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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爱玲在《桂花蒸·阿小悲秋》中描写了上海娘姨丁阿小日常琐碎而艰辛的生活，从侧面反映了上海城市现代化进程对其生活的多方面的影响，探讨了上海女佣与城市现代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引人思考。
关键词：女佣；都市；阿小；张爱玲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14-02
女佣叙事在中国文学中一直是比较普遍和常见的，尽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呼、不同的故事，但都或多或少通过对女佣的描写展现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日常风景，从而表现一个时代的变迁及其深层的历史内涵。其中，张爱玲的《桂花蒸·阿小悲秋》是比较特殊的专门描写上海女佣的作品，以其女性特有的敏感以及上海生活的切身经验，为我们展现了上海娘姨丁阿小琐碎而又艰辛的日常生活，也从侧面反映了城市现代化进程对其生活的影响以及背后隐含的深层含义。
一、城市现代化与女性自由独立意识
从晚清上海开埠以来，越来越多乡间妇女进入到城市中，寻找生存的机会。而“女佣”因其工作的简单，成为当时乡间妇女的最普遍的选择。根据当时资料记载，“合城内外，洋场南北，岁有百金，家三四口者，无不雇佣佣妇，大抵皆自乡间来，”“妇女贪上海租界佣价之昂，趋之若鹜，甚有弃家者”。[1]程乃珊在《上海滩的姨娘》一文中，曾经详细介绍了上海女佣的历史背景与工作性质，她写道，“要说上海最早的职业妇女，当推上海的保姆，旧时称娘姨；这支气势浩荡的劳动娘子大军，相信其历史，远要悠长过上海的纺织女工和有‘湖丝阿姐’之称的缫丝女工。”[2]根据程乃珊的介绍，与封建时代的婢女、丫鬟卖身为奴不同，早期的上海女佣有着自由的身份，因而她们可以“有东家不打打西家之工的自由选择”。她们靠着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薪酬，从而不仅能够养活自己，甚至还能赡养家人，尤其是一些在外国人家“走做”的娘姨，其高额的月薪远远超过家里的男人。
张爱玲笔下的丁阿小就是一个在外国人家“走做”的娘姨，所谓“走做”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钟点工，由于西方人比较讲究隐私，不喜欢有陌生人闯入自家的感觉，所以通常请的娘姨都是不包食宿的，因此这类娘姨的薪资都会比较高，她们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日常工作的质量上，较少参与东家的私人生活。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灵活的工作方式也越来越为上海的白领阶级所接纳。从职业层面考察，这些进入城市的上海娘姨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而且她们已经能够摆脱对男性的依赖，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自己养活自己，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可以说，正是由于城市现代化带来的商业环境以及城市自由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自由独立的意识在上海女佣心中滋生，这可以说是一种女性进步，也是城市现代化的进步。像阿小这样的女佣除了认真完成每日的基本工作，还会根据东家指示不断尝试新鲜事物。根据工作的需要甚至学会了第二语言——英语，能够帮助东家应付电话及访客。她虽然有丈夫，但是两人聚少离多，平时都是她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在都市生活的巨大压力下，即使生活如此艰辛，即使地位如此卑微，阿小依然没有丧失尊严与责任感。在这里，我们仿佛看到的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女秘书及单身母亲的奋斗史。所以说城市的现代化，为上海的娘姨们提供了一个更为自由开放的工作环境以及生存空间，而脱胎于乡村的上海女佣也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获得了女性意识的解放。
二、城市现代化对日常生活模式的影响
