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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荣誉面前谦让些,在胜利面前谨慎些”。这是唐亮在札记中写的话。被称为“军中老实人”的唐亮,在革命生涯中把人民利益看得至高无上。本刊特发《唐亮整顿军政大学》、《唐亮接管开封》,以纪念他诞辰百周年。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批准唐亮到军政大学工作
要谈唐亮到军政大学工作,还得从唐亮离职休养说起。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唐亮的健康状况就逐渐恶化,有时甚至需要抢救。1958年,担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的唐亮病倒,不能参加正常工作。但唐亮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仍坚持边工作边休息。长期的劳累,使唐亮的病情不断加重,后来得了严重的病毒性肺炎,当时虽经抢救脱险,但已卧床不起。
南京军区安排唐亮到中山陵8号休养。这里绿树成阴,风景如画,是个修养的好地方。唐亮平时忙于工作,很少有时间到风景名胜区参观游览。这次病休,时间是有了,可唐亮依然无心欣赏这里的美景。他觉得自己既然不能履行应尽的职责,就应该把位置让出来,让能工作的人接替自己。唐亮考虑再三,郑重地给自己的老领导、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写了份报告,请求离职休养。
这一等就是5年。1963年12月,唐亮被正式批准离职休养。这一年他才53岁。没有工作上的压力,唐亮的病情才逐渐好起来。
可唐亮是个闲不住的人,身体一好,一股强烈的工作欲望向他袭来。无所事事的赋闲生活使唐亮感到苦恼和焦虑。1969年元旦,唐亮在一张小纸片上情不自禁地写下这样两句话:“还我青春!还我工作!”这8个字,力透纸背,表达了一种难以言喻而又难以抑制的冲动。党的九大期间,唐亮在给孩子们的信中写道:
我已向军委正式提出了要求分配工作的愿望,究竟如何安排,还不知道。上级总是考虑,怕我一到工作岗位,把病又搞犯了,把身体搞坏了。现在我决心去拼命,能搞多久就搞多久。实在不行了再说,死在工作岗位上也是应该的,光荣的。
唐亮继续工作的愿望,在两年后发生的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后才得以实现。这年12月,唐亮先后接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来的电报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打来的电话,要他到北京解放军军政大学工作。几天后,唐亮又看到中央军委发给南京军区的正式通知:
南京军区党委:
经毛主席批准,调唐亮同志,带一个学习组,到军政大学领导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
中央军委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虽然有周恩来和叶剑英相告,但唐亮还是将通知仔细看了几遍。此时的唐亮心情甚为激动,几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考虑到夫人张锐一直不主张自己重新工作,唐亮平静地对她说:“我又要工作了,这次是到北京去。”
其实张锐是知道唐亮的脾气的,他如果一直呆在家里,迟早会闷坏的。尽管如此,张锐还是劝道:“自你离职休养以来,我是一直反对你重新工作的。你的身体虽说比以前好了点,但哪经得起折腾。别看林彪不在了,今天一个学习,明天一个运动,干不了几天就把你的老本吃光了。还有,人家都说京官难当,孩子们又大多在南边,还是给总理和叶帅说说,不去算了,继续养病。”
“其实我也是喜忧参半。”唐亮说,“喜的是又能为党工作了,身体虽然不好,活着干,死了算。你看总理、叶帅都那么大年纪了,还在没日没夜地为党为人民操劳,我们这些老同志不能光呆在家里享清福,应该为他们分忧才是。至于忧嘛,就是我从来没有在院校工作过,文化水平低,理论根底浅,实在是不适合到院校工作。况且上面也很复杂,工作恐怕很难干。但我是个军人,军令如山倒,毛主席、周总理、叶帅都发了话,我唯有坚决执行。至于孩子们,我也舍不得他们,好在他们都参军了,有组织上管着他们,让他们自己去奋斗好了。我先去报到,你随后搬家,只是有一条,家具一件不带,只带自己的衣服行李。”
张锐觉得不解,问道:“有些家具是你离开南京时地方上送的,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的了,如果不带走,是不是可以留给已成家的孩子用?”
