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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周是一次难得的公众设计教育机会。创意与生活的结合需要提高民众的艺术教育，设计周在这方面责无旁贷。
——郑曙旸
“设计周是一次难得的公众设计教育机会。创意与生活的结合需要提高民众的艺术教育，设计周在这方面责无旁贷。”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常务副院长郑曙旸这样点评设计周的意义。
清华大学是本届北京国际设计周的承办方之一，记者有幸走进中国的高等学府清华大学约访郑曙旸教授。与其说采访，不如说是走进了郑曙旸教授的课堂。
精神矍铄的郑曙旸教授为记者展开了宽阔的设计世界，话语间无不透露着对中国设计教育的关怀和对未来设计界接班人的期待。语调抑扬顿挫，循循善诱，怎一个“过瘾”了得！
设计周在于加强公众的设计教育
北京国际设计三年展是由清华大学2009年发起的，希望通过展览让大众包括设计界了解人类设计历程的发展成果。展览的主题用一个很具有中国文化韵味的主题——仁，善意的设计。
郑曙旸说：“第一，想通过这个展览来推动整个创意产业发展，这样一个资源的汇集是国际资源的汇集，主要是国家设计资源的汇集，通过这个活动，我们想助力北京申办设计之都，并通过这个活动使中国设计产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更加稳定的环境；第二，这是首次采用国际通行的三年展形式，同时也是第一次引用策展，这是第一次以中外合作的形式，也就是每一个主题有中方和外方，分别针对不同的主体进行策划；第三，就是国际化程度，尽管在这些年来有不少国际性展览，但是这次国际化程度相当高，在参展的级别来讲，有国际上的设计师，各种专业的近500位，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得到历史证明的国际顶尖设计师有20余位，而且国际一流的设计师有400多位，主要是以它的影响力来定的。”
对于北京举办设计周和设计展更深层次的目的，郑曙旸有自己的理解，就是把核心归结到加强公众设计教育的宏观层面上。他认为，创意的结合需要三个要素，设计师、公众的充分理解和企业的产业转化，这三者构成一个闭合的环。但中国目前这个环还没有闭合，最关键的是设计成果还不能顺畅地通过企业最终转化成产品，而我们的公众对于设计本身的理解包括对创意在内的含义与我们设计师乃至企业的定位还有一定的距离。
在一次采访中郑曙旸表示，中国设计的黄金期应该在未来的20-30年，如果我们调整好的话它能在实现复兴的同时，也能实现我们应有的目标，在所有的头脑产业上也会占领制高点。但是设计这个东西的旺盛期最多就是10-20年，因此，如果教育不能很好支持的话，那么发展就会很难。郑曙旸满怀期待地说：“以现在正确的设计观念对年轻人进行全新的教育，这批人二三十年后走上工作岗位，他们是拥有全新的观念，那时所做的设计才能符合与时代相匹配的设计。”
郑曙旸从中学就开始做展览，可以说前半生做过不少展览，但是北京国际设计三年展在他看来是最难的一次。
在中国举办设计三年展最初是中国文联副主席冯远老师的创意，郑曙旸说：“因为冯远老师深深体会到设计对中国发展的意义，当时冯远老师提出来我就心里打鼓，我知道他提出来就得我来推，整个筹备过程极其艰难。”
这个难处体现在三年展的资金出处和采用国际策展方式的协调沟通，但是三年展的完美收官让我们看到难处迎刃而解了。郑曙旸很欣慰地说：“三年展是由清华美院三个年轻老师和十几个学生具体操办的，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希望，清华美院多年来积攒的宝贵文化在这里充分释放出来了，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下个三年，会是什么样子的？郑曙旸期望的是可以引入市场化商业运作，希望交给专业的策展单位去策划，清华美院就把握好学术的品位和高度。
郑曙旸说：“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也不能停留在原来的产业，应该站在世界前端，这就必须体现在专业的层面，就是设计。为什么叫作设计思维，核心就在于如何把我们的潜能发挥出来。光发挥出来还不行，还必须通过生产力的转化。北京要实现创意之都，三年展要符合不断发展的形势，在每一届有一个主题，这次是先把世界上已经有的和未来大概的情况给大家进行展示。未来的发展肯定要跟上国家发展的形势，在每个不同的阶段提出不同的主题。”
北京国际设计周是一个点上的话题，郑曙旸又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和作为教育者的身份从宏观层面诠释了室内设计以及设计教育的现状与未来……
小空间，大设计
相信看过春晚小品《装修》砸墙的人都熟知那句台词：“……装修的程序都一样，家家户户先砸墙！”我们不禁要问好好的房子，为何要“家家户户先砸墙”呢？
