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中国人“告御状”的心似乎一直都没有放下过。而且事实证明，一次次的“御状”后也是效果极其明显。近年最著名的案例是那位叫熊德明的普通农妇。因着总理帮她讨工资，不但问题得到飞速解决，自己也成为了维权名人，一再受到其他上访、维权者的追捧和求助。
　　因为有效果，所以大家相信。上访者如同一个个重症患者一样，在尝试着其他医生一个个带回扣的药品后，发现不但病没治好，钱也几乎花光，最重要的是连病怏怏的小命就险些保不住了，不是曾有上访者被堵截在机场厕所里吗？就在这病入膏肓之际，突然有了一剂不要钱的奇效药，大家当然都会争抢着去求取了。只是，这种奇效的良药只能限量供应，不可能大批量生产，幸运地摸到后，发现果然有奇效，大呼过瘾。可是，更多的人则是望药兴叹。
　　天下人常痛，而有奇效的良药则只有那么个别，这或许就是中国上访诉讼的尴尬所在。
　　有人说，其实，中国的上访很具有特色，因为国人的思想是能忍就忍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日子还能凑合，一般是不会去上访，更别说是去北京“告御状”了。古代也有“屈死不告状”的说法。但是一旦涉及到了民生根本和生存问题，而且在地方诉求无法得到满足甚至还起到了反作用时，相信谁都会愿意冒险走一遭，甚至冒险拦一下官轿“告御状”的。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关键时刻，很多中国人也是讲究死法的壮烈的。
　　当然，“告御状”也是存在着很多风险的，毕竟你告完“御状”后也不可能一天到晚呆在京城了，跑了和尚你跑不掉庙，前段时间不是有人向总理反映问题后，因为担心地方政府搞报复，马上消失了吗？
　　再说到一位受尊敬的老人李庆霖，福建莆田人。1952年任福建莆田县某中学校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处分，被分配到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任教。1972年冒险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识青年“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的问题。
　　让他没想到的是，毛泽东收到信后很快就写了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让人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寄给李庆霖。
　　尽管当时县委中有人认为李庆霖告状是给县委领导脸上抹黑，甚至在传达文件时还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者：“同志们，要警惕啊！阶级敌人把我们伟大的祖国说得一无是处啊！”
　　但是，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注下，谁还敢贸然对他动粗呢？
　　假设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问题：如果当时这些信件被地方截留，到不了毛主席手中，他的下场会是什么呢？
　　总之，当一个社会里的人遇到问题后，都去一窝蜂地寻求“告御状”解决时，原本该负责的信访、司法部门又该作何解释和反应呢？如果说平时的诉求和投诉能够得到及时的解释和解决的话，谁还会费时费力费钱冒着彩票中头奖的微乎其微的机会去进京“告御状”呢？
　　当然，“告御状”的心如此大面积普及，也说明了国人对于中央爱民亲民的信任和对国家政策的信任和拥护。只是这些爱民和亲民以及利民的政策到了下面，在一些地方有时就逐渐走样了，从而更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告御状”的热情。很多人都在说，我们的好总理太累了，他不能什么琐事都要亲自过问。
　　的确，那些吃着皇粮、拿着俸禄的人，本该踏踏实实地为民办事，为总理分忧，你们的逃避和不作为，就是对总理工作赤裸裸的加负。当然，督促这些人好好干活，靠的不能只是苦口婆心，更多的应是制度上的约束，还有整个监督机制的健全。纵观国际形势，“告御状”实在是一个国民最原始和最蹩脚的维权方式。中国推翻封建制度的辛亥革命都来了100年了，这个破玩意一天不消除，就意味着国家的国情一天不通顺，那些高嚷着与中央决策保持高度一致的各级公务人员估计也是在忽悠人民和人民币。
　　摘自《时代邮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