“那不行。”唐亮坚决地说,“凡不是用自己的钱买来的东西,都要留给公家,在这方面,我要带个好头!”
孩子们听说爸爸要到北京工作,都专门请假为他送行。他把孩子们召集在一起,郑重地向他们交代:“我到北京以后,你们要照顾好妈妈,帮妈妈把家搬好。我要强调的是,这幢楼里的东西,包括这座院子里的东西,一件也不许拿。对领导,一条要求都不准提。要好好干工作,为爸爸妈妈争气,为干部子女争光!”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军区领导在中山陵为唐亮设宴饯行,并当场为唐亮配备好身边工作人员。
12月下旬,唐亮带着几个军区配好的工作人员,告别了工作、战斗、生活了22个春秋的古城南京,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率学习组进入军政大学,边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边抓学校的各项建设
唐亮从来没有在北京工作过,只在开会时小住过几日。对北京,唐亮可谓既亲切又陌生。
唐亮的夫人张锐说的“京官难当”,实际上并非没有道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北京,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既是各种政治力量斗争的风口浪尖,又是各种政治力量较量的生死战场。唐亮靠在深绿的软卧靠背上,一直在深思。随着列车进站的锵锵声,唐亮的心情不但没有平静,反而沉重起来。是呀,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把军政大学的担子交给自己,这副担子可不轻呀,无论如何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
唐亮到北京没几天,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叶剑英就接见了他。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还就新的工作专门找唐亮谈话。
1972年1月3日,唐亮以学习组组长的名义,率领总政治部从全军抽调的一批干部正式进入军政大学工作。军政大学是当时解放军的最高学府,1969年2月在高等军事学院、南京军事学院、政治学院撤销的同时开始筹建,1970年8月正式成立,校部设在北京西郊红山口一片宽敞的营区内。总参谋长黄永胜兼任校长,张秀川任政治委员并实际主持军政大学的日常工作。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军政大学成了军队大单位里的重灾区。
叶剑英给唐亮布置的任务主要是批林整风,整顿军政大学,建设军政大学。唐亮按照叶剑英的指示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团结和带领全校绝大多数师生员工,深入学习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文件,发动师生员工集中批判林彪、黄永胜、张秀川在军政大学的倒行逆施,把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运动不断引向深入,使军政大学朝着健康发展的轨道前进。
唐亮率学习组集中住在学校大院里的108楼。这是一幢宽敞的两层小楼,位于一座小山的半山腰上。山前山后遍植低矮的松树、柏树,房前有个小庭院,花木相间,僻静雅致。唐亮戏称该楼为“半山寺”,从1971年底到1984年离京,一共住了13个年头。
学习组虽然是临时性组织,但工作却十分紧张繁忙。要把军政大学这个重灾区搞好,谈何容易!那段时间,唐亮工作起来劲头十足,可一停下来常感到头痛耳鸣,胸部胀痛,四肢无力,有的时候甚至还想呕吐。但唐亮咬紧牙关,坚持工作,生怕有辱使命。
不久,德高望重的萧克也被解放出来,调到军政大学工作。他的到来,使唐亮非常高兴。
这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撤销学习小组,正式任命唐亮为军政大学政治委员,萧克为军政大学校长。唐亮和萧克一起,挑起了整顿军政大学的重担。10月,唐亮任军政大学临时党委第一书记,萧克为第二书记。
