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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前，80岁的徐瑞莲被送进了成都市第八人民医院的宁养中心。
宁养中心是成都市公立医院首家临终关怀科。临终关怀和包括临终关怀服务在内的舒緩治疗，是指从患者被诊断为可能不被治愈的疾病起，便向患者及家属提供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等方面的支持和照料。临终关怀能减轻患者在离世之前的痛苦。
自1987年国内第一家临终关怀机构成立以来，临终关怀服务已走过30多年。目前，临终关怀的服务对象包括老人、儿童、ICU患者。
“我没有那么痛了”
徐瑞莲患有冠心病和脑梗，入院之前做过一次髋关节置换手术，最近肺部的感染又导致她一直咳痰。
对于徐瑞莲这样病重的临终患者来说，痰液齁住气管带来的不适感是加倍的。所以她的主治医生舒静在给她的处方上多开了一剂抑制痰液分泌的药物。
“很多人对临终关怀有误解，认为只要来到这里就是放弃治疗。”舒静说，“其实我们不是放弃治疗，只是治疗理念和普通科室不同。比起延长生命时间，我们更注重患者在生命最后阶段的生活品质。”
生命在痛苦中延长还有意义吗？舒医生还记得她接诊的首个患者，一位被肺癌晚期折磨了大半年并伴随骨转移的老人刘大畅。
生病的这半年来，刘大畅备受煎熬。呼吸困难，身体瘦弱，双腿细而无力，站立都需要他人扶着。不仅如此，疼痛还使他无法躺下，终日只能坐立。
刘大畅的病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依旧没有好转，医生的治疗只是在拖延生命。老人每天在痛苦中等待死亡的到来，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家人自己“难受”。
眼看治疗无望，回家也无法护理，在征得刘大畅本人的同意之后，家人将他送到了宁养中心。
“他真的很痛，也很痛苦，疼痛让他连一个完整的觉都睡不了”。这是舒医生对刘大畅最初的印象。为了缓解这种疼痛，舒医生和同事经过商量后决定使用一种名为“姑息性镇静”的药物。事实上，止痛是临终期病患舒缓治疗中的关键一部分。没有止痛，也就谈不上治疗的其他步骤了。
来到宁养中心之后，刘大畅的用药从靶向抗癌变成了止痛镇痛。在药物的控制下，他的身体少遭了许多罪，慢慢也能躺下睡觉了。“我没有那么痛了。”这是刘大畅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最终，在家人的陪伴下，他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痛苦的延长生命对一些病人和家属来说是不幸的。刘大畅的家人处理完他的后事便给舒医生送来了一面锦旗，感谢她能让自己的亲人与这个世界体面地告别。
舒静对廉政瞭望记者说：“很多病患的家属都会对我们表示感谢。因为他们看过病人之前痛苦的样子，对家人来说，能看到亲人在有生之年少受折磨多少感到了一点安慰。”
要治疗更要“医心”
除了通过药物控制缓解身体的痛楚外，临终关怀还包括大量的心理抚慰、倾听陪伴等人文关怀。
63岁的马瑞菊和35岁的覃晓霞是一起住进宁养中心的。
“马瑞菊是被抬进来的。”照顾她的护士刘春霞说，“恶性乳腺肿瘤和淋巴瘤压迫了她的下肢和右侧肢体神经。她无法正常行走，腿和右手也肿大到正常人的两倍。”
马瑞菊是知识分子，一个相当要体面的人，对于自己现在的模样，她无法接受，也不想让别人看到。来到宁养中心后，马瑞菊拒绝了所有亲友的探视，终日在病床上郁郁寡欢。
刘春霞知道马瑞菊的心结在哪。她告诉记者：“那段时间我经常开导她‘您现在还能清醒的和我们交流，能告诉我们您哪里不舒服，状态已经比很多人都好了’。知道马瑞菊爱美，我就经常从外面采些小草小花带进病房。”
与马瑞菊不同，覃晓霞不能接受的是自己这么年轻就要面对死亡。覃晓霞得的是肝癌晚期。生病时，她的儿子刚满一岁。
