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郑小瑛，1929年生，永定人，新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曾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1989年组建“爱乐女”室内乐团，后在其基础上组建了“爱乐女”交响乐团，为中国第一个女子交响乐团；1998年应邀组建厦门爱乐乐团并担任艺术总监。
一个月的时间里，85岁的郑小瑛刚在大连举行了音乐会，就飞到武汉在第二届中国歌剧节论坛上观摩了16部歌剧，还在闭幕式上执棒了一曲，接着又去清华大学讲课，再到央视做嘉宾，完了飞长沙再排演一套音乐会。转了一圈回厦门，还没休息几天，她又飞到了乌鲁木齐。
这样忙碌的节奏，对郑小瑛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
2013年从厦门爱乐乐团艺术总监的位子上退下来后，郑小瑛并没有停下脚步，像人们所想的那样，退休归隐，做个悠闲的老太太。她用行动在说：“来！跟我走！一切还在进行中呢！”
创立边讲边演的“郑小瑛模式”
“大家好，我是郑小瑛，请大家安静。”只要是郑小瑛当指挥，观众的目光就会随着她的话语集中到她身上。接着，她会将剧情、创作背景、音乐主题，甚至最基础的礼仪讲解一番，之后演出才真正开始。
歌剧还能这样听？这在郑小瑛的演艺生涯中可不是什么新鲜事。
对国内的观众来说，过去交响乐、歌剧这些可都是“阳春白雪”，因为“曲高”，所以“和寡”，是有文化的人才听的玩意儿。郑小瑛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让“阳春白雪，和者日众”，她边讲边演，坚持了30多年。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978年的秋天，“文革”刚刚结束，北京石景山影剧院里，中央歌剧院复排的歌剧《茶花女》即将上演。观众们早早来到了剧场，交头接耳等待演出的开始。不过当郑小瑛举起指挥棒，哀婉的序曲奏响时，说话声并没有停下来。
“看戏嘛，大家都等待着大幕升起，根本没把乐池里的你当回事，有的嗑瓜子，有的吃花生，还有孩子在场下乱跑，乱哄哄的就像是集贸市场。”郑小瑛被眼前的场景吓到了，“我等着他们安静下来，可是没有见过歌剧的观众认为舞台大幕没开，戏就没有开始，我只能苦笑着开始演奏。”乐队也在本该用弱音的情况下放大了音量。
到了幕间休息的时候，还有年轻人跑到乐池边上，探头探脑地对郑小瑛说：“怪不得这么齐呢，敢情这儿还有个打拍子的。喂，打拍子的阿姨，你们这光唱不说的叫什么戏呀？”
“你能抱怨观众吗？不能。十年‘文革’，大家都是听着样板戏长大的，歌剧对他们来说，就像是怪物。”面对这样的场景，郑小瑛倒是完全理解，“但是，我希望自己的劳动至少得让人明白什么是歌剧。我想了许久，决定自己弄一个20分钟的歌剧音乐讲座。”
想法虽然有了，实施起来却不大容易。观众得知道开演前还有讲座，才会提前到剧场来，可是歌剧院方面并不想增加宣传费，怎么办？郑小瑛就请人在售票处贴了一张告示。
“因为不想强加于人，我没有把讲座安排在大厅里，这样也不会被陆续进场的观众打扰。那时，我用一个小小的录音机，把音乐主题录进去，再画一张歌剧音乐主题谱例的‘大字报’，就带着这两样东西到门口去吆喝，让观众知道开演前在休息厅里有个音乐讲座，欢迎有兴趣的同志们来听听。”回忆起当初的激情岁月，郑小瑛显得很兴奋，“经过‘文革’的浩劫，人们如饥似渴地希望多知道点音乐知识。既然我知道得多一点，就有义务与大家分享，于是从1978年开始，我就尽力做一些音乐普及。”
有一次在邯郸演出，没有休息厅，郑小瑛在剧场门口操个小板凳，站在上面就讲。“大家议论纷纷问她是干什么的？卖膏药的吧！演出一开始，哦，才发现我是‘打拍子的’。”
很快，郑小瑛就发现观众需要的是艺术家的真情。有一回她实在忙不过来，不能赶去剧场开音乐讲座了，就把事先做好的录音放在休息室里播放，事后她发现压根就没人驻足倾听。“当时我就懂了，当观众看见你不怕辛苦地站在那里，苦口婆心地希望他多懂一点，他就很自然地愿意走近你和你的音乐。”
