066 。《墓志铭》中说，孙蕙读礼期间，“偿就一楚客之善养生者，习回风混合之术。上岁（康熙二十五年春），访医南服，于匡庐五老峰颠，危坐者数日”，“不虞归甫数日，已翩翩观化” [1]1066 。孙蕙卒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三月初六，享年仅55岁。有人说孙蕙的死因是因父死“悲痛欲绝，不能节哀保重，以致哀伤过度一病不起”。非也，孙蕙真正的死因，是因习练“回风混合之术”不得其法，走火入魔而亡。
孙蕙生前，对诤友蒲松龄的规劝，能闻过则喜，从谏如流，严饬族人奴仆，令其收敛恶习，这也令他保住了一份良好的晚节。
当然，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春孙蕙病故之后，孙氏家族也就迅速败落，一蹶不振了。树倒猢狲散，失去依仗的族人、恶奴，也就不足为害了。
二、仗义执言 为民请命
清朝初年，战争连绵不断，人口锐减，经济凋敝。为了增加田赋来源，清顺治、康熙年间，全国各地都分别实施过土地清丈措施。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在地方政府和乡绅们的主持下，淄川的清丈土地总算草草完成了。当时，府道衙门要求各乡村必须誊抄七份名册上呈。各个乡村由于缺乏誊抄人手，完不成册数，有关人员便相继被无端敲扑关押，闹得人心惶惶，逃亡无数，动荡不已。面对这一人祸，蒲松龄拍案而起，立即給乡前辈高珩写了《上高司寇念东先生》，呈送给当时居家修养的礼部侍郎高珩，为民请命。《上高司寇念东先生》云：
丈地大举，蒙诸老先生拮据经年，始得草草就序。前蒙守道催提，莫敢延缓，业已造册投县矣！蔀屋小人，自幸息肩，方且斗酒相劳，忽而牌甲扣扉，倒屣奔出，方将问其何作，则言未出而黑索已加颈矣。骇极不知何故。既就道，始研诘之，则以官责七本，而伊册二本故也。既见官，官怒，挞楚寄仓，此非所谓不教而杀，慢令致期者耶？三日以来，仓中人气不得喘，而擒捉未休。其漏脱者，藏之窟室，眼不遑瞬，腕不停挥，造就两三本，始敢出头来献，冀可姑免敲扑，而亦挞亦收，竟与一本者同罪，是非七本一时俱到，断断有所不可也。牌甲叫号，鸡犬不宁，而又有无赖者，索贿卖放而擒其邻保，蔓延之害，何可胜言！窃思巨镇大疃，地亩烦多，固非咄嗟可办，若小村地不过数段，似亦易了。而十室之村，又苦无识一丁者，亦复如何也？即雇人缮写，而一本须钱数百，赴城印册一张，亦须两文，势必挨户醵钱。而期间又有豪强之抗拒，悭吝之推诿，迨钱集而日月已数易矣;况牌甲在门，首莫敢伸，而何能敛钱造册乎？计无复之，但有一逃。耆地逃，则咎书算;书算逃，则咎步弓;步弓逃，则咎其邻;邻复殃邻，而一村空矣。试问此举，徒欲得八百村之人而敲楚之乎？抑欲其造册也？如止欲敲楚之，更当加人而擒之;如欲造册，则仓可满而册不可完也。如宽其时日，则数日来已有四五本告成者矣。今既不能减去一二本，为里下造无穷之福，莫若先以二本慰其去，而续以五本备其来。少缓须臾，则阖县安生，皆老先生覆载之恩也！[3]124-125
由于蒲松龄的及时陈情，经高珩出面协调干预，一场由官府人为制造的动乱，及时地平息了。在那个年代，能像蒲松龄这样把老百姓的疾苦挂在心上的人实在是太少了，这可能也是他终身难以踏进仕途的原因吧。与民心近者，自然就与官府远;与官府远者，自然就飞黄腾达难。古今一理。
三、宁伤友情 不背公义
康熙四十八年（1709），淄川漕粮经承康利贞妄自提高漕粮征额，引起阖县公愤。在蒲松龄等人的不懈抗争下，康利贞被免去差使，挟带已征粮款赴德州不归。
康熙四十九年（1710），康利贞声称得到王士禛的荐举复任该职，得意洋洋地回到淄川。蒲松龄闻讯后，立即写了《与王司寇》，向王士禛如实做了汇报。书曰：
