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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一周年。这一年里，广大农村干部群众辛勤耕耘，农业发展硕果累累，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宏图正在渐次展开。想去农村发展，现在乡村的机遇和挑战在哪里？农民如何转型来迎接乡村振兴的新机遇？乡村振兴如何搭上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的快车……让我们来听听业内专家们怎么讲。
现在乡村的机遇和挑战在哪里？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郑风田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为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间，为企业家提供了新的舞台。
目前，很多地方为了吸引人才和投资，都制定了非常优惠的政策、提供了优厚的创业条件，为人才下乡创业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农村的绿水青山、田园风光、乡土文化、土特产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非常大。每年的节假日，大量城市居民到农村旅游，乌镇、周莊等地人山人海，但我国大部分的村庄还处在深闺人未识。由于缺乏外部资金的投入，不少农村虽然景色不错，但脏乱差的问题却很严重，缺乏建设和维护。
虽然在目前我国农村的创业环境中，还存在卡、压等各种问题，但是土地和惠农金融服务正在释放政策红利。比如宅基地的“三权分置”改革，全国有近3亿亩宅基地，三分之一闲置，如果用好这部分资源，将会带来很大的发展空间。再比如中央的惠农金融服务政策，农民的宅基地与房屋过去不能抵押贷款，现在改革试点的地方已经可以抵押贷款了，这为未来农村的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制度保障。
农民如何转型来迎接新机遇？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永好
大家都说城市里有蓝领、白领、金领，新型农民可以被称作“绿领”。
怎么培育新的“绿领”呢？在政策召唤下，已经有一批城镇人口到农村去了，另外有一批在城里务工三五年的农民，也回乡创业去了，成为新的农民。国家也培养了很多农业技术人员和农业方面的人才。同时，我也希望我们的企业家动起来，用我们的行动培养—批“新农人”。
现代农业不但要靠老年人、中年人，更要靠年轻人。在新的格局、新的政策和新的发展趋势下，将会有一批城市的知识青年志愿到农村去。我这里讲的不是政策，不是政府动员，而是志愿的，因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这里可以大有作为。这个作为是把现代农业、现代互联网技术、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带到农村去，是给青年人赋能的。
如何搭上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快车？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匡贤明
如果说过去新经济助推农村发展是一个无心插柳的过程，那么未来几年就需要有心栽花。
在这方面还有相当大的改进空间。比如，加快推进新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速农村的数字化改造。当前重要的是按着规划的要求，建设具有广泛性的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基础设施，加快建立健全适应农产品电商发展的标准体系。
除此之外，加快农村数字化改造，有条件的农村鼓励打造数字农村，逐步向全国推广，由此缩小城乡数据差距。在这方面，我们有条件弯道超车。
此外，打破城乡资源流动的限制，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鼓励和支持以新经济为载体的资本进入农村。鼓励各类资本，尤其是新经济发展的资本进入农村，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盘活农村重要资源。比如，采取多种形式发展共享农庄，形成农民与投资者的利益共同体，这既可以吸引大量资本，又可以带动农村发展。
最后，加快推进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创新，降低农村新经济发展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比如，加快清理规范制约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行政审批事项，推进农村放管服改革，由此为各类新业态发展创造—个宽松的制度环境。
农村金融服务如何破除“肠梗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 叶兴庆
农村贷款难、贷款贵，既与作为需求端的农村缺乏有效抵押物、良好的信用环境等有关，更与作为供给端的金融机构不能根据农业农村的特点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等有关。疏通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肠梗阻”，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从需求和供给两端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从需求端看，一是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分类有序提高集体产权的流动性。应加快修订物权法、担保法、土地管理法等现行法律，尽快研究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充实农村集体产权权能。二是加强新型经营主体规范化管理。鼓励和引导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健全财务账簿，增强经营信息的透明度。三是加强农村信用环境建设。