郑曙旸说：“建筑空间越来越复杂，建筑样式越来越多样，人们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复杂，建筑设计师也许不会把很细的东西考虑进去，小品中的砸墙就是说这道墙是和生活需求不匹配，最根子的东西是建筑设计师按规范做出来的居室，并不一定符合所有人的需求。那么就有一部分人来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假如建筑设计师有能力和精力一直延续到人居设计很细微的问题，那么室内设计这个专业是不会出现的，而在国外，建筑设计师和室内设计师是不分家的。”
室内设计是根据建筑物的使用性质、所处环境和相应标准，运用物质技术手段和建筑设计原理，创造功能合理、舒适优美、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室内环境。这一空间环境既具有使用价值，满足相应的功能要求，同时也反映了历史文脉、建筑风格、环境气氛等精神因素。明确地把“创造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室内环境”作为室内设计的目的，现代室内设计是综合的室内环境设计，它包括视觉环境和工程技术方面的问题，也包括声、光、热等物理环境以及氛围、意境等心理环境和文化内涵等内容。
为了让人们生活的更舒适，室内设计最后指向人的行为方式，并限定人的行为方式。郑曙旸说：“更深一层是联想的层面，进入居室能联想到什么，形成精神层面的满足。室内设计的定位是改变人的生活方式，我们基本上还是按着以前的生活方式活着，真的房子越大越好吗？不是拥有这个东西就一定幸福。”郑曙旸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因为空间大了承载的东西就比较多，承载的多了反而照顾不到。小空间要将人们生活行为的方方面面考虑进去，这就要合理的设计。室内设计就是要解决生活在90平米的限定空间里的老百姓能过上像苏州园林那样的在和谐优雅的环境中生活。室内设计应该满足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和核心利益。”
郑曙旸曾发文指出——由于历史、社会、教育种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目前相当多的室内工程项目是在传统的平面艺术创造概念指导下完成的，简单地说这是一种二维空间的艺术表现形式，即重视空间界面的装饰，而忽视空间整体艺术氛围的创造。其直接后果是盲目的材料高档化与界面繁杂的材料堆砌，造成“装修”代替“设计”的现状。
环境艺术设计属于四维空间。空间是立体的，它本身的表现形式是三维的，而第四个维度是时间，这个维度由人的流动造成。郑曙旸用一系列的发问方式说：“中国的室内设计要以时间为主导，人在一整天里是怎么过的，是不是一定要设计一些用不到的？比如厨房，我们一定就要按照欧式的全套的整体厨房设计吗？我们想想现在在家吃几顿饭？还需要那种大炒大做吗？这是极大的浪费，你得想你是怎么活着的，怎么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得更充实。”
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孕育下，以建筑、景观、城市为背景的环境设计，体现了极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集中反映在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中，其时空观念完全符合以时间为主导的现代空间设计环境理念。
北京故宫作为中国传统建筑的时空体现，虽然是以封建皇权的概念来宣示“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但是，通过这个典型范例的分析，我们能够较为深刻地理解“以时间为主导”的环境设计观。
顺应自然就是生态化的设计理念，它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还有思想和意识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就是人们价值观的教育问题。
“拆”走了文化，“建”起了赝品
“在进入工业化后期，人们逐渐反思才逐渐认识到对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遗产保护四个特征第二条叫做环境的动态特征，就是说人类建设的所有建筑都具有环境的动态特征，就是你不去动它，它都是动态变化的，它是不断更新的，它本身也有寿命，想保存都很难。有一个原则，就是在任何一个城市发展的时候，你要尽力保护具有一定文物价值的东西，否则这个地球就没有文化了。这个原则定得很清晰，但凡有保存价值的就都得尽力保护。还有一个原则是环境保护的概念。”