唐亮认为好的班子是做好工作的前提,每到一处都十分注重抓好党委班子的自身建设。正式担任军政大学政治委员后,首先抓的还是领导班子。在他和萧克的共同努力下,新的军政大学领导班子很快形成合力。紧接着,唐亮又把主要精力放在抓教员队伍建设上。为了使军政大学尽快适应教学任务的需要,唐亮与萧克以校党委名义给中央军委写报告,就加强教员队伍建设提出建议。军政大学建校之初只设若干大队,后来改设军事、政治、后勤等系,但一直没有设置教研室,教员大部分编在各学员队,教学内容也以突出政治为中心。从8月开始,唐亮和萧克从部队召回并选调了一批军事教员,恢复了军事课的教学。经过不懈努力,陆续调进300多名教员,组建7个教研室,建立健全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为正规办学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73年1月,为了尽快使教员们适应教学工作,在唐亮和萧克主持下,军政大学举办军政教员学习班,以学习人民解放军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和作战原则、研究外军的军事思想和作战特点为主,并着眼于未来战争的特点和发展,着重研究外军的军事思想和作战特点,研究战争初期反空袭、反空降、打敌人集群坦克,以及战争初期人民解放军军师进攻作战和防御作战的组织指挥等课题。同年还开办了师以上干部读书班和马克思主义著作辅导班。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唐亮还与教员们一起研究课程,并亲自撰写讲授提纲。
9月,在唐亮和萧克主持下,全军第一期师职干部读书班正式开学。读书班除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外,还设了军事课,学习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的战略问题等内容。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军最高学府在间隔7年之后第一次开设军事课。学员们反映强烈,他们既学到了军事知识,又开阔了视野,很受启发,还促使这些师以上干部在更高层次上思考一些军队建设的方向性问题。
10月,军政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著作辅导班,为部队培养政治干部。这个班以读马列原著为主,以自学为主,以抓精神实质、领会基本观点为主。唐亮一有空就到这个班跟听跟训,掌握第一手材料。
为了把军事学术不断引向深入,唐亮和萧克还开办了抗登陆研究班等特色班,不断丰富教学内容。
在叶剑英等老帅的支持下,顶住了江青、王洪文一伙对军政大学的连续冲击
正当唐亮一心一意抓教学的时候,来自“四人帮”的干扰却接连不断地向军政大学袭来。
唐亮和萧克当时的处境很困难,他们既要领导师生员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抓好教学工作,又要抵制江青一伙的阴谋活动。从1974年初开始,江青一伙又掀起“批林批孔”运动,军政大学刚恢复的正常教学秩序再次受到严重冲击。
1月24日和25日,在江青一伙的操纵下,部分人在首都体育馆召开“批林批孔”大会,阴谋打倒周恩来和叶剑英。受江青一伙的影响,军政大学师职干部读书班有一个学员,公然露骨地在校内贴大字报攻击周恩来。唐亮和萧克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干扰大方向,军政大学不能有这样的学员。他们马上向叶剑英报告,并召开大会,开除了这个学员的学籍。
江青一伙明白,不把军政大学搞乱,就不好浑水摸鱼。2月8日,王洪文下达“批示”,要军政大学的学员到各军兵种去参加“批林批孔”运动。唐亮认为军政大学刚刚消除林彪反党集团的恶劣影响,教学正逐步走向正规,训练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不宜用太多的时间搞运动,而应该把主要精力用在教学上。唐亮暗下决心,决不能让江青、王洪文这伙人折腾下去,要想办法应对。
唐亮找萧克商量,都觉得硬顶不是个办法,弄不好还可能事与愿违,把事情办砸,如果让江青、王洪文抓到把柄,军政大学的工作就更难开展了。唐亮觉得可以少派些学员下去,每个学员到部队的时间也不宜过长。为了防止学员被江青、王洪文一伙利用,给部队添乱,唐亮和萧克还对下部队的学员提出要求,明确规定凡去部队的领导和学员,只准看大字报和参加会议,但一律不准表态,也不准向上反映问题;如果个人要反映则由个人负责,军政大学党委既不看,也不代转。
为慎重起见,唐亮还专门主持召开党委会,进一步研究学员下部队需要注意的问题。会后,为应付江青、王洪文,也为了寻求叶剑英等领导的支持,唐亮将江青、王洪文的“批示”和党委的意见正式上报中央军委。在叶剑英等老帅的支持下,唐亮和萧克顶住了江青的冲击。江青、王洪文见唐亮、萧克既不是没有动作,又明显在应付他们,心里又气又恨,但又拿他们没办法。
