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姚广孝是元末明初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在政治军事、人文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上都具有极高的才华，所取得的任何一项成就都足以使他傲视千古。而他却偏偏兼而有之，这就更加难能可贵，极为不易，堪称奇迹与神话。
　　在政治军事方面，姚广孝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之一，他的军事才能被明末抗清英雄黄道周认为足列“名将”之列。他参与了“靖难之役”的发动与战略决策，辅佐朱棣登上帝位，建立了不世功勋，从而也改变了大明王朝的政治格局和中国的历史走向。姚广孝是永乐盛世以及后来仁、宣之治最主要的奠基人。
　　在文化方面，姚广孝最大的成就莫过于他在靖难之役胜利、朱棣登上皇帝宝座后主持监修了《永乐大典》。他之所以能监修《永乐大典》，当然与其作为靖难第一功臣的政治功勋和地位密不可分。《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官修典籍中规模最大的类书之一，其内容无所不包，征引浩博，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在保存传统文化方面具有极为重要、不可比拟的作用，其编纂人员之众，卷帙之多，所辑内容之富，版式装帧之精，都是空前的。
　　除此以外，姚广孝在大文化概念的各个具体方面上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在宗教思想方面，姚广孝作为元末明初中国佛教界的杰出代表，他博通三教，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于一身，始终以僧自持，没有忘记自己的佛教徒身份。先是婉拒朋友劝说，未返冠巾，后来即使有朱棣的赐姓恩赏，也始终袈裟披身，奉佛至终。他所撰写的《净土简要录》《诸上善人咏》等宗教著述，在中国宗教思想史上有其一席之地。明朝建立以后，理学逐渐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青睐。他在明知时人和后人会以此反感排斥与诋毁他的情况下，还是在永乐十年整理了反排佛的“护教”之作——《道余录》。
　　《道余录》是姚广孝从佛家观点出发对程朱排斥佛、老学说的反驳。这是晚年的姚广孝利用其特殊的职位，在佛教事务上所做的一件大事，是他在有生之年为佛教所做的贡献之一。他著述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争取佛教在中国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日本学者荒木见悟认为，姚广孝此举，乃是由于明朝建立后，宗教只是当作统治的工具，在优待、保护的背后是严厉的管制与淘汰。姚广孝虽有着“靖难第一功臣”的特殊身份，但作为僧人，同样“对佛教的未来遭遇充满着不安”。姚广孝还以太子少师的身份撰有《佛法不可灭论》，论证排佛行为的劳而无功。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姚广孝所撰《道余录》其实是宋元以来佛教护法书中的一本，影响到日本等邻国。姚广孝以佛教徒的身份，采取与儒家正统当面交锋的激烈方式，这在当时是绝对没有的，也就注定了此书日后会遭到严厉反攻，并险遭被人焚毁的命运。明代杰出思想家李贽见到此书后认为“绝可观”，“宜再梓行，以资道力，开出世法眼”。李贽以七十五岁高龄，不辞辛劳，到处访求姚广孝的遗书遗像，并将《道余录》刊行。他見到姚广孝遗像时，不禁大为感慨：“俯仰慨慕，欲涕者久之。以为我国家二百余年以来，休养生息，遂至今日，士安于饱暖，人忘其战争。皆我成祖文皇帝与姚少师之力也。”但李贽等极少数人对姚广孝的高度评价，却是不被当时主流所容的异端之说。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也认为姚广孝在思想上颇有创见，可惜其见解没能得到世人的认可。他说：“少师之才不下于文成（王阳明），而不能行其说者，少师当道德一、风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说又作之时也。”他将姚广孝和王阳明两人进行了比较，进而指出姚广孝尽管对程、朱之说有所反驳，却因所处时代为“道德一、风俗同之日”，因而在社会上很难造成很大的声势。而王阳明所处是时代则“世衰道微、邪说又作之时”，故阳明学说一出，天下翕然从之。这其实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姚广孝对程、朱排斥佛、老学说的反驳是王阳明心学的先驱。
