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侵蚀是对国家发展的长期威胁，但更多对眼前利益的考量还是占了上风。
　　土壤侵蚀并不只是资本主义农业的问题。拥有肥沃黑土的俄罗斯草原，在原生植物被清除后，也发生了土壤快速侵蚀。早在16世纪，俄罗斯聚居点周围就有很深的冲沟；然而，土壤本身的脆弱性并未减缓20世纪苏联农业工业化的脚步。1929年颁布的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就包括将大草原转变为工业化农场的直白号召：“只有当我们用拖拉机和犁将这块有着千年历史的处女地开垦，这片草原才会真正属于我们。”但与计划相反的是，当草地被耕犁后，沙尘暴便开始肆虐。

苏联移动的沙海

　　在20世纪50-60年代，苏联“处女地计划”（virginland program）的实施，将一亿英亩的边缘耕地投入生产种植。赫鲁晓夫总理不顾杰出科学家们提到的美国黑色风暴形成的历史教训，在1954-1965年间，他命令国有集体农场耕犁四千万英亩处女地。尽管如此，食物产量仍无法满足苏联战后的粮食需求。
　　由于在休耕期裸露的土地受到严重侵蚀，大部分新开垦土地的农产量没过几年就开始下降。在处女地计划实施得最如火如荼的阶段，苏联农业一年就失去了超过三百万英亩的土地一一这绝非完成五年计划的好方法。在20世纪60年代的干旱期，严重的土壤侵蚀破坏了几乎半数新开垦的土地，导致了鲜为人知的“苏联黑色风暴”，并促使赫鲁晓夫下台。
　　在1986年之前，苏联信息审查局一直隐瞒着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其中最严重的当属“咸海灾难”。1950年，苏联政府启动了一项将整个地区转变为单一棉花种植区的大型项目，以实现“棉花自给”。苏联通过改善种植技术，大量使用化肥和杀虫剂，以及扩大灌溉和机械化农业项目，使农作物产量大幅提升。在1960-1990年间，苏联建造了数千里的新沟渠和超过六百座大坝，以分流咸海。咸海自然而然也开始萎缩。
　　随着咸海的枯竭，周围的土地也干涸了。到1993年，几十年来连续的取水，使咸海水位下降了近五十五英尺，裸露的海床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沙漠。20世纪90年代，大型的沙尘暴将总重达一亿吨的来自咸海的盐和泥沙，吹至一千英里之外的俄罗斯农场。渔业和农业的同时崩塌，引发了人口的大量外迁。
　　事后公开的区域评估表明，沙漠化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三分之二的干旱土地造成影响。直至苏联解体，解决这一日益严峻的威胁的提案都无人提及。各加盟国的独立，只是助长了种植更多经济作物用以出口的欲望，这使得与土壤侵蚀的斗争被移到了政治议程的最底端。毫无疑问，土壤侵蚀是对国家发展的长期威胁，但更多对眼前利益的考量还是占了上风。
　　类似的情况发生在俄罗斯南部狭小的卡尔梅克共和国，该国位于伏尔加河和里海之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90年代，草原上的过度耕作使该国大部分地区沙漠化。接近十分之一的土地变成了贫瘠的荒地。
　　卡尔梅克共和国的原生草原曾是理想的牧場。早在12世纪，卡尔梅克人就已经将牛带到这里放牧。据说那时这里草地丰茂，以至于马吃草时都不用低头。该地区传统的土地利用方式，以育马和放牧牛羊为主。因被指控与德国人合作，卡尔梅克人在1943年被集体流放到西伯利亚；等他们在十五年后回归故土时，欧洲的第一个沙漠正伴随苏联如火如荼的农业工业化进程而生。
　　冷战期间，苏联出台了开垦卡尔梅克牧场并种植农作物的政策，以增加谷物和甜瓜的产量。这使得在被保留的草场上，羊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在20世纪60-90年代，饲料作物的产量减少了一半。不断扩张的沙漠平均每年吞噬掉五万公顷的裸露土地以及过度放牧的牧场。到了20世纪70年代，卡尔梅克共和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地区出现半沙漠化。