从这些娘姨们进入城市开始，她们的生活便日益受到城市生活模式的熏染。“城市是成长过程的结果，而不是瞬间的产物。”[3]她们出于职业需要，不断适应东家的生活节奏，接触更多的现代化生活模式。从饮食、服饰、语言等基本生活所需，到消费、休闲等其他的生活方式，都能看到城市现代化的痕迹。例如，在《桂花蒸·阿小悲秋》中，阿小也会幻想如果自己再年轻一些，可以像秀琴一样做女大学生的打扮；她宁可用缺了角的小粉镜子梳妆，也不再像古时候的女子一样在水里照自己的影子；她学着用英文给东家的客人回电话，努力尝试着翻译每一段留言。她虽然做着料理衣食、服侍起居、端茶送水这些在乡间常做的事务，但是很快便儒染了城里的气息和做派。甚至闲暇之时，也会去电影院看电影以作消遣。她们一方面孜孜不倦地学习着城市人的生活方式、掌握各种都市生活的本领，另一方面也乐此不疲地享受着现代器物的带来的新鲜与便利。在这方面，阿小可以说更多的体现了上海姨娘的一种智慧，她能够比较游刃有余地承担东家哥儿达的要求和刁难，也能够准确地拿捏揣摩哥儿达的意思，从而圆满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从女性婚姻角度来看，阿小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被看作是勇于反抗宗族礼法的。她从乡村进入城市，和做裁缝的男人同居，并没有举行象征结婚的仪式——“花烛”。虽然阿小的反叛并不像二三十年代知识女性那样歇斯底里，甚至她自己仅仅是需要找人搭伙过日子，并没有反叛封建礼教的意识，但是她确确实实地踏出了封建牢笼的第一步，这是实实在在的。
当然，城市现代化的确在不断改变上海女佣的日常生活，而女佣因其职业性质能够进入生活中较为恒常的日常面，而张爱玲以其女性的敏感，借女佣视角能够窥见都市生活的内部。都市生活确实为女佣带来了极大的解放，但是这种解放也毫无意外地掺杂着其消极的一方面。由于城乡经济社会的巨大差异，往往会给这些来自乡间的没有什么文化的妇女造成一种极度的心理不平衡性，甚至现代都市的物质化、商业化与畸形的道德观也往往会渗透到女佣们的人格建构中。阿小虽然尽心尽力完成工作，但她很爱面子，虚荣心很强，甚至会嫉妒同乡小姐妹的生活；她用粗俗的乡村野话骂不上进的儿子百顺，却又寄希望儿子将来能够有体面的工作；她圆滑地处理与东家的关系，隐藏自己的情绪，在东家面前满脸堆笑，在背后却又是嚼舌根，骂东家们“作脏”。阿小的一系列表现正是在都市社会的物欲辗压之下，内心受到剧烈冲击从而产生的一种不平衡性。鲁迅先生曾经在《阿金》一文中，写了那种比较极端的畸形人格。由于受到都市商业环境的长期浸染，阿金释放了被压抑的野性，她自私自利，利益至上，在里弄街巷谈论两性关系，有着多个姘头。正如阮兰芳所说，阿金身上带着更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里，新旧混杂，欧美商业经济与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嫁接使得各种新型人格带着分裂错位、畸形融合的特征。”[4]阿金更多体现了现代都市影响下道德沦丧的一面。 三、现代都市夹缝中女佣的尴尬处境
张爱玲生于城市长于城市，都市环境的长期浸润以及对城市的喜爱与习惯，使得她有着天然的都市感。都市日常生活的经验构成其笔下主要的内容，能够深入到世俗饮食男女内心深处，来关照都市，表现世间人生百态。正如李今所说，“她的写俗是为了透视人的本性与日常生活的逻辑，把形而下的俗事作为形而上的问题而进行理性思考。[5]
在《桂花蒸·阿小悲秋》中，阿小是在外国人哥儿达家做帮佣，然而她常常出入的地方是公寓的后阳台和厨房。对当时上海大部分女佣来说，虽然她们能够使用到更多诸如冰箱、咖啡机等现代化家用设备，能够看电影以作消遣，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她们却并未与现代都市完全融合。我们能够从她们所处的空间，看到更多她们与东家的阶级差异，她们虽然摆脱了乡村的空间束缚，然而在都市中依然处于一种边缘的状态。她们在这繁华的都市中，求得一席安身之处，在都市夹缝中努力地生存着。对阿小而言，做好本职工作，拿到薪资养活家庭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她们更多地关注自身的生存困境，“战时自来水限制”，“公寓里每天只有一个钟头有自来水”，“多余的面包票”，“户口粉户口糖”。[6]张爱玲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变化动荡的乱世中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与“悲愁”。所以说，纵观全文，阿小“悲秋”不仅仅是个人生存艰难的写照，而是超越个人上升到时代、历史的大悲。
总之，女佣书写可以看作是对“乡下人进城”模式的延续和超越，都市的现代化与乡村的落后愚昧已经不再是作家关注的焦点，作家的笔触更多的触及现代都市中小人物的生存困境，分析女佣这类普通的底层女性是如何适应都市，如何在都市的大环境中自我建构。可以说，在当代，现代都市与女佣的故事依然在继续，依然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参考文献：
[1]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2]程乃珊.上海滩的娘姨[J].文史博览.2005年。
[3]孙逊、杨剑龙主编.阅读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4页。
[4]阮兰芳.向都市迁徙的女性部落——有关上海女佣的三个文本考察[J]. 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年。
[5]李今.日常生活意识和都市市民的哲学——试论海派小说的精神特征[J].文学评论.1999年第6 期。
[6]张爱玲.张爱玲全集：红玫瑰与白玫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