对于很多人来说，指挥家高高在上，背对观众，大多数时间连正脸都看不见。郑小瑛在这个职业群体里，显得有些“另类”。她热衷于当义务老师，给观众们讲解如何欣赏歌剧。这些深入浅出的小讲座，渐渐出了效果。甚至有晚到的人为了听全它，特意再买一张第二天的票。
“做普及讲座的准备工作有时比我给大学生上指挥专业课还要困难，因为时间要压缩在20分钟之内，而且要用深入浅出、大家都能听得瞳的语言，要避免音乐术语，我的老伴儿是个音乐外行，我就让他做我的第一听众。他如果听得懂，大概别人都能听懂了。”
“我总是提醒年轻人，我们的任务就是用自己的劳动来和大众共享人类的优秀音乐遗产，来推动我国交响乐事业与世界文化的沟通交流。观众的欢迎、喜悦，就是我们的收获，我们只有看重自己的事业，才能获得社会对我们的尊重。”郑小瑛说。
不过那时，也有些圈内人并不看好郑小瑛的行为。“他们认为我是多此一举，一个指挥，做好演出就够了，观众是否能听懂是他们自己的事情。”郑小瑛不这么看，“‘和者日众’不是等待，而是积极地通过高质量的演奏为大家开拓新鲜的听觉审美观，通过亲切易懂的方式，用文字和语言打消听众的距离感，帮助大家逐渐走进‘阳春白雪’的天地。”
有一回，郑小瑛在上海指挥迪里拜尔的演唱会。有人劝她：“上海的行家很多，您就别讲解了。”她却说：“只要有一位听众需要，我就会一直讲下去。”正是她的坚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音乐，爱上音乐。
“我多次听到人们对我说：‘郑老师，自从30年前听过你的一个讲座（或一次音乐会），那真是意外的收获，却是永恒的纪念，它改变了我人生的追求，改变了我的音乐观和审美观。’”几年前郑小瑛在杭州演出，一对老教授夫妻带着孙女弹钢琴的照片到后台找她，并递上了一封感人的信，信中提到“当年郑老师曾在这里站在一个肥皂箱子上为大家讲解《卡门》”，从而启蒙了他们全家对音乐的热爱。 “这才是让我最最开心的事情，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郑小瑛说，“但是培养大众对高雅音乐的爱好不是听一两次音乐会就能获得的，这需要一个感受和理解的过程，逐渐使它变成生活的需要。”
爱乐女“走穴”不为钱
1988年，郑小瑛偕中央歌剧院参加香港国际表演艺术节、澳门国际音乐节和芬兰萨翁林纳国际歌剧节，指挥歌剧《蝴蝶夫人》《卡门》和中国交响乐音乐会，港澳近百篇报评提到郑小瑛的指挥，认为她是“第一流”的，“居功至伟”。《赫尔辛基新闻报》写道：“可以肯定地说，郑小瑛是这个乐队首席指挥的正确人选。”
这年冬天，她应邀前往芬兰，指挥瓦萨歌剧院的《蝴蝶夫人》16场，《新芬兰报》打出大标题：“大师自中国来！”文中不吝溢美之词：“没有任何普契尼想要强调的极为细腻的感情色彩被粗心忽略，这简直是奇迹，令人惊叹！”
然而，表面风光的背后，却有着不为人知的隐痛。
一直以来，高雅艺术相对于其他艺术形式来说，都处于比较小众的地位，很难成为主流文化。而开放的文化，让越来越多艺术形式充斥人们的视野，高雅艺术的普及面临的障碍，也随之多了起来。
郑小瑛回忆：“‘文革’以后，中央歌剧院的同志们热情很高，很团结、很努力，有一股在废墟上重建歌剧的劲头儿。但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港台流行音乐席卷内地，一个香港、台湾歌星唱一首歌就财源滚滚，而我们演出难度大得多的《茶花女》，演出一场一个人才补助5块钱。在这种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下，大家心里不高兴，文艺团体普遍怠工的现象出现了。于是，有本事的主要演员也出去‘走穴’挣钱了，也有人改唱流行歌曲了，乐队的首席们也钻棚给流行歌手伴奏去了。”
对于这些，郑小瑛深有体会。
