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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来，长期居住在中国的韩国籍侨民已接近百万。这一自发形成的数百年来最大规模的外国人侨居中国运动，将对中国、韩国以及中韩关系带来什么？
“乐不思韩”
用张亨植的话说: “我第一次到北京，一下飞机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今供职于北京金融街一家韩国资产公司的张亨植，在中国定居已经7年之久，他依稀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到北京时对这个国家的印象。“韩国与中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些让我倍感亲切；与此同时，两国存在的差异性，又让我对这个国家充满了好奇与憧憬。”于是，张亨植选择留在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2001年，张亨植在北京的望京开了自己的第一家咖啡馆。“开这个咖啡馆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想要熟悉在中国开办公司的这一套流程和手续。”言下之意，当时还没有大学毕业的张亨植早就开始规划自己在中国的发展蓝图了。两年后，张亨植的第二家咖啡店在同样是韩国人聚居的五道口开张。
此时的张亨植已经感觉到，语言上的缺陷成为自己在中国继续发展的最大障碍。2005年，张亨植将店铺的生意交给朝鲜族伙计打理，自己回国读了商业管理的研究生。这段求学经历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张亨植告诉记者说，他利用这段时间好好恶补了一下中文。去年，张亨植再次来到中国，既懂中文又在中国有过创业经历，让他立刻成了急于进入中国的韩国金融公司眼中的“香饽饽”。目前张亨植供职的这家韩国金融公司北京办公室，从注册到装修，都是有“中国通”称号的张亨植一手操办的。
对于未来，张亨植踌躇满志。“中国市场前景这么广阔，发展机会这么多，我一定会干出自己的一番事业。我还要去很多不同的地方，发现更多的我所不知道的‘中国’”。在张亨植看来，这样的“China Dream”，是很多在中国留学的韩国学生都怀揣的梦想。
目前，在中国的韩国留学生已接近6万人，占到在华外国留学生总数的一半。他们大都给自己设计好了一条理想的路线——学好中文，回韩国，谋职韩国大企业，再外派到中国，长期居住和工作在中国。
韩国留学生仅仅是这场“西进”运动的一小部分人群。真正的主力军是韩国商人及其携带的家属。中国韩国商会会长吴寿宗可说是韩国商人扎根中国市场的“先驱”，自1990年来到中国，他在这里居住了17年。如果说张亨植代表了年轻一代韩国人的“中国梦”，那么吴寿宗的观点则代表了大多数来华经商的韩国商人的共同诉求。“中国有13亿人口的广阔市场，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生活成本，与韩国相似的文化背景，我看不出有什么原因让韩国商人选择其他地方投资和贸易。”同时兼任一家韩国工业企业董事长的吴寿宗说。
“21世纪最有希望的两个市场，一个在美国，一个则就在中国。”吴寿宗坐在自己位于北京东郊的办公室里悠然地对《商务周刊》记者说。吴对子女的教育安排，充分体现了他这种坚定的信念。两个女儿已被送往美国接受大学教育，而要继承自己“衣钵”的儿子则先是在清华大学读完大学，目前也在美国攻读MBA。
吴寿宗显然对这种安排很得意：“我的儿子既熟悉中国市场，又接受了美国先进的管理理念，回来以后继承我在中国的事业是再合适不过。”
同其他中高阶层的韩国商人一样，吴寿宗没有选择住在韩国人“扎堆”的望京，而是在毗邻CBD的高档楼盘——星河湾购置了房产。很多韩国大公司的首席代表则选择在顺义别墅区买房置业。
朴基成是韩国联合通讯社驻北京的特派记者，他没有像一般外国记者那样把住处安在自己工作的地方齐家园外交公寓附近，而是选择到20公里外的望京去租了一套房子住。尽管交通状况不尽如人意，早上要起个大早，花30分钟赶到齐家园上班，晚上下班更要在路上堵一个半小时。付出这样的代价，朴基成告诉记者说，“只因为在望京，让我有回家的感觉”。两年前，朴基成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也接到中国。
位于北京东北部的望京，10年前还是一片荒地，如今已经被称为北京的“韩国城”。在这里，韩国超市和烤肉店遍布大街小巷，吃穿不是问题；孩子在专为韩国子弟开办的望京韩国国际学校上课，课后到围棋道场学棋，还有专门的韩国人开办的课外辅导班。朴基成对望京这座“韩国城”的评价是：“好像不会说一句汉语，也能在望京生活下去。”
