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理想，就会用大量的时间来读书和思考一些工作领域的重大课题，会不断地拓展视野，也会不断地与社会分享政策进步的喜悦。同事们形容我是每遇做成一项惠民政策，便欣喜若狂。这种状态，在所谓“老到”的人看来，似乎有点幼稚。但是，正是这种童心，促使自己保持思想的青春，从而避免暮气沉沉的状态。
　　官转民，是我职业生涯的一大转换。
　　从民政部的一个司长到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教授，是我人生的一大转型。
　　我的离职引起了许多媒体朋友的好奇。因为我所从事的工作，本来就是社会性相当强的行政事务，几乎关系到所有的贫困入口，农村选举，救灾救济，社会福利，公益慈善，牵涉的社会面太宽了。社会各界关心这些，媒体更关心，我也希望通过媒体产生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结果我就与媒体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
　　2008年初的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救灾过程中，海霞和我共同主持中央电视台的救灾工作实况转播节目，我们一起提出救灾建议，号召社会向灾区捐赠照明器材和收音机。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后，5月13日下午國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向世界进行现场直播，我就是新闻发布人之一；5月14日晚，在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中，白岩松邀我共同讨论大地震后的救援与重建，节目持续几个小时。那天晚上我们向社会传达了一些新的理念，包括救灾的长期性、民间组织的作用、心理救助问题，我体会到了岩松作为大牌主持人所特有的思想力，我们给彼此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也给社会留下了一定的印象。
　　可以说，在体制内，我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所辖工作领域的政府新闻发言人。许多人认为，官员应该谨慎说话，为人应该低调。我打破了这一传统，我认为一个普通人可以为人低调，但要履行公共事务管理职责，就必须以社会大众的要求为依归。记者就是大众需求的重要代言人，回应大众的知情权需求，首先就要回应记者的提问。
　　许多人问我离开民政部以后最大的损失是什么？其实比较而言，最大的不同就是不能运用公共权力，因而附属公共权力的一些福利待遇也就不存在了。比如，没有了司机和配车，也没有了司长所享受的医疗待遇。但我想，既然那么多的教授都可以生活，我损失了这些待遇难道不可以继续自己的生活？
　　人们认为我是理想型的性格，我并不否认。不过，我的理想，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理想。因为我参军入伍多年，从战士，到副班长、班长、排长、副连职干事、正连职干事，十多年的时间，都在基层带兵，知道具体事务执行起来的艰难。而从事行政事务管理，更知道具体行政程序的重要。
　　总结几十年的行政经历，我深切地体会到，担任行政职务，一定要有理想。这个理想，就是尽力使自己的工作岗位变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依托。有了这样的理想，尽管可能在不少事情上会吃一些亏，但从人生的长远角度看，还是会占大便宜的。
　　因为有理想，就会有真正的朋友，大家会有共同的志向。尽管离开工作岗位，大家还依然联系，并且共同探讨社会进步之道。这是最让我感到宽慰的。
　　有了理想，就会用大量的时间来读书和思考一些工作领域的重大课题，会不断地拓展视野，也会不断地与社会分享政策进步的喜悦。同事们形容我是每遇做成一项惠民政策，便欣喜若狂。这种状态，在所谓“老到”的人看来，似乎有点幼稚。但是，正是这种童心，促使自己保持思想的青春，从而避免暮气沉沉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