　　在半干旱地区的原生草原上进行的耕种，导致了一系列生态问题，这让人想起美国的黑色风暴。建立于曾经更为广袤的里海河床积沙之上的卡尔梅克共和国，其肥沃的土壤被丰茂的原生草的根系牢牢抓紧。而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耕作后，曾覆盖一百万公顷土地的草原，有三分之一以上都变成了移动的沙海。在大规模发展农业以后，1969年的一场大型沙尘暴，将卡尔梅克境内的土壤吹到波兰；十五年之后，另一场沙尘暴又携卷着卡尔梅克的土壤直至法国。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在1993年8月1日宣布，全国范围内爆发生态危机——这是全世界第一份由政府所发出的关于土壤侵蚀的公告。

非洲刮起黑色风暴

　　20世纪后半期，面临土壤流失速度快于自然土壤形成速度问题的国家，绝非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在欧洲，土壤侵蚀速度是土壤形成速度的十到二十倍。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约一半的农业土壤因侵蚀而退化。菲律宾和牙买加的坡地土壤侵蚀量，达到了平均每年每公顷四百吨——这相当于每年要流失一英尺半厚的土壤。在土耳其，占国土面积一半的地区受到严重表土层侵蚀的影响。土壤侵蚀一旦发生，其破坏性的后果将影响好几代人。
　　在20世纪70年代，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也遭遇了黑色风暴。在20世纪以前，西非农民采取轮作模式，这使得农田得以休耕很长一段时间。同时，牧民们每年实行穿越草原的季节性移动放牧，因此草原的放牧压力很小。然而自进入20世纪，传统牧场面临人口增长和农田侵蚀的双重压力，这增加了农民和牧民对土地的集约使用。大规模的草场开垦和退化引发严重的土壤流失，由此形成了一大批流离失所的环境难民。
　　非洲的萨赫勒地带（Sahel，意为“边缘”），位于赤道森林和撒哈拉沙漠之间的半干旱地区。该地区平均年降雨量为六至二十英寸，但雨量的年际变化很大。在雨水丰沛的年份，塞内加尔北部有超过一百天在下雨；而在少雨的年份，年降雨天数不足五十天。对古老湖泊水位变化的研究表明，在过去的几千年中，长期的干旱发生过多次。对位于萨赫勒地带北部阿特拉斯山脉（Atlas Mountains）的树木年轮的研究表明，在1100-1850年间，至少有六次持续时间为二十到五十年不等的严重旱灾。最近的一轮毁灭性的旱灾，发生在西非约五十万平方英里的森林在不到一个世纪内被砍光之后。 　　1973年的西非饥荒导致十万余人丧生，七百万人靠捐赠的食物度日。这场危机虽然是由干旱所引发，但其根源在于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土地植被被大规模清除后所发生的旱灾，将比历史干旱期造成更为严重的土壤侵蚀和人道主义灾难。
　　长久以来，萨赫勒地带的游牧民和定居农民实行一种传统的共生模式：在农田作物被收割后，游牧民的牛会啃食田间作物残茬，其粪便亦可补充田地肥力。当雨季来临，畜群会追随着草原上新生的牧草北行；直到前方的牧草不再比脚下的更绿，牛群便被牧民们赶着南返，啃食北上时身后新长出的牧草。畜群会及时赶回南部被收割过的田地，啃食田间残茬并施肥。此外，萨赫勒地带的农民会在田间种植多种农作物，并让土地在两次耕作期之间休耕数十年。伴随着萨赫勒地带在法国殖民时期被分割到不同的殖民国家，这种传统的共生模式也被打破。