比比皆是的韩国烧烤店、张贴有韩国文字的巨型海报的小商店，说着韩语从身边走过的妇女、小孩和老人，身处韩国人聚居的望京三区，记者果然恍惚有种身在韩国首尔忠武路的错觉。望京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望京街道辖区内目前共有17个社区，韩国人主要集中在西园三区和西园四区，大约占到小区人口总数的80%—90%，并且这一数字还在逐年增长。
类似的韩国城不仅仅是北京独有，在青岛“城阳区”聚居的常住韩国人口已逾5万，流动人口5万余人，沈阳的“西塔街”也常住有大约1万名韩国侨民。
“宾贡进士”是唐朝用来形容彼时韩国留学生的称号。唐朝年间，大批新罗人从朝鲜半岛到大唐留学，甚至在朝为官，这些人及其后代回国后，带回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典籍，促进了新罗文化、政治以及经济的发展。这是有史书记载的韩国人迁居中国的“第一次高峰”。进入21世纪，随着以商人、留学生为主的韩国人再次大批“西进”中国，不知不觉间，截止到2007年，长期居住在中国的韩国籍侨民已接近百万，韩国人已经成为在中国的人数最多的外国人群体。
来自驻华韩人会的调查显示，中韩建交后，在华韩国人数量呈几何级递增，如今来华长期居住的韩国侨民每年至少增长10万人，到2010年，在华韩国人有望超过200万。
经济“推手”
韩人“西进”的脚步始于1992年的中韩建交，跨国公司开拓中国市场的冲动，激起了第一波韩国人来华。
早在1990年就曾“探路”中国市场的吴寿宗回忆说：“很多韩国大企业，包括现代、浦项制铁等，就是在那时纷纷来到中国进行投资试点。”试点成功之后，跨国公司派来的经理和员工成为第一批驻华的韩国侨民。
“当时，很多人还很不情愿来到中国，他们对中国的印象仍然停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在1992年到中国采访的朴基成告诉记者。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一年成为大批韩国侨民涌入中国的拐点。韩国经济遭受重创，很多在当年遭遇破产的中小企业主和失业韩国人，主动来到中国寻找机会。
金融危机之后，一直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尤其是韩国年轻人更为严重的失业问题，成为推动更多韩国人入华的主要动因。2005年，韩国失业率高达3.7%，其中15—29岁的青年失业率更高达8%。2006年，韩国失业青年和无特别理由“休息”的失业人员统计数字更是创出了最高记录。
三星经济研究所国际研究部部长金荣涣向《商务周刊》分析说，韩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后出现下滑，以及韩国企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企业科技含量的提高等因素，遏制了企业对人力的需求，导致工作岗位大量减少，“再加上近年来韩国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迁移到海外发展，这些都是韩国国内劳动力需求下降以及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此外，韩国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方面的差距，也使得韩国许多年轻人把他们的就业希望盯在大企业职位上。但实际上，根据金荣涣的介绍，由于韩国大企业员工的工作岗位相对比较稳定，大企业吸纳新员工的能力实际上很有限。
“在韩国这样一个大财阀集团主导实现产业化的国家，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财政援助和金融支持一直并不充分。”金荣涣说，在狭小的国内市场资源竞争中，不敌大企业的韩国中小企业必然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能力。而有着庞大国内市场的近邻中国，不仅是韩国大型跨国公司的乐土，也给韩国中小企业提供了可以施展的空间。据韩国商会会长吴寿宗介绍，目前在中国的韩国企业，中小企业占到了70%。
“如今，不仅很多韩国人都想来中国，而且来了之后，大多数人都不愿回去了。”朴基成告诉记者，“不愿回国”几乎成为了在华韩国人的“新共识”。在中国，韩国商人不仅可以找到相对低廉的雇工、工厂、办公室以及原材料，他们在中国的生活成本也比韩国低得多。相比首尔贵得“令人咂舌”的水果和蔬菜，在中国，韩国主妇可以放心地往购物篮里放上一整个西瓜而不是一片，一捆葱而不是一根。尽管北京房价已经大幅飙升，但相比首尔房价最贵的江南地区近一万美元每平方米的房价，吴寿宗可以舒舒服服地选择住在CBD附近的高档社区，这里的房价仅是前者的一半。