“那几年，几百人的歌剧院每年演出不到10场，作为一个指挥，我想要做点什么，但是什么也做不成。国内没活儿干，国外有歌剧院来邀请我指挥，我又没自由。”郑小瑛说，“1991年，我终于下决心‘挥泪’离开我心爱的歌剧指挥岗位，主动要求离休。不是想休息，而是发现（离休）有个好处，国外邀请我时，电话可以直接打到我家，我说YES，就可以走了。我很兴奋，第一次享受到了自己安排工作的自由。”
离开并不意味着结束。
“我非常热爱歌剧和交响乐，可我却无法挽回严肃音乐下滑的趋势。”面对这样的情形，郑小瑛很是无奈。
对此，大提琴家司徒志文、小提琴家朱丽也有同样的感触。郑小瑛回忆：“有一次我们三人凑到一块儿，偶然说起了大家深有同感的问题，我们都希望年轻人能有更多机会了解高雅音乐的美妙，能不能联络一批热爱音乐事业又可以不计报酬的志愿者，组建一个旨在为年轻人普及交响乐知识的室内乐团，义务地把交响乐送到学校去呢？”
说干就干，她们立马打起了电话，联系各自认识的音乐家。“没想到居然有十几人响应，把我们高兴坏了。“当时愿意参加无偿演出的几乎全是女同胞，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孟姜女、莫愁女，我一想，就叫‘爱乐女’吧！”郑小瑛说。
就这样，1989年12月，爱乐女室内乐团这个不发工资、不评职称、自筹经费的志愿者乐团诞生了。
“那个年代流行‘走穴’，约人演出抓起电话第一句都要问清楚有多少钱。但是爱乐女们从不计较，直接问到哪里集合。大家往往是从各自单位下班后，就立刻赶来。”对于团员们的奉献，郑小瑛很是感动，“有一次到昌平的石油大学演出，二胡演奏家宋飞是我们接车的最后一站，那天下着大雪，因为路滑，车子迟到了一个多小时，那时还没有手机。我们都猜想宋飞可能已经走掉了，没想到，远远看到她拎着两把二胡在雪地里不停地跺脚，就这样在寒风中等了一个多小时。”
1995年的夏天，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为了向世人呈现中华女性的音乐形象，郑小瑛又在爱乐女室内乐团基础上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女子交响乐团——爱乐女交响乐团。那时候，女性管乐手在社会上并不多，郑小瑛亲自去各个中学摸情况，司徒志文甚至从台湾找来稀有的管乐女老师和学生，最后竟然凑到了108人。
从1990年3月9日首演到1996年9月宣布解散的6年半里，爱乐女创下了在60多所大学、中学和厂矿、农村为23万听众义务演出300多场的纪录，推动了中西合璧室内乐的创作，也为日后成名的宋飞、章红艳、杨光等人提供了最初的实践舞台。
1996年8月，由于在中央乐团改革的影响下，各团逐渐恢复上班，爱乐女的最后一场演出在北京音乐厅上演。演出结束的时候，郑小瑛向观众们宣布了这个消息。“我没有向观众讲原因，只说我们不得不停止了，结果观众都愣了。”
有人从台下递了张纸条给她，上面写着：“爱乐女，我们已经这么喜欢你们，你们一定不能解散，我们太需要你们了。”
“纸条竟被眼泪打湿了，我非常感动。宣布解散之后，我才感觉到人们是那么需要我们，有一封来信就说，郑老师，你们光顾埋头拉车了，都没注意后面上来多少人，你们半路把车撂了，这些人怎么办呢？”郑小瑛回忆说。
然而爱乐女的解散，对于郑小瑛来说，不过是另一段征程的序幕。
1997年，接了一通电话后，年近古稀的郑小瑛打包行囊，应邀来到了陌生的故乡福建。从此，她定居厦门，在厦门市委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组建了我国第一个“公助民办”性质的乐团——厦门爱乐乐团，并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把它打造成了厦门的“烫金名片”。
女指挥又怎样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位女指挥家，郑小瑛的女性身份，经常被人拿来说道。