唐亮、萧克职务高,资格老,能力强,又深得叶剑英等老帅的信任,江青、王洪文暂时动不了他们,便想拿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王焕如开刀。1974年2月,王洪文利用个别人告的黑状,两次“批示”军政大学党委批判并处理王焕如。唐亮和萧克很清楚江青和王洪文的用意,直截了当地提出王焕如作为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是称职的,工作是任劳任怨的,领导和学员绝大部分也是满意的,个别人提出的问题基本上是捕风捉影,与实际严重不符,可以用谈话的方式加以解决,没有必要批判王焕如,更不能处理王焕如。唐亮和萧克硬是拖着不办,将这件事压下来,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需要勇气和胆略的。与此同时,唐亮和萧克还就此事专门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从而避免了一位高级干部无端受到迫害。
军政大学个别人见王焕如并没有受到批判和处理,便对唐亮、萧克产生不满,继续写信告军政大学党委和唐亮、萧克的黑状。江青本来就对唐亮、萧克一肚子气,遂借题发挥,于3月3日在信上“批示”,说:“军大的盖子没有揭开。”3月5日,江青又在一封匿名信上恶狠狠地写道:“军大领导不知是一些什么货色,要发动群众把他们烧一烧。要放火烧荒。”
对此,唐亮和萧克一面将情况及时报告叶剑英,一面反其意而用之,发动群众,将斗争的矛头引向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上,从而粉碎了江青一伙搞乱军政大学的阴谋。唐亮在清查和批判的后期,涉及的面宽了些,对个别人的批评重了些,尽管没有处理人,也没有留下明显的后遗症,但事后唐亮还是做了自我批评,就连那些做错事的人都感到十分意外,也深受感动。
在矛盾和痛苦中坚持工作,完成了在军政大学的历史使命
邓小平复出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经过整顿,全国各方面工作都有了转机。唐亮的心情也舒畅多了。可时隔不久,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又导致邓小平再次离开政治舞台。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唐亮再度陷入矛盾和痛苦之中。
1975年冬,江青、张春桥鉴于军政大学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表现消极,极为不满,写信给唐亮、萧克,暗示军政大学要开展“四大”。唐亮心里明白,军政大学是全军的一个缩影,如果搞起“四大”,就会对搞乱全军起很坏的带头作用。于是,他和萧克及军政大学党委成员一起,想方设法抵制“四人帮”,稳定军政大学。
1976年1月8日早晨,唐亮照例边洗漱边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忽然收音机里传来周恩来病逝的消息,他顿时老泪纵横。
在唐亮的心目中,周恩来同毛泽东一样被视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中流砥柱,唐亮把中国的前途和老干部的命运,都寄托到周恩来身上,认为只要总理在,总有力挽狂澜的机会,现在总理一走,中国的前途实在不堪设想!还有,周恩来那种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和克己奉公、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一直被唐亮视为人生楷模。一种沉重的危机感、失落感涌上唐亮的心头。唐亮暗下决心,一定要继承总理遗志,把工作干好。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人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唐亮、萧克等军政大学领导,带领全校师生,敲锣打鼓,在天安门参加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游行。
此后,唐亮和军政大学党委其他领导一道,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带领全校教职员工掀起了批判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的高潮。唐亮的心情是舒畅的,仿佛又回到了解放之初。但他同时也感到身体渐渐不行了,长时间莫名其妙的低烧,折腾得他坐立不安,他却始终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工作。