当然，贸易成本和生活成本的相对低廉以及良好的投资环境，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优势所在。纵观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马来西亚甚至印度，都拥有与中国相似的条件。大多数韩国人选择留在中国，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他们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1960年代，韩国人还梦想着能够移民到美国和德国，给自己和家庭一个美好的未来。过去10年来，韩国移民潮从西方转向东方，移民数目在短短10年里堪比过去50年往西方国家的移民数字，繁荣的中国对韩国人而言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
东亚肯定
记者在采访韩国商会会长吴寿宗时，注意到他的办公室墙壁上挂满中国的书法作品。“信义、尊重、诚实……”这样的字眼，被吴寿宗奉为人生和经商的信条，挂在墙壁上时时勉励自己。吴还向记者展示了自己刚刚练就的毛笔字，一笔一画，甚是认真。在谈到韩国人移居中国的潮流时，吴特别提到了共同文化起到的重要作用。
“我们不仅长相相似，而且从古代开始就有了往来和交融的历史，信奉共同的儒家文化，甚至文字都让我们彼此不会感到陌生。”吴寿宗认为，正是中韩两国在历史、文化以及语言方面的共性和认同感，同经济因素一起，构成了越来越多的韩国人侨居中国这一现象背后的完整动因。
张亨植坦言，自己在美国军队服役的那几年“不愉快”经历，彻底打消了自己留在美国发展的念头。“不同的生活习惯，迥异的思维，都让我跟美国人的相处不是很自在。”张在中国，找到了这种相对的“自在”感。
这种存在于中国人和韩国人之间的“自在”感和认同感，正是塞缪尔·亨廷顿所强调的“亚洲自我肯定”。亨廷顿指出，虽然东亚人（包括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意识到亚洲各社会和文明之间的差异，但他们仍然认为彼此存在着重要的共性。而这种共性，“包括儒教的价值体系，特别是强调节俭、家庭、工作、纪律以及对个人主义的摒弃”。
当然，这种自然的认同感，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和韩国人的真正融合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不用懂汉语也可以在望京生活”这样的事实，实际上印证了两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隔离”和“疏远”。吴寿宗依然没搞懂为什么自己的员工一定建议自己买辆“奔驰”。“彰显公司的身份，需要买辆昂贵的车和一间装修豪华的办公室吗？”面对这样的问题，记者不知道该从何解释。已经在中国待了17年之久的吴寿宗显然还不够了解中国。
要在“共性”基础上实现更进一步的融合，可能还需要第二代、第三代移民的彼此靠近。“正如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所看到的，第一代移民总是倾向于聚集在自己人形成的社区内，不论是‘韩国城’也好，‘中国城’也好，都无法与周围的环境形成真正的融合。而第二代移民就可以大大改善这种情况，一如现在在美国的韩国侨民。”在吴寿宗看来，韩国人走出望京、走出“韩国城”与中国人真正走在一起的希望，在第二代侨民的身上或许可以实现。
至少，这种发自民间的人口移动与交流，为中韩乃至整个东亚地区未来的融合起到了推动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李敦球研究员对《商务周刊》说：“中韩在政治、经济以及安全上的地缘政治利益相一致，两国国民通过人口流动在文化经济上互相加深了解，可以达到潜移默化影响对方的作用。”纵观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问题，李敦球认为，虽然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以及融合还存在很多困难，但中韩人民这种自发的相互靠近，毕竟为一个新东亚开了一个好头。
“文化在国家间政治摩擦和国家主义高涨面前不会显得苍白无力。”一直致力于研究中韩日的共同基层文化及其现代意义的韩国东国大学洪润植教授，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也指出，中韩日三个国家在文化上有许多共同点，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三个国家的相互依存的确在加深。
“东亚流行文化的越境、共有化及基层文化（儒教、佛教、道教等），必将加深中韩日的相互认识以及促进‘东亚人’这一地区归属性的形成，”洪润植在采访中坚信这一点：目前发生在中韩两国间的跨国境人口流动，在未来某一时刻，定会在相互认识逐渐积累的基础上，对中韩两国乃至东亚地区，产生质的影响。
