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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种冠之以“财团”名称的经济组织接连诞生于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浙江省，并成为2004年民营经济的一个亮点，引起方方面面的强势关注。伴随着今天民营企业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我们有理由相信：2004，注定要成为民企革命年。
同样诞生于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俄罗斯最大民企尤科斯公司消息不断，全球瞩目，其生与死似乎都在考验着一个国家的兴衰。
风雨18年的“德隆系”轰然倒下，那些为此拍手称快的人在经历了短暂的幸灾乐祸之后，发现德隆的倒下正在引发一场深刻的信用危机、信任危机，这甚至可能导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走入困惑。于是，德隆的生死产生又一个话题：德隆倒下刘中国改革开放意味着什么？
几大财团应运而生，中城投资的重新启动；“原罪”讨论的始作俑者万通集团率先引入国企天津泰达成为大股东，主动让自己成为真正意义的“混合所有制”。
时下正是烈日当空，2004的民企已经够热闹了，秋天还没来，今年的秋天会不会成为民营企业的“多事之秋”呢，
我认为，不论是财团诞生、中城投资重新上路，还是德隆引发的思考，还是刘尤科斯的关注，其中的一个共同话题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长大了，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民营企业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国家到底需要民营企业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但是，这一话题目前尚无政府和企业都能接受的明确答案。
细数过去20多年落马的民营企业家，其原因大都不是一个企业正常的盛衰更替，而是来自企业浓厚的个人色彩。也就是说，中’国的民营企业要是贴上个人色彩强烈的标签，无论你是低调还是高调，都有生存的困难、发展的困难。这似乎是中国民营企业天经地义的宿命。
“财团现象”的出现可能成为一个个民企老板落马之后的一种新的反思、举措，甚至是中国民企走向规模、真正强大的一次革命。
对“则团现象”，我个人的看法是：
首先，则团这个名称并不重要。它既不是银行，也不是非银行金融机构，银监会、证监会这些金融监管部门不必大惊小怪；你叫财团也好、商社也好、商团也好、联盟也好，性质是一样的。
其次，这是由多个经营组织共同出资成立的联盟体，这个联盟体既不是将所有经营组织进行合并(因为这样完全无法操作)，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并购游戏；既可以解决规模问题，又回避了控制权问题。这才是财团的实质与核心，意义非同寻常。
中国自古都是集权政治，一元化是几千年历史的沿袭。这种政治、文化、社会历史的倒影，在中国经济领域也是一脉相承。今天即使出现股份制这样的公司制度形式，也免不了演化成一股独大。一股代表一人，在公司就是老板，在政府就是什么“长”，在家庭就是爷、父。但是集权制的民营企业难以在目前的市场环境里发展了。中小规模可以，但要大规模去做，在较短时期成为大企业，集权就做不到了。要么就只能像德隆那样，靠高成本下的高负债可以达到，但是太脆弱。
利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合作，有待于国有企业漫长的改造，国企泰达与民企万通之盟，似乎当前只有探索意义难有广阔的市场。
引进外资更是政府的一厢情愿。麦肯锡早巳做了调查，改革开放之初，外资进入只能以合资形式，而目前，独资比重大大超前。业绩分析，独资的效益普遍高于合资的效益。这是文化冲突下的必然。
就算民企自身的联合，也并不容易。两个公司或两个以上公司间的平等合作，在过去几乎是冲了祖先的龙王庙一类的事情。革命，革到祖宗身上，革到自己身上都需要勇气。因此“中瑞财团”同样也是开了大大小小几十次会，历经了几十个股东的进进出出才“宝剑锋从磨砺出”的。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件事诞生在浙江。
浙商无疑是中国最优秀的商人群体。们我曾经无数次感叹浙商的商业模式中的缺陷。我把浙江商人的模式总结为中国最典型的代表中国文化传统中集权模式的企业。即：一个家族、一个企业、一种产品、一个资本、一个品牌、一个地区、一种经营模式。为此，他们可以把一个高压锅做到全球第一，把一个缝纫机做到全球第一。既不谈并购、也不谈整合，既不做多元化、也不做资木运营，既不引进战略投资人、也不考虑刘外投资。
浙江财团的出现，可以为以上判断划上一个句号。这既是一个历史性选择，也是一个历史性必然。浙江财团现象，实际上就是对千百年来形成的社会基础的冲击、挑战和重组。
东西方文明中的核心差异就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与东方的集权制度。推动民主化进程需要推动社会基础的民主化。财团现象就是公司治理结构由一元化控制向多元化控制转变的尝试。
尽管运作模式还需要几许磨合，不断寻求成功的最佳运做，不断地要和传统的运作思维进行斗争，但是既然选择了，就是一种全新的开始，就具有了里程碑的意义。一旦成功，一定会带动中国一大批民营企业家的思索、反响；推动中国民营企业致力于自身治理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并由此诞生出强大的民企集团、民企财团，在中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进程中成为中坚力量。
另外，财团模式作为一种制度创新现在仅仅是一个开端，作为一个制度性难题，财团模式尚有许多事情要做。一是如何解决财团这一整体与组成财团的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股东和股东之间的文化冲突问题；二是如何建立融资平台，发挥平台的杠杆作用，放大平台功能，扩大融资渠道，这需要资本市场高手的参与；第三，财团作为战略性投资机构，如何制定投资战略，设计投资管理运作模式，保障投资成功率，降低投资风险，也是有很高的技术难度；第四，其实也是最重要的环节，财团自身治理结构的设计。向来习惯于控制与反控制的中国企业家，如何设计一个非人格化的民主治理机制本身就是一个创新。中国的股份制实施了10多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资本市场也由于股权分置，仍然没有完成按市场配置资源的历史使命。这一点成功了，财团就可能成功；这一点不成功，财团就没有生命力而难以为继。