　　19世纪末期，法国殖民统治在萨赫勒地带的快速扩张，改变了防止过度放牧并给土地施肥的社会习俗。殖民政府在新的行政中心扶持商人，以刺激人们的物质需求。人头税和牲畜税的征收，迫使农民和游牧民族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转向为法国市场生产产品。新的政治边界的设立，使得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驱赶着牲畜进行移动式放牧的游牧民，不得不通过增加牲畜密度以支付税款。农民移向北方的边缘土地，种植谷物以出口欧洲；而牧民则向南方移动——这里曾因缺少稳定水源和存在安全隐患，长期以来未开展大规模的牛羊放牧。大量集中的畜群聚集在新掘的水井周边；被破坏的草场使土壤裸露，在夏季暴雨期任凭风雨侵蚀。
　　更为集约的放牧和种植，在萨赫勒地带持续地展开。在1930～1970年间，牲畜数量增加了一倍，而人口数量增加两倍。种植着棉花和花生这类经济作物的新的法国种植园，把自耕农赶到了狭小的边缘地区。伴随着休耕期变短或被取消，农作物产量开始下降。干枯的作物下方的裸露土地，逐渐干涸并被风剥蚀。
　　1972年，极度干旱使得牧草无法生长。持续的过度放牧导致前一年的牧草所剩无几，因此牲畜的死亡率很高。勉强存活下来的果树也只结出很少的果实。数百万难民涌进巨大的贫民窟；有十万到二十五万人被饿死。尽管干旱是造成这场灾难的直接原因，殖民时期文化和经济的变化，造成了对萨赫勒地带资源的剥削，并使得人口的增长超出了干旱期土地可承载的范围。饥荒时期，法国殖民者的种植园毫无帮助——他们生产的作物依旧被出口至欧洲。
　　在饥荒时期，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卫星拍摄的一张图片表明，这场危机完全是由人类一手造成的。照片上，在干旱肆虐区域的中心有一个神秘的绿色五边形。这个五边形被证实是一个面积为二十五万英亩的牧场，铁丝网将其与周围沙漠分隔开来。牧场在干旱发生的同年建立，被划分为五个区域——每年只有一个区域允许放牧。通过控制放牧的强度，这个牧场让周边的乡村免受饥荒之苦。
　　西非各地的土壤侵蚀速度有所不同：稀树草原农田的土壤侵蚀速度约为每世纪四分之三英寸；而通过伐林造田得到的光秃的陡坡耕地上，土壤侵蚀速度能够达到每年十余英寸。据估算，萨赫勒地带农地的平均土壤侵蚀速度约为每年一英寸。在西非的很多地方，表土层仅有六英寸到八英寸厚，因此伐林造田会导致土壤快速流失。在尼日利亚西南部不到五英寸的表土层的流失，使玉米和豇豆的产量降低了30%到90%。随着尼日利亚人口的增长，自耕农只得迁移到无法进行可持续耕种的陡峭坡地上。坡度超过八度的木薯种植园的土壤流失速度，是坡度不到一度的种植园的水平的七十余倍。尼日利亚种植木薯的坡地的土壤侵蚀速度超过每年一英寸——这简直难以想象。
　　20世纪70年代末，华盛顿大学的教授汤姆·邓恩和他的两名研究生——其中一位是我在研究生时期的导师——对比了肯尼亚坡度平缓的半干旱牧场的土壤近期和长期侵蚀速度。这一实验利用了几乎光秃的土台的高度——其上残留着紧抓泥土且已知（或经过理性估算得到）其年龄的植物，以及刻入其地质年龄已知的地表的冲沟数量。在生长了十五年到三十年的矮灌木周围残留的，高于地表八英寸的土堆，表明现代土壤侵蚀速度大约是每年四分之一英寸到半英寸。
　　邓恩的研究团队认为，自恐龙时代以来的平均土壤侵蚀速度约为每三千年一英寸；过去几百万年的平均土壤侵蚀速度约为每九百年一英寸——这比其所估算的每两千五百年近一英寸的平均土壤形成速度稍高。然而，现代土壤侵蚀速度从每十年约一英寸到每年半英寸不等。该研究团队基于土壤形成速度和现代土壤侵蚀速度之间的差异估算出，肯尼亚平缓山坡被侵蚀至基岩层裸露，需要两到十个世纪的时间。
　　土壤侵蚀能破坏土地的活性——但土地是可被治愈的。在尼日利亚，一些自耕农做出了一些简单且无须成本的改变。圈养羊群，以避免其肆意游荡；用秸秆残茬喂食它们，并收集羊粪作为下一季庄稼的肥料。豇豆种植作为轮作的一部分，也有助于提高土壤肥力。在田地周围搭建低矮的土石墙，以防止土壤被大雨冲走。在没有化学肥料的情况下，这些措施使作物收成增加了一倍，甚至两倍。需要的只是人力——而这正是自耕农所能提供的。劳动集约型技术恢复了土壤的肥力，使密集的人口从压力变为资产。

饥荒再次回到全球舞台

