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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发布的最新全国税收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达到89720亿元，已接近9万亿元，同比增长22.6%。与此同时，同期财政收入达到103740亿元，首超10万亿元，增长24.8%。而去年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则为9.2%。
在此大背景下，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在提案中表示，大幅度、大范围减税不仅是当务之急，而且力所能及。
事实上，在官方报告中，“结构性减税”也已经多次出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把实施“结构性减税”作为2012年的工作重点之一。报告称，今年要认真落实和完善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金融学家许善达认为，不仅要继续坚持“结构性减税”的战略，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落实这个战略。
税收收入超预算高速增长
财政部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税收的总收入为89720亿元，比上年增加16509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的数据，去年我国内地GDP超47万亿元，同比增长9.2%。由此计算，去年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超过19%。而我国2000年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2.8%，此后逐年增加。资料显示，即使是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税收的增速也接近20%。再从绝对额上来说，2011年的税收收入已经是2000年的7倍。
在税收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的背后，是包括税收收入在内的财政收入年年超预算增长。
去年公共财政预算计划全国财政收入为89720亿元。但从去年实际财政收入的数据来看，全国财政收入为103740亿元，比上年增加20639亿元，远超年初的公共财政预算。其中税收总收入为89720亿元，比上年增加16509亿元。分税种来看，即使调整个税免征额，去年个人所得税仍实现收入6054.09亿元，同比增长25.2%。
据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武的测算，去掉通胀的因素，从1995年到2010年中国政府的预算内的财政税收累计翻了10倍。
“各地税收都有任务，虽然提出减税但往往不是实质性减税。”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应该设立控制财政税收超预算增长的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中金公司董事长李剑阁在提案中称，这十年财政实际收入年年大幅度超过年初的预算。现在各级政府在财政收入超收方面展开着竞赛，有的地方财政收入年增速甚至超过40%。允许政府巨额超收，对超收部分又可以自由支配，从国家法度上来说值得推敲。现在，GDP的攀比之风受到社会的重视和批评，而财政收入增速的攀比之风愈演愈烈，不仅没有受到批评，反而作为可以炫耀的政绩，是十分令人担心的。
李剑阁表示，目前的预算法不允许政府自设税种，却允许无限制地超收，不允许政府对预算内收入的自由支配，却不禁止对超预算收入的自由支配。他建议，规定扣除CPI后税收的增收幅度，如果超过了规定的幅度，不能作为政绩，而应该作为人民代表大会质询和问责的事项。
宏观税负到底高不高
在全国税收连年高速增长的大背景下，人们对于“中国税负到底重不重”的讨论也进入白热化阶段。去年年底，财政部人士表示，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
联想的杨元庆就大倒苦水，称由于中国税收高，致使其电脑在中国卖的价格比外国贵。
据了解，国际上通用的衡量税负的指标为宏观税负，即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国宏观税负指标分为大、中、小三种统计口径来衡量。小口径的宏观税负为税收占GDP的比重；中口径的宏观税负为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口径的宏观税负为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
“宏观税负是指居民的整体国民经济负担情况。我们国家与其他国家的统计方式不同，我们财政收入外还有很多收入没有加进去，比较大的一方面就是政府性基金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如果将政府各项收入全部计算在内，我国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将在35%以上。”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安体富认为，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高不意味着税负重，而同样占比不高也不意味着税负轻，还要比较财政收入的返还程度。
“不在于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高不高，而在于纳税人是不是感到痛苦。”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表示，在我国，包括社保、医疗保险、教育等公共财政支出尚没有覆盖全民，政府返还不是很多，这跟其他国家不同。很多国家虽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但返还程度高，居民得到的实惠多，所以对税负痛苦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公共服务数量不够、质量不高”