总之，我们期待着，中国期待着。
同样诞生于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俄罗斯最大民企尤科斯公司消息不断，全球瞩目，其生与死似乎都在考验着一个国家的兴衰。
风雨18年的“德隆系”轰然倒下，那些为此拍手称快的人在经历了短暂的幸灾乐祸之后，发现德隆的倒下正在引发一场深刻的信用危机、信任危机，这甚至可能导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走入困惑。于是，德隆的生死产生又一个话题：德隆倒下刘中国改革开放意味着什么？
几大财团应运而生，中城投资的重新启动；“原罪”讨论的始作俑者万通集团率先引入国企天津泰达成为大股东，主动让自己成为真正意义的“混合所有制”。
时下正是烈日当空，2004的民企已经够热闹了，秋天还没来，今年的秋天会不会成为民营企业的“多事之秋”呢，
我认为，不论是财团诞生、中城投资重新上路，还是德隆引发的思考，还是刘尤科斯的关注，其中的一个共同话题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长大了，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民营企业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国家到底需要民营企业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但是，这一话题目前尚无政府和企业都能接受的明确答案。
细数过去20多年落马的民营企业家，其原因大都不是一个企业正常的盛衰更替，而是来自企业浓厚的个人色彩。也就是说，中’国的民营企业要是贴上个人色彩强烈的标签，无论你是低调还是高调，都有生存的困难、发展的困难。这似乎是中国民营企业天经地义的宿命。
“财团现象”的出现可能成为一个个民企老板落马之后的一种新的反思、举措，甚至是中国民企走向规模、真正强大的一次革命。
对“则团现象”，我个人的看法是：
首先，则团这个名称并不重要。它既不是银行，也不是非银行金融机构，银监会、证监会这些金融监管部门不必大惊小怪；你叫财团也好、商社也好、商团也好、联盟也好，性质是一样的。
其次，这是由多个经营组织共同出资成立的联盟体，这个联盟体既不是将所有经营组织进行合并(因为这样完全无法操作)，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并购游戏；既可以解决规模问题，又回避了控制权问题。这才是财团的实质与核心，意义非同寻常。
中国自古都是集权政治，一元化是几千年历史的沿袭。这种政治、文化、社会历史的倒影，在中国经济领域也是一脉相承。今天即使出现股份制这样的公司制度形式，也免不了演化成一股独大。一股代表一人，在公司就是老板，在政府就是什么“长”，在家庭就是爷、父。但是集权制的民营企业难以在目前的市场环境里发展了。中小规模可以，但要大规模去做，在较短时期成为大企业，集权就做不到了。要么就只能像德隆那样，靠高成本下的高负债可以达到，但是太脆弱。
利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合作，有待于国有企业漫长的改造，国企泰达与民企万通之盟，似乎当前只有探索意义难有广阔的市场。
引进外资更是政府的一厢情愿。麦肯锡早巳做了调查，改革开放之初，外资进入只能以合资形式，而目前，独资比重大大超前。业绩分析，独资的效益普遍高于合资的效益。这是文化冲突下的必然。
就算民企自身的联合，也并不容易。两个公司或两个以上公司间的平等合作，在过去几乎是冲了祖先的龙王庙一类的事情。革命，革到祖宗身上，革到自己身上都需要勇气。因此“中瑞财团”同样也是开了大大小小几十次会，历经了几十个股东的进进出出才“宝剑锋从磨砺出”的。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件事诞生在浙江。
浙商无疑是中国最优秀的商人群体。们我曾经无数次感叹浙商的商业模式中的缺陷。我把浙江商人的模式总结为中国最典型的代表中国文化传统中集权模式的企业。即：一个家族、一个企业、一种产品、一个资本、一个品牌、一个地区、一种经营模式。为此，他们可以把一个高压锅做到全球第一，把一个缝纫机做到全球第一。既不谈并购、也不谈整合，既不做多元化、也不做资木运营，既不引进战略投资人、也不考虑刘外投资。
浙江财团的出现，可以为以上判断划上一个句号。这既是一个历史性选择，也是一个历史性必然。浙江财团现象，实际上就是对千百年来形成的社会基础的冲击、挑战和重组。
东西方文明中的核心差异就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与东方的集权制度。推动民主化进程需要推动社会基础的民主化。财团现象就是公司治理结构由一元化控制向多元化控制转变的尝试。
尽管运作模式还需要几许磨合，不断寻求成功的最佳运做，不断地要和传统的运作思维进行斗争，但是既然选择了，就是一种全新的开始，就具有了里程碑的意义。一旦成功，一定会带动中国一大批民营企业家的思索、反响；推动中国民营企业致力于自身治理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并由此诞生出强大的民企集团、民企财团，在中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进程中成为中坚力量。
另外，财团模式作为一种制度创新现在仅仅是一个开端，作为一个制度性难题，财团模式尚有许多事情要做。一是如何解决财团这一整体与组成财团的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股东和股东之间的文化冲突问题；二是如何建立融资平台，发挥平台的杠杆作用，放大平台功能，扩大融资渠道，这需要资本市场高手的参与；第三，财团作为战略性投资机构，如何制定投资战略，设计投资管理运作模式，保障投资成功率，降低投资风险，也是有很高的技术难度；第四，其实也是最重要的环节，财团自身治理结构的设计。向来习惯于控制与反控制的中国企业家，如何设计一个非人格化的民主治理机制本身就是一个创新。中国的股份制实施了10多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资本市场也由于股权分置，仍然没有完成按市场配置资源的历史使命。这一点成功了，财团就可能成功；这一点不成功，财团就没有生命力而难以为继。
总之，我们期待着，中国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