作者简介：高丽君（1990.10--）；性别女，籍贯：山东临沂，学历：硕士在读，毕业于（或者在读与）中国传媒大学；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女佣；都市；阿小；张爱玲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14-02
女佣叙事在中国文学中一直是比较普遍和常见的，尽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呼、不同的故事，但都或多或少通过对女佣的描写展现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日常风景，从而表现一个时代的变迁及其深层的历史内涵。其中，张爱玲的《桂花蒸·阿小悲秋》是比较特殊的专门描写上海女佣的作品，以其女性特有的敏感以及上海生活的切身经验，为我们展现了上海娘姨丁阿小琐碎而又艰辛的日常生活，也从侧面反映了城市现代化进程对其生活的影响以及背后隐含的深层含义。
一、城市现代化与女性自由独立意识
从晚清上海开埠以来，越来越多乡间妇女进入到城市中，寻找生存的机会。而“女佣”因其工作的简单，成为当时乡间妇女的最普遍的选择。根据当时资料记载，“合城内外，洋场南北，岁有百金，家三四口者，无不雇佣佣妇，大抵皆自乡间来，”“妇女贪上海租界佣价之昂，趋之若鹜，甚有弃家者”。[1]程乃珊在《上海滩的姨娘》一文中，曾经详细介绍了上海女佣的历史背景与工作性质，她写道，“要说上海最早的职业妇女，当推上海的保姆，旧时称娘姨；这支气势浩荡的劳动娘子大军，相信其历史，远要悠长过上海的纺织女工和有‘湖丝阿姐’之称的缫丝女工。”[2]根据程乃珊的介绍，与封建时代的婢女、丫鬟卖身为奴不同，早期的上海女佣有着自由的身份，因而她们可以“有东家不打打西家之工的自由选择”。她们靠着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薪酬，从而不仅能够养活自己，甚至还能赡养家人，尤其是一些在外国人家“走做”的娘姨，其高额的月薪远远超过家里的男人。
张爱玲笔下的丁阿小就是一个在外国人家“走做”的娘姨，所谓“走做”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钟点工，由于西方人比较讲究隐私，不喜欢有陌生人闯入自家的感觉，所以通常请的娘姨都是不包食宿的，因此这类娘姨的薪资都会比较高，她们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日常工作的质量上，较少参与东家的私人生活。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灵活的工作方式也越来越为上海的白领阶级所接纳。从职业层面考察，这些进入城市的上海娘姨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而且她们已经能够摆脱对男性的依赖，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自己养活自己，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可以说，正是由于城市现代化带来的商业环境以及城市自由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自由独立的意识在上海女佣心中滋生，这可以说是一种女性进步，也是城市现代化的进步。像阿小这样的女佣除了认真完成每日的基本工作，还会根据东家指示不断尝试新鲜事物。根据工作的需要甚至学会了第二语言——英语，能够帮助东家应付电话及访客。她虽然有丈夫，但是两人聚少离多，平时都是她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在都市生活的巨大压力下，即使生活如此艰辛，即使地位如此卑微，阿小依然没有丧失尊严与责任感。在这里，我们仿佛看到的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女秘书及单身母亲的奋斗史。所以说城市的现代化，为上海的娘姨们提供了一个更为自由开放的工作环境以及生存空间，而脱胎于乡村的上海女佣也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获得了女性意识的解放。
二、城市现代化对日常生活模式的影响
从这些娘姨们进入城市开始，她们的生活便日益受到城市生活模式的熏染。“城市是成长过程的结果，而不是瞬间的产物。”[3]她们出于职业需要，不断适应东家的生活节奏，接触更多的现代化生活模式。从饮食、服饰、语言等基本生活所需，到消费、休闲等其他的生活方式，都能看到城市现代化的痕迹。例如，在《桂花蒸·阿小悲秋》中，阿小也会幻想如果自己再年轻一些，可以像秀琴一样做女大学生的打扮；她宁可用缺了角的小粉镜子梳妆，也不再像古时候的女子一样在水里照自己的影子；她学着用英文给东家的客人回电话，努力尝试着翻译每一段留言。她虽然做着料理衣食、服侍起居、端茶送水这些在乡间常做的事务，但是很快便儒染了城里的气息和做派。甚至闲暇之时，也会去电影院看电影以作消遣。她们一方面孜孜不倦地学习着城市人的生活方式、掌握各种都市生活的本领，另一方面也乐此不疲地享受着现代器物的带来的新鲜与便利。在这方面，阿小可以说更多的体现了上海姨娘的一种智慧，她能够比较游刃有余地承担东家哥儿达的要求和刁难，也能够准确地拿捏揣摩哥儿达的意思，从而圆满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从女性婚姻角度来看，阿小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被看作是勇于反抗宗族礼法的。她从乡村进入城市，和做裁缝的男人同居，并没有举行象征结婚的仪式——“花烛”。虽然阿小的反叛并不像二三十年代知识女性那样歇斯底里，甚至她自己仅仅是需要找人搭伙过日子，并没有反叛封建礼教的意识，但是她确确实实地踏出了封建牢笼的第一步，这是实实在在的。