来到宁养中心，覃晓霞每天以泪洗面。护士长叶继玲知道，年轻的生命突然面对死亡一定是措手不及的，覃晓霞应该还有很多心愿来不及完成，自己一定要想办法帮她。在与覃晓霞进行多次沟通后，叶得知，原来覃最放心不下自己的小孩。覃与丈夫的关系不好，长期两地分居，她担心丈夫以后对孩子不好。
叶继玲把覃晓霞的牵挂告诉了她的家人，家人凑钱给小孩买了一份直到18岁的商业保险，并承诺一定会帮忙照顾。
“放心了。”覃晓霞后来对叶继玲说。
在宁养中心医护人员的关怀下，马瑞菊逐渐接受自己也许会以这样的模样离开世界，后来，在一次医院的志愿者活动中，她还主动朗诵了泰戈尔的“死如秋叶之静美”来表达自己现在心态的豁达。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临终关怀除了帮助病人平静地离开人世，也会帮助他们的家属更好地面对亲人生命的凋零，处理丧亲所带来的巨大创伤。
说起老伴儿的病情，张文松老人每次来宁养中心都忍不住掉眼泪。夫妻二人几十年来相濡以沫，可妻子突然得了肝硬化，还是晚期，这让张文松的世界仿佛坍塌了一半。
学会与妻子告别，这一课对张文松来说太难了。眼看妻子的身体一天天地衰弱下去，张文松时刻在为自己做心理建设，说服自己接受这个事实。“当着他老伴儿的面，他显得很乐观，但是背地里经常偷偷抹泪。”叶继玲说，“每次看到他哭我都会安慰他‘你要打起精神来，以后的路还得你自己去走’。”
从张文松老人来的第一天起，对他进行死亡教育就是叶继玲的每日必修课。她时常和老人谈心，告诉老人，生和死都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事情，我们要正确对待。
妻子去世那天，张文松和医护人员一起为她擦洗梳妆、穿上寿衣，目送他们随灵车离开。“他表现得比我想象中平静一些，失去挚爱这个打击，以后只能靠时间慢慢平复了。不过我们会一直陪着他度过这个艰难的时间。”叶继玲说。
一个月后，老人给叶继玲发来短信，对于妻子的死，他还是无法释怀，总觉得是自己没照顾好她。叶继玲说，这种情况很常见，家属在亲人逝去之后因为情绪过度悲伤而转化为自责。而作为医护人员，我们会一直和这些逝者的亲属保持联系，直到他们真正走出丧亲阴霾。
与死亡和解
“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是叶继玲时常对身边同事说的话。在宁养中心工作久了，她对死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叶继玲说：“如今，大家都对‘生活质量’非常重视，但对‘死亡质量’的关注度却远远不够。临终病患一般会面临两种情况：一种放弃治疗，回家痛苦的等待死亡;另一种在医院拼命抵抗，用现有的医疗技术进行治疗，然后走向死亡。对病人来说，无论哪一种方式，痛苦都是不言而喻的。而临终关怀作为与死亡和解的第三条路，能减轻病人的痛苦，让他走得舒服些。”
去年3月，79岁的琼瑶发表了一封给儿子儿媳的公开信《预约自己的美好告别》，希望子女不论多么不舍，都不能勉强留住她的躯壳，让她“变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卧床老人”。不论什么情况，不插维生的管子。
不插维生的管子，体面地走，这应该也是琼瑶选择与死亡和解的办法。
舒静还记得一名已经病逝的患者曾经说过：“有生就有死，人活着一天就要快乐地活着，死亡要来就来，不恐惧。但现在生活这么好，还是留恋生，希望多活一天是一天。”
对于临终关怀目前存在的问题，舒静表示：“其实我们所面对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并非技术难题造成的，更关键是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大多数人极度避讳谈论死亡。因此面对处在临终状态的生命，即使已知抢救无效，家人还是会花费大量的财力‘赌一把’。目前的医疗投入，无论是来自国家财政的公共医疗投入，还是来自患者的个人投入，都更重视‘治病’‘恢复健康’的环节。属于服务体验环节的临终关怀一直无法真正引起人们重视。”（文中所提患者均为化名）