“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居文化环境一旦毁坏，必定造成无法逆转的后果。以城市景观为例，具有不同时代典型特征的建筑，需要尽最大可能去保护。如果总是追随变化的潮流，采取不破不立，大拆大建的建设方式，终有一天生存的空间会变成文化的沙漠。努力地维持文化遗产的本原，实质上就是为人类留下了丰富的文化源流。”
——这是郑曙旸很早就撰文发出的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吁。
谈起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拆”与“建”，郑曙旸显得很激动，“在城市建设中，‘拆’是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但往往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不利于文物的保护和人文景观的维系与发展，很多极具文物价值的建筑已经拆毁了”。
虽然我们进入了信息时代，但是观念还是比较落后，这在室内设计表现得很强烈——没有传承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子。
郑曙旸说：“这是一个文化问题，为什么中国建筑优秀的传统文化没有传承下来，就是在于那些承载着历史的建筑被拆掉了，也就是说非物质文化没有了土壤，因为我们的建筑是木质结构，木质结构的比石结构的容易坏，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由于封建意识就把上一代的建筑拆除重建。一旦把这些文化承载物拆完，那么中华文明就无法延续。”
大拆除在郑曙旸看来是颠覆性的，也是没有意识到在犯罪，他说：“传承中华文明光靠书本上的说教是不行的，没有实实在在的物象支撑是不行的。那就像听故事一样，就会成为文化傻帽。”
对于文物古迹的保护，郑曙旸建言说：“文物古迹的保护只能说赋予一种新的涵义，遗传的基因不能给灭掉。”
作为教育者的郑曙旸只能呼吁，“按照最新保护理论，它旧的就是旧的，破的就让它破下去，然后新的就是全新的，将新老建筑拉开距离。有人试图恢复老的，你修复的不具备原来的全部信息，它已经变味了，它是个假古董。但这个就更不被一般人所理解。为什么意大利罗马破破烂烂，但是文化价值特高，随着历史再往前发展，就越来越宝贵，因为它是最真实的，它充分反映那个时代，你给它复原了就成了这个时代的东西了。”
中国设计要走自己的路
“要换一种思维才叫设计，要走自己的设计创新路，所谓设计就是提前想、提前规划，设计的本质就是创造，创造从来没有的东西。设计就是一种思想方法，就是事先的未雨绸缪。”这是郑曙旸在谈到中国设计时给设计的定义，同时他也对设计界发出了呼吁，“外国人和外国设计师根本不知道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如果他们一旦真正了解我们的文化，掌握了设计根上的基因，也就是最本质的东西，然后拿出完全适合中国人的产品，那中国的设计师未必能走得出来。”
以工业设计来讲，乔布斯的苹果系列产品，它们的造型是极简练的，在技术层面也不见得就很先进，体现于产品的设计理念特别符合当代年轻人的审美习惯和生活习惯，这就是设计，这才是艺术本质的东西。
郑曙旸随即拿起自己的手机说：“我对这些时尚的东西追逐得很厉害，不然在设计的思考方面就落伍了。就像我用的手机是三星的，因为我觉得它更符合东方人的习惯和价值观取向的产品，它开发的软件是和他们的价值观完全吻合的。我们为什么做不好设计创新，就因为我们不知道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这是设计本质的东西，而不是好看与不好看的问题。”
在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今天，设计的思维方式要改变，要考虑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中国的环境需要什么样的产品？那么作为设计的教育者该如何去做呢？
“要把人的价值观导入正确的方向。教书育人，育人是根本的。”郑曙旸坚定地说，“教育是三个层面的，学校、家庭和社会。”
社会教育是被动的，是从负面来看待正面的，学校教育是完全以正面为主导的。在郑曙旸看来家庭教育是最为关键的，好多父母没有理解教育的本质。家庭教育的关键在于家长，大人怎么做，孩子就怎么学，家长就是孩子的影子。这些影响恰恰是在上学以前完成的，也就是‘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道理。
“我很多年没做设计了，甲方的导向违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我越做设计心里越发酸，这样的设计就不是在促进，反而是在促退。我在北京国际设计周上做的主题演讲最后强调设计教育，是因为要把整个设计水平提升上去，就必须是全民文化素质达到相应的高度，只有这样中国设计才能建立。”
室内设计的可持续发展就是人们的价值观教育问题，体现在文物古迹的遗传基因不被灭掉，除了呼吁，同样落在了教育的身上；寻求中国设计最本质的东西，拿出真正的中国设计还是教育先行……由此可见，中国的设计教育任重道远，像郑曙旸这样的设计教育者们还得扛起中国设计教育的大旗前行。
