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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骥自称“猎人”。
白天，他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馆长助理；晚上则摇身一变，走进黑暗中的“水泥森林”。手机是他的工具，“猎物”是那些不尊重共享单车契约的违规者。他将违规停放的单车拍照，向运营商举报乱停者，再将单车停到合适的位置。每次举报成功，他会得到一定的信用分，被举报者将被减去信用分。
庄骥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上海这个最早出现共享单车的城市，2016年7月，他参与发起了国内最早的共享单车“猎人”族群，如今成员超过3000人。他们自称“摩族猎人”。
“猎人”们有各种身份，研究员、退休阿姨、公司白领、中学生、快递员……他们不受雇于任何运营商，成为“猎人”的原因各不相同：在路边找不到共享单车，却发现被私占或损坏的单车，因而决定“捕猎”那些违停和破坏者；有人将“打猎”当成游戏；有人只是为了“心里舒坦”。许多人发现，在“拯救”单车的时候，自己也被“拯救”了。
“‘打猎’是个游戏”
直到現在，庄骥仍清楚地记得60辆橙色单车出现在博物馆门口的日子——2016年5月6日。他觉得自己被它们“拯救”了。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几年前迁往黄浦江边的新址，距离最近的地铁站1.5公里。这“最后的1.5公里”成了庄骥的心病。2013年—2015年间，博物馆的日均观众只有300人。为了让博物馆恢复活力，庄骥不只一次找过公交部门，考虑过在博物馆门口设置有桩公共自行车和穿梭巴士，以失败告终。
共享单车出现那天中午，庄骥兴冲冲地出去骑车，却被手机导航带进了一个居民小区里。
庄骥仔细读了单车App上的使用规则，上面写着，单车应停放在路边划线区域或单车聚集区域。庄骥在一个小区里发现一辆单车的开锁二维码被划坏了。他问自己认识的摩拜公司一位高管“是不是你们内部员工干的”。对方告诉他，投放后的十多天里，已发现了150起私藏单车、破坏二维码甚至肢解单车的行为。
庄骥当时给气炸了，“等了三年才有这么好的方案，全给破坏了”。打那以后，每天中午休息时间，庄骥就在博物馆附近寻找违停的单车，把车骑回博物馆门口。
为了“打猎”，他购置了近万元的“装备”，包括4个手电筒、两个带照明的充电宝和一辆变速自行车。庄骥知道群体的力量。他琢磨着能不能组织一个群体，一起“解救”共享单车。“摩族猎人”诞生后，摩拜公司曾帮忙招募“猎人”。到2016年年底，共享单车市场已从“蓝海”变成“红海”，“摩族猎人”人数也由最初的50多人，扩大到3000多人。
所有新入群的“猎人”都会看到群公告里有这么一条：“‘打猎’是个游戏，公德是游戏的‘衍生品’。”庄骥解释，制定这条规则是希望参与者把“打猎”当成“业余爱好”。
为了加强游戏“升级”的体验，庄骥还加入了升级规则，人群被分为长老猎人群、正式猎人群、实习猎人群。从“实习”到转正，需要接受7天的试练：连续7天成功举报。
一个在上海工作的兰州姑娘说，这是一个“假面聚会”，因为“这里没人在乎你是谁”。
她曾从上海赶到北京只为参加一次集体的“围猎”活动。“那些只在微信群里见过的‘猎人’，就感觉像很久以前遇见的熟人一样，聊天一点也不感觉尴尬。”一个公司高管跟大家“围猎”，他的司机就开着奥迪车跟在后面。“围猎”过后，“猎人”一起去吃烤串，随后像侠士一样四散而去。那是她记忆里“最好吃”的烤串。
“就是我，我就是‘单车猎人’”
住在广州的“猎人”江宇翔，将“打猎”当作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吃完饭出门散步一样”。江宇翔是“摩族猎人”里最高产的一位，他的辉煌战绩是已“拯救”了超过5000辆共享单车。
