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城市社区在防控中的阻击作用得到了高度重视。重大公共危机特别是公共卫生危机的爆发，也确实是对社区功能、运作模式及治理水平的一次“大考”。
　　2003年“非典”时期，我国城镇化率仅为40.53%，2019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60%，其中人户分离人口达到2.80亿、流动人口2.36亿。中国城市经过近二十年的快速生长、急剧扩张，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社区作为社会的细胞和单元，如何迅速动员、守住防线，挑战之大可想而知。
　　事实上，在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人不熟、底没数”是围绕社区治理的一个持续引发关注、几乎人人深有体会的问题。社区事务千头万绪，情况千差万别，如果“人熟、地熟、情况熟”，做起事来往往容易心中有数、事半功倍;相反，在“近邻不如远亲”“低头不见抬头见，抬头看见就低头”的陌生人社区，由于缺乏令人向往的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政府、市场、社会任何一方单独使劲，往往都会事倍功半。
　　尤其是如今城市社区人口规模往往几十倍于传统村庄，又难以像村庄那样实现自治式治理，因此疫情防控中的人员排摸、监督管理、生活保障等便会格外费劲。
　　与2003年“非典”时期相比，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许多城市社区能够有“硬核”的表现，应当说离不开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发挥的关键支撑作用。
　　社区疫情防控中数字技术的应用充分体现在信息收集、疫情监测、综合管理等各个领域。
　　比如，信息收集方面，基于大数据技术，在购票实名制基础上，不少城市的社区可以借力防疫指挥部、公安、交通、通信等部门的帮助精准掌握返城人员信息，做到提前核查，有效降低瞒报风险;疫情监测方面，不少城市开发的健康云等公共服务平台，可以有效助力社区开展疫情防控在线咨询以及相关信息查询，社区网格员等一线工作人员可以迅速掌握流行病学询问、场所消毒、个人防护等专业知识;综合管理方面，各大城市大大小小的社区引导居民通过微信群及时了解权威的防控信息、管理规定，把最权威的信息第一时间发送到居民手中。不少城市在疫情发生后，紧急动员数以万计的党员先锋和社区志愿者，通过“网格化 大数据”可以迅速做到按需设岗、科学设岗、有序轮岗等。
　　面对突发危机，政府、市场和社会通过技术平台，可以及时连接老百姓物资（如口罩）、买菜、就医等方面的生活需求，在第一时间打通末端管理的“最后一公里”，切实建立起一个共建共享共治的新型社区治理体系。
　　比如，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启动疫情一级响应后，市场上蔬菜价格能够迅速回落到稳定水平，在各项政策到位、措施有力的同时，信息化手段也发挥了关键作用——政府、企业、生产基地第一时间根据广大社区居民的需求信息，强化产销研判，合理安排调配，有效满足了重点蔬菜的保质保量供应。
　　依托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搭建基础平台，能够为政府、市场、社会的良性互动提供全新的框架，从而有针对性、科学地开展各项工作。
　　例如，政府在引导社区物业参与防疫的过程中，会遇到种种难题：物业的门岗、保洁并不属于公务人员，他们如何應对业主对封闭式管理的不配合不服从？口罩等防疫物资如何保障？按每人每天需要一个口罩计，是靠政府发、居民捐，还是物业公司自己买？为有效缓解难题压力，“跑”赢疫情，可通过信息和数据平台，将政府、居民、企业精准地联系在一起，充分利用各方资源和智慧。这样一来，居民“不见面、不出门”就可以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要着重利用技术平台和手段，推动居民生活、出行、需求等信息的全面排摸梳理，推动与居民日常密切相关的各项服务真正下沉到社区，让社区服务更加精准化、精细化、专业化、标准化。

　　大数据、网格化、微信群、小程序……我们发现，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城市社区中的邻居“尽管不认识，但随时可以相互联系起来”已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这次疫情防控给我们的启示是，围绕防灾、防疫等城市公共安全问题，可以加快线上“新熟人社会”的培育构筑，着重利用技术平台和手段，推动居民生活、出行、需求等信息的全面排摸梳理，推动与居民日常密切相关的各项服务真正下沉到社区，让社区服务更加精准化、精细化、专业化、标准化。
　　或许，我们可以重新认识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到的“熟人社会”概念。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像传统村庄那样的“熟人社会”会被打破，类似城市社区那样的“陌生人社会”将建立起来——居民相互不熟悉、沟通少，日常运行主要依赖制度和规则，从而实现费孝通先生提到的“法律自然地生长起来”，为我们城市的法治建设提供土壤。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过：不要浪费一场危机。希望我们的社区在成为疫情防控坚强堡垒的同时，能够在未来结合技术给我们每一位居民带来更多的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