从供给端看，一是创新农村金融机构的激励约束机制。抓紧出台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落实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对涉农业务达到一定比例的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化监管和考核办法，推动农村金融机构回归本原。二是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发挥龙头企业对产业链上游农户的增信作用，积极发展供应链、产业链金融。发挥村组干部、新乡贤等对周边农户的增信作用，积极发展农户信用贷款。把发展普惠金融的重点放到乡村。三是创新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机制。完善村镇银行准入条件，提高其县域和乡镇覆盖率。在农民合作社内部增加信用合作试点。
发展乡村旅游应该避开哪些“坑”？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张晓山
一二三产融合，比如发展旅游业，我们应该保持清醒认识。不能说一哄而起，搞全域旅游。比如在成都郊区的一个地方，约有一百多个行政村。如果一百多个村全部搞旅游，客源有限，那样的话谁也发展不起来。
真正旅游搞成规模的约有三四个村，其他村可以为旅游业发达的村提供劳动力、提供优质农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一起发展。
如何让小农户搭上现代农业快车？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张晓山 在一二三产业融合过程中，要让小农户搭上现代农业的快车，使他们享受到现代农业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可以采用大公司加农户的形式。还可以发展产前、产后、产中的社会化服务，这样能让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要素有机结合。
日本也有很多小农户，但是小农户把自己托管给农协，由农协负责把农产品送到超市、专卖店。小农户本身就是从事一些简单的农业活动，包括现在的机械化收割、良种的推广、农业技术的推广等社会化服务，都是外包完成。小农户有时候只是在田头拿着口袋灌粮食就可以了。
在这个过程中不要拔苗助长，不要搞让小农户被流转，或者被现代化，否则会适得其反。
怎么处理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 冯奎
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二者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和而不同”。
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有“不同”的一面，说明一个政策并不能取代另一个政策，一个战略并不能取代另一个战略。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更有“和”的一面，二者在根本目标与实现路径等方面，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我认为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既是全局性的问题，也是具有地方特色的问题。我们不能够脱离具体地区的城乡关系来讨论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而是应该因时而变、因地制宜来讨论与处理二者关系。
最近我去上海大都市圈周边地区的金山、宝山等地，确实感受到逆城镇化的现象。这些地方城市边界已经划定，核心城市要提高城市能级，同时通过城市资源要素向乡村辐射带动，来促进整个都市圈的发展，实现城乡共生。
中部地区的一些省会都市圈，情况有所不同。这些地方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做大做强核心城市、中心城市，同时发展周边中小城市与小城镇。随着都市圈的培育与成长，农民转变成市民，乡村变成郊区，一二三产融合，乡村实现了振兴。
中部和西部有些连片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缺乏足够的资源支撑。这些地方人口流出，农民工到北上广深以及本省的省会城市打工，突现了脱贫。异地城镇化的路径帮助贫困地区培育了领路人才，留下了优美环境，这为将来乡村振兴创造了条件。
所以我认为处理二者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实事求是，认真分析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组合模式，分清不同区域的主流与支流，找到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然后制定相应的对策。
未来乡村振兴抓什么？
国务院参事、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 杜鹰：
抓小农户与大市场的主要矛盾。那么，怎么解决这个矛盾？我认为最关键的抓手是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但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培育经营主体、扩大经营规模，同时小农户还要依靠这个作为生活保障，这就需要随着工业化、城市化逐步扩大来解决这个问题。
家庭农户、农民合作社，还有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再加上全产业链的服务体系，如果把这一套系统培育起来，乡村振兴就有了基础。
黑龙江省政府参事、省农科院原院长韩贵清：
乡村振兴，必须靠科技。我在黑龙江有13年的农科院院长和党组书记的经历，这让我深深感到中国农业的希望在科技，潜力在科技，出路在科技，发展在科技，所以乡村振兴也必须靠科技。作为农业大国，我们的农业科技还比较落后，成果转化还不够。
所以在2006年的时候我提出一个理念，就是“论文写在大地上，成果留在农民家”。我希望科学家不要在黑板上种庄稼，而是要把我们研究的成果切实转化到大地上。
只有靠科技，我们的农业才能国际化;只有乡村振兴了，农民才能过上幸福生活，才会有尊严。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刘奇：
