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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无锡历史上，涌现出了一批文化世家。家族文化对于文化世家的延续发展起着关键作用。无锡华氏家族源远流长，形成了“尚德乐善”的家族文化，影响着一代代的华氏族人。华氏家族形成的家族文化在当代的教育之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无锡华氏；家族文化；尚德乐善；家风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3.11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江苏省2018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课题专题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8SJSZ256）。*为本文通讯作者
一
几千年来，在南北交融中，无锡不断发展，文化发达，经济繁荣，形成了一批望族。洪亮吉在《储氏族谱序》中曾说过：“望族‘或占一乡，或占一镇，即小有迁徙，亦不出数百里之外’。”[1]华氏当然符合这个条件。无论是居于乡间还是城市，多累世同居，即使析居也相距不远，聚集在荡口、东亭等地。无锡地方的诸多望族，以诗书传家，涌现了无数俊杰。在诸望族中，华氏素以世代行善闻名，立足地方，效力乡里，做出贡献。
一个大家族能绵延繁盛，世代不衰，不单单是外界的经济、政治地位所决定的，更重要的是其内在精神支持。此种精神在数代之中不断积累，凝聚成家风，影响于后世。在漫长的历史中，华氏家族形成了尚德乐善、忠孝友悌、惠济乡里的良好家族文化。
中国传统社会的教育，除了学校之外，尚有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在古代同样受到重视，为教育子弟为人处世，在社会上更好发展，家族中的长辈贤人，编写家训，传之子孙，熏陶家风。家训之中，既浓缩了长辈们的人生经验，更有他们对社会的观察，对思想的归纳。无锡华氏尤其注重子女学校教育，不管任何时代，都努力寻求良师，使子弟得有教育，有所成就。
望族的背后，更有着成熟家训、家规的约束、督促，有着良好家风的熏陶。华悰韦华总结人生经验，为后世子孙虑者，成《虑得集》。“虑得集者，华贞固先生所以训其子孙者也。”[2]
在《慮得集》中，华悰韦华对华氏子弟提出了系列要求，为后世子孙所遵从。华悰韦华在《虑得集》中就家族事务，从经济理财到为人处世，均做了详细陈述。“田地户产，该科税粮，须是从实。”“凡遇事，务需要明白恭问，具陈情实。”“凡闻见言是非，先究何从何来，即时明白。”“增拓田产，置买储物，宜使兄弟通知。”“处事接物，宁人负我，毋我负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
华氏自南宋回迁后，虽有出仕者，但多布衣终身，不慕荣华者。对于子孙，华悰韦华提出建议：“惟愿子孙勤耕纳赋，守分养亲，力行德义，以尽庶人之道尔。”[4]如果子孙确实德才兼备，科举顺达，则也可以出仕，但务必要忠君爱国，为民效命。
广为后世所知的华太师华察，其父华谨，“惇学训子，日延四方名士与居，丰其馆谷，令极意学。”[5]后来华察对自己的三个儿子要求极严，虽然宠爱幼子华叔阳，却从不骄纵，使华叔阳成为明代最年轻的进士。再如华恩，字承之，号愚坦，“生平笃于教子”[6]。
华氏家族文化，孝义并举。依照传统社会理念，爱有等差，先对身边亲人尽孝，一层层递延而开，扩展至家族、地方、社会，方为爱之本性。对血缘亲族的尽孝是一种担当，参与宗族、地方的各类公益事业，为地方效力，则是另一种担当，孝与义并存，两种担当系于一身，此乃人立于天地之道。华氏在无锡地方上乐善好施，惠济乡里，明清两代，有十三人被崇祀为乡贤，荣耀于地方，这是华氏良好家风的结果，也是华氏名望的标志。
二
华氏乡贤在各类地方事务中积极出力。无锡历史上遭遇过许多天灾，如干旱、雨灾、旱灾、地震、水患、瘟疫、冰雹等各类灾害。各类灾患频频发生，县志中载明代各类较大的天灾人祸有七十九起，清代各类灾患六十六起。在灾患之中，具备条件的华氏族人伸出援手，赈济地方。
如明代华山，字仁甫，号静庵，成化乙未进士。在各地为官时，清廉自好，不畏豪强，惩戒不法之徒。当饥荒之时，他从各地调集粮草，赈济民众，安抚流民。华山去世之后，经地方上公举，崇祀为乡贤。华金，字子宣，号嵩峰，在通州、云南等地为官时，“严整慎密，不以烦民”。为官多年后辞职返乡，家居二十年，“不轻入城府，邑大夫或就见，言不及私。”他友爱二弟，雍睦无间，于族属孤鳏贫苦，多所赈济，“生平不殖货，家居不治垣屋。”[7]华金去世之后，经士绅公举，崇祀乡贤。