“指挥是一个音乐集体表演中的司令员，有一个庄重的形象这很重要。一般来讲，西方的一些女指挥，有的比较追求男性化，穿男士的燕尾服、长裤，让人觉得她们也许不够自信。我没有这种负担，所以一开始我指挥的演出服装就是黑色的长裙。”郑小瑛说，“指挥是一个音乐表演集体的司令员，你必须要有领导者的自信。你要面对台上台下那么多男性的目光，保不齐有人就不信任你，你说话他可能连看都不看你，如果你因此心里犯嘀咕，老在担心是否有人不喜欢自己，那就没有时间看总谱，也没有自信率领大家一起来诠释音乐了。” 在郑小瑛面前，性别不是问题、年龄不是问题、病痛不是问题、钱不是问题。
“乐团下基层演出，长途跋涉是常事，最多的一次七天坐了两千公里大巴，年轻人都腰酸背痛，老太太跟没事人似的；有的地方没有音乐厅，只能在体育馆里演出，冬天冷得像冰窖，她允许团员们在演出服里面加着黑色厚衣物保暖，自己依然是招牌的白衬衫、黑套裙。”程远说。
程远曾经是郑小瑛的助理，她和郑小瑛既像母女又像姐妹。“外出演出常吃自助餐，作为助理又是晚辈，一开始我会帮老太太多拿点，让我目瞪口呆的是：我们年轻人会剩菜，八旬高龄的她不会。无论你给她什么、给她多少，她肯定很负责任地、不怕困难地‘光盘’。老太太不只是不浪费，胃口也的确了得。有次电视台想采访高寿指挥家的养生之道，她爽朗地笑了：‘采访我的养生？那您甭打算播出了。我的习惯是喝凉水吃剩菜，最喜欢高盐高糖重口味，冰箱里拿出来就上桌！’”
郑小瑛还是个新潮的老太太，微博、微信、博客全都有，而且还玩得很溜，经常在深夜里更新。
2013年3月，她在微博上得知自己被推荐为厦门市文联名誉主席，当下转发了微博，还跟帖称：“哇！我不知道啊！太不好意思啦！这么老的‘80后’，已不可能再为厦门做什么了呀。”80多岁的老太太卖起萌来，一点都不输给年轻人。
要知道，郑小瑛可是中国第一批学会用电脑的人。
“我1992年去美国看女儿的时候，看到美国人都已经在使用电脑了，非常羡慕。我尝试着动一动我女儿的电脑，她吓坏了，连声说您可别碰，里面的数据都很重要。在她眼里，我就是个乡下老太太！”郑小瑛可不认输，在美国就找到了一个工科博士粉丝帮忙，请她在三天之内教会她用电脑。“回国买到电脑后，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女儿发个电子邮件，显摆显摆，没有你我也会用电脑啦。”郑小瑛笑着说。
快人快语的她，经常不平则鸣。就拿为表演者送花这件事来说，郑小瑛也有自己的看法：“在我们的舞台上，很多是主办方自己买花来献。有时竟变成了刻意安排、用以标榜自我的表演，一首歌还没有唱完，送花者就上去了，一束，两束，眼看歌者都没有手来接了，还送上第三束，边唱边往下掉，还怎么拿话筒？怎么能集中注意力歌唱？”还有表演者自己买花托人送给自己的，“居然不只有假唱、假奏，还有假送花！”
对于弄虚作假的事情，郑小瑛更是厌恶之极。2006年6月底，她应邀前往央视录制《长江之歌》播出的特别纪念音乐会，根据电视台的要求，她不得不跟着事先录好的音乐“假指挥”。这在别人看来很小的一件事，郑小瑛却过不了心里的这道坎，还特意写了博文自我曝光，向大家蝴。
对待音乐，她一直秉承着严肃的专业态度。
“文革”期间，郑小瑛曾在中国京剧团工作，医院给她在上海的母亲下了病危通知书，可是剧团正好有场很重要的彩排，没办法请假。“虽然知道她已病危，我也无法离开，演出进行中，我发现爱人和孩子突然在侧幕等我，我感觉有不好的事发生了，但还是坚持演完后，才在后台放声大哭了一场。”郑小瑛说。
“作为一个指挥，我不愿意在演奏员面前流露出我在努力克服着什么，以求得大家的同情和原谅。”第一次指挥《卡门》的时候，郑小瑛在前一天因为公交车急刹车导致胸前软骨挫伤，但她一声都没吭，依然强忍着伤痛上场。她觉得，“这些事情必须自己承受，有些困难必须自己克服。”
郑小瑛的女儿郑苏说：“回想起来，虽然我从小跟妈妈一起度过的时间挺有限的，但是我妈妈非常看重做人的原则，我相信还是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影响。比如说，我妈妈说一个女人要靠自己的事业自立，事业始终要摆在第一位。虽然在我的生活中，并没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不过，今天我能成为唯一从中国大陆出来，在美国大学里获得终身教授地位的民族音乐学家，这些原则毕竟是有很大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我要谢谢妈妈。”