　　在文学方面，姚广孝广交名士，早著才名，是有明代第一诗人之美誉的高启“北郭十友”之一。明人何乔远《名山藏》说姚广孝“善诗词古文”。《明史》中称姚广孝“少好学，工诗。与王宾、高启、杨孟载友善，宋濂、苏伯衡亦推奖之”。
　　元末苏州地区的社会环境，为他提供了这种随时与文士交游的便利。当时吴中以乱世之中的相对平静，得以成为东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统治苏州的张士诚等人也颇礼遇文士，客观上为文人避兵吴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钱谦益曾说：“元末，张士诚据吴，方谷真据庆元，皆能礼贤下士;而闽海之士，归于（陈）有定。一时文士，遭逢世难，得以苟全者，亦群雄之力也。”吴中地区一时文人荟萃，结社唱和的文学活动非常活跃。以杨维桢为首的铁崖诗派，和以顾瑛为首的玉山雅集都影响较大。而姚广孝所在的苏州一带，则有以高启等人为核心的北郭诗社。县志中记载姚广孝“少从高启辈为诗，聪敏过人，启极称之”。
　　在北郭诗社当中，姚广孝思维敏捷，文才高超，在与诗友们的长期厮磨中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一次徐贲约姚广孝相会，因故人挽留愆期，特赋诗致意：“偶因故人留，不遂林下期。遥知看月处，为我立多时。”姚广孝曾作《怀幼文诗》以纪念徐贲，并寄高启。高启答之：“题诗为我谢汤休，莫作人间远客愁。未报归期须记取，松陵江上鲙鲈秋。”三人的友谊是真挚的。姚广孝又曾寄栀子花问候杨基，杨基以诗答之：“五月乡林檐葡开，雪花如掌照青苔。不教天女轻分去，却为维摩速送来。”也足见二者之交情。洪武二年（1369），高启应诏修《元史》，居于南京，姚广孝前去拜访请益。姚广孝将其多年来所写的诗文结成《独庵集》，商之于高启，并请高启为其作序。高启以其远道来京，欣然命笔，文中说道：“诗之要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也。体不辨则入于邪陋，而师古之意乖。情不达则堕于浮虚，而感人之实浅。妙不臻则流于凡近，而超俗之风微。三者既得，而后典雅冲淡，豪俊秾缛，幽婉奇险之辞变化不一，随所宜而赋焉。”
　　对姚广孝所作《独庵集》，高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词或闳放驰骋以发其才，或优柔曲折以泄其志，险易并存，浓淡迭显，盖能兼采众家，不事拘狭。观其意，并将期于自成，而为一大方者也。间与之论说，各相晤赏，余为之拭目加异。夫上人之所造如是，其尝冥契默会而自得乎？抑参游四方，有得于识者之所讲乎？何其说之与余同也。” 　　现代杰出学者郑振铎在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写道：“当时诗人却不多见。惟怪杰姚广孝，长洲人，尝为僧，名道衍，字斯道。以助成靖难之功，为僧录左善世，加太子少师。虽是一位大政治家，其诗却大有韦、孟、王维的风趣。像‘波澄一溪云，霜红半山树。荒烟满空林，疏钟在何处？’‘岚岭照深屋，云松翳闲门。鸟啼惊曙白，花气觉春温。’置之明初的诗坛上，殊使人有由喧市而踏到‘青松白沙’的妙境之感。”这是现当代流行的各种文学史著作中唯一提及姚广孝的一段论述。
　　在书画方面，姚广孝与当时的著名书法家、画家都有交往，有较高艺术水平。他的书法、绘画作品流传至今。
　　从自然科學上看，姚广孝的最大成就即在于靖难之役爆发之前，他为了秘密锻造兵器，利用多孔墙体吸声的原理，设计建造了具有隔声效果的铸造密室;还有在朱棣登基后监造了举世闻名的永乐大钟。设计隔声建筑一事，载于多种史籍。《明朝小史》称：“帝命姚少师治兵器。姚乃作重瓦，周绕厚垣，以瓴甋瓶缶密甃，其口向内，其上以铸，下畜鹅鸭，日夕名噪，不闻锻声。”明末杰出史学家谈迁说到朱棣在“靖难”前夕，“潜勒束部士，锻兵器于窟室，鸡鸭鹅栖其上，声相乱也”。
　　明末杰出科学家方以智在其《物理小识》中揭示了姚广孝隔声房的原理：“隔声：私铸者匿于湖中，人犹闻其锯锉之声。乃以瓮为甃，累而墙之，其口向内，则外过者不闻其声。何也，声为瓮所收也。”
　　姚广孝设计建造的隔声建筑，是中国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座隔声建筑，比欧洲同类建筑早了近五百年，在中国科技史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足迹。
　　除此之外，在今天北京大钟寺内，有一座举世闻名的永乐大钟。此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大钟，铸造工艺高超，钟体结构巧妙，钟声悠扬，且钟体内又铸有大量的佛教铭文。据统计，永乐大钟上总计刻有二十三万余字符的佛教经文和咒语。所有的这些，都堪称举世无双。永乐大钟充分体现了十五世纪初期中国先进的冶金、铸造技术，展现了中国古代在力学、声学等方面的发展水平。而它的监造人，就是姚广孝。

二

