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爷第一次从陕北来北京旅游，他坐地铁觉得火车在地下跑很神奇，听着地铁报站“洋文”夹杂着别扭的汉语更不习惯。女儿告诉他，这是为了让各国人都能听懂。刘大爷由此懂得了，什么是国际大都市。
　　
　　“引进来”的压力
　　
　　“洋文”在当今北京，几乎举目可见。但这在30年前几乎是没有的。学英语，用英语是与改革开放同步的。有这么一个至今让人反思的故事：改革开放初期，刚开始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时候，一家企业引进了一套欧洲的先进设备，但没运转几天就出了故障。面对厚厚的“洋文”资料，企业领导和管理人员皆望“洋”兴叹。怎么办？只好花巨资请厂家派专家来处理。结果，专家远渡重洋而来，看了机器设备一眼，然后摊开双手，无奈地苦笑着说：“里边一个螺丝松了。处理办法维修书上写得很清楚，你们一看就会。何必请我来？”众人面面相觑，谁让他们不认识“洋文”呢？请专家了花10万多元，就当交学费吧。
　　那时候，国门重新打开，人们睁眼看世界的愿望最为迫切。但不认识“洋文”如何看呀！像这种近似笑话的闹剧，岂只这一例。不学外语，就不能学习和应用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来”就不可能。这是当时举国一致的共识。
　　在“科学的春天”来临之际，一个学外语的热潮很快就出现了。
　　最早是恢复高考的考试科目中出现了英语，外语作为一门必考课开始备受重视。接着，1979年，中央电视台的《学英语》节目，激发了全民学英语的第一轮热潮。
　　
　　“走出去”的动力
　　
　　在中国，一方面，是学英语热在全民的持续；另一方面，在真正需要用英语传播中国文化、提升国家软实力时，英语人才却质量下降。真正训练有素的翻译人才很缺乏，特别是高级人才、中译外人才极为短缺。在图书出版交流方面，据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统计：2007年中国引进图书达11101种，出口的图书却只有2571种，而且绝大多数是输出到了港台地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出口。
　　一个国家，不可能也不需要人人都成为外语专业人才！对此，专家学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英语热是学习、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提高民族素质的需要。尤其是加入WTO之后，对外语的需求全面凸现。学外语不是过了，而是远远不够；另一种观点则强调，英语热造成了无法估计的浪费。应因事因地因需而宜，不能“一刀切”，更不能不計成本地掀起狂潮。这种观点网络支持率高达62.5%以上。
　　英语学习，使得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更加便捷，而同时，汉语在世界的流行，为更多渴望了解中国的国际友人提供了方便。
　　
　　自我提升的需要
　　
　　多会一门语言，多一个谋生的技能。所以，学习英语，更多的是自我发展的需要。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英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基础教育阶段，英语变成了与语文、数学同样重要的一门主课。英语考得怎么样，往往决定着能否考上大学、研究生、博士……
　　就英语考试而言，其中影响最深最广的还是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它是由国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主持的全国性教学考试。英语教材销量是中国教育图书市场中增长最快的，占图书零售市场8%以上的份额。2005年以前，中国高校明文规定：英语四级、六级不通过，不能取得学士学位、双学位和硕士学位；现在，很多用人单位招聘，英语六级证书也往往成为必要条件。学英语越来越和上学、就业密不可分了。
　　而今，人们学英语的热情已是史无前例。总部位于北京的新东方英语学校，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其学员超过了百万。来这个学校的学习者大都准备参加某项国外考试，如GRE、托福和雅思等。他们认为，说一口地道的英语会增加留学机会，或提高在外企任职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