一个月的时间里，85岁的郑小瑛刚在大连举行了音乐会，就飞到武汉在第二届中国歌剧节论坛上观摩了16部歌剧，还在闭幕式上执棒了一曲，接着又去清华大学讲课，再到央视做嘉宾，完了飞长沙再排演一套音乐会。转了一圈回厦门，还没休息几天，她又飞到了乌鲁木齐。
这样忙碌的节奏，对郑小瑛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
2013年从厦门爱乐乐团艺术总监的位子上退下来后，郑小瑛并没有停下脚步，像人们所想的那样，退休归隐，做个悠闲的老太太。她用行动在说：“来！跟我走！一切还在进行中呢！”
创立边讲边演的“郑小瑛模式”
“大家好，我是郑小瑛，请大家安静。”只要是郑小瑛当指挥，观众的目光就会随着她的话语集中到她身上。接着，她会将剧情、创作背景、音乐主题，甚至最基础的礼仪讲解一番，之后演出才真正开始。
歌剧还能这样听？这在郑小瑛的演艺生涯中可不是什么新鲜事。
对国内的观众来说，过去交响乐、歌剧这些可都是“阳春白雪”，因为“曲高”，所以“和寡”，是有文化的人才听的玩意儿。郑小瑛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让“阳春白雪，和者日众”，她边讲边演，坚持了30多年。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978年的秋天，“文革”刚刚结束，北京石景山影剧院里，中央歌剧院复排的歌剧《茶花女》即将上演。观众们早早来到了剧场，交头接耳等待演出的开始。不过当郑小瑛举起指挥棒，哀婉的序曲奏响时，说话声并没有停下来。
“看戏嘛，大家都等待着大幕升起，根本没把乐池里的你当回事，有的嗑瓜子，有的吃花生，还有孩子在场下乱跑，乱哄哄的就像是集贸市场。”郑小瑛被眼前的场景吓到了，“我等着他们安静下来，可是没有见过歌剧的观众认为舞台大幕没开，戏就没有开始，我只能苦笑着开始演奏。”乐队也在本该用弱音的情况下放大了音量。
到了幕间休息的时候，还有年轻人跑到乐池边上，探头探脑地对郑小瑛说：“怪不得这么齐呢，敢情这儿还有个打拍子的。喂，打拍子的阿姨，你们这光唱不说的叫什么戏呀？”
“你能抱怨观众吗？不能。十年‘文革’，大家都是听着样板戏长大的，歌剧对他们来说，就像是怪物。”面对这样的场景，郑小瑛倒是完全理解，“但是，我希望自己的劳动至少得让人明白什么是歌剧。我想了许久，决定自己弄一个20分钟的歌剧音乐讲座。”
想法虽然有了，实施起来却不大容易。观众得知道开演前还有讲座，才会提前到剧场来，可是歌剧院方面并不想增加宣传费，怎么办？郑小瑛就请人在售票处贴了一张告示。
“因为不想强加于人，我没有把讲座安排在大厅里，这样也不会被陆续进场的观众打扰。那时，我用一个小小的录音机，把音乐主题录进去，再画一张歌剧音乐主题谱例的‘大字报’，就带着这两样东西到门口去吆喝，让观众知道开演前在休息厅里有个音乐讲座，欢迎有兴趣的同志们来听听。”回忆起当初的激情岁月，郑小瑛显得很兴奋，“经过‘文革’的浩劫，人们如饥似渴地希望多知道点音乐知识。既然我知道得多一点，就有义务与大家分享，于是从1978年开始，我就尽力做一些音乐普及。”
有一次在邯郸演出，没有休息厅，郑小瑛在剧场门口操个小板凳，站在上面就讲。“大家议论纷纷问她是干什么的？卖膏药的吧！演出一开始，哦，才发现我是‘打拍子的’。”
很快，郑小瑛就发现观众需要的是艺术家的真情。有一回她实在忙不过来，不能赶去剧场开音乐讲座了，就把事先做好的录音放在休息室里播放，事后她发现压根就没人驻足倾听。“当时我就懂了，当观众看见你不怕辛苦地站在那里，苦口婆心地希望他多懂一点，他就很自然地愿意走近你和你的音乐。”
对于很多人来说，指挥家高高在上，背对观众，大多数时间连正脸都看不见。郑小瑛在这个职业群体里，显得有些“另类”。她热衷于当义务老师，给观众们讲解如何欣赏歌剧。这些深入浅出的小讲座，渐渐出了效果。甚至有晚到的人为了听全它，特意再买一张第二天的票。