尺书久梗，但逢北来人，一讯兴居，闻康强犹昔，惟重听渐与某等。窃以刺刺者不入于耳，则琐琐者不荥于怀，造物之废吾耳，正所以宁吾神。此非恶况也，不知以为然否？蒙惠新著，如获拱璧。连日披读，遂忘昼曛。间有疑句，俟复读后再请业耳！适有所闻，不得不妄为咨禀：敝邑有积蠹康利贞，旧年为漕粮经承，欺官害民，以肥私橐，遂使下邑贫民，皮骨皆空。当时啧有烦言，渠乃腰缠万贯，赴德不归。昨忽扬扬而返，自鸣得意，云已得老先生荐书，明年复任经承矣。于是阖邑皆惊，市中往往偶语，学中数人，直欲登龙赴愬。某恐搅挠清况，故尼其行。而不揣卑陋，潜致此情。康役果系门人纪纲，请谕吴公别加青目，勿使复司漕政，则浮言息矣。此亦好事，故敢妄及。呵冻草草。 [3]137 是年，王士禛先生“忽婴疡症” [4]226 ，正在新城老家卧床调理。蒲松龄与王士禛虽然地位悬殊，但相交莫逆。得信后，王士禛立即收回成命，与康利贞断绝往来，使康利贞阴谋未能得逞。
但是，康贼一计不成，仍不死心，又贿赂赋闲在家的谭再生，由其疏通关节，让时任淄川知县的吴堂再次起用康利贞任漕粮经承。蒲松龄得知这一消息后，会同他人写了《与张益公同上谭无竞再生进士》書，请求谭再生不要推荐蠹役康利贞东山再起。书中说：
数载专城，能为赵抚所称，则经济可知矣。吾乡巷无居人，遂使虎而冠者吞啖殆尽，不惟不敢声，并不敢息。康熙四十八年，康利贞为漕粮经承，妄造杂费名目，欺官虐民，每石派至二两一钱零，此亘古所未有，而自彼创之，阖县皆为切齿！四月中，藩台访其蠹状，行文到县，使不得复入公门，大众闻之，无不欢腾！今闻其厚赂显者，荐使复其旧任，想一啖人肉而不忘其美，故不惜重金以购之也，闻者莫不失色！适值老先生家居，方将共求为一邑砥柱，始知利贞即叛渔洋而营窟于先生之门者也。老先生出福苍生，处覆桑梓，且能驾驭之，必能进退之;亦勿失其吞啮之性，但使为猫，勿使为虎，可以改役别科，则其流毒有限。某等皆挑脚汉，福德无穷，皆受之老先生也。[3]138
谭再生何许人也？蒲松龄同乡老友也。谭再生，字无竞，别字眉樵，淄川县人，康熙三十二年（1693）中举，三十九年（1700）成进士，授湖广溆浦县知县。《淄川县志·人物志·重续循良》记载：谭再生“少有隽才，力学文章，名誉籍甚” [5]69 ，“任湖南溆浦令，地近瑶苗，民朴而愚。钱粮单头户头之累，积弊已久，往往激生事端。再生廉知其情，为设便民滚单，使自封投柜，包揽拖累之弊，为之一清。百姓欢呼，如释重负。父老相与太息曰：‘百余年来，无此贤令尹矣！’” [5]69
从地方志记载来看，谭再生倒也属循良之辈。但在康利贞问题上，连贵为吏部尚书的王士禛在听了蒲松龄的劝告之后，也毅然弃康利贞而不顾，而谭再生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强为蠹役康利贞出头。这就难怪蒲松龄会对他言辞激烈，不留情面了。蒲松龄的信既痛斥了康利贞欺官虐民的罪行及为官府驱逐的经过，也毫不隐晦地嘲讽了谭再生接受蠹吏康利贞贿赂，为其东山再起营谋的背德之行。
为了公众利益，蒲松龄不顾个人情面，言词激烈，真是“不复恤受者之难堪”。尽管他以为“此吾所无愧良朋也者”，为公理不顾私情，过后也并未放在心上，然而谭再生却认为蒲松龄坏了他的好事而记恨在心，终生不忘。当谭再生丧妻时，蒲松龄还前往吊唁，“代为邑邑”，而自己失偶时，谭再生却“无片言” （下转第48页）
（上接第31页）
相慰。更有甚者，康熙五十二年（1713），当蒲松龄听说谭再生卸任隆平知县回家赋闲时，立即派遣儿子前往问候。可谭再生“竟无一言”问及他，这更使蒲松龄大失所望。从此，两人持续了四十年的交情彻底断绝了。宁伤友情，不背公义，这就是刚直不阿，急公好义的蒲松龄的本色。
参考文献：
[1]高珩.栖云阁全集卷十三·户科给事中树百孙公墓志铭[M].蒲泽，高鹏，标点校注.北京：中国
文史出版社，2017.