当然，城市现代化的确在不断改变上海女佣的日常生活，而女佣因其职业性质能够进入生活中较为恒常的日常面，而张爱玲以其女性的敏感，借女佣视角能够窥见都市生活的内部。都市生活确实为女佣带来了极大的解放，但是这种解放也毫无意外地掺杂着其消极的一方面。由于城乡经济社会的巨大差异，往往会给这些来自乡间的没有什么文化的妇女造成一种极度的心理不平衡性，甚至现代都市的物质化、商业化与畸形的道德观也往往会渗透到女佣们的人格建构中。阿小虽然尽心尽力完成工作，但她很爱面子，虚荣心很强，甚至会嫉妒同乡小姐妹的生活；她用粗俗的乡村野话骂不上进的儿子百顺，却又寄希望儿子将来能够有体面的工作；她圆滑地处理与东家的关系，隐藏自己的情绪，在东家面前满脸堆笑，在背后却又是嚼舌根，骂东家们“作脏”。阿小的一系列表现正是在都市社会的物欲辗压之下，内心受到剧烈冲击从而产生的一种不平衡性。鲁迅先生曾经在《阿金》一文中，写了那种比较极端的畸形人格。由于受到都市商业环境的长期浸染，阿金释放了被压抑的野性，她自私自利，利益至上，在里弄街巷谈论两性关系，有着多个姘头。正如阮兰芳所说，阿金身上带着更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里，新旧混杂，欧美商业经济与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嫁接使得各种新型人格带着分裂错位、畸形融合的特征。”[4]阿金更多体现了现代都市影响下道德沦丧的一面。 三、现代都市夹缝中女佣的尴尬处境
张爱玲生于城市长于城市，都市环境的长期浸润以及对城市的喜爱与习惯，使得她有着天然的都市感。都市日常生活的经验构成其笔下主要的内容，能够深入到世俗饮食男女内心深处，来关照都市，表现世间人生百态。正如李今所说，“她的写俗是为了透视人的本性与日常生活的逻辑，把形而下的俗事作为形而上的问题而进行理性思考。[5]
在《桂花蒸·阿小悲秋》中，阿小是在外国人哥儿达家做帮佣，然而她常常出入的地方是公寓的后阳台和厨房。对当时上海大部分女佣来说，虽然她们能够使用到更多诸如冰箱、咖啡机等现代化家用设备，能够看电影以作消遣，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她们却并未与现代都市完全融合。我们能够从她们所处的空间，看到更多她们与东家的阶级差异，她们虽然摆脱了乡村的空间束缚，然而在都市中依然处于一种边缘的状态。她们在这繁华的都市中，求得一席安身之处，在都市夹缝中努力地生存着。对阿小而言，做好本职工作，拿到薪资养活家庭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她们更多地关注自身的生存困境，“战时自来水限制”，“公寓里每天只有一个钟头有自来水”，“多余的面包票”，“户口粉户口糖”。[6]张爱玲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变化动荡的乱世中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与“悲愁”。所以说，纵观全文，阿小“悲秋”不仅仅是个人生存艰难的写照，而是超越个人上升到时代、历史的大悲。
总之，女佣书写可以看作是对“乡下人进城”模式的延续和超越，都市的现代化与乡村的落后愚昧已经不再是作家关注的焦点，作家的笔触更多的触及现代都市中小人物的生存困境，分析女佣这类普通的底层女性是如何适应都市，如何在都市的大环境中自我建构。可以说，在当代，现代都市与女佣的故事依然在继续，依然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参考文献：
[1]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2]程乃珊.上海滩的娘姨[J].文史博览.2005年。
[3]孙逊、杨剑龙主编.阅读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4页。
[4]阮兰芳.向都市迁徙的女性部落——有关上海女佣的三个文本考察[J]. 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年。
[5]李今.日常生活意识和都市市民的哲学——试论海派小说的精神特征[J].文学评论.1999年第6 期。
[6]张爱玲.张爱玲全集：红玫瑰与白玫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
作者简介：高丽君（1990.10--）；性别女，籍贯：山东临沂，学历：硕士在读，毕业于（或者在读与）中国传媒大学；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