——郑曙旸
“设计周是一次难得的公众设计教育机会。创意与生活的结合需要提高民众的艺术教育，设计周在这方面责无旁贷。”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常务副院长郑曙旸这样点评设计周的意义。
清华大学是本届北京国际设计周的承办方之一，记者有幸走进中国的高等学府清华大学约访郑曙旸教授。与其说采访，不如说是走进了郑曙旸教授的课堂。
精神矍铄的郑曙旸教授为记者展开了宽阔的设计世界，话语间无不透露着对中国设计教育的关怀和对未来设计界接班人的期待。语调抑扬顿挫，循循善诱，怎一个“过瘾”了得！
设计周在于加强公众的设计教育
北京国际设计三年展是由清华大学2009年发起的，希望通过展览让大众包括设计界了解人类设计历程的发展成果。展览的主题用一个很具有中国文化韵味的主题——仁，善意的设计。
郑曙旸说：“第一，想通过这个展览来推动整个创意产业发展，这样一个资源的汇集是国际资源的汇集，主要是国家设计资源的汇集，通过这个活动，我们想助力北京申办设计之都，并通过这个活动使中国设计产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更加稳定的环境；第二，这是首次采用国际通行的三年展形式，同时也是第一次引用策展，这是第一次以中外合作的形式，也就是每一个主题有中方和外方，分别针对不同的主体进行策划；第三，就是国际化程度，尽管在这些年来有不少国际性展览，但是这次国际化程度相当高，在参展的级别来讲，有国际上的设计师，各种专业的近500位，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得到历史证明的国际顶尖设计师有20余位，而且国际一流的设计师有400多位，主要是以它的影响力来定的。”
对于北京举办设计周和设计展更深层次的目的，郑曙旸有自己的理解，就是把核心归结到加强公众设计教育的宏观层面上。他认为，创意的结合需要三个要素，设计师、公众的充分理解和企业的产业转化，这三者构成一个闭合的环。但中国目前这个环还没有闭合，最关键的是设计成果还不能顺畅地通过企业最终转化成产品，而我们的公众对于设计本身的理解包括对创意在内的含义与我们设计师乃至企业的定位还有一定的距离。
在一次采访中郑曙旸表示，中国设计的黄金期应该在未来的20-30年，如果我们调整好的话它能在实现复兴的同时，也能实现我们应有的目标，在所有的头脑产业上也会占领制高点。但是设计这个东西的旺盛期最多就是10-20年，因此，如果教育不能很好支持的话，那么发展就会很难。郑曙旸满怀期待地说：“以现在正确的设计观念对年轻人进行全新的教育，这批人二三十年后走上工作岗位，他们是拥有全新的观念，那时所做的设计才能符合与时代相匹配的设计。”
郑曙旸从中学就开始做展览，可以说前半生做过不少展览，但是北京国际设计三年展在他看来是最难的一次。
在中国举办设计三年展最初是中国文联副主席冯远老师的创意，郑曙旸说：“因为冯远老师深深体会到设计对中国发展的意义，当时冯远老师提出来我就心里打鼓，我知道他提出来就得我来推，整个筹备过程极其艰难。”
这个难处体现在三年展的资金出处和采用国际策展方式的协调沟通，但是三年展的完美收官让我们看到难处迎刃而解了。郑曙旸很欣慰地说：“三年展是由清华美院三个年轻老师和十几个学生具体操办的，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希望，清华美院多年来积攒的宝贵文化在这里充分释放出来了，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下个三年，会是什么样子的？郑曙旸期望的是可以引入市场化商业运作，希望交给专业的策展单位去策划，清华美院就把握好学术的品位和高度。
郑曙旸说：“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也不能停留在原来的产业，应该站在世界前端，这就必须体现在专业的层面，就是设计。为什么叫作设计思维，核心就在于如何把我们的潜能发挥出来。光发挥出来还不行，还必须通过生产力的转化。北京要实现创意之都，三年展要符合不断发展的形势，在每一届有一个主题，这次是先把世界上已经有的和未来大概的情况给大家进行展示。未来的发展肯定要跟上国家发展的形势，在每个不同的阶段提出不同的主题。”
北京国际设计周是一个点上的话题，郑曙旸又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和作为教育者的身份从宏观层面诠释了室内设计以及设计教育的现状与未来……
小空间，大设计
相信看过春晚小品《装修》砸墙的人都熟知那句台词：“……装修的程序都一样，家家户户先砸墙！”我们不禁要问好好的房子，为何要“家家户户先砸墙”呢？