[2]王培荀.乡园忆旧录[M].蒲泽，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93.
[3]蒲松龄.蒲松龄集[M].路大荒，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6.
[4]伊丕聪.王渔洋先生年谱[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
[5]淄川县志三续本卷六·人物志·重续循良[G].民国九年.
关键词：蒲松龄;反腐倡廉;事略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这是1962年郭沫若先生为蒲松龄故居撰写的对联。此联对蒲松龄的代表作——《聊斋志异》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评价，可谓经典之至，入木三分。其实，书如其人，蒲松龄对封建社会的腐败现象，不仅仅通过作品口诛笔伐，也直接参与了一次次抗争腐败邪恶势力的斗争。在此，谨通过他的几封书信，简述其反腐倡廉、关心民瘼二三事。
一、宁做诤友 不违良心
孙蕙，字树百，号笠山，淄川西笠山人。十岁丧母，稍长，祖父焕吾公自教之。焕吾公“隐居好善，秉人伦鉴” [1]1060 ，曾对孙蕙父亲说：“大我宗者，必此子也。” [1]1060 孙蕙果不负望，“弱冠补博士弟子员，试辄冠军。丁酉（1657）荐贤书，辛丑（1661）成进士。殿试二甲，例选刑庭;后裁刑庭，改授知县，得扬州之宝应。” [1]1060
明清两朝惯例，县令三年一考核，获卓异者，可调繁美缺或行取授京官。孙蕙从顺治十八年（1661）始任宝应县令，直到康熙十三年（1674）冬，才被督抚以卓异荐举，康熙十四年（1675）行取入都。五年之后，也就是康熙十九年（1680）才补户部给事中。孙蕙整整做了十三年宝应县太爷。扬州自古便是金粉铺地的繁盛之地，从唐人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中，不难窥见扬州之一斑。宝应是扬州辖县，且为交通孔道，自也不相上下。王培荀《乡园忆旧录》提到，孙蕙“喜声妓，金粉罗绮，列屋而居” [2]82 。这一恶习，恐怕是在宝应养成的吧。
康熙九年（1670）秋，也就是孙蕙任宝应县令第九个年头，蒲松龄应邀前往充任幕僚。蒲松龄在宝应待了一年，翌年秋天就辞幕回乡了。蒲松龄在宝应期间，与孙蕙宾主相处甚得，交情深厚。尽管如此，蒲松龄对孙蕙放荡不羁的私生活也多有微词。蒲松龄在《戏酬孙树百》诗中曾写到：“五斗淋浪公子醉，雏姬扶上镂金床。” [3]471 写的真是绘声绘色。孙蕙进京之后，蒲松龄在《西施三叠·戏简孙给谏》词中，又曾写到：“秀娟娟，绿珠十二貌如仙。” [3]713 由此可见，孙蕙“喜声妓，金粉罗绮，列屋而居”，绝非空穴来风。
一个私生活放荡不检的官员，在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时代，很容易放纵对家人仆役的管束。孙蕙长年在外做官，特别是他进秩谏官之后，家奴仆役，仗势横行，竟成为一方之公害。