“乐不思韩”
用张亨植的话说: “我第一次到北京，一下飞机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今供职于北京金融街一家韩国资产公司的张亨植，在中国定居已经7年之久，他依稀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到北京时对这个国家的印象。“韩国与中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些让我倍感亲切；与此同时，两国存在的差异性，又让我对这个国家充满了好奇与憧憬。”于是，张亨植选择留在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2001年，张亨植在北京的望京开了自己的第一家咖啡馆。“开这个咖啡馆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想要熟悉在中国开办公司的这一套流程和手续。”言下之意，当时还没有大学毕业的张亨植早就开始规划自己在中国的发展蓝图了。两年后，张亨植的第二家咖啡店在同样是韩国人聚居的五道口开张。
此时的张亨植已经感觉到，语言上的缺陷成为自己在中国继续发展的最大障碍。2005年，张亨植将店铺的生意交给朝鲜族伙计打理，自己回国读了商业管理的研究生。这段求学经历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张亨植告诉记者说，他利用这段时间好好恶补了一下中文。去年，张亨植再次来到中国，既懂中文又在中国有过创业经历，让他立刻成了急于进入中国的韩国金融公司眼中的“香饽饽”。目前张亨植供职的这家韩国金融公司北京办公室，从注册到装修，都是有“中国通”称号的张亨植一手操办的。
对于未来，张亨植踌躇满志。“中国市场前景这么广阔，发展机会这么多，我一定会干出自己的一番事业。我还要去很多不同的地方，发现更多的我所不知道的‘中国’”。在张亨植看来，这样的“China Dream”，是很多在中国留学的韩国学生都怀揣的梦想。
目前，在中国的韩国留学生已接近6万人，占到在华外国留学生总数的一半。他们大都给自己设计好了一条理想的路线——学好中文，回韩国，谋职韩国大企业，再外派到中国，长期居住和工作在中国。
韩国留学生仅仅是这场“西进”运动的一小部分人群。真正的主力军是韩国商人及其携带的家属。中国韩国商会会长吴寿宗可说是韩国商人扎根中国市场的“先驱”，自1990年来到中国，他在这里居住了17年。如果说张亨植代表了年轻一代韩国人的“中国梦”，那么吴寿宗的观点则代表了大多数来华经商的韩国商人的共同诉求。“中国有13亿人口的广阔市场，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生活成本，与韩国相似的文化背景，我看不出有什么原因让韩国商人选择其他地方投资和贸易。”同时兼任一家韩国工业企业董事长的吴寿宗说。
“21世纪最有希望的两个市场，一个在美国，一个则就在中国。”吴寿宗坐在自己位于北京东郊的办公室里悠然地对《商务周刊》记者说。吴对子女的教育安排，充分体现了他这种坚定的信念。两个女儿已被送往美国接受大学教育，而要继承自己“衣钵”的儿子则先是在清华大学读完大学，目前也在美国攻读MBA。
吴寿宗显然对这种安排很得意：“我的儿子既熟悉中国市场，又接受了美国先进的管理理念，回来以后继承我在中国的事业是再合适不过。”
同其他中高阶层的韩国商人一样，吴寿宗没有选择住在韩国人“扎堆”的望京，而是在毗邻CBD的高档楼盘——星河湾购置了房产。很多韩国大公司的首席代表则选择在顺义别墅区买房置业。
朴基成是韩国联合通讯社驻北京的特派记者，他没有像一般外国记者那样把住处安在自己工作的地方齐家园外交公寓附近，而是选择到20公里外的望京去租了一套房子住。尽管交通状况不尽如人意，早上要起个大早，花30分钟赶到齐家园上班，晚上下班更要在路上堵一个半小时。付出这样的代价，朴基成告诉记者说，“只因为在望京，让我有回家的感觉”。两年前，朴基成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也接到中国。
位于北京东北部的望京，10年前还是一片荒地，如今已经被称为北京的“韩国城”。在这里，韩国超市和烤肉店遍布大街小巷，吃穿不是问题；孩子在专为韩国子弟开办的望京韩国国际学校上课，课后到围棋道场学棋，还有专门的韩国人开办的课外辅导班。朴基成对望京这座“韩国城”的评价是：“好像不会说一句汉语，也能在望京生活下去。”
比比皆是的韩国烧烤店、张贴有韩国文字的巨型海报的小商店，说着韩语从身边走过的妇女、小孩和老人，身处韩国人聚居的望京三区，记者果然恍惚有种身在韩国首尔忠武路的错觉。望京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望京街道辖区内目前共有17个社区，韩国人主要集中在西园三区和西园四区，大约占到小区人口总数的80%—90%，并且这一数字还在逐年增长。