除了被推为乡贤者之外，众多华氏族人在地方上从事于公益慈善，践行华氏家训。元代华诠，乐善好施，设义学、义仓，乡人赖之。华璞“岁饥输粟千石，以赈而不秩”。明代如华守吉“敦本尚义，出粟赈饥”，华守方“湖决堤，出粟二千斛，募垦以苏民困”，华芝“成化间出谷二千斛赈贫者，大宪旌奖”。再如明代华炯、华芝，在灾荒中出力赈济。“华炯，字文熙，父守方，遗财巨万。炯无他好，惟以散财为乐，凡助边赈饥，下及捐衣施药，其门如市。”[8]如华芝，字楚英，性谨厚，巡抚周忱举为万石长，成化十八年，“饥出谷二千石，赈贫民，有司以闻，锡冠带奖之。”[9]
清代华汝修“力行善事，割田以供祠祭”，华昶曾“建义塾，置鹅湖祖坟祭田，倡建同仁堂，邑中善举，实力仔肩”[10]。华昶与地方上士绅秦震钧联合倡导创建同仁堂，以帮助贫病无力问医者，地方上好义者纷纷出力，以广义行。华昶又设栖流所三处，收容行旅之病者。[11]清代华瑞清，国子生，能为乡里任事，每有大役，邑令必就询利弊，捐资建望亭丰乐桥，修鸿山泰伯墓，皆瑞清为之，享年八十八。[12]
家境富裕，拥有较多田亩的华氏族人，往往予佃户以减免。明正统年间华焲，字文高，号东郊，行事必考虑是否符合于“义”，对于租种田地的佃农，“岁减什一”[13]。明成化年间，华佑，字文吉，号东洋，“及一切义所当为，加惠佃氓，减租十之二。”[14]正统年间华德，字文润，“取逋租二千石捐之，曰使吾乡之人得少免于贫困。”[15]“逋租”是某时某地因各种因素，佃农无法按时按量缴纳田租的情况。嘉靖年间华谨，字企容，“喜赴义，振人之急，岁减田租十之二。”[16] 对于地方上各类公共工程如修桥、修路之类，华氏积极参与。如无锡有北仓桥，本是木桥，系元皇庆中期所建。至元初年，经邑人华珪出资，改建为石桥。明正统中期，华德可建沿塘桥、显祖桥，华启兹建高家尖桥。华察捐资修建江陂桥（又名江溪桥），位于伯渎塘转北口，华察修建的桥梁，被地方上尊称为“学士桥”。
清代，无锡有青云桥，本为青云渡，后地方人士出资建为木桥。乾隆二十六年，经华希闵捐资改建为石桥。[17]明代华仲谆曾捐资建有杨巷桥，到了清乾隆年间，后人华启槐再次重建。清代华进思，在鹅湖肫捐建新桥。华进思之子华公弼，在乾隆五十年捐建延祥河桥。咸丰四年，华翼纶等人捐资重建至德桥。
除了从事公共工程外，对于教育事业，华氏族人也颇为热衷。通过科举获得更多发展的空间，自然是无数农民改变命运的机缘所在。然而，对于众多底层民众来说，读书是一件奢侈的事，每日里的艰辛劳作，使得他们很难负担起子女的教育。华氏族人通过创办书院、义塾，为族内及地方子弟提供教育机会。清嘉庆六年华昶集资创建华氏书塾，位于城中第四箭河上，凡家中贫困者均可入学。荡口镇建有华氏书塾，系同治十年华廷植捐田二百余亩创办，书塾有房屋一所。华廷植又捐钱二千五百，存典生息，以供给无力读书及无财力参加科举考试者。[18]
三
明清两代，无锡华氏家族于科举上取得巨大突破，在仕宦上也有较多成就。一批族人担任文武要职。在官场之上，华氏族人承袭先人的厚德与家风，基于共同的认知，为国为民，造福于各地，为华氏博取了巨大的声望。
《华氏文献略》中所载较为简略，后人在《华氏本书补编》中对华氏宦望有详细记载，本文扼要择取明代华氏族人仕宦事迹加以介绍。
华氏族人为官，洁身自好，忠于职守，严格执法，敢于抗上。如华士宏，字任之，先后担任浙江宁波府通判，云南盐课提举司正提举等职务。云南地方上旧例，每年有盐规几千金，华士宏“却之不受，洁己奉职，商民靡不爱戴”[20]。
华氏族人出仕者，至各地为官时，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减轻民众负担，推行公共工程，造福于地方。如华文甫，字显甫，号西桥，年少聪慧，成年后“才敏而志坚”。在担任昌化知县时，于地方上有诸多贡献。至昌化，华文甫见学宫失修，捐资修葺，又建“敬一亭”，与诸生讲学其中。为振兴文教，修县志，“循名责实，取足征信”。昌化地方上的田地，入籍者仅六百亩，一般民众负担严重。在华文甫主持下，进行丈量田工作亩，“得新田二倍，赋役益轻”。在地方上，华文甫推行了诸多惠民政策，不可殚述。不过，华文甫在官场之上，既不讨好上司，又打击豪强，不为各方所喜，“以刚正不阿，不得久于其职”[21]。官场不得意，华文甫返乡养老母，著史书，万历丙申年以八十四岁高龄去世。
华氏族人，出仕入宦者，其政风体现在忠于职守、廉洁奉公之上。为地方民众谋利益，为弱势群体发声，面对豪强，面对上司的阻力，丝毫不惧，鞠躬尽瘁，死而后己。步入浑浊官场后，祖先的言传身教，圣贤的谆谆教诲，让他们保持着傲骨清风，实践着个人的认知。可一旦步入官场，自由将受限，心灵更难以自适，圣贤的教训往往与现实相冲突。为了坚持自己的理念，一些华氏族人选择离开官场，遁世离俗，隐遁于乡野。出则为国为民，退则独善其身，有余力则兼济地方，此为华氏族人的传统。诚如明代华察所云：“吾华在江南为望族，代多隐君子。”[22]
