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下午，刚刚结束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红力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体现。
　　在张红力看来，24小时不间断的实时交易，令金融市场瞬息万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向纵深发展，无论是一国货币政策的调整，还是金融市场的创新，抑或风险的传播，都会产生全球效应。由此对一国金融市场和金融秩序产生的挑战和冲击，不言而喻。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金融法律体系，形成了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票据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保险法》和《担保法》在内的金融法制体系。但金融业日新月异、金融市场瞬息万变，现行法律体系已出现一些未能覆盖但又亟需法制保障的立法盲区，有必要制定一些新的法律，如金融稳定法，期货衍生品法，金融消费者及投资者保护法等。同时，一些早年适用的法律条文已无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作为世界顶尖的银行机构，中国工商银行早已被国际金融界所熟知，张红力也经常参与一些国际金融事务。“对于国外的东西，我们当然要辩证地分析和接受，外国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但通过我的了解，在金融立法方面，西方的一些做法，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张红力表示，国外一些发达经济体的金融立法和修法速度通常都很快，既适应了变幻莫测的金融市场的需求，也为金融风险的防范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障。
　　“2001年，安然申请破产，次年7月，萨班斯法案颁布，成为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覆盖范围最广，也最为严厉的上市公司监管法律。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2010年7月，多德佛兰克法案通过。多德法案被视为自大萧条之后，美国改革力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金融监管改革。这一法案得以迅速通过，一个重要安排在于没有对如何确保金融稳定进行细致、详尽的规定，而是授权于新设立的机构进行管理。以此来避免过多的国会辩论，从而加快了立法程序。”
　　张红力认为，相比之下，我国的立法速度和修法进度都比较慢，难以适应金融立法、修法所要求的时效性和紧迫性。
　　究其原因，有多个方面。如全国人大常委会通常两个月召开一次，立法过程中还要不断向国务院及其相关组成部门，乃至全社会广泛征求意见，涉及的范围较广，环节较多。在保证法律的公正性、准确性的同时，却也放缓了立法和修法的进程。加之法律的制定和修改，通常会涉及社会经济关系和利益格局的界定和调整，面临的阻力和纠葛，自不待言。有时候甚至因为一个条款无法达成共识，就要搁置数年。
　　张红力认为，中国必须采取措施加大金融立法、修法的专业性、及时性。
　　张红力表示，目前的《立法法》对于立法程序有明确规定，保障了立法、修法的严肃性、规范性。但是在操作中，修法工作往往耗费时间较长。可以考虑在《立法法》的框架下进行试点：对一些金融法律的修法程序尽可能简化，并加快修法进度，保证一些不涉及基本原则、但又明显不适应客观需要的细节问题，在较短时间内能够修改。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银监局局长陈琼：组建银监体系中的县级支局
　　吴晓光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银监局局长陈琼指出，县域金融要实现稳健发展，离不开有效的金融监管和引导协调。由于受银行业监管机构设置的限制，目前县域银行业监管资源配置严重不足，与县域金融发展不适应、不匹配。
　　陈琼建议，在机构建设方面，在现有银监分局监管办事处的基础上，组建银行业监管县级支局，从而形成银监会（中央层面）—银监局（省级层面）—银监分局（市级层面）—银监支局（县级层面）四级监管组织体系。在职能设置方面，按照属地监管原则，银监支局主要负责辖区农村信用社、农村银行、村镇银行等法人机构和有关银行分支机构的监管。同时，在协调指导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发展，开展金融知识公众教育，配合有关部门对社会融资活动进行监管和治理等方面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