类似的韩国城不仅仅是北京独有，在青岛“城阳区”聚居的常住韩国人口已逾5万，流动人口5万余人，沈阳的“西塔街”也常住有大约1万名韩国侨民。
“宾贡进士”是唐朝用来形容彼时韩国留学生的称号。唐朝年间，大批新罗人从朝鲜半岛到大唐留学，甚至在朝为官，这些人及其后代回国后，带回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典籍，促进了新罗文化、政治以及经济的发展。这是有史书记载的韩国人迁居中国的“第一次高峰”。进入21世纪，随着以商人、留学生为主的韩国人再次大批“西进”中国，不知不觉间，截止到2007年，长期居住在中国的韩国籍侨民已接近百万，韩国人已经成为在中国的人数最多的外国人群体。
来自驻华韩人会的调查显示，中韩建交后，在华韩国人数量呈几何级递增，如今来华长期居住的韩国侨民每年至少增长10万人，到2010年，在华韩国人有望超过200万。
经济“推手”
韩人“西进”的脚步始于1992年的中韩建交，跨国公司开拓中国市场的冲动，激起了第一波韩国人来华。
早在1990年就曾“探路”中国市场的吴寿宗回忆说：“很多韩国大企业，包括现代、浦项制铁等，就是在那时纷纷来到中国进行投资试点。”试点成功之后，跨国公司派来的经理和员工成为第一批驻华的韩国侨民。
“当时，很多人还很不情愿来到中国，他们对中国的印象仍然停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在1992年到中国采访的朴基成告诉记者。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一年成为大批韩国侨民涌入中国的拐点。韩国经济遭受重创，很多在当年遭遇破产的中小企业主和失业韩国人，主动来到中国寻找机会。
金融危机之后，一直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尤其是韩国年轻人更为严重的失业问题，成为推动更多韩国人入华的主要动因。2005年，韩国失业率高达3.7%，其中15—29岁的青年失业率更高达8%。2006年，韩国失业青年和无特别理由“休息”的失业人员统计数字更是创出了最高记录。
三星经济研究所国际研究部部长金荣涣向《商务周刊》分析说，韩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后出现下滑，以及韩国企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企业科技含量的提高等因素，遏制了企业对人力的需求，导致工作岗位大量减少，“再加上近年来韩国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迁移到海外发展，这些都是韩国国内劳动力需求下降以及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此外，韩国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方面的差距，也使得韩国许多年轻人把他们的就业希望盯在大企业职位上。但实际上，根据金荣涣的介绍，由于韩国大企业员工的工作岗位相对比较稳定，大企业吸纳新员工的能力实际上很有限。
“在韩国这样一个大财阀集团主导实现产业化的国家，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财政援助和金融支持一直并不充分。”金荣涣说，在狭小的国内市场资源竞争中，不敌大企业的韩国中小企业必然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能力。而有着庞大国内市场的近邻中国，不仅是韩国大型跨国公司的乐土，也给韩国中小企业提供了可以施展的空间。据韩国商会会长吴寿宗介绍，目前在中国的韩国企业，中小企业占到了70%。
“如今，不仅很多韩国人都想来中国，而且来了之后，大多数人都不愿回去了。”朴基成告诉记者，“不愿回国”几乎成为了在华韩国人的“新共识”。在中国，韩国商人不仅可以找到相对低廉的雇工、工厂、办公室以及原材料，他们在中国的生活成本也比韩国低得多。相比首尔贵得“令人咂舌”的水果和蔬菜，在中国，韩国主妇可以放心地往购物篮里放上一整个西瓜而不是一片，一捆葱而不是一根。尽管北京房价已经大幅飙升，但相比首尔房价最贵的江南地区近一万美元每平方米的房价，吴寿宗可以舒舒服服地选择住在CBD附近的高档社区，这里的房价仅是前者的一半。
