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先生在《晚年谈话录》里，曾经对身边的助手说：
　　书，是要它流通出去给人看的。在从前的读书人想借阅一部宋版的或善本的是很困难的，自己没有财力买得起，借看也不容易……商务印书馆，名字叫做商务，其实做了很大的贡献。像张元济先生为了影印《四部丛刊》，都是选用最早最好的版本……读书人花了并不太大的钱，买有这部书，就可以看到了，这部书对中国、日本的贡献之大，也可以说对全世界都有贡献的。像《百衲本廿四史》，都是顶好的书。当时想征求一部善本的《五代史》，在报上以重价征求，始终没有出来。商务的确替国家学术做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张元济当选院士之后，全国没有一个人说话。
　　胡适之先生的这段话，不仅仅是对商务印书馆的赞誉，更说出了古今学术界的一大问题，即图书的流通与学术的传承问题。图书既是学术成熟时的结晶，又是学术传承时的载体。书之不行，则学术蔽塞，文化衰落；反之，则学术峥嵘，文化璀璨！在古代，图书是宇内升平、天下文明的标志，“河出图、洛出书”即是历代学者梦寐以求的治世。梁任公曾经说：“学术者，天下之公器”，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要做到“图书者，天下之公器”才行。
　　学术是经国之大业，是民族慧命之所系。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出版社之一，百余年来一直致力于构筑学术平台，“昌明教育，开启民智”是商务印书馆的职志。在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商务印书馆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应当被低估的。
　　胡适之先生在近百年前购买不到的《五代史》，后来经张元济先生不辞劬劳，终于使百衲本的《五代史》面世。建国后，政府进行出版事业调整，古籍出版遂由中华书局等出版社执行。1956年，政府召集大批文献学者和历史学家开始规模宏大的“二十四史”点校整理工作，首次为史书加标点，并进行版本校勘。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即膺其列。当时那一批学者的阵容无疑是很庞大的，它囊括了各个史学领域相当一部分的知名学者，比如陈援庵先生、顾颉刚先生等。1964年，作为援庵先生的高足，柴德赓教授由援庵先生点将，从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借调至北京，参加中华书局《廿四史》点校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点校欧阳修的《新五代史》；1966年，《新五代史》的点校工作基本完成。离京返苏州之前，他将中华书局的《新五代史》点校工作本（百衲本）及校勘笔记交与刘乃和教授。然而柴德赓点校的《新五代史》却未能与读者见面。1970年，柴德赓教授逝世。在中华书局《新五代史》2007年第八次印刷本的出版说明中写道：“本书‘文革’前在陈垣同志的指导下，由柴德赓同志进行点校，但已完成的点校稿后来遗失。”这部研究中古社会变迁巨著的手稿的“遗失”，使中华书局遗憾不已。
　　这也许是因缘会聚，时隔近50年，柴先生批校的《新五代史》不但重新被其家属发现，而且仍然选择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其间种种，只能改用欧阳修的那句话来表达了，“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原句“虽曰天命，岂非人事。”）
　　《柴德赓点校新五代史》是对柴德赓教授批校本的影印，原书为光绪癸卯年（1903）五洲同文书局石印乾隆四年的校勘本（殿本石印）。原来，柴德赓教授在点校完百衲本《新五代史》之后，唯恐原稿不易保存，故而特意存了一个备份，把点校成果誊录到了自己平常读的殿本上，多亏有此一举，才使得这一学术成果不致湮没！这倒让人想起史学泰斗陈寅恪先生，他在晚年也把《柳如是别传》的草稿誊录了几份，虽经浩劫，终能使其放光于后世！禅宗公案讲，传衣之人命若悬丝，即便如此，代代仍不乏为法忘躯之士。在儒家这里，命亦不足惜，书要传下去！
　　全书总计校注3100余条，50000余字。对史学界来说，尤其对中古史的研究者来说，其价值自不待言。唐宋之间的社会转型是一个大问题，五代十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柴德赓教授对《新五代史》全面的句读与批校，必将是促进五代史研究的一件“利器”。
　　非独此也，柴德赓教授作为近代的著名学者，其学术领域是广泛的，学术成就是斐然的，若天假以年，当能增辉东壁、充实西园，为后世学者留下更多有益的大作。然而，斯人已去，更增安归之叹！作为后辈，能结集出版前人之遗著，使得薪尽火传，既是荣誉，更是使命！
　　谨以此书的出版与即将出版的《柴德赓全集》向柴先生致以无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