要改变。乡村振兴有“三转”：第一是观念转轨，第二是动能转换，第三是治理转型。
除了三个转变外，乡村振兴还要因村施策、循序渐进。振兴乡村不是所有村都要振兴，不行的村就要“退休”。同时，还要培养干部和农民两支队伍，一个是干部隊伍，一个是农民队伍，并且围绕农民的发展权做文章。
现在乡村的机遇和挑战在哪里？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郑风田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为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间，为企业家提供了新的舞台。
目前，很多地方为了吸引人才和投资，都制定了非常优惠的政策、提供了优厚的创业条件，为人才下乡创业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农村的绿水青山、田园风光、乡土文化、土特产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非常大。每年的节假日，大量城市居民到农村旅游，乌镇、周莊等地人山人海，但我国大部分的村庄还处在深闺人未识。由于缺乏外部资金的投入，不少农村虽然景色不错，但脏乱差的问题却很严重，缺乏建设和维护。
虽然在目前我国农村的创业环境中，还存在卡、压等各种问题，但是土地和惠农金融服务正在释放政策红利。比如宅基地的“三权分置”改革，全国有近3亿亩宅基地，三分之一闲置，如果用好这部分资源，将会带来很大的发展空间。再比如中央的惠农金融服务政策，农民的宅基地与房屋过去不能抵押贷款，现在改革试点的地方已经可以抵押贷款了，这为未来农村的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制度保障。
农民如何转型来迎接新机遇？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永好
大家都说城市里有蓝领、白领、金领，新型农民可以被称作“绿领”。
怎么培育新的“绿领”呢？在政策召唤下，已经有一批城镇人口到农村去了，另外有一批在城里务工三五年的农民，也回乡创业去了，成为新的农民。国家也培养了很多农业技术人员和农业方面的人才。同时，我也希望我们的企业家动起来，用我们的行动培养—批“新农人”。
现代农业不但要靠老年人、中年人，更要靠年轻人。在新的格局、新的政策和新的发展趋势下，将会有一批城市的知识青年志愿到农村去。我这里讲的不是政策，不是政府动员，而是志愿的，因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这里可以大有作为。这个作为是把现代农业、现代互联网技术、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带到农村去，是给青年人赋能的。
如何搭上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快车？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匡贤明
如果说过去新经济助推农村发展是一个无心插柳的过程，那么未来几年就需要有心栽花。
在这方面还有相当大的改进空间。比如，加快推进新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速农村的数字化改造。当前重要的是按着规划的要求，建设具有广泛性的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基础设施，加快建立健全适应农产品电商发展的标准体系。
除此之外，加快农村数字化改造，有条件的农村鼓励打造数字农村，逐步向全国推广，由此缩小城乡数据差距。在这方面，我们有条件弯道超车。
此外，打破城乡资源流动的限制，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鼓励和支持以新经济为载体的资本进入农村。鼓励各类资本，尤其是新经济发展的资本进入农村，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盘活农村重要资源。比如，采取多种形式发展共享农庄，形成农民与投资者的利益共同体，这既可以吸引大量资本，又可以带动农村发展。
最后，加快推进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创新，降低农村新经济发展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比如，加快清理规范制约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行政审批事项，推进农村放管服改革，由此为各类新业态发展创造—个宽松的制度环境。
农村金融服务如何破除“肠梗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 叶兴庆
农村贷款难、贷款贵，既与作为需求端的农村缺乏有效抵押物、良好的信用环境等有关，更与作为供给端的金融机构不能根据农业农村的特点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等有关。疏通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肠梗阻”，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从需求和供给两端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从需求端看，一是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分类有序提高集体产权的流动性。应加快修订物权法、担保法、土地管理法等现行法律，尽快研究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充实农村集体产权权能。二是加强新型经营主体规范化管理。鼓励和引导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健全财务账簿，增强经营信息的透明度。三是加强农村信用环境建设。