孙蕙进京后，官虽不大，只是户部给事中;品位不高，不过七品而已。但是，六部给事中不仅能够稽查六部百官之失，还充当诸如各级考试参与官，廷议、廷推这些只有各部堂官才能参加的活动也要由这些只有七品的官员参加，由此可见其职权之重。狂妄不羁、目无余子的赵执信，就因一句“土物拜登，大集敬璧” [2]22 ，得罪了礼科给事中黄六鸿，被其一纸白简，“断送功名到白头” [2]22 。在那个时代，哪个官员敢去招惹手秉“尚方宝剑”的六科给事中呢？但是，身在草野的一介书生蒲松龄，为了一方百姓之安宁，却敢为人先，直接上书孙蕙，揭露他的族人奴仆“肆行于市井、搆讼于公门，且假主人之威令为辞，遂使乡里为之侧目，官长为之枉法” [3]124 的实情。这封书信，便是读之令人肃然起敬的《上孙给谏书》。全文如下：
年年落魄，有負故人，自觉面目酸涩，不可以登君子之堂，因而疏节孔多，遂使曩年把臂之交，至不以我为人。古人云：“为士者，要使王公大人闻名多而见面少。”某于此处，学得半边圣人，幸知我者勿讶也。所自信者，朋友之情，老而弥笃，可无愧于良友耳。先生铮铮朝宁，真为闾里生光，真为苍生造福！比读闽中闱墨，见月旦中具有深心，乃知河干竭蹶时，慷慨之心，未尝稍变也。藉藉官声，良惬鄙愿。然而为乡绅者，居官而有赫赫名，甚可喜;居乡而有赫赫名，甚可惧！某欲陈所见闻，又恐听者不我嘉纳，此际彷徨，真与谏臣挑灯属草时，无以少异。顾幸先生能为争臣，知必能容争友。草野之人，不敢谋居官之事，窃以为居乡所当知者，盖有数端，请得而言其略。一曰：择事而行。邑中人惟蠹役宜惩，下此则虽至贱之人，亦无所施吾系辱;邑中事惟利弊可言，除此则虽至微之事，无所容吾招揽。盖居高位者，为善有力，为不善亦有力。我一动齿颊，阶下人将百倍行之矣。苟行所不当行，人受之成我之恶，人不受成我之辱。某每见受者固什九，而不受者亦什一;其什九皆我所当优容，其什一皆我所当顾忌者也。某谓先生当今日，不必用自荐之毛遂，为吾争雄;只宜用市义之冯驩，代吾焚券耳。故曰，事不可不择也。一曰：择人而友。门多士君子，古人贤之矣。德行之人吾所师，学问之士吾所友;至胁肩吾前者，止足供棋酒笑具耳，其言固无足听也。乃初闻之而觉其佞，久而安焉，又久之而我之腑膈肺肠，渐与鲍鱼俱化矣。每一事出，我未行而百人耸之，我欲行而百人赞之;甚有以伤天害理之事，教我作阴骘行之者。门外之吞声者甚多，但我不及闻也，可畏也！故曰，友不可不择也。一曰：择言而听。凡谓我一行而人必不敢违者，耸我者也;谓我一行而人敢违者，激我者也。耸我之言，细思之而可惧;激我之言，洞察之而可笑也。昔沈文端先生尝有言曰：“凡以肤受来愬者，直笑曰，我不曾目见;有驾言毁骂主翁者，直笑曰，我不曾耳闻。”止此两语，遂使火盆地狱，化作清凉世界，皇天后土，实共闻之矣。某谓名不可以威成，财不可以怒取，凡以此等事诱我者，皆欲坏我之德，以自便其私者也。故曰，言不可不择也。一曰：择仆而役。每见蠹役贯盈，惧人覆算，遂如中山之狼，借我囊以自庇，不惟众怒难任，且恐豺狼之性，未能忘情于人肉也。且负人债者，冀投我而人不敢讨;犯王法者，冀投我而官不敢追。又他家旧仆坏事而逃，借我以抗其主;否则故主失势，又复叛而之他。如此等类，皆来贿我座客，钻我嬖人，啖我以美利，挨身而求进步。究之染指几何？乃使我失同袍之面，而招物议之尤，此惑之甚者也！又其甚者：乡中狡狯，思假我之声灵，以济其暴横，乃夤缘而入，甫得挂名卯簿，即公然肆行于市井，搆讼于公门;且假主人之威令为辞，遂使乡里为之侧目，官长为之枉法。我之左右，皆其耳目，悉锢蔽不令主知，即偶入主人之耳，又复代为解说，以惑主听，因而受害者遂控诉无门矣。抑闻长山邑大夫南公尝语人曰：“为令者他气犹好受，惟宦家大腹奴之气难受。”此真经历之语。其中愤、其言戚也。故曰，仆不可不择也。一曰：收敛族人。凡一人之望重，则举族之人，多窃其声灵，以作威福。力之大者，则把持官府;力之小者，则武断乡曲。甚且族人之奴仆亲戚，亦张我之旗帜，以欺山中之良懦，良可骇叹！