　　沙漠化绝非仅仅发生在非洲。超过地球陆地面积十分之一的土地正在沙漠化一一这相当于这个星球旱地面积的三分之一。过去五十年间的诸多研究，得出了一个年降水量在五到二十英寸之间的地区的沙漠化速度；如果按这一速度继续下去，全球大部分半干旱区将在21世纪内发生荒漠化。1996年在罗马举行的世界粮食峰会强调，对土壤的全球性保护和可持续管理，是保障子孙后代生存安全的关键。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欧是全球唯一的粮食进口地区；20世纪30年代末，拉丁美洲的粮食出口量是北美的近两倍；被开垦的苏联处女地的粮食出口量与北美大平原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经自给自足的地区，如亚洲、拉丁美洲、东欧、非洲等，如今都开始进口粮食。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百多个国家依靠北美粮食出口；如今，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主要粮食出口国。
　　在持续了几十年的战后空前繁荣期过后，饥荒再次回到全球舞台：极不稳定的降雨，加上日益严重的土地退化，最终导致了区域性的粮食歉收。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印度经历了连续两次的农作物歉收后，美国向其运送了小麦总量的20%以防止饥荒的发生。1972年，当印度再次出现农作物歉收时，超过八十万的印度人死于饥荒一一这一次，美国并没有采取紧急救援；苏联遭遇灾难性歉收后持续增加的进口量，已经使全球小麦供应紧张。此外，1972年的苏联粮食收购计划，促使美国农民开始耕种边缘土地，破坏了几十年来土壤保护取得的成果。今天，区域作物歉收对全球粮食价格的影响，反映了全球粮食供给与需求之间微妙的平衡关系。持续而充足的北美粮食盈余，关系到全球的粮食安全。
　　自1860年以来，全球共有二十多亿英亩的处女地被开垦并用于农业生产。直到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我们仍在开垦新的土地以补偿消失的耕地。20世纪80年代，当农用地扩展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后，全球耕地总量首次下滑。在发达国家，新农地（通常是边缘土地）开垦速度低于农地耗尽速度。虽然我们只使用了占地球陆地面积十分之一多点的土地进行作物種植，并且又用了四分之一的陆地进行放牧——但是，这已经是农牧用地的极限。陆地上剩下的唯一可以用于农耕的土地就是热带森林，但是那里的土层薄且易蚀，只能支持短期的农业发展。
　　由于我们已经达到了在这个星球上能够进行可持续耕作的土地的最大面积，全球变暖对农业系统的潜在影响令人担忧。气温上升的直接后果已经够令人焦虑的了。最近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发表的一项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在生长季节内，日均最低气温每上升1℃，水稻产量就会减少10%；小麦和大麦亦是如此。据预测，下个世纪全球各地的温度将出现1℃-5℃的上升；全球变暖除了对作物产量具有直接影响外，还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全球三大黄土区一一美国中西部、欧洲北部和中国北部——承载着全球大部分粮食的生产。现代农业惊人的生产力，依靠的是这些广袤地区的理想农业土壤，它们一直适宜于农业生产。因为有位于其西部的农用地，加拿大和美国的草原已经成为边缘地。然而据预测，全球变暖将加剧北美腹地的干旱程度——甚至比黑色风暴时期都要严重。考虑到21世纪人口数量将会翻倍，我们很难保证人类到时还有能力养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