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果戈理是俄国19世纪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利用多种多样的讽刺笔法描绘社会各种图景，更善用典型化的手法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描写小人物。其作品中辛辣讽刺的锋芒深深感染了我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家们。张天翼的作品立足于现实社会，内容充实，与果戈理的作品在描写对象上十分相似，在讽刺手法上也有借鉴和个性化创新。本文主要从思想内容、审美个性等方面展开分析，探讨果戈理讽刺小说对张天翼的影响以及张天翼自身创作的独特性表现，进而从中学习和了解我国现代讽刺文学的发展及讽刺文学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张天翼 果戈里 讽刺艺术
　　一、张天翼对果戈里的价值认同与思想接受——含泪的笑
　　别林斯基曾评价果戈理：“通过世人看得见的笑，和他们看不见、不明白的泪来直观生活的幽默。”“含泪的笑”无疑是果戈理创作的一大特色。首先对作者的写作来说，“笑”被赋予了抨击丑恶社会的内容，用讽刺的方式，犀利地深入肮脏恶毒的灵魂最隐秘的褶缝中去，作者的嘲讽实际上是对制度与人性的冷峻审视，是对社会变革的渴望，是在为俄国社会的苦难而悲伤，荒诞滑稽的故事帶来的喜剧感和文章中内隐的悲剧感相互交织，大大加深了其现实主义作品的沉重感。
　　张天翼在果戈理的影响下，在人物的塑造上也体现出多面性和立体性，不再是单一的“恶”，而是更多地利用讽刺和喜剧效果凸显出悲剧意味。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包氏父子》中对老包和小包的对比性描写：小包贪慕虚荣，而老包愚昧昏庸，是一个典型的悲剧性人物，他因为贫穷而对小包心有愧疚，最后得知小包被开除还要赔付医疗费时，“嘴巴变成了白色，一屁股坐到了地下”。作者不留余力地批判了小说中出现的其他配角，如毫不作为的学校教师，趋炎附势的校长，欺贫爱富的同学等。这些形象与老包的悲剧感形成对比，读到最后，喜剧的感觉被冲淡，更能够体会到作者心中的同情和悲痛，即使是喜剧也有悲剧的感染力。
　　二、果戈里与张天翼审丑取向及批判精神的契合
　　讽刺文学从诞生之日起便是一种极具战斗性的文学表现形式，果戈理和张天翼面对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扭曲，选择以讽刺文学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虽然两个人所处的国家、时代不同，但他们面临着相似的民族境遇，富有强烈责任感的作家立足于现实，将现实以婉曲的方式表现出来，完成对黑暗社会的批判，有力地警醒人们。在艺术上，两个人都有相似的审丑倾向，丑代表人性的负面，是人性的扭曲与异化。他们担负起义务与责任，描绘、提炼并审视种种丑恶，只有当丑与恶成为被人掌握的积极力量，即通过对丑恶事物的厌恶，唤起人们对美与善的渴望与追求，化丑为美，才能带来新的生机与希望。
　　在对国民劣根性的审视和批判上，张天翼继承了果戈理。果戈理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矛盾斗争是多方面的。在《死魂灵》中，既表现了农奴制的落后，也有官场的腐朽黑暗，还有人们的道德败坏等。其中五个地主是地主阶级腐朽、没落、衰败、灭亡的典型代表，是俄国农奴制危机不断加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真实反映。这五个地主鲜明地表现了地主资产阶级人物的圆滑虚伪和懒惰空虚。作者对这些人物的堕落丑恶表现出同情和批判。果戈理还描绘了注重官阶、权势、金钱的俄国小人物的极其悲惨的命运，反映极其深刻的社会现实，同时对腐败黑暗的俄国社会的讽刺和揭露入木三分。
　　三、张天翼讽刺文学的突破
　　张天翼受果戈里的影响颇深，但同时在自身发展中也有其独特的长处，特别表现在思想的深刻性上。仔细分析二人的思想内涵，可以发现立足点并不相同。果戈理是地主出身，他的社会经验加深了他作品中对于底层人民的同情。他的作品表达了对黑暗社会的反抗和对底层人民的同情，替他们伸张正义。但实际上，他自己认为，作品中批判的是所有“畸形的现象，不合理的发展”，而国家制度是不能够改变的。一方面他看到了农奴制带来的丑恶、黑暗，另一方面，他没有看清楚农奴制度下的社会政治本质，寄希望于地主、官僚阶级的灵魂觉醒和道德的自我完善，没有在根本上找到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方法。所以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为农奴制度的维护者，因此削弱了其讽刺作品的战斗性。
　　张天翼则不一样，他的讽刺矛头直指根本的社会政治制度，对于制度上的缺陷毫不避讳，通过对丑人丑事的揭露，点明其中的制度存在的问题根源。与果戈理主张的和平改革不同，张天翼在作品中讽刺了革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丑恶面孔，如《新生》《移行》中批判了年轻一代革命者的懦弱无为。在这个过程中激发了人们的革命热情，承认了革命过程中需要出现的鲜血和破坏。张天翼摆脱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文学流于表面的弊病，尖锐地披露了深层次的革命问题，包含着强烈的政治激情。
　　所以，尽管张天翼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接受了果戈理的影响，但由于具体国情及思想的坚定性不同，直接导致了他们作品的成熟程度并不一样。比较研究这两位伟大的讽刺文学大师时，应该注意到他们思想的本质差别。
　　（作者简介：吕悦，女，本科，长安大学，研究方向：外国文学）（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