况贵族威名，远迩藉甚，即时时收敛之，彼且人人以给谏为名，若稍加阿护，则邑中之太爷公第，无空闲处所矣。凡此者，恶虽出于众作，怨实丛于一人，所当与门下人同一钳束者也。故曰，族人不可不收敛也。凡此数者，皆弟之所目击而心热，非实有其事不敢言，非实有其人不敢道也。弟之言无可凭信，即先生问之他人，亦必以余言为诬。但祈先生微行里井而私访焉，倘有一人闻孙宅之名而不咋舌咬指者，弟即任狂妄之罪而不敢辞。先生存心何等菩提！乃使桑梓愚民，闻声而股栗，诚不知其可矣。曩者刘孔集自武康归，先生尝谓之曰：“姜桂之药，亦宜相人而施。”某之言真辣于姜桂矣！如可节取，则电毕而火之;如其荒谬，即不妨暴之同人，以彰吾过。弟年来无他进益，然能知非矣。断不敢谬执己见以自是也。临颖不胜悚仄之至！[3]124-126 蒲松龄在信中，直言不讳地规劝孙蕙应该“五择”，这需要何等的胆识啊！这“五择”，恰是孙蕙的致命伤。一个七品京官的族人奴仆，竟横行到令“桑梓愚民，闻声而股栗”，该是何等的霸道啊？而这一现象在淄川竟持续了若干年。当时淄川县在朝中做官者不少，也大都比孙蕙的品级高，但却无人敢捅孙家这个马蜂窝。只有身处草野的蒲松龄，为了桑梓百姓的安危，竟冒着与朋友绝交和被其族人奴仆报复的危险，向孙蕙递上了这封言辞激烈的书信。据说孙蕙得书惊叹，立饬其下，皆敛戢迹。可以说，蒲松龄的这一封信，起到了救淄川百姓于水火之奇效。
也许有人会质疑，孙蕙的族人奴仆有那么霸道吗？请看在孙蕙死后，同邑好友高珩撰写的《户科给事中树百孙公墓志铭》便知分晓。《墓志铭》中这样写道：“夫流俗之日下也，凌弱暴寡，自以为豪，而般水一隅，遂不幸为山左屈指焉。予不佞，心窃惜之。偶命笔，成《还淳小约》一书。君见之，深以为然，因取其书去，将梓之。盖君之居桑梓也，律己以正，存心以仁，严饬家仆，咸恂恂奉法无忒，一洗般阳故习矣。” [1]1066 高珩毕竟是位笃信佛教的仁人君子，为一位死人写墓志铭，会有很多的避讳。尽管如此，我们从这段文字中也不难看出孙蕙的族人仆役，仗其为官之势，为害一方之烈。“凌弱暴寡，自以为豪”，竟到了“般水一隅，遂不幸为山左屈指”的地步。只是在孙蕙“严饬家仆”，使其“恂恂奉法”，才“一洗般阳故习矣”。
孙蕙在户部给事中的职位上只待了四年，康熙二十三年（1684），因丁父艰而回籍。大概平素酒色过度，导致他“秉质素弱” [1]1066 。《墓志铭》中说，孙蕙读礼期间，“偿就一楚客之善养生者，习回风混合之术。上岁（康熙二十五年春），访医南服，于匡庐五老峰颠，危坐者数日”，“不虞归甫数日，已翩翩观化” [1]1066 。孙蕙卒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三月初六，享年仅55岁。有人说孙蕙的死因是因父死“悲痛欲绝，不能节哀保重，以致哀伤过度一病不起”。非也，孙蕙真正的死因，是因习练“回风混合之术”不得其法，走火入魔而亡。
孙蕙生前，对诤友蒲松龄的规劝，能闻过则喜，从谏如流，严饬族人奴仆，令其收敛恶习，这也令他保住了一份良好的晚节。
当然，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春孙蕙病故之后，孙氏家族也就迅速败落，一蹶不振了。树倒猢狲散，失去依仗的族人、恶奴，也就不足为害了。
二、仗义执言 为民请命