1977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进行院校调整,军政大学分建为军事、政治、后勤学院。唐亮和其他校领导一起,强调要在团结、公平、合理的条件下搞好分校建院。他着重抓了政治学院的筹建,强调要恢复罗荣桓元帅20世纪50年代办政治学院的优良传统,把办校的指导思想搞端正,作风搞正派,组织搞坚强,工作搞扎实。
1978年1月5日,重新建立的解放军政治学院举行成立大会,唐亮任院长、党委书记。唐亮满怀信心地开始了新的征程。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批准唐亮到军政大学工作
要谈唐亮到军政大学工作,还得从唐亮离职休养说起。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唐亮的健康状况就逐渐恶化,有时甚至需要抢救。1958年,担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的唐亮病倒,不能参加正常工作。但唐亮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仍坚持边工作边休息。长期的劳累,使唐亮的病情不断加重,后来得了严重的病毒性肺炎,当时虽经抢救脱险,但已卧床不起。
南京军区安排唐亮到中山陵8号休养。这里绿树成阴,风景如画,是个修养的好地方。唐亮平时忙于工作,很少有时间到风景名胜区参观游览。这次病休,时间是有了,可唐亮依然无心欣赏这里的美景。他觉得自己既然不能履行应尽的职责,就应该把位置让出来,让能工作的人接替自己。唐亮考虑再三,郑重地给自己的老领导、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写了份报告,请求离职休养。
这一等就是5年。1963年12月,唐亮被正式批准离职休养。这一年他才53岁。没有工作上的压力,唐亮的病情才逐渐好起来。
可唐亮是个闲不住的人,身体一好,一股强烈的工作欲望向他袭来。无所事事的赋闲生活使唐亮感到苦恼和焦虑。1969年元旦,唐亮在一张小纸片上情不自禁地写下这样两句话:“还我青春!还我工作!”这8个字,力透纸背,表达了一种难以言喻而又难以抑制的冲动。党的九大期间,唐亮在给孩子们的信中写道:
我已向军委正式提出了要求分配工作的愿望,究竟如何安排,还不知道。上级总是考虑,怕我一到工作岗位,把病又搞犯了,把身体搞坏了。现在我决心去拼命,能搞多久就搞多久。实在不行了再说,死在工作岗位上也是应该的,光荣的。
唐亮继续工作的愿望,在两年后发生的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后才得以实现。这年12月,唐亮先后接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来的电报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打来的电话,要他到北京解放军军政大学工作。几天后,唐亮又看到中央军委发给南京军区的正式通知:
南京军区党委:
经毛主席批准,调唐亮同志,带一个学习组,到军政大学领导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
中央军委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虽然有周恩来和叶剑英相告,但唐亮还是将通知仔细看了几遍。此时的唐亮心情甚为激动,几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考虑到夫人张锐一直不主张自己重新工作,唐亮平静地对她说:“我又要工作了,这次是到北京去。”
其实张锐是知道唐亮的脾气的,他如果一直呆在家里,迟早会闷坏的。尽管如此,张锐还是劝道:“自你离职休养以来,我是一直反对你重新工作的。你的身体虽说比以前好了点,但哪经得起折腾。别看林彪不在了,今天一个学习,明天一个运动,干不了几天就把你的老本吃光了。还有,人家都说京官难当,孩子们又大多在南边,还是给总理和叶帅说说,不去算了,继续养病。”
“其实我也是喜忧参半。”唐亮说,“喜的是又能为党工作了,身体虽然不好,活着干,死了算。你看总理、叶帅都那么大年纪了,还在没日没夜地为党为人民操劳,我们这些老同志不能光呆在家里享清福,应该为他们分忧才是。至于忧嘛,就是我从来没有在院校工作过,文化水平低,理论根底浅,实在是不适合到院校工作。况且上面也很复杂,工作恐怕很难干。但我是个军人,军令如山倒,毛主席、周总理、叶帅都发了话,我唯有坚决执行。至于孩子们,我也舍不得他们,好在他们都参军了,有组织上管着他们,让他们自己去奋斗好了。我先去报到,你随后搬家,只是有一条,家具一件不带,只带自己的衣服行李。”
张锐觉得不解,问道:“有些家具是你离开南京时地方上送的,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的了,如果不带走,是不是可以留给已成家的孩子用?”
