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法国人马克·吕布开着老旧的路虎，从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到中国、日本，一个人在东方旅行。他在《东方印象》前言里写道：“这三年，我独自一人从早到晚走着、看着，把精力集中在我看到的一切之上，睁大眼睛迎接所有惊喜，一天一天逐渐明白如何才能成为摄影师。边走边看，回头再走，站在长椅上，爬到卡车上，走偏几步，不停地移动直到勾画出我要的画面，等待一个女人、一个孩子、一条狗、一辆马车等进入背景当中，在混乱中找到秩序，饶有兴致地观察一个场景从头到尾的演变，欣赏一个优雅的手势，我体会到活动与行走给身体带来的快乐，我喜欢沉默，一张好照片给我带来的这种感觉，就是幸福。”我仿佛看到老马拍照片的情景……
　　
　　六十年后，2014年9月上旬，一个鬓发花白的小老头，手里捏着和马克·吕布一样的徕卡相机，站在了加德满都的街头。适逢雨季，每天都要下一阵子，没有阳光，找不到北。从泰米尔区到加德满都的杜马广场，步行只要一刻钟，可我走了一个小时以后，不得不乘三轮车。骑三轮车的小伙子忍不住笑了，他只拐了一道小巷子，手指了一下说——杜马广场，而后飞吻着百元卢比扬长而去。我不知道马克·吕布会不会和我一样，在完全不同的异国城市里迷失自己。
　　这里的街道交口不是四岔，而是五岔六岔甚至更多，我经常在小巷子里转着转着又回到了原点。地图、路牌、广告啥也看不懂，只能认真地看，细心地辨认。有时候干脆找个地方坐下来看街景，不，是在看电影。后来我干脆在迷宫似的巷道里胡乱行走，时间差不多了，就坐人力三轮车回泰米尔旅馆，我给他们看旅馆的钥匙牌，那是一块很重的黄铜做的，上面有地址和电话。
　　
　　相传中世纪马拉王朝，尼瓦尔文化已经发展到了顶峰时期。国王把加德满都谷地分给三个皇子，三个皇子比拼似的大兴土木建造皇宫，这样就有了加德满都、帕坦、巴德岗的杜巴广场（杜巴即皇宫）。这些古城和精美的宫殿神话般地保留至今。它们并不是被封存起来，派重兵把守，游人只能隔着玻璃和栅栏远远的参观。它是鲜活的，每天都在被使用着——清晨，女人洒水点灯，敬献鲜花和稻米;男人把额头紧贴在神的手臂脚趾，祈求一天的平安，他们进出寺庙神龛就伸手敲响铜铃，——神，我来了！那些神殿佛塔可以攀爬和抚摸，它们是孩子们玩耍的乐园;年青人在那儿谈情说爱;游客们发呆时一屁股就坐在十六世纪的神迹上。闲汉一头倒下去，睡得不省人事。我感到奇怪的是那些在大街上闹市里，分分钟就酣睡的人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那么瞌睡？为什么那么坦然和心安理得？这可能与国家制度、民族文化有关。2006年尼泊尔国会废除印度教为国教，宣布尼泊尔为世俗国家。一个国家世俗化，意味着更大范围的享受自由。信仰自由，生活自由，选择的自由。你信你的神，我信我的神，你过你的节日，我过我的节日。尼泊尔人自豪的称，神跟人一样多，庙宇跟房舍一样多。世界各地的游客只能用惊奇的眼神和相机浮光掠影，只能在微博里与亲人朋友报道他们的所见所闻。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只是尼泊尔最外面的表层。外国游客很难在此落地生根，他们只能捡拾一些时空的碎片，杜撰一段美丽的邂逅、浪漫的恋情。感叹了神奇之后，黯然神伤的回到现代化的囚笼，按部就班的朝九晚五。最多，尼泊尔像一幅画，一首诗潜伏在心底的某个角落……
　　
　　尼泊尔人有自己的神，过着神一样的生活。一到黄昏，他们就退回到迷宫般的街巷里，退回到洞穴似的房舍里栖息。我曾经进去一个民宅，低矮的门要弯腰才能进，屋子里没有几件家具，却清扫得干干净净。出来时发现只有门框没有门，怪不得他们可以在大街上，任何一个可以躺下的地方倒头就睡。他们不担心钱物被盗，他们只有身体和衣裳。一无所有才配得上自由，真正的自由。与自由在一起的还有平等，尼泊尔人不会嫌弃穷人，反而会施舍比自己更穷的人，真正的良言善行。良言善行这句话我是在拉萨街上看到的，它既是社会主义的又是资本主义的，也可以是藏传佛教或印度教的，耶稣或众多神的。一个国度，一个社会都能良言善行，那会是怎样的情境呢！
　　
　　我在加德满都很快拍完了胶卷，在商店里买的彩卷没有包装，用着怎么也不放心。于是像发现宝藏一样地欣喜，恋恋不舍地回国，心想反正很快就会再去的。几个月后那场地震让世人震惊，我赶紧再看这些照片，看看那时加德满都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