当然，贸易成本和生活成本的相对低廉以及良好的投资环境，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优势所在。纵观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马来西亚甚至印度，都拥有与中国相似的条件。大多数韩国人选择留在中国，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他们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1960年代，韩国人还梦想着能够移民到美国和德国，给自己和家庭一个美好的未来。过去10年来，韩国移民潮从西方转向东方，移民数目在短短10年里堪比过去50年往西方国家的移民数字，繁荣的中国对韩国人而言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
东亚肯定
记者在采访韩国商会会长吴寿宗时，注意到他的办公室墙壁上挂满中国的书法作品。“信义、尊重、诚实……”这样的字眼，被吴寿宗奉为人生和经商的信条，挂在墙壁上时时勉励自己。吴还向记者展示了自己刚刚练就的毛笔字，一笔一画，甚是认真。在谈到韩国人移居中国的潮流时，吴特别提到了共同文化起到的重要作用。
“我们不仅长相相似，而且从古代开始就有了往来和交融的历史，信奉共同的儒家文化，甚至文字都让我们彼此不会感到陌生。”吴寿宗认为，正是中韩两国在历史、文化以及语言方面的共性和认同感，同经济因素一起，构成了越来越多的韩国人侨居中国这一现象背后的完整动因。
张亨植坦言，自己在美国军队服役的那几年“不愉快”经历，彻底打消了自己留在美国发展的念头。“不同的生活习惯，迥异的思维，都让我跟美国人的相处不是很自在。”张在中国，找到了这种相对的“自在”感。
这种存在于中国人和韩国人之间的“自在”感和认同感，正是塞缪尔·亨廷顿所强调的“亚洲自我肯定”。亨廷顿指出，虽然东亚人（包括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意识到亚洲各社会和文明之间的差异，但他们仍然认为彼此存在着重要的共性。而这种共性，“包括儒教的价值体系，特别是强调节俭、家庭、工作、纪律以及对个人主义的摒弃”。
当然，这种自然的认同感，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和韩国人的真正融合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不用懂汉语也可以在望京生活”这样的事实，实际上印证了两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隔离”和“疏远”。吴寿宗依然没搞懂为什么自己的员工一定建议自己买辆“奔驰”。“彰显公司的身份，需要买辆昂贵的车和一间装修豪华的办公室吗？”面对这样的问题，记者不知道该从何解释。已经在中国待了17年之久的吴寿宗显然还不够了解中国。
要在“共性”基础上实现更进一步的融合，可能还需要第二代、第三代移民的彼此靠近。“正如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所看到的，第一代移民总是倾向于聚集在自己人形成的社区内，不论是‘韩国城’也好，‘中国城’也好，都无法与周围的环境形成真正的融合。而第二代移民就可以大大改善这种情况，一如现在在美国的韩国侨民。”在吴寿宗看来，韩国人走出望京、走出“韩国城”与中国人真正走在一起的希望，在第二代侨民的身上或许可以实现。
至少，这种发自民间的人口移动与交流，为中韩乃至整个东亚地区未来的融合起到了推动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李敦球研究员对《商务周刊》说：“中韩在政治、经济以及安全上的地缘政治利益相一致，两国国民通过人口流动在文化经济上互相加深了解，可以达到潜移默化影响对方的作用。”纵观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问题，李敦球认为，虽然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以及融合还存在很多困难，但中韩人民这种自发的相互靠近，毕竟为一个新东亚开了一个好头。
“文化在国家间政治摩擦和国家主义高涨面前不会显得苍白无力。”一直致力于研究中韩日的共同基层文化及其现代意义的韩国东国大学洪润植教授，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也指出，中韩日三个国家在文化上有许多共同点，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三个国家的相互依存的确在加深。
“东亚流行文化的越境、共有化及基层文化（儒教、佛教、道教等），必将加深中韩日的相互认识以及促进‘东亚人’这一地区归属性的形成，”洪润植在采访中坚信这一点：目前发生在中韩两国间的跨国境人口流动，在未来某一时刻，定会在相互认识逐渐积累的基础上，对中韩两国乃至东亚地区，产生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