“那不行。”唐亮坚决地说,“凡不是用自己的钱买来的东西,都要留给公家,在这方面,我要带个好头!”
孩子们听说爸爸要到北京工作,都专门请假为他送行。他把孩子们召集在一起,郑重地向他们交代:“我到北京以后,你们要照顾好妈妈,帮妈妈把家搬好。我要强调的是,这幢楼里的东西,包括这座院子里的东西,一件也不许拿。对领导,一条要求都不准提。要好好干工作,为爸爸妈妈争气,为干部子女争光!”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军区领导在中山陵为唐亮设宴饯行,并当场为唐亮配备好身边工作人员。
12月下旬,唐亮带着几个军区配好的工作人员,告别了工作、战斗、生活了22个春秋的古城南京,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率学习组进入军政大学,边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边抓学校的各项建设
唐亮从来没有在北京工作过,只在开会时小住过几日。对北京,唐亮可谓既亲切又陌生。
唐亮的夫人张锐说的“京官难当”,实际上并非没有道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北京,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既是各种政治力量斗争的风口浪尖,又是各种政治力量较量的生死战场。唐亮靠在深绿的软卧靠背上,一直在深思。随着列车进站的锵锵声,唐亮的心情不但没有平静,反而沉重起来。是呀,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把军政大学的担子交给自己,这副担子可不轻呀,无论如何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
唐亮到北京没几天,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叶剑英就接见了他。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还就新的工作专门找唐亮谈话。
1972年1月3日,唐亮以学习组组长的名义,率领总政治部从全军抽调的一批干部正式进入军政大学工作。军政大学是当时解放军的最高学府,1969年2月在高等军事学院、南京军事学院、政治学院撤销的同时开始筹建,1970年8月正式成立,校部设在北京西郊红山口一片宽敞的营区内。总参谋长黄永胜兼任校长,张秀川任政治委员并实际主持军政大学的日常工作。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军政大学成了军队大单位里的重灾区。
叶剑英给唐亮布置的任务主要是批林整风,整顿军政大学,建设军政大学。唐亮按照叶剑英的指示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团结和带领全校绝大多数师生员工,深入学习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文件,发动师生员工集中批判林彪、黄永胜、张秀川在军政大学的倒行逆施,把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运动不断引向深入,使军政大学朝着健康发展的轨道前进。
唐亮率学习组集中住在学校大院里的108楼。这是一幢宽敞的两层小楼,位于一座小山的半山腰上。山前山后遍植低矮的松树、柏树,房前有个小庭院,花木相间,僻静雅致。唐亮戏称该楼为“半山寺”,从1971年底到1984年离京,一共住了13个年头。
学习组虽然是临时性组织,但工作却十分紧张繁忙。要把军政大学这个重灾区搞好,谈何容易!那段时间,唐亮工作起来劲头十足,可一停下来常感到头痛耳鸣,胸部胀痛,四肢无力,有的时候甚至还想呕吐。但唐亮咬紧牙关,坚持工作,生怕有辱使命。
不久,德高望重的萧克也被解放出来,调到军政大学工作。他的到来,使唐亮非常高兴。
这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撤销学习小组,正式任命唐亮为军政大学政治委员,萧克为军政大学校长。唐亮和萧克一起,挑起了整顿军政大学的重担。10月,唐亮任军政大学临时党委第一书记,萧克为第二书记。