郑曙旸说：“建筑空间越来越复杂，建筑样式越来越多样，人们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复杂，建筑设计师也许不会把很细的东西考虑进去，小品中的砸墙就是说这道墙是和生活需求不匹配，最根子的东西是建筑设计师按规范做出来的居室，并不一定符合所有人的需求。那么就有一部分人来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假如建筑设计师有能力和精力一直延续到人居设计很细微的问题，那么室内设计这个专业是不会出现的，而在国外，建筑设计师和室内设计师是不分家的。”
室内设计是根据建筑物的使用性质、所处环境和相应标准，运用物质技术手段和建筑设计原理，创造功能合理、舒适优美、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室内环境。这一空间环境既具有使用价值，满足相应的功能要求，同时也反映了历史文脉、建筑风格、环境气氛等精神因素。明确地把“创造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室内环境”作为室内设计的目的，现代室内设计是综合的室内环境设计，它包括视觉环境和工程技术方面的问题，也包括声、光、热等物理环境以及氛围、意境等心理环境和文化内涵等内容。
为了让人们生活的更舒适，室内设计最后指向人的行为方式，并限定人的行为方式。郑曙旸说：“更深一层是联想的层面，进入居室能联想到什么，形成精神层面的满足。室内设计的定位是改变人的生活方式，我们基本上还是按着以前的生活方式活着，真的房子越大越好吗？不是拥有这个东西就一定幸福。”郑曙旸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因为空间大了承载的东西就比较多，承载的多了反而照顾不到。小空间要将人们生活行为的方方面面考虑进去，这就要合理的设计。室内设计就是要解决生活在90平米的限定空间里的老百姓能过上像苏州园林那样的在和谐优雅的环境中生活。室内设计应该满足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和核心利益。”
郑曙旸曾发文指出——由于历史、社会、教育种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目前相当多的室内工程项目是在传统的平面艺术创造概念指导下完成的，简单地说这是一种二维空间的艺术表现形式，即重视空间界面的装饰，而忽视空间整体艺术氛围的创造。其直接后果是盲目的材料高档化与界面繁杂的材料堆砌，造成“装修”代替“设计”的现状。
环境艺术设计属于四维空间。空间是立体的，它本身的表现形式是三维的，而第四个维度是时间，这个维度由人的流动造成。郑曙旸用一系列的发问方式说：“中国的室内设计要以时间为主导，人在一整天里是怎么过的，是不是一定要设计一些用不到的？比如厨房，我们一定就要按照欧式的全套的整体厨房设计吗？我们想想现在在家吃几顿饭？还需要那种大炒大做吗？这是极大的浪费，你得想你是怎么活着的，怎么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得更充实。”
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孕育下，以建筑、景观、城市为背景的环境设计，体现了极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集中反映在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中，其时空观念完全符合以时间为主导的现代空间设计环境理念。
北京故宫作为中国传统建筑的时空体现，虽然是以封建皇权的概念来宣示“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但是，通过这个典型范例的分析，我们能够较为深刻地理解“以时间为主导”的环境设计观。
顺应自然就是生态化的设计理念，它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还有思想和意识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就是人们价值观的教育问题。
“拆”走了文化，“建”起了赝品
“在进入工业化后期，人们逐渐反思才逐渐认识到对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遗产保护四个特征第二条叫做环境的动态特征，就是说人类建设的所有建筑都具有环境的动态特征，就是你不去动它，它都是动态变化的，它是不断更新的，它本身也有寿命，想保存都很难。有一个原则，就是在任何一个城市发展的时候，你要尽力保护具有一定文物价值的东西，否则这个地球就没有文化了。这个原则定得很清晰，但凡有保存价值的就都得尽力保护。还有一个原则是环境保护的概念。”
“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居文化环境一旦毁坏，必定造成无法逆转的后果。以城市景观为例，具有不同时代典型特征的建筑，需要尽最大可能去保护。如果总是追随变化的潮流，采取不破不立，大拆大建的建设方式，终有一天生存的空间会变成文化的沙漠。努力地维持文化遗产的本原，实质上就是为人类留下了丰富的文化源流。”