每天早晨，他的共享单车和淘宝两个App几乎同时打开。人还在床上，就已开始查找附近违停的车辆。“以前是出去买个菜顺便‘打猎’，现在是‘打个猎’顺便去买菜。”所在小区的地下车库，是他的迪士尼乐园。他会拿着手电筒，骑着一辆车轮直径只有12英寸的粉红色小单车，在6层地库里“探险”。
几乎每个“猎人”都有一些“奇遇”：上海的一名媒体从业人员，刚到办公室坐下，就听到同事拿着手机抱怨，“我骑个共享单车也被人举报，谁这么多管闲事！”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刚刚在楼下“打猎”了。一个退休的上海阿姨，一次举报完毕准备离开。被举报者收到提示信息，跑来撞了个正着。阿姨义正辞严地说：“是的，就是我，我就是‘单车猎人’。”对方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一位银行职员撞见非法营运的黑出租车司机破坏共享单车，直接上去理论，对方识趣地走开了。另一次，有行人走过来对他说：“出门找车方便了很多，很感谢你们。”“并不是我在解救车，而是它解救了我的生活。”这位银行职员说，自己每天扮演着丈夫、员工、父亲的角色，而“打猎”的时候可以做自己。
庄骥不愿意提起他目睹的共享单车的离奇“死亡”方式，他不希望极端案例“教坏更多人”。那些单车出现在废墟、垃圾堆、淤泥、污水里甚至树上。它们被堆成小山，被肢解，被焚烧。他见过有人把共享单车扔进了黄浦江，还有人把单车当“年货”，运回湖南老家。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他会第一时间报警，因为“已经超出了‘猎人’的‘射程’”。
庄骥最怕的不是极端个案，而是陷入死循环。 “每个人都想在骑共享单车时获得便利，可每个人又在使用后给别人设置障碍。”结果是，人们互相加害，形成一个“加害圈”，“你害我，我害他，他害他”。
“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共享单车运营企业30多家，累计投放超过1000万辆，注册用户超1亿人次。在起到“满足公众出行需求”“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等积极作用的同时，共享单车也带来了“车辆乱停乱放”“运营维护不到位”等问题，以及“猎人”极为痛恨的损毁问题。
很多人认为，共享单车是“国民素质的照妖镜”。但“猎人”邢昭并不这么看。在她看来，很多违规行为的发生，都是因为共享单车公司的制度给了人的私欲以可乘之机。不过她也知道，“很多问题法律尚且无法面面俱到，一个共享单车平台又如何制定出足以管束人性的规则？”
她曾提醒一个在小区里骑共享单车的小孩按规则停车，结果被孩子母亲白了一眼。当着孩子的面，这位年轻的母亲说：“关你屁事！”
邢昭从事的是犯罪心理学研究工作。有人问过她：“举报后获得的信用分能干吗？是能换奖品还是骑行券？”其实，什么实际好处也换不来。她的回答是：“在现实的世界里，做一点理想化的事，很有意思，也很爽。这就是我在‘打猎’时的收获。”
今年6月，中国的共享单车首次出现在英国曼彻斯特街头。据《曼彻斯特晚报》报道，不到一个月，1000辆单车中已有至少50辆遭到破坏。与国内发生的情况类似，它们被撬锁，被拆卸，被扔进河里。
“摩族猎人”中有一个共享的网络笔记，里面都是他们对单车管理改良的最新想法。庄骥相信，问题最终还是要依靠技术进步解决。但庄骥并不觉得“猎人”将失去用武之地。平时除了“打猎”，他喜欢到路上去将自行车摆放整齐。设计专业毕业的他，研究怎样用最小的空间摆放最多的单车，又能防风、防摔、防碰。他和同伴琢磨出的一种摆法叫“猎人盾”，之所以叫盾，是因为从马路上来看，排在一起倾斜的前轮有盾牌的感觉。