“财政收入必须与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和财政支出挂钩。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税负占比虽然比我国高些，但老百姓不感觉税负重，因为财政支出大部分都包下来了。而我们的政府包了多少呢？我们的公共服务明显数量不够、质量不高。”安体富表示判断税负是否过重，要综合收入和支出来判断。
财政部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财政支出为108930亿元，其中列举了“三农”、教育、医疗卫生、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交通运输、公共安全、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方面的支出。此前，《人民日报》刊文称我国有三分之二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
但安体富介绍，财政支出以前分为五大类，分别是经济建设支出、科教文卫支出、国防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和其他支出，真正用于民生的就是科教文卫支出一项。“现在不这么划分了，现在的划分让人有些看不清楚。此外，每项支出也不清楚，比如教育支出，用于教育部等相关人员的支出也算作教育支出，那就没法算了。”安体富认为，用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挥霍太大、浪费太多。
“结构性减税”战略重在落实
随着我国财政收入连年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长，各方在要求政府支出更加透明、公开，让更多财政收入与公共服务挂钩的同时，对于减税的呼声也日渐强烈。对此，刘桓表示，减税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从1994年开始，我国就已经启动大的税制改革；到了2002年以后，官方开始提出“结构性减税”战略。
许善达称，在实际工作中，许多税收政策的调整体现了减税和增税两个不同观念的战略博弈，而未来不仅应在文件中继续坚持“结构性减税”的战略，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落实这个战略。
去年，我国实行了一系列减税政策，包括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开展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等。与此同时，增税也同步进行，如资源税全面实行按价格计征。
“其实，减税就是减税，增税就是增税，我们现在提出‘结构性减税’，从税种来看是要有增有减，但算总账必须是减税。”安体富说。
李剑阁在此次的两会提案中还建议政府应坚持“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李剑阁称，政府过多地主导社会财富分配，必然会引起各种寻租行为，腐蚀政府的肌体；同时，一味强化政府的再分配功能，必然会弱化市场的分配功能，降低社会活力。这就是欧洲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现在正发生的一切，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在减税的实质动作上，李剑阁称，如果2012年就把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控制在10%以内，至少可以给全国企业和居民减少1万亿元的负担。（编辑/张本科）
在此大背景下，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在提案中表示，大幅度、大范围减税不仅是当务之急，而且力所能及。
事实上，在官方报告中，“结构性减税”也已经多次出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把实施“结构性减税”作为2012年的工作重点之一。报告称，今年要认真落实和完善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金融学家许善达认为，不仅要继续坚持“结构性减税”的战略，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落实这个战略。
税收收入超预算高速增长
财政部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税收的总收入为89720亿元，比上年增加16509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的数据，去年我国内地GDP超47万亿元，同比增长9.2%。由此计算，去年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超过19%。而我国2000年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2.8%，此后逐年增加。资料显示，即使是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税收的增速也接近20%。再从绝对额上来说，2011年的税收收入已经是2000年的7倍。
在税收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的背后，是包括税收收入在内的财政收入年年超预算增长。
去年公共财政预算计划全国财政收入为89720亿元。但从去年实际财政收入的数据来看，全国财政收入为103740亿元，比上年增加20639亿元，远超年初的公共财政预算。其中税收总收入为89720亿元，比上年增加16509亿元。分税种来看，即使调整个税免征额，去年个人所得税仍实现收入6054.09亿元，同比增长25.2%。
据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武的测算，去掉通胀的因素，从1995年到2010年中国政府的预算内的财政税收累计翻了10倍。
“各地税收都有任务，虽然提出减税但往往不是实质性减税。”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应该设立控制财政税收超预算增长的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中金公司董事长李剑阁在提案中称，这十年财政实际收入年年大幅度超过年初的预算。现在各级政府在财政收入超收方面展开着竞赛，有的地方财政收入年增速甚至超过40%。允许政府巨额超收，对超收部分又可以自由支配，从国家法度上来说值得推敲。现在，GDP的攀比之风受到社会的重视和批评，而财政收入增速的攀比之风愈演愈烈，不仅没有受到批评，反而作为可以炫耀的政绩，是十分令人担心的。