“做普及讲座的准备工作有时比我给大学生上指挥专业课还要困难，因为时间要压缩在20分钟之内，而且要用深入浅出、大家都能听得瞳的语言，要避免音乐术语，我的老伴儿是个音乐外行，我就让他做我的第一听众。他如果听得懂，大概别人都能听懂了。”
“我总是提醒年轻人，我们的任务就是用自己的劳动来和大众共享人类的优秀音乐遗产，来推动我国交响乐事业与世界文化的沟通交流。观众的欢迎、喜悦，就是我们的收获，我们只有看重自己的事业，才能获得社会对我们的尊重。”郑小瑛说。
不过那时，也有些圈内人并不看好郑小瑛的行为。“他们认为我是多此一举，一个指挥，做好演出就够了，观众是否能听懂是他们自己的事情。”郑小瑛不这么看，“‘和者日众’不是等待，而是积极地通过高质量的演奏为大家开拓新鲜的听觉审美观，通过亲切易懂的方式，用文字和语言打消听众的距离感，帮助大家逐渐走进‘阳春白雪’的天地。”
有一回，郑小瑛在上海指挥迪里拜尔的演唱会。有人劝她：“上海的行家很多，您就别讲解了。”她却说：“只要有一位听众需要，我就会一直讲下去。”正是她的坚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音乐，爱上音乐。
“我多次听到人们对我说：‘郑老师，自从30年前听过你的一个讲座（或一次音乐会），那真是意外的收获，却是永恒的纪念，它改变了我人生的追求，改变了我的音乐观和审美观。’”几年前郑小瑛在杭州演出，一对老教授夫妻带着孙女弹钢琴的照片到后台找她，并递上了一封感人的信，信中提到“当年郑老师曾在这里站在一个肥皂箱子上为大家讲解《卡门》”，从而启蒙了他们全家对音乐的热爱。 “这才是让我最最开心的事情，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郑小瑛说，“但是培养大众对高雅音乐的爱好不是听一两次音乐会就能获得的，这需要一个感受和理解的过程，逐渐使它变成生活的需要。”
爱乐女“走穴”不为钱
1988年，郑小瑛偕中央歌剧院参加香港国际表演艺术节、澳门国际音乐节和芬兰萨翁林纳国际歌剧节，指挥歌剧《蝴蝶夫人》《卡门》和中国交响乐音乐会，港澳近百篇报评提到郑小瑛的指挥，认为她是“第一流”的，“居功至伟”。《赫尔辛基新闻报》写道：“可以肯定地说，郑小瑛是这个乐队首席指挥的正确人选。”
这年冬天，她应邀前往芬兰，指挥瓦萨歌剧院的《蝴蝶夫人》16场，《新芬兰报》打出大标题：“大师自中国来！”文中不吝溢美之词：“没有任何普契尼想要强调的极为细腻的感情色彩被粗心忽略，这简直是奇迹，令人惊叹！”
然而，表面风光的背后，却有着不为人知的隐痛。
一直以来，高雅艺术相对于其他艺术形式来说，都处于比较小众的地位，很难成为主流文化。而开放的文化，让越来越多艺术形式充斥人们的视野，高雅艺术的普及面临的障碍，也随之多了起来。
郑小瑛回忆：“‘文革’以后，中央歌剧院的同志们热情很高，很团结、很努力，有一股在废墟上重建歌剧的劲头儿。但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港台流行音乐席卷内地，一个香港、台湾歌星唱一首歌就财源滚滚，而我们演出难度大得多的《茶花女》，演出一场一个人才补助5块钱。在这种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下，大家心里不高兴，文艺团体普遍怠工的现象出现了。于是，有本事的主要演员也出去‘走穴’挣钱了，也有人改唱流行歌曲了，乐队的首席们也钻棚给流行歌手伴奏去了。”
对于这些，郑小瑛深有体会。
“那几年，几百人的歌剧院每年演出不到10场，作为一个指挥，我想要做点什么，但是什么也做不成。国内没活儿干，国外有歌剧院来邀请我指挥，我又没自由。”郑小瑛说，“1991年，我终于下决心‘挥泪’离开我心爱的歌剧指挥岗位，主动要求离休。不是想休息，而是发现（离休）有个好处，国外邀请我时，电话可以直接打到我家，我说YES，就可以走了。我很兴奋，第一次享受到了自己安排工作的自由。”
离开并不意味着结束。