每次被问起共享单车出现的种种问题，庄骥喜欢用《三体》里的一句话来回答：“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
白天，他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馆长助理；晚上则摇身一变，走进黑暗中的“水泥森林”。手机是他的工具，“猎物”是那些不尊重共享单车契约的违规者。他将违规停放的单车拍照，向运营商举报乱停者，再将单车停到合适的位置。每次举报成功，他会得到一定的信用分，被举报者将被减去信用分。
庄骥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上海这个最早出现共享单车的城市，2016年7月，他参与发起了国内最早的共享单车“猎人”族群，如今成员超过3000人。他们自称“摩族猎人”。
“猎人”们有各种身份，研究员、退休阿姨、公司白领、中学生、快递员……他们不受雇于任何运营商，成为“猎人”的原因各不相同：在路边找不到共享单车，却发现被私占或损坏的单车，因而决定“捕猎”那些违停和破坏者；有人将“打猎”当成游戏；有人只是为了“心里舒坦”。许多人发现，在“拯救”单车的时候，自己也被“拯救”了。
“‘打猎’是个游戏”
直到現在，庄骥仍清楚地记得60辆橙色单车出现在博物馆门口的日子——2016年5月6日。他觉得自己被它们“拯救”了。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几年前迁往黄浦江边的新址，距离最近的地铁站1.5公里。这“最后的1.5公里”成了庄骥的心病。2013年—2015年间，博物馆的日均观众只有300人。为了让博物馆恢复活力，庄骥不只一次找过公交部门，考虑过在博物馆门口设置有桩公共自行车和穿梭巴士，以失败告终。
共享单车出现那天中午，庄骥兴冲冲地出去骑车，却被手机导航带进了一个居民小区里。
庄骥仔细读了单车App上的使用规则，上面写着，单车应停放在路边划线区域或单车聚集区域。庄骥在一个小区里发现一辆单车的开锁二维码被划坏了。他问自己认识的摩拜公司一位高管“是不是你们内部员工干的”。对方告诉他，投放后的十多天里，已发现了150起私藏单车、破坏二维码甚至肢解单车的行为。
庄骥当时给气炸了，“等了三年才有这么好的方案，全给破坏了”。打那以后，每天中午休息时间，庄骥就在博物馆附近寻找违停的单车，把车骑回博物馆门口。
为了“打猎”，他购置了近万元的“装备”，包括4个手电筒、两个带照明的充电宝和一辆变速自行车。庄骥知道群体的力量。他琢磨着能不能组织一个群体，一起“解救”共享单车。“摩族猎人”诞生后，摩拜公司曾帮忙招募“猎人”。到2016年年底，共享单车市场已从“蓝海”变成“红海”，“摩族猎人”人数也由最初的50多人，扩大到3000多人。
所有新入群的“猎人”都会看到群公告里有这么一条：“‘打猎’是个游戏，公德是游戏的‘衍生品’。”庄骥解释，制定这条规则是希望参与者把“打猎”当成“业余爱好”。
为了加强游戏“升级”的体验，庄骥还加入了升级规则，人群被分为长老猎人群、正式猎人群、实习猎人群。从“实习”到转正，需要接受7天的试练：连续7天成功举报。
一个在上海工作的兰州姑娘说，这是一个“假面聚会”，因为“这里没人在乎你是谁”。
她曾从上海赶到北京只为参加一次集体的“围猎”活动。“那些只在微信群里见过的‘猎人’，就感觉像很久以前遇见的熟人一样，聊天一点也不感觉尴尬。”一个公司高管跟大家“围猎”，他的司机就开着奥迪车跟在后面。“围猎”过后，“猎人”一起去吃烤串，随后像侠士一样四散而去。那是她记忆里“最好吃”的烤串。
“就是我，我就是‘单车猎人’”
住在广州的“猎人”江宇翔，将“打猎”当作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吃完饭出门散步一样”。江宇翔是“摩族猎人”里最高产的一位，他的辉煌战绩是已“拯救”了超过5000辆共享单车。
