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从1948年10月到1966年5月任毛泽东秘书时间达18年，深得毛泽东的器重。1959年庐山会议时他才37岁；1966年5月23日，“文革”刚刚开始，在江青、陈伯达、戚本禹等人的残酷迫害下，田家英被逼饮恨自杀身亡，终年44岁。
　　
　　忧心忡忡走上牯岭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认识，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大跃进任务。
　　6月29日，田家英按中央通知，和胡乔木、吴冷西等一起，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此时的田家英，满怀忧患，心头像压着一块沉重的磨盘。
　　原来，会前他正在四川新繁县大丰公社(原名崇义桥)作实地调查。通过调查，他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
　　大丰在大跃进中曾放过亩产2.4万斤的卫星，他很怀疑，而社员们却不敢向他讲实话，生怕被戴上反对三面红旗的政治帽子。
　　很快，田家英便发现了那里仓库的秘密——厚厚的稻草上面仅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黄谷。一位会计又向他透露了真假两本账的内幕——应付上级检查，显示“大跃进”成绩的时候，他们用高产量的假账簿；而另外的一本，才是记载着实际产量的真账簿。
　　四月，早稻开始插秧。当时正在雷厉风行硬性推广密植。无限制的密植，违背农业生产规律，以此追求高产，欲速则不达，社员叫苦连天。这时毛泽东《给六级干部的信》下来了，四川省却未曾在县级以下干部中传达，田家英冲破禁区，在大丰公社广为宣传，有效抵制了盲目密植的瞎指挥，使早稻插秧得以顺利进行。
　　
　　秀才议政，不识庐山
　　
　　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后，田家英受命和周小舟一起起草有关农村的公共食堂等9个问题的会议纪要。
　　田家英因为向毛泽东汇报了四川存在的浮夸和瞎指挥等问题，在讨论中与四川省委负责人发生了激烈争吵。
　　在会议比较宽松的气氛中，他对个别同志私下谈了些对毛泽东本人的看法。如：毛泽东对经济工作不熟悉，缺乏必备的知识，在经济理论方面尤其没有钻研过，因此，处理有关经济问题就不如处理军事、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毛泽东应当摆脱日常事务，总结一些重大经验，专心于理论的著作。如果允许他离开中南海，他想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其中两条：一是毛泽东听不得批评意见；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不幸的是，这些谈话不慎被走漏了出去。
　　
　　彭德怀惹祸，田家英检讨
　　
　　7月14日，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对大跃进以来工作的意见并对出现的严重问题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田家英没有意识到这封信可能会带来的后果，在小组讨论中，只是就四川调查，谈了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7月23日，狂飙突降。毛泽东发话批判彭德怀，会议气氛骤紧。局势变化大大出乎田家英的意料。田家英在小组会上遭到不公正的指责与批判，说他“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人还提出他私下谈论毛泽东的那些事来，幸好被人“掩盖”过去了。
　　在会议的重压之下，田家英违心地向毛泽东作了检讨。在检讨的同时，他激动地一面流泪一面申诉他的发言是有根有据的，说他反对三面红旗，他接受不了。他表示，可以当面对质，中央也可以派人去四川调查。
　　毛泽东一面听着田家英的申诉，一面说：“你说了人家一些坏话，人家反过来批评你，这是常情。紧张一下有好处，可以反过来想想自己有什么不妥之处。但也不必太紧张。过两天我会向他们打招呼，下‘停战令’，对秀才们挂‘免战牌’。你们也不要尾巴翘到天上去，还是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人的世界观改造不容易，活一辈子要改造一辈子。你们前一段说的话基本上是对的，但有些话不对，有些方向不对，有些说过了头，要不断进步。”后来，由于毛泽东为秀才们高挂‘免战牌’，田家英才不至于遭受进一步的打击。
　　8月2日开始的八届八中全会，在大会小会上展开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斗争。
　　田家英、胡乔木、吴冷西、陈伯达四人因“前一段乱说话”被中央立案审查，直到10月，毛泽东最后找四人谈话。他说，你们在庐山表现不好，但不属于敌对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两类人，而是属于基本拥护总路线，但有错误观点或右倾思想这两类人。至此，“四人案”才算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