李剑阁表示，目前的预算法不允许政府自设税种，却允许无限制地超收，不允许政府对预算内收入的自由支配，却不禁止对超预算收入的自由支配。他建议，规定扣除CPI后税收的增收幅度，如果超过了规定的幅度，不能作为政绩，而应该作为人民代表大会质询和问责的事项。
宏观税负到底高不高
在全国税收连年高速增长的大背景下，人们对于“中国税负到底重不重”的讨论也进入白热化阶段。去年年底，财政部人士表示，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
联想的杨元庆就大倒苦水，称由于中国税收高，致使其电脑在中国卖的价格比外国贵。
据了解，国际上通用的衡量税负的指标为宏观税负，即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国宏观税负指标分为大、中、小三种统计口径来衡量。小口径的宏观税负为税收占GDP的比重；中口径的宏观税负为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口径的宏观税负为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
“宏观税负是指居民的整体国民经济负担情况。我们国家与其他国家的统计方式不同，我们财政收入外还有很多收入没有加进去，比较大的一方面就是政府性基金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如果将政府各项收入全部计算在内，我国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将在35%以上。”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安体富认为，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高不意味着税负重，而同样占比不高也不意味着税负轻，还要比较财政收入的返还程度。
“不在于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高不高，而在于纳税人是不是感到痛苦。”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表示，在我国，包括社保、医疗保险、教育等公共财政支出尚没有覆盖全民，政府返还不是很多，这跟其他国家不同。很多国家虽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但返还程度高，居民得到的实惠多，所以对税负痛苦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公共服务数量不够、质量不高”
“财政收入必须与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和财政支出挂钩。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税负占比虽然比我国高些，但老百姓不感觉税负重，因为财政支出大部分都包下来了。而我们的政府包了多少呢？我们的公共服务明显数量不够、质量不高。”安体富表示判断税负是否过重，要综合收入和支出来判断。
财政部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财政支出为108930亿元，其中列举了“三农”、教育、医疗卫生、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交通运输、公共安全、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方面的支出。此前，《人民日报》刊文称我国有三分之二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
但安体富介绍，财政支出以前分为五大类，分别是经济建设支出、科教文卫支出、国防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和其他支出，真正用于民生的就是科教文卫支出一项。“现在不这么划分了，现在的划分让人有些看不清楚。此外，每项支出也不清楚，比如教育支出，用于教育部等相关人员的支出也算作教育支出，那就没法算了。”安体富认为，用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挥霍太大、浪费太多。
“结构性减税”战略重在落实
随着我国财政收入连年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长，各方在要求政府支出更加透明、公开，让更多财政收入与公共服务挂钩的同时，对于减税的呼声也日渐强烈。对此，刘桓表示，减税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从1994年开始，我国就已经启动大的税制改革；到了2002年以后，官方开始提出“结构性减税”战略。
许善达称，在实际工作中，许多税收政策的调整体现了减税和增税两个不同观念的战略博弈，而未来不仅应在文件中继续坚持“结构性减税”的战略，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落实这个战略。
去年，我国实行了一系列减税政策，包括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开展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等。与此同时，增税也同步进行，如资源税全面实行按价格计征。
“其实，减税就是减税，增税就是增税，我们现在提出‘结构性减税’，从税种来看是要有增有减，但算总账必须是减税。”安体富说。
李剑阁在此次的两会提案中还建议政府应坚持“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李剑阁称，政府过多地主导社会财富分配，必然会引起各种寻租行为，腐蚀政府的肌体；同时，一味强化政府的再分配功能，必然会弱化市场的分配功能，降低社会活力。这就是欧洲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现在正发生的一切，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在减税的实质动作上，李剑阁称，如果2012年就把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控制在10%以内，至少可以给全国企业和居民减少1万亿元的负担。（编辑/张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