清朝初年，战争连绵不断，人口锐减，经济凋敝。为了增加田赋来源，清顺治、康熙年间，全国各地都分别实施过土地清丈措施。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在地方政府和乡绅们的主持下，淄川的清丈土地总算草草完成了。当时，府道衙门要求各乡村必须誊抄七份名册上呈。各个乡村由于缺乏誊抄人手，完不成册数，有关人员便相继被无端敲扑关押，闹得人心惶惶，逃亡无数，动荡不已。面对这一人祸，蒲松龄拍案而起，立即給乡前辈高珩写了《上高司寇念东先生》，呈送给当时居家修养的礼部侍郎高珩，为民请命。《上高司寇念东先生》云：
丈地大举，蒙诸老先生拮据经年，始得草草就序。前蒙守道催提，莫敢延缓，业已造册投县矣！蔀屋小人，自幸息肩，方且斗酒相劳，忽而牌甲扣扉，倒屣奔出，方将问其何作，则言未出而黑索已加颈矣。骇极不知何故。既就道，始研诘之，则以官责七本，而伊册二本故也。既见官，官怒，挞楚寄仓，此非所谓不教而杀，慢令致期者耶？三日以来，仓中人气不得喘，而擒捉未休。其漏脱者，藏之窟室，眼不遑瞬，腕不停挥，造就两三本，始敢出头来献，冀可姑免敲扑，而亦挞亦收，竟与一本者同罪，是非七本一时俱到，断断有所不可也。牌甲叫号，鸡犬不宁，而又有无赖者，索贿卖放而擒其邻保，蔓延之害，何可胜言！窃思巨镇大疃，地亩烦多，固非咄嗟可办，若小村地不过数段，似亦易了。而十室之村，又苦无识一丁者，亦复如何也？即雇人缮写，而一本须钱数百，赴城印册一张，亦须两文，势必挨户醵钱。而期间又有豪强之抗拒，悭吝之推诿，迨钱集而日月已数易矣;况牌甲在门，首莫敢伸，而何能敛钱造册乎？计无复之，但有一逃。耆地逃，则咎书算;书算逃，则咎步弓;步弓逃，则咎其邻;邻复殃邻，而一村空矣。试问此举，徒欲得八百村之人而敲楚之乎？抑欲其造册也？如止欲敲楚之，更当加人而擒之;如欲造册，则仓可满而册不可完也。如宽其时日，则数日来已有四五本告成者矣。今既不能减去一二本，为里下造无穷之福，莫若先以二本慰其去，而续以五本备其来。少缓须臾，则阖县安生，皆老先生覆载之恩也！[3]124-125
由于蒲松龄的及时陈情，经高珩出面协调干预，一场由官府人为制造的动乱，及时地平息了。在那个年代，能像蒲松龄这样把老百姓的疾苦挂在心上的人实在是太少了，这可能也是他终身难以踏进仕途的原因吧。与民心近者，自然就与官府远;与官府远者，自然就飞黄腾达难。古今一理。
三、宁伤友情 不背公义
康熙四十八年（1709），淄川漕粮经承康利贞妄自提高漕粮征额，引起阖县公愤。在蒲松龄等人的不懈抗争下，康利贞被免去差使，挟带已征粮款赴德州不归。
康熙四十九年（1710），康利贞声称得到王士禛的荐举复任该职，得意洋洋地回到淄川。蒲松龄闻讯后，立即写了《与王司寇》，向王士禛如实做了汇报。书曰：
尺书久梗，但逢北来人，一讯兴居，闻康强犹昔，惟重听渐与某等。窃以刺刺者不入于耳，则琐琐者不荥于怀，造物之废吾耳，正所以宁吾神。此非恶况也，不知以为然否？蒙惠新著，如获拱璧。连日披读，遂忘昼曛。间有疑句，俟复读后再请业耳！适有所闻，不得不妄为咨禀：敝邑有积蠹康利贞，旧年为漕粮经承，欺官害民，以肥私橐，遂使下邑贫民，皮骨皆空。当时啧有烦言，渠乃腰缠万贯，赴德不归。昨忽扬扬而返，自鸣得意，云已得老先生荐书，明年复任经承矣。于是阖邑皆惊，市中往往偶语，学中数人，直欲登龙赴愬。某恐搅挠清况，故尼其行。而不揣卑陋，潜致此情。康役果系门人纪纲，请谕吴公别加青目，勿使复司漕政，则浮言息矣。此亦好事，故敢妄及。呵冻草草。 [3]137 是年，王士禛先生“忽婴疡症” [4]226 ，正在新城老家卧床调理。蒲松龄与王士禛虽然地位悬殊，但相交莫逆。得信后，王士禛立即收回成命，与康利贞断绝往来，使康利贞阴谋未能得逞。
