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级制度是讲排场的催化物。有些穷孩子当了官，才知道自己的分量，才明白自己居然这般重要，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灯红酒绿。拒绝了这些排场，就等于没有“身架”，不能提高“身价”。假使这种思想牢固树立，无师自通，“人之父兄食粗衣恶，而我美妾与马”成了应该的“享受”，那么蹬鼻子上脸，越发骄横跋扈、张狂，时时讲排场，摆一副官架子，来掩盖才疏学浅和显示“尊贵的地位”，就非常自然了。在他们的感觉中，如果不讲排场，就如同被黑社会挑了脚筋一般痛苦。
　　排场，这种东西大概应该算是“概念精神产品”，有关部门即使有标准，也好像无法正确地检测是否超标。前朝公认的排场、阔气，到了后代，被看做非常寒酸；而低档的物件隔了一个阶段，突然时髦起来，被以为是不得了的阔气。譬如《钱氏私志》中记载：宋子京（祁）晚年知成都，带《唐书》于本任刊修。每宴罢，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皆知为尚书修《唐书》，望之如神仙焉。叙述中明显夹带着些许讥讽。
　　我们应该不以一眚掩大德，宋祁虽然在某些方面有些实际本领，但是太摆谱了，这个“神仙”排场叫人有些受不了。可是，后代还是有人会模仿着讲排场，自以为功高盖世，要当新时代的“宋祁”，且有过之而无不及，铺张浪费、奢侈腐败。在他们的眼里，宋大官人算什么“神仙”，纯粹是“神经”！说到底，不过类似漏夜衣锦而已。
　　前些年，北京的一个村干部为儿子在国家会议中心办豪华婚宴，据媒体估算，这场讲排场的婚礼大概花费160万元；“超标盖楼”的现象在多地时有出现，从“天安门”“金水桥”到“白宫”，一些贫困县、镇政府部门的办公场所可谓互相攀比，排场百出。不同形态的办公楼，相同的是各地在谋求“发展”时的讲排场的暴发户心态和败家子任性的思路。
　　历史上，在科学方面发明创造的人不多，但是在讲排场这一点上，总有人会奋勇当先，敢于突破。譬如使用交通工具——明朝规定：官员乘轿或骑马，规定以“三品”为界线。而乘轿又有两（人）抬、四抬、八抬之分；官帽更有样式与尺寸之别。《古今概谭》里说，依照祖例，京官三品以上才能乘轿，举人不能戴大帽。有好多人当时并不依例行事。有一次，某上级官员下来巡视，见了戴大帽的举人，便大怒发问：“举人戴大帽，始自何年？”举人答曰：“始于老大人乘轿之年。”
　　尽管后来，大帽也成了明代男子的重要正装，具有礼帽的性质，但是在双重标准严格施行的那一刻，反唇相讥是对长官违例行事的无奈的反抗。
　　不讲排场，既是姿态、风度、修养，更是智慧与胸襟。宋代李昉等人撰写的《太平御览》里有个寓言，说鲁国有个人特别喜欢讲排场，钓鱼是他的一大嗜好。他用喷香的桂花作为鱼饵，用黄金做成鱼钩……此君选择的位置和甩竿的姿势也都很讲究。但是钓到的鱼却寥寥无几。讲排场是低水平的表现，呈现了一种弱势心态。讲排场，片面地注重形式，不注意调查研究，往往达不到实效。除非“鲁人”在一个“傻鱼儿”特多的地方，才可以事半功倍。
　　讲排场，添了浮躁，怪了味道。在领导与群众之间加厚了原有的隔膜，原本若即若离的游移，或敷衍，转换成了坚定的远泊，或者转换成质地上乘的绝缘体。这是十分讨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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