　　就是这样一位在如此众多方面都拥有杰出才华并取得极大成就，生前极为显赫，死后倍极哀荣的伟大人物姚广孝，却在死后仅仅十余年褒誉便不再延续。宣德五年（1430）修成的《明太宗实录》对姚广孝就已颇有微词，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对姚广孝《道余录》的发难。《明太宗实录》称“广孝尝著《道余录》，诋讪先儒，为君子所鄙”。这一论调，后来被反复征引，开明、清贬斥姚广孝之先河。明代编纂的《姑苏志》、郎瑛《七修类稿》以及顾炎武《日知录》等书，均提到姚广孝《道余录》“专攻程、朱”一事，并记叙其友张洪焚毁《道余录》之行。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更极力贬斥姚广孝，将其与明代第一奸臣严嵩并列，称姚广孝之诗“清新婉约，颇存古调，然与严嵩《钤山堂集》同为儒者所羞，称是非之公，终古不可掩也。附载《道余录》二卷，持论尤无忌惮”。这一论调贯穿明、清两代，直到民国年间的《北京市志稿》，仍称“是录（即《道余录》）极诋儒术，以自张其学，持论殊无忌惮”，并举《姑苏志》张洪焚灭《道余录》之事，谓“盖虽其亲昵者，不能为之讳云”。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明代中期，朝廷借故将姚广孝撤出太庙配享。“嘉靖九年，世宗谕阁臣曰：‘姚广孝佐命嗣兴，劳烈具有，顾系释氏之徒，班诸功臣，侑食太庙，恐不足尊敬祖宗。’于是尚书李时偕大学士张璁、桂萼等议请将广孝移祀大兴隆寺，太常春秋致祭。诏曰：‘可’。”
　　对于姚广孝被撤出太庙配享，时人誉为“圣人”所为。高金于嘉靖九年上疏言：“陛下临御之初，尽斥法王、国师、佛子，近又黜姚广孝配享。臣每叹大圣人作为，千古莫及。”明代杰出史学家沈德符也说道：“至斥姚少师配享太宗，则圣见超卓，非臣下所及矣。”又称：“世宗订定祀典，进刘基于太祖之侧，而斥姚广孝，不使得侍太宗。此不特圣主独见，亦海内公论。”沈德符所谓“海内公论”，即指当时文人士大夫阶层中的看法。
　　时过境迁，人们对姚广孝历史功勋的感受渐渐减退，后人管志道感叹称“谩说姚师靖难功，风云叱咤总成空”。另一方面，对姚广孝攻击的言辞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进入清朝后，人们已无所顾忌，清初杰出文学家朱彝尊甚至说：“少师与十高僧同征，当时孝陵‘知人则哲’，何不移来复之诛诛之。”来复是明初高僧，明人盛传他应对不称旨，被朱元璋所杀。朱彝尊惋惜朱元璋既然有先见之明，那为何不将姚广孝也早早诛杀，以免其祸害后世。
　　明、清以来还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朱棣和姚广孝铸造永乐大钟，是由于两人在“靖难之役”中杀戮太多，功成名就后心生愧意，于是特意铸造这座举世无双的大钟进行忏悔，以消散天地间鬼神的怨气，以求心灵的安宁。
　　对于姚广孝，今人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中日本学者牧田谛亮所撰《道衍传小稿——姚广孝的生涯》一文，是近代研究姚广孝的开篇力作。《道衍传小稿——姚广孝的生涯》结合宏观的社会背景，研究了道衍一生的行迹与事功，涉及道衍早年师从智及、参予“靖难”、晚年任官，以及其佛教著述、与日本僧人交往等内容。此后，牧田谛亮又著有《道衍禅师》书稿，包括道衍禅师的生涯、燕王与道衍、靖难之师、对禅僧的告诫、晚年的道衍等内容。牧田谛亮认为在明初“靖难之役”中，道衍禅师“是个真正的策划、推动者”，事件过后获得“靖难论功第一”的殊荣。但又引述道衍功成还乡赈灾时，受到胞姐斥责，旧友王宾拒见的史料，称“道衍临终之际，盘旋脑海者，当非‘靖难’之荣光，而为有悖僧侣本分受胞姐、旧友唾弃之憾”。
　　国内学界对于姚广孝的研究，大陆首推商传先生《明初著名政治家姚广孝》一文，发掘出《相城小志》所载《姚少师祠堂记》石刻，追溯姚广孝上辈“自汴梁南渡后三代的情况”，随后探讨姚广孝出家经过及其生平事迹，分析了姚广孝在“靖难之役”中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指出姚广孝“是明初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他本身的卓越才能及其顺乎潮流的政治主张，都应予充分肯定”。此后，台湾学者江灿腾撰有《道衍禅师的生平与佛教思想》等文，在牧田谛亮、商传两文的基础上，重点对姚广孝的佛教思想进行了探讨，内容包括《道余录》及其净土思想两大部分。江灿腾分析了姚广孝《道余录》《净土简要录》和《诸上善人咏》等内容，并注意到姚广孝反排佛论思想在国内儒家中的激荡以及在邻国日本的影响。他进而指出，姚广孝“证明自己：可以做最高军事参谋，可以负责艰巨的城池战守，可以教育太子，可以监修《太祖实录》，纂修《永乐大典》。这些事情的每一种，都能使人成为历史名人，他却全部胜任自如！在人生成就的高峰上，他足以傲视同时代的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