但是，康贼一计不成，仍不死心，又贿赂赋闲在家的谭再生，由其疏通关节，让时任淄川知县的吴堂再次起用康利贞任漕粮经承。蒲松龄得知这一消息后，会同他人写了《与张益公同上谭无竞再生进士》書，请求谭再生不要推荐蠹役康利贞东山再起。书中说：
数载专城，能为赵抚所称，则经济可知矣。吾乡巷无居人，遂使虎而冠者吞啖殆尽，不惟不敢声，并不敢息。康熙四十八年，康利贞为漕粮经承，妄造杂费名目，欺官虐民，每石派至二两一钱零，此亘古所未有，而自彼创之，阖县皆为切齿！四月中，藩台访其蠹状，行文到县，使不得复入公门，大众闻之，无不欢腾！今闻其厚赂显者，荐使复其旧任，想一啖人肉而不忘其美，故不惜重金以购之也，闻者莫不失色！适值老先生家居，方将共求为一邑砥柱，始知利贞即叛渔洋而营窟于先生之门者也。老先生出福苍生，处覆桑梓，且能驾驭之，必能进退之;亦勿失其吞啮之性，但使为猫，勿使为虎，可以改役别科，则其流毒有限。某等皆挑脚汉，福德无穷，皆受之老先生也。[3]138
谭再生何许人也？蒲松龄同乡老友也。谭再生，字无竞，别字眉樵，淄川县人，康熙三十二年（1693）中举，三十九年（1700）成进士，授湖广溆浦县知县。《淄川县志·人物志·重续循良》记载：谭再生“少有隽才，力学文章，名誉籍甚” [5]69 ，“任湖南溆浦令，地近瑶苗，民朴而愚。钱粮单头户头之累，积弊已久，往往激生事端。再生廉知其情，为设便民滚单，使自封投柜，包揽拖累之弊，为之一清。百姓欢呼，如释重负。父老相与太息曰：‘百余年来，无此贤令尹矣！’” [5]69
从地方志记载来看，谭再生倒也属循良之辈。但在康利贞问题上，连贵为吏部尚书的王士禛在听了蒲松龄的劝告之后，也毅然弃康利贞而不顾，而谭再生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强为蠹役康利贞出头。这就难怪蒲松龄会对他言辞激烈，不留情面了。蒲松龄的信既痛斥了康利贞欺官虐民的罪行及为官府驱逐的经过，也毫不隐晦地嘲讽了谭再生接受蠹吏康利贞贿赂，为其东山再起营谋的背德之行。
为了公众利益，蒲松龄不顾个人情面，言词激烈，真是“不复恤受者之难堪”。尽管他以为“此吾所无愧良朋也者”，为公理不顾私情，过后也并未放在心上，然而谭再生却认为蒲松龄坏了他的好事而记恨在心，终生不忘。当谭再生丧妻时，蒲松龄还前往吊唁，“代为邑邑”，而自己失偶时，谭再生却“无片言” （下转第48页）
（上接第31页）
相慰。更有甚者，康熙五十二年（1713），当蒲松龄听说谭再生卸任隆平知县回家赋闲时，立即派遣儿子前往问候。可谭再生“竟无一言”问及他，这更使蒲松龄大失所望。从此，两人持续了四十年的交情彻底断绝了。宁伤友情，不背公义，这就是刚直不阿，急公好义的蒲松龄的本色。
参考文献：
[1]高珩.栖云阁全集卷十三·户科给事中树百孙公墓志铭[M].蒲泽，高鹏，标点校注.北京：中国
文史出版社，2017.
[2]王培荀.乡园忆旧录[M].蒲泽，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93.
[3]蒲松龄.蒲松龄集[M].路大荒，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6.
[4]伊丕聪.王渔洋先生年谱[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
[5]淄川县志三续本卷六·人物志·重续循良[G].民国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