“我非常热爱歌剧和交响乐，可我却无法挽回严肃音乐下滑的趋势。”面对这样的情形，郑小瑛很是无奈。
对此，大提琴家司徒志文、小提琴家朱丽也有同样的感触。郑小瑛回忆：“有一次我们三人凑到一块儿，偶然说起了大家深有同感的问题，我们都希望年轻人能有更多机会了解高雅音乐的美妙，能不能联络一批热爱音乐事业又可以不计报酬的志愿者，组建一个旨在为年轻人普及交响乐知识的室内乐团，义务地把交响乐送到学校去呢？”
说干就干，她们立马打起了电话，联系各自认识的音乐家。“没想到居然有十几人响应，把我们高兴坏了。“当时愿意参加无偿演出的几乎全是女同胞，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孟姜女、莫愁女，我一想，就叫‘爱乐女’吧！”郑小瑛说。
就这样，1989年12月，爱乐女室内乐团这个不发工资、不评职称、自筹经费的志愿者乐团诞生了。
“那个年代流行‘走穴’，约人演出抓起电话第一句都要问清楚有多少钱。但是爱乐女们从不计较，直接问到哪里集合。大家往往是从各自单位下班后，就立刻赶来。”对于团员们的奉献，郑小瑛很是感动，“有一次到昌平的石油大学演出，二胡演奏家宋飞是我们接车的最后一站，那天下着大雪，因为路滑，车子迟到了一个多小时，那时还没有手机。我们都猜想宋飞可能已经走掉了，没想到，远远看到她拎着两把二胡在雪地里不停地跺脚，就这样在寒风中等了一个多小时。”
1995年的夏天，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为了向世人呈现中华女性的音乐形象，郑小瑛又在爱乐女室内乐团基础上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女子交响乐团——爱乐女交响乐团。那时候，女性管乐手在社会上并不多，郑小瑛亲自去各个中学摸情况，司徒志文甚至从台湾找来稀有的管乐女老师和学生，最后竟然凑到了108人。
从1990年3月9日首演到1996年9月宣布解散的6年半里，爱乐女创下了在60多所大学、中学和厂矿、农村为23万听众义务演出300多场的纪录，推动了中西合璧室内乐的创作，也为日后成名的宋飞、章红艳、杨光等人提供了最初的实践舞台。
1996年8月，由于在中央乐团改革的影响下，各团逐渐恢复上班，爱乐女的最后一场演出在北京音乐厅上演。演出结束的时候，郑小瑛向观众们宣布了这个消息。“我没有向观众讲原因，只说我们不得不停止了，结果观众都愣了。”
有人从台下递了张纸条给她，上面写着：“爱乐女，我们已经这么喜欢你们，你们一定不能解散，我们太需要你们了。”
“纸条竟被眼泪打湿了，我非常感动。宣布解散之后，我才感觉到人们是那么需要我们，有一封来信就说，郑老师，你们光顾埋头拉车了，都没注意后面上来多少人，你们半路把车撂了，这些人怎么办呢？”郑小瑛回忆说。
然而爱乐女的解散，对于郑小瑛来说，不过是另一段征程的序幕。
1997年，接了一通电话后，年近古稀的郑小瑛打包行囊，应邀来到了陌生的故乡福建。从此，她定居厦门，在厦门市委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组建了我国第一个“公助民办”性质的乐团——厦门爱乐乐团，并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把它打造成了厦门的“烫金名片”。
女指挥又怎样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位女指挥家，郑小瑛的女性身份，经常被人拿来说道。
“指挥是一个音乐集体表演中的司令员，有一个庄重的形象这很重要。一般来讲，西方的一些女指挥，有的比较追求男性化，穿男士的燕尾服、长裤，让人觉得她们也许不够自信。我没有这种负担，所以一开始我指挥的演出服装就是黑色的长裙。”郑小瑛说，“指挥是一个音乐表演集体的司令员，你必须要有领导者的自信。你要面对台上台下那么多男性的目光，保不齐有人就不信任你，你说话他可能连看都不看你，如果你因此心里犯嘀咕，老在担心是否有人不喜欢自己，那就没有时间看总谱，也没有自信率领大家一起来诠释音乐了。” 在郑小瑛面前，性别不是问题、年龄不是问题、病痛不是问题、钱不是问题。