每天早晨，他的共享单车和淘宝两个App几乎同时打开。人还在床上，就已开始查找附近违停的车辆。“以前是出去买个菜顺便‘打猎’，现在是‘打个猎’顺便去买菜。”所在小区的地下车库，是他的迪士尼乐园。他会拿着手电筒，骑着一辆车轮直径只有12英寸的粉红色小单车，在6层地库里“探险”。
几乎每个“猎人”都有一些“奇遇”：上海的一名媒体从业人员，刚到办公室坐下，就听到同事拿着手机抱怨，“我骑个共享单车也被人举报，谁这么多管闲事！”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刚刚在楼下“打猎”了。一个退休的上海阿姨，一次举报完毕准备离开。被举报者收到提示信息，跑来撞了个正着。阿姨义正辞严地说：“是的，就是我，我就是‘单车猎人’。”对方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一位银行职员撞见非法营运的黑出租车司机破坏共享单车，直接上去理论，对方识趣地走开了。另一次，有行人走过来对他说：“出门找车方便了很多，很感谢你们。”“并不是我在解救车，而是它解救了我的生活。”这位银行职员说，自己每天扮演着丈夫、员工、父亲的角色，而“打猎”的时候可以做自己。
庄骥不愿意提起他目睹的共享单车的离奇“死亡”方式，他不希望极端案例“教坏更多人”。那些单车出现在废墟、垃圾堆、淤泥、污水里甚至树上。它们被堆成小山，被肢解，被焚烧。他见过有人把共享单车扔进了黄浦江，还有人把单车当“年货”，运回湖南老家。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他会第一时间报警，因为“已经超出了‘猎人’的‘射程’”。
庄骥最怕的不是极端个案，而是陷入死循环。 “每个人都想在骑共享单车时获得便利，可每个人又在使用后给别人设置障碍。”结果是，人们互相加害，形成一个“加害圈”，“你害我，我害他，他害他”。
“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共享单车运营企业30多家，累计投放超过1000万辆，注册用户超1亿人次。在起到“满足公众出行需求”“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等积极作用的同时，共享单车也带来了“车辆乱停乱放”“运营维护不到位”等问题，以及“猎人”极为痛恨的损毁问题。
很多人认为，共享单车是“国民素质的照妖镜”。但“猎人”邢昭并不这么看。在她看来，很多违规行为的发生，都是因为共享单车公司的制度给了人的私欲以可乘之机。不过她也知道，“很多问题法律尚且无法面面俱到，一个共享单车平台又如何制定出足以管束人性的规则？”
她曾提醒一个在小区里骑共享单车的小孩按规则停车，结果被孩子母亲白了一眼。当着孩子的面，这位年轻的母亲说：“关你屁事！”
邢昭从事的是犯罪心理学研究工作。有人问过她：“举报后获得的信用分能干吗？是能换奖品还是骑行券？”其实，什么实际好处也换不来。她的回答是：“在现实的世界里，做一点理想化的事，很有意思，也很爽。这就是我在‘打猎’时的收获。”
今年6月，中国的共享单车首次出现在英国曼彻斯特街头。据《曼彻斯特晚报》报道，不到一个月，1000辆单车中已有至少50辆遭到破坏。与国内发生的情况类似，它们被撬锁，被拆卸，被扔进河里。
“摩族猎人”中有一个共享的网络笔记，里面都是他们对单车管理改良的最新想法。庄骥相信，问题最终还是要依靠技术进步解决。但庄骥并不觉得“猎人”将失去用武之地。平时除了“打猎”，他喜欢到路上去将自行车摆放整齐。设计专业毕业的他，研究怎样用最小的空间摆放最多的单车，又能防风、防摔、防碰。他和同伴琢磨出的一种摆法叫“猎人盾”，之所以叫盾，是因为从马路上来看，排在一起倾斜的前轮有盾牌的感觉。
每次被问起共享单车出现的种种问题，庄骥喜欢用《三体》里的一句话来回答：“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