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自从今年年初国务院动用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对中行和建行注资之后，中行和建行的股份制改造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您是如何看待中行和建行正在进行的股份制改造模式？.
　　田国强：可以断言的是，即使国有大银行上市，只要银行的产权结构仍没有什么变化，政府占大股，经营决策权由国有大股东的代理人来决定，就不可能提高效率。因而我认为现有国有银行的改革目标和方式将会遇到三个问题：
　　国有股东控股导致产权不清，从而导致外部监督不力，政府行为而不是市场行为，存在软预算约束问题。国家占大股，产权的利益与责任没有与个人挂钩，财产的制衡机制与利益的制约机制就无法产生并发挥作用，企业也就很难从行政机制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并成为真正的银行，从而导致低效率。
　　看一下国有工商企业改革的经验，国有银行能否在保持国家“一股独大”的情况下实现真正的商业化经营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第二，导致银行内部治理结构与真正的现代银行治理结构“貌合神离”，从而不能真正地改善现有银行内部治理结构。
　　如果让国有股成为大股东，董事会将会空有其名，就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能发挥作用的董事会，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不会发生变化，从而也就不会从根本上改变银行的创收能力。哪个公司没有董事会？都有董事会，但董事会的许多成员不持有股份，从而不太关心公司的经营好坏，不关心公司治理。
　　第三，现有的改革模式也不能解决、完善外部制度环境的长期性和加速银行改革的迫切性之间的矛盾。银行业的发展壮大是需要完善的制度环境作为保障的，但完善制度环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相对于迫切需要改造的中国银行业而言，以及2006年之后外国银行将进入中国全面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形势，就造成了快与慢的难题。而观念的变革和制度环境的改善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
　　《经济》：那么，你认为国有银行改革的模式应该是什么呢？
　　田国强：首先要打破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走向“一股独大”的公司治理形式。积极引入多元战略投资者，这包括民营投资者，特别是大力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从而真正营造起适应现代经济条件的治理制度，政府不再干预银行的经营活动。
　　《经济》：那么，如何在当前外部经济制度环境不健全的条件下，降低银行改革的风险呢？
　　田国强：我认为，大力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以及一定的非国有资本，使得外资资本和非国有资本的投资者之和成为大股东，可以解决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中所存在的三大问题。通过外资银行的参股与合资，可以大大改善外部监督力度，改善银行治理结构，提高国有银行的效率，同时也可减少银行制度转型的风险，加速银行业的改革进程。
　　《经济》：您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什么？
　　田国强：这些外资银行战略投资者大多来自市场制度成熟和健全的国家，自身历史悠久，并以全球为经营范围，则其行为会受到母国的制度、全球利益的、以及长期利益的约束，这就决定了他们出于自身长远利益，在中国的行为会受到自我实现合同的约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较小。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加入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同时也可以给银行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知识，使国有银行能更加严格地遵守国际通行规则，提高贷款质量。
　　《经济》：是不是意味着外资银行会成为国有银行的控股股东？
　　田国强：我的建议并不需要外资股份独大，而是国有股份、外国战略投资者股份，以及非国有股份这三方的每一方都不超过50%。这样，由于它们之间的利益关联和冲突，使得他们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既会相互合作，也会相互监督与制衡，使之形成一个稳定的三方制衡体系。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利益取向与价值偏好。
　　这样可以达到的目标是：高效益、低风险以及国家安全和照顾民族情感。在提高效益方面，由于外国投资者以及非国有资本的主要目标都是为了追求利润，他们会联手抵制非市场行为，改进公司治理结构；在银行的长期发展战略上，国有与外资两方会着重考虑银行的长期稳定发展，他们也会联手对非国有股东的追求短期利益行为进行牵制。另外，在涉及民族感情与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国有与非国有的民族资本又可联合起来对抗外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