唐亮认为好的班子是做好工作的前提,每到一处都十分注重抓好党委班子的自身建设。正式担任军政大学政治委员后,首先抓的还是领导班子。在他和萧克的共同努力下,新的军政大学领导班子很快形成合力。紧接着,唐亮又把主要精力放在抓教员队伍建设上。为了使军政大学尽快适应教学任务的需要,唐亮与萧克以校党委名义给中央军委写报告,就加强教员队伍建设提出建议。军政大学建校之初只设若干大队,后来改设军事、政治、后勤等系,但一直没有设置教研室,教员大部分编在各学员队,教学内容也以突出政治为中心。从8月开始,唐亮和萧克从部队召回并选调了一批军事教员,恢复了军事课的教学。经过不懈努力,陆续调进300多名教员,组建7个教研室,建立健全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为正规办学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73年1月,为了尽快使教员们适应教学工作,在唐亮和萧克主持下,军政大学举办军政教员学习班,以学习人民解放军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和作战原则、研究外军的军事思想和作战特点为主,并着眼于未来战争的特点和发展,着重研究外军的军事思想和作战特点,研究战争初期反空袭、反空降、打敌人集群坦克,以及战争初期人民解放军军师进攻作战和防御作战的组织指挥等课题。同年还开办了师以上干部读书班和马克思主义著作辅导班。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唐亮还与教员们一起研究课程,并亲自撰写讲授提纲。
9月,在唐亮和萧克主持下,全军第一期师职干部读书班正式开学。读书班除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外,还设了军事课,学习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的战略问题等内容。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军最高学府在间隔7年之后第一次开设军事课。学员们反映强烈,他们既学到了军事知识,又开阔了视野,很受启发,还促使这些师以上干部在更高层次上思考一些军队建设的方向性问题。
10月,军政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著作辅导班,为部队培养政治干部。这个班以读马列原著为主,以自学为主,以抓精神实质、领会基本观点为主。唐亮一有空就到这个班跟听跟训,掌握第一手材料。
为了把军事学术不断引向深入,唐亮和萧克还开办了抗登陆研究班等特色班,不断丰富教学内容。
在叶剑英等老帅的支持下,顶住了江青、王洪文一伙对军政大学的连续冲击
正当唐亮一心一意抓教学的时候,来自“四人帮”的干扰却接连不断地向军政大学袭来。
唐亮和萧克当时的处境很困难,他们既要领导师生员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抓好教学工作,又要抵制江青一伙的阴谋活动。从1974年初开始,江青一伙又掀起“批林批孔”运动,军政大学刚恢复的正常教学秩序再次受到严重冲击。
1月24日和25日,在江青一伙的操纵下,部分人在首都体育馆召开“批林批孔”大会,阴谋打倒周恩来和叶剑英。受江青一伙的影响,军政大学师职干部读书班有一个学员,公然露骨地在校内贴大字报攻击周恩来。唐亮和萧克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干扰大方向,军政大学不能有这样的学员。他们马上向叶剑英报告,并召开大会,开除了这个学员的学籍。
江青一伙明白,不把军政大学搞乱,就不好浑水摸鱼。2月8日,王洪文下达“批示”,要军政大学的学员到各军兵种去参加“批林批孔”运动。唐亮认为军政大学刚刚消除林彪反党集团的恶劣影响,教学正逐步走向正规,训练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不宜用太多的时间搞运动,而应该把主要精力用在教学上。唐亮暗下决心,决不能让江青、王洪文这伙人折腾下去,要想办法应对。
唐亮找萧克商量,都觉得硬顶不是个办法,弄不好还可能事与愿违,把事情办砸,如果让江青、王洪文抓到把柄,军政大学的工作就更难开展了。唐亮觉得可以少派些学员下去,每个学员到部队的时间也不宜过长。为了防止学员被江青、王洪文一伙利用,给部队添乱,唐亮和萧克还对下部队的学员提出要求,明确规定凡去部队的领导和学员,只准看大字报和参加会议,但一律不准表态,也不准向上反映问题;如果个人要反映则由个人负责,军政大学党委既不看,也不代转。
为慎重起见,唐亮还专门主持召开党委会,进一步研究学员下部队需要注意的问题。会后,为应付江青、王洪文,也为了寻求叶剑英等领导的支持,唐亮将江青、王洪文的“批示”和党委的意见正式上报中央军委。在叶剑英等老帅的支持下,唐亮和萧克顶住了江青的冲击。江青、王洪文见唐亮、萧克既不是没有动作,又明显在应付他们,心里又气又恨,但又拿他们没办法。
唐亮、萧克职务高,资格老,能力强,又深得叶剑英等老帅的信任,江青、王洪文暂时动不了他们,便想拿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王焕如开刀。1974年2月,王洪文利用个别人告的黑状,两次“批示”军政大学党委批判并处理王焕如。唐亮和萧克很清楚江青和王洪文的用意,直截了当地提出王焕如作为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是称职的,工作是任劳任怨的,领导和学员绝大部分也是满意的,个别人提出的问题基本上是捕风捉影,与实际严重不符,可以用谈话的方式加以解决,没有必要批判王焕如,更不能处理王焕如。唐亮和萧克硬是拖着不办,将这件事压下来,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需要勇气和胆略的。与此同时,唐亮和萧克还就此事专门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从而避免了一位高级干部无端受到迫害。