宁养中心是成都市公立医院首家临终关怀科。临终关怀和包括临终关怀服务在内的舒緩治疗，是指从患者被诊断为可能不被治愈的疾病起，便向患者及家属提供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等方面的支持和照料。临终关怀能减轻患者在离世之前的痛苦。
自1987年国内第一家临终关怀机构成立以来，临终关怀服务已走过30多年。目前，临终关怀的服务对象包括老人、儿童、ICU患者。
“我没有那么痛了”
徐瑞莲患有冠心病和脑梗，入院之前做过一次髋关节置换手术，最近肺部的感染又导致她一直咳痰。
对于徐瑞莲这样病重的临终患者来说，痰液齁住气管带来的不适感是加倍的。所以她的主治医生舒静在给她的处方上多开了一剂抑制痰液分泌的药物。
“很多人对临终关怀有误解，认为只要来到这里就是放弃治疗。”舒静说，“其实我们不是放弃治疗，只是治疗理念和普通科室不同。比起延长生命时间，我们更注重患者在生命最后阶段的生活品质。”
生命在痛苦中延长还有意义吗？舒医生还记得她接诊的首个患者，一位被肺癌晚期折磨了大半年并伴随骨转移的老人刘大畅。
生病的这半年来，刘大畅备受煎熬。呼吸困难，身体瘦弱，双腿细而无力，站立都需要他人扶着。不仅如此，疼痛还使他无法躺下，终日只能坐立。
刘大畅的病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依旧没有好转，医生的治疗只是在拖延生命。老人每天在痛苦中等待死亡的到来，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家人自己“难受”。
眼看治疗无望，回家也无法护理，在征得刘大畅本人的同意之后，家人将他送到了宁养中心。
“他真的很痛，也很痛苦，疼痛让他连一个完整的觉都睡不了”。这是舒医生对刘大畅最初的印象。为了缓解这种疼痛，舒医生和同事经过商量后决定使用一种名为“姑息性镇静”的药物。事实上，止痛是临终期病患舒缓治疗中的关键一部分。没有止痛，也就谈不上治疗的其他步骤了。
来到宁养中心之后，刘大畅的用药从靶向抗癌变成了止痛镇痛。在药物的控制下，他的身体少遭了许多罪，慢慢也能躺下睡觉了。“我没有那么痛了。”这是刘大畅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最终，在家人的陪伴下，他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痛苦的延长生命对一些病人和家属来说是不幸的。刘大畅的家人处理完他的后事便给舒医生送来了一面锦旗，感谢她能让自己的亲人与这个世界体面地告别。
舒静对廉政瞭望记者说：“很多病患的家属都会对我们表示感谢。因为他们看过病人之前痛苦的样子，对家人来说，能看到亲人在有生之年少受折磨多少感到了一点安慰。”
要治疗更要“医心”
除了通过药物控制缓解身体的痛楚外，临终关怀还包括大量的心理抚慰、倾听陪伴等人文关怀。
63岁的马瑞菊和35岁的覃晓霞是一起住进宁养中心的。
“马瑞菊是被抬进来的。”照顾她的护士刘春霞说，“恶性乳腺肿瘤和淋巴瘤压迫了她的下肢和右侧肢体神经。她无法正常行走，腿和右手也肿大到正常人的两倍。”
马瑞菊是知识分子，一个相当要体面的人，对于自己现在的模样，她无法接受，也不想让别人看到。来到宁养中心后，马瑞菊拒绝了所有亲友的探视，终日在病床上郁郁寡欢。
刘春霞知道马瑞菊的心结在哪。她告诉记者：“那段时间我经常开导她‘您现在还能清醒的和我们交流，能告诉我们您哪里不舒服，状态已经比很多人都好了’。知道马瑞菊爱美，我就经常从外面采些小草小花带进病房。”
与马瑞菊不同，覃晓霞不能接受的是自己这么年轻就要面对死亡。覃晓霞得的是肝癌晚期。生病时，她的儿子刚满一岁。
来到宁养中心，覃晓霞每天以泪洗面。护士长叶继玲知道，年轻的生命突然面对死亡一定是措手不及的，覃晓霞应该还有很多心愿来不及完成，自己一定要想办法帮她。在与覃晓霞进行多次沟通后，叶得知，原来覃最放心不下自己的小孩。覃与丈夫的关系不好，长期两地分居，她担心丈夫以后对孩子不好。