从供给端看，一是创新农村金融机构的激励约束机制。抓紧出台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落实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对涉农业务达到一定比例的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化监管和考核办法，推动农村金融机构回归本原。二是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发挥龙头企业对产业链上游农户的增信作用，积极发展供应链、产业链金融。发挥村组干部、新乡贤等对周边农户的增信作用，积极发展农户信用贷款。把发展普惠金融的重点放到乡村。三是创新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机制。完善村镇银行准入条件，提高其县域和乡镇覆盖率。在农民合作社内部增加信用合作试点。
发展乡村旅游应该避开哪些“坑”？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张晓山
一二三产融合，比如发展旅游业，我们应该保持清醒认识。不能说一哄而起，搞全域旅游。比如在成都郊区的一个地方，约有一百多个行政村。如果一百多个村全部搞旅游，客源有限，那样的话谁也发展不起来。
真正旅游搞成规模的约有三四个村，其他村可以为旅游业发达的村提供劳动力、提供优质农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一起发展。
如何让小农户搭上现代农业快车？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张晓山 在一二三产业融合过程中，要让小农户搭上现代农业的快车，使他们享受到现代农业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可以采用大公司加农户的形式。还可以发展产前、产后、产中的社会化服务，这样能让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要素有机结合。
日本也有很多小农户，但是小农户把自己托管给农协，由农协负责把农产品送到超市、专卖店。小农户本身就是从事一些简单的农业活动，包括现在的机械化收割、良种的推广、农业技术的推广等社会化服务，都是外包完成。小农户有时候只是在田头拿着口袋灌粮食就可以了。
在这个过程中不要拔苗助长，不要搞让小农户被流转，或者被现代化，否则会适得其反。
怎么处理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 冯奎
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二者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和而不同”。
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有“不同”的一面，说明一个政策并不能取代另一个政策，一个战略并不能取代另一个战略。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更有“和”的一面，二者在根本目标与实现路径等方面，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我认为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既是全局性的问题，也是具有地方特色的问题。我们不能够脱离具体地区的城乡关系来讨论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而是应该因时而变、因地制宜来讨论与处理二者关系。
最近我去上海大都市圈周边地区的金山、宝山等地，确实感受到逆城镇化的现象。这些地方城市边界已经划定，核心城市要提高城市能级，同时通过城市资源要素向乡村辐射带动，来促进整个都市圈的发展，实现城乡共生。
中部地区的一些省会都市圈，情况有所不同。这些地方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做大做强核心城市、中心城市，同时发展周边中小城市与小城镇。随着都市圈的培育与成长，农民转变成市民，乡村变成郊区，一二三产融合，乡村实现了振兴。
中部和西部有些连片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缺乏足够的资源支撑。这些地方人口流出，农民工到北上广深以及本省的省会城市打工，突现了脱贫。异地城镇化的路径帮助贫困地区培育了领路人才，留下了优美环境，这为将来乡村振兴创造了条件。
所以我认为处理二者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实事求是，认真分析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组合模式，分清不同区域的主流与支流，找到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然后制定相应的对策。
未来乡村振兴抓什么？
国务院参事、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 杜鹰：
抓小农户与大市场的主要矛盾。那么，怎么解决这个矛盾？我认为最关键的抓手是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但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培育经营主体、扩大经营规模，同时小农户还要依靠这个作为生活保障，这就需要随着工业化、城市化逐步扩大来解决这个问题。
家庭农户、农民合作社，还有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再加上全产业链的服务体系，如果把这一套系统培育起来，乡村振兴就有了基础。
黑龙江省政府参事、省农科院原院长韩贵清：
乡村振兴，必须靠科技。我在黑龙江有13年的农科院院长和党组书记的经历，这让我深深感到中国农业的希望在科技，潜力在科技，出路在科技，发展在科技，所以乡村振兴也必须靠科技。作为农业大国，我们的农业科技还比较落后，成果转化还不够。
所以在2006年的时候我提出一个理念，就是“论文写在大地上，成果留在农民家”。我希望科学家不要在黑板上种庄稼，而是要把我们研究的成果切实转化到大地上。
只有靠科技，我们的农业才能国际化;只有乡村振兴了，农民才能过上幸福生活，才会有尊严。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刘奇：
要改变。乡村振兴有“三转”：第一是观念转轨，第二是动能转换，第三是治理转型。
除了三个转变外，乡村振兴还要因村施策、循序渐进。振兴乡村不是所有村都要振兴，不行的村就要“退休”。同时，还要培养干部和农民两支队伍，一个是干部隊伍，一个是农民队伍，并且围绕农民的发展权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