——这是郑曙旸很早就撰文发出的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吁。
谈起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拆”与“建”，郑曙旸显得很激动，“在城市建设中，‘拆’是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但往往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不利于文物的保护和人文景观的维系与发展，很多极具文物价值的建筑已经拆毁了”。
虽然我们进入了信息时代，但是观念还是比较落后，这在室内设计表现得很强烈——没有传承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子。
郑曙旸说：“这是一个文化问题，为什么中国建筑优秀的传统文化没有传承下来，就是在于那些承载着历史的建筑被拆掉了，也就是说非物质文化没有了土壤，因为我们的建筑是木质结构，木质结构的比石结构的容易坏，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由于封建意识就把上一代的建筑拆除重建。一旦把这些文化承载物拆完，那么中华文明就无法延续。”
大拆除在郑曙旸看来是颠覆性的，也是没有意识到在犯罪，他说：“传承中华文明光靠书本上的说教是不行的，没有实实在在的物象支撑是不行的。那就像听故事一样，就会成为文化傻帽。”
对于文物古迹的保护，郑曙旸建言说：“文物古迹的保护只能说赋予一种新的涵义，遗传的基因不能给灭掉。”
作为教育者的郑曙旸只能呼吁，“按照最新保护理论，它旧的就是旧的，破的就让它破下去，然后新的就是全新的，将新老建筑拉开距离。有人试图恢复老的，你修复的不具备原来的全部信息，它已经变味了，它是个假古董。但这个就更不被一般人所理解。为什么意大利罗马破破烂烂，但是文化价值特高，随着历史再往前发展，就越来越宝贵，因为它是最真实的，它充分反映那个时代，你给它复原了就成了这个时代的东西了。”
中国设计要走自己的路
“要换一种思维才叫设计，要走自己的设计创新路，所谓设计就是提前想、提前规划，设计的本质就是创造，创造从来没有的东西。设计就是一种思想方法，就是事先的未雨绸缪。”这是郑曙旸在谈到中国设计时给设计的定义，同时他也对设计界发出了呼吁，“外国人和外国设计师根本不知道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如果他们一旦真正了解我们的文化，掌握了设计根上的基因，也就是最本质的东西，然后拿出完全适合中国人的产品，那中国的设计师未必能走得出来。”
以工业设计来讲，乔布斯的苹果系列产品，它们的造型是极简练的，在技术层面也不见得就很先进，体现于产品的设计理念特别符合当代年轻人的审美习惯和生活习惯，这就是设计，这才是艺术本质的东西。
郑曙旸随即拿起自己的手机说：“我对这些时尚的东西追逐得很厉害，不然在设计的思考方面就落伍了。就像我用的手机是三星的，因为我觉得它更符合东方人的习惯和价值观取向的产品，它开发的软件是和他们的价值观完全吻合的。我们为什么做不好设计创新，就因为我们不知道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这是设计本质的东西，而不是好看与不好看的问题。”
在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今天，设计的思维方式要改变，要考虑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中国的环境需要什么样的产品？那么作为设计的教育者该如何去做呢？
“要把人的价值观导入正确的方向。教书育人，育人是根本的。”郑曙旸坚定地说，“教育是三个层面的，学校、家庭和社会。”
社会教育是被动的，是从负面来看待正面的，学校教育是完全以正面为主导的。在郑曙旸看来家庭教育是最为关键的，好多父母没有理解教育的本质。家庭教育的关键在于家长，大人怎么做，孩子就怎么学，家长就是孩子的影子。这些影响恰恰是在上学以前完成的，也就是‘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道理。
“我很多年没做设计了，甲方的导向违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我越做设计心里越发酸，这样的设计就不是在促进，反而是在促退。我在北京国际设计周上做的主题演讲最后强调设计教育，是因为要把整个设计水平提升上去，就必须是全民文化素质达到相应的高度，只有这样中国设计才能建立。”
室内设计的可持续发展就是人们的价值观教育问题，体现在文物古迹的遗传基因不被灭掉，除了呼吁，同样落在了教育的身上；寻求中国设计最本质的东西，拿出真正的中国设计还是教育先行……由此可见，中国的设计教育任重道远，像郑曙旸这样的设计教育者们还得扛起中国设计教育的大旗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