叶继玲把覃晓霞的牵挂告诉了她的家人，家人凑钱给小孩买了一份直到18岁的商业保险，并承诺一定会帮忙照顾。
“放心了。”覃晓霞后来对叶继玲说。
在宁养中心医护人员的关怀下，马瑞菊逐渐接受自己也许会以这样的模样离开世界，后来，在一次医院的志愿者活动中，她还主动朗诵了泰戈尔的“死如秋叶之静美”来表达自己现在心态的豁达。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临终关怀除了帮助病人平静地离开人世，也会帮助他们的家属更好地面对亲人生命的凋零，处理丧亲所带来的巨大创伤。
说起老伴儿的病情，张文松老人每次来宁养中心都忍不住掉眼泪。夫妻二人几十年来相濡以沫，可妻子突然得了肝硬化，还是晚期，这让张文松的世界仿佛坍塌了一半。
学会与妻子告别，这一课对张文松来说太难了。眼看妻子的身体一天天地衰弱下去，张文松时刻在为自己做心理建设，说服自己接受这个事实。“当着他老伴儿的面，他显得很乐观，但是背地里经常偷偷抹泪。”叶继玲说，“每次看到他哭我都会安慰他‘你要打起精神来，以后的路还得你自己去走’。”
从张文松老人来的第一天起，对他进行死亡教育就是叶继玲的每日必修课。她时常和老人谈心，告诉老人，生和死都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事情，我们要正确对待。
妻子去世那天，张文松和医护人员一起为她擦洗梳妆、穿上寿衣，目送他们随灵车离开。“他表现得比我想象中平静一些，失去挚爱这个打击，以后只能靠时间慢慢平复了。不过我们会一直陪着他度过这个艰难的时间。”叶继玲说。
一个月后，老人给叶继玲发来短信，对于妻子的死，他还是无法释怀，总觉得是自己没照顾好她。叶继玲说，这种情况很常见，家属在亲人逝去之后因为情绪过度悲伤而转化为自责。而作为医护人员，我们会一直和这些逝者的亲属保持联系，直到他们真正走出丧亲阴霾。
与死亡和解
“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是叶继玲时常对身边同事说的话。在宁养中心工作久了，她对死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叶继玲说：“如今，大家都对‘生活质量’非常重视，但对‘死亡质量’的关注度却远远不够。临终病患一般会面临两种情况：一种放弃治疗，回家痛苦的等待死亡;另一种在医院拼命抵抗，用现有的医疗技术进行治疗，然后走向死亡。对病人来说，无论哪一种方式，痛苦都是不言而喻的。而临终关怀作为与死亡和解的第三条路，能减轻病人的痛苦，让他走得舒服些。”
去年3月，79岁的琼瑶发表了一封给儿子儿媳的公开信《预约自己的美好告别》，希望子女不论多么不舍，都不能勉强留住她的躯壳，让她“变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卧床老人”。不论什么情况，不插维生的管子。
不插维生的管子，体面地走，这应该也是琼瑶选择与死亡和解的办法。
舒静还记得一名已经病逝的患者曾经说过：“有生就有死，人活着一天就要快乐地活着，死亡要来就来，不恐惧。但现在生活这么好，还是留恋生，希望多活一天是一天。”
对于临终关怀目前存在的问题，舒静表示：“其实我们所面对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并非技术难题造成的，更关键是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大多数人极度避讳谈论死亡。因此面对处在临终状态的生命，即使已知抢救无效，家人还是会花费大量的财力‘赌一把’。目前的医疗投入，无论是来自国家财政的公共医疗投入，还是来自患者的个人投入，都更重视‘治病’‘恢复健康’的环节。属于服务体验环节的临终关怀一直无法真正引起人们重视。”（文中所提患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