军政大学个别人见王焕如并没有受到批判和处理,便对唐亮、萧克产生不满,继续写信告军政大学党委和唐亮、萧克的黑状。江青本来就对唐亮、萧克一肚子气,遂借题发挥,于3月3日在信上“批示”,说:“军大的盖子没有揭开。”3月5日,江青又在一封匿名信上恶狠狠地写道:“军大领导不知是一些什么货色,要发动群众把他们烧一烧。要放火烧荒。”
对此,唐亮和萧克一面将情况及时报告叶剑英,一面反其意而用之,发动群众,将斗争的矛头引向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上,从而粉碎了江青一伙搞乱军政大学的阴谋。唐亮在清查和批判的后期,涉及的面宽了些,对个别人的批评重了些,尽管没有处理人,也没有留下明显的后遗症,但事后唐亮还是做了自我批评,就连那些做错事的人都感到十分意外,也深受感动。
在矛盾和痛苦中坚持工作,完成了在军政大学的历史使命
邓小平复出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经过整顿,全国各方面工作都有了转机。唐亮的心情也舒畅多了。可时隔不久,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又导致邓小平再次离开政治舞台。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唐亮再度陷入矛盾和痛苦之中。
1975年冬,江青、张春桥鉴于军政大学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表现消极,极为不满,写信给唐亮、萧克,暗示军政大学要开展“四大”。唐亮心里明白,军政大学是全军的一个缩影,如果搞起“四大”,就会对搞乱全军起很坏的带头作用。于是,他和萧克及军政大学党委成员一起,想方设法抵制“四人帮”,稳定军政大学。
1976年1月8日早晨,唐亮照例边洗漱边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忽然收音机里传来周恩来病逝的消息,他顿时老泪纵横。
在唐亮的心目中,周恩来同毛泽东一样被视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中流砥柱,唐亮把中国的前途和老干部的命运,都寄托到周恩来身上,认为只要总理在,总有力挽狂澜的机会,现在总理一走,中国的前途实在不堪设想!还有,周恩来那种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和克己奉公、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一直被唐亮视为人生楷模。一种沉重的危机感、失落感涌上唐亮的心头。唐亮暗下决心,一定要继承总理遗志,把工作干好。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人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唐亮、萧克等军政大学领导,带领全校师生,敲锣打鼓,在天安门参加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游行。
此后,唐亮和军政大学党委其他领导一道,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带领全校教职员工掀起了批判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的高潮。唐亮的心情是舒畅的,仿佛又回到了解放之初。但他同时也感到身体渐渐不行了,长时间莫名其妙的低烧,折腾得他坐立不安,他却始终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工作。
1977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进行院校调整,军政大学分建为军事、政治、后勤学院。唐亮和其他校领导一起,强调要在团结、公平、合理的条件下搞好分校建院。他着重抓了政治学院的筹建,强调要恢复罗荣桓元帅20世纪50年代办政治学院的优良传统,把办校的指导思想搞端正,作风搞正派,组织搞坚强,工作搞扎实。
1978年1月5日,重新建立的解放军政治学院举行成立大会,唐亮任院长、党委书记。唐亮满怀信心地开始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