“乐团下基层演出，长途跋涉是常事，最多的一次七天坐了两千公里大巴，年轻人都腰酸背痛，老太太跟没事人似的；有的地方没有音乐厅，只能在体育馆里演出，冬天冷得像冰窖，她允许团员们在演出服里面加着黑色厚衣物保暖，自己依然是招牌的白衬衫、黑套裙。”程远说。
程远曾经是郑小瑛的助理，她和郑小瑛既像母女又像姐妹。“外出演出常吃自助餐，作为助理又是晚辈，一开始我会帮老太太多拿点，让我目瞪口呆的是：我们年轻人会剩菜，八旬高龄的她不会。无论你给她什么、给她多少，她肯定很负责任地、不怕困难地‘光盘’。老太太不只是不浪费，胃口也的确了得。有次电视台想采访高寿指挥家的养生之道，她爽朗地笑了：‘采访我的养生？那您甭打算播出了。我的习惯是喝凉水吃剩菜，最喜欢高盐高糖重口味，冰箱里拿出来就上桌！’”
郑小瑛还是个新潮的老太太，微博、微信、博客全都有，而且还玩得很溜，经常在深夜里更新。
2013年3月，她在微博上得知自己被推荐为厦门市文联名誉主席，当下转发了微博，还跟帖称：“哇！我不知道啊！太不好意思啦！这么老的‘80后’，已不可能再为厦门做什么了呀。”80多岁的老太太卖起萌来，一点都不输给年轻人。
要知道，郑小瑛可是中国第一批学会用电脑的人。
“我1992年去美国看女儿的时候，看到美国人都已经在使用电脑了，非常羡慕。我尝试着动一动我女儿的电脑，她吓坏了，连声说您可别碰，里面的数据都很重要。在她眼里，我就是个乡下老太太！”郑小瑛可不认输，在美国就找到了一个工科博士粉丝帮忙，请她在三天之内教会她用电脑。“回国买到电脑后，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女儿发个电子邮件，显摆显摆，没有你我也会用电脑啦。”郑小瑛笑着说。
快人快语的她，经常不平则鸣。就拿为表演者送花这件事来说，郑小瑛也有自己的看法：“在我们的舞台上，很多是主办方自己买花来献。有时竟变成了刻意安排、用以标榜自我的表演，一首歌还没有唱完，送花者就上去了，一束，两束，眼看歌者都没有手来接了，还送上第三束，边唱边往下掉，还怎么拿话筒？怎么能集中注意力歌唱？”还有表演者自己买花托人送给自己的，“居然不只有假唱、假奏，还有假送花！”
对于弄虚作假的事情，郑小瑛更是厌恶之极。2006年6月底，她应邀前往央视录制《长江之歌》播出的特别纪念音乐会，根据电视台的要求，她不得不跟着事先录好的音乐“假指挥”。这在别人看来很小的一件事，郑小瑛却过不了心里的这道坎，还特意写了博文自我曝光，向大家蝴。
对待音乐，她一直秉承着严肃的专业态度。
“文革”期间，郑小瑛曾在中国京剧团工作，医院给她在上海的母亲下了病危通知书，可是剧团正好有场很重要的彩排，没办法请假。“虽然知道她已病危，我也无法离开，演出进行中，我发现爱人和孩子突然在侧幕等我，我感觉有不好的事发生了，但还是坚持演完后，才在后台放声大哭了一场。”郑小瑛说。
“作为一个指挥，我不愿意在演奏员面前流露出我在努力克服着什么，以求得大家的同情和原谅。”第一次指挥《卡门》的时候，郑小瑛在前一天因为公交车急刹车导致胸前软骨挫伤，但她一声都没吭，依然强忍着伤痛上场。她觉得，“这些事情必须自己承受，有些困难必须自己克服。”
郑小瑛的女儿郑苏说：“回想起来，虽然我从小跟妈妈一起度过的时间挺有限的，但是我妈妈非常看重做人的原则，我相信还是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影响。比如说，我妈妈说一个女人要靠自己的事业自立，事业始终要摆在第一位。虽然在我的生活中，并没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不过，今天我能成为唯一从中国大陆出来，在美国大学里获得终身教授地位的民族音乐学家，这些原则毕竟是有很大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我要谢谢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