结语
元代陈旅在诗文中称赞无锡华氏：“泰伯当年处锡山，身辞大利远人安。至今邑里髙风在，散粟千锺不受官。”[23]明清两代，无锡华氏人才辈出，居乡有贤名，为官有官声，成为经久不衰的大族世家，正因为他们有着“尚德乐善”的良好家族文化。古人认为“家正国清”，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历史上，无锡华氏重通过良好家风的熏陶，促使子弟向善，进而能为国家、为社会奉献力量。华氏家族所具有的家风文化，历经了千百年的沉淀，融汇于传统社会日常生活之中，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与价值理念。对华氏家族家风文化加以扬弃，吸收挖掘其优良内容，必然会对当代中国的教育事业具有极大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清]洪亮吉：《诸氏族谱序》，《更生斋集》文甲集卷一，清光绪三年洪氏授经堂增修本.
[2][明]高攀龙：《虑得集序》，《高子遗书》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明]华悰韡撰：《虑得集》卷一，万历四十二年刻本，页十六至十八.
[4][明]华悰韡撰：《虑得集》卷一，万历四十二年刻本，页一三.
[5]《封奉政大夫兵部郎中一桂华公墓志铭》，《华氏传芳续集》卷一六，明隆庆六年刻本，页百三一.
[6]《族叔祖愚坦府君墓志铭》，《华氏传芳续集》卷一五，明隆庆六年刻本，页百九.
[7]文征明：《中顺大夫嵩峰华公志略》，《华氏传芳集》，卷五，乾隆七年刻本，页二十六.
[8]《（光绪朝）无锡金匮县志》卷二十五《行义》，页五.
[9]《（光绪朝）无锡金匮县志》卷二十五《行义》，页六.
[10][清]华嘉植：《华氏文献略》，道光十二年（1832）刻本，页四至六.
[11]《（光绪朝）无锡金匮县志》卷二十三《耆硕》，页二十二右.
[12]《（光绪朝）无锡金匮县志》卷二十三《耆硕》，页二十三右.
[13]《东郊府君宗谱传》，《华氏传芳集》卷四，乾隆七年刻本，页四十四.
[14]《东洋府君宗谱传》，《华氏传芳集》卷四，乾隆七年刻本，页四十五.
[15]《西野府君宗谱传》，《华氏传芳集》卷四，乾隆七年刻本，页四十六.
[16]《一桂府君宗谱传》，《华氏传芳集》卷五，乾隆七年刻本，页十一.
[17]《（光绪朝）无锡金匮县志》卷五《桥梁》，页七.
[18]《（光绪朝）无锡金匮县志》卷六《学校》，页二十二右.
[19][清]华嘉植：《华氏文献略》，道光十二年（1832）刻本.
[20]《宁波府通判毅庵公》，《华氏本书补编》三十九卷，页三.
[21]《昌化县知县西桥公》，《华氏本书补编》二十九卷，页二.
[22]《族叔祖愚坦府君墓志铭》，《华氏传芳续集》卷一五，明隆庆六年刻本，页百九.
[23][元]陈旅：《无锡华氏散粟赈饥不受赏二首》，《安雅堂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作者简介：徐群征，（1978-），男，漢族，江苏新沂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学生工作管理；刘雪光（1984-），男，汉族，江苏徐州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学生工作管理。
【关键词】无锡华氏；家族文化；尚德乐善；家风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3.11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江苏省2018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课题专题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8SJSZ256）。*为本文通讯作者
一
几千年来，在南北交融中，无锡不断发展，文化发达，经济繁荣，形成了一批望族。洪亮吉在《储氏族谱序》中曾说过：“望族‘或占一乡，或占一镇，即小有迁徙，亦不出数百里之外’。”[1]华氏当然符合这个条件。无论是居于乡间还是城市，多累世同居，即使析居也相距不远，聚集在荡口、东亭等地。无锡地方的诸多望族，以诗书传家，涌现了无数俊杰。在诸望族中，华氏素以世代行善闻名，立足地方，效力乡里，做出贡献。
一个大家族能绵延繁盛，世代不衰，不单单是外界的经济、政治地位所决定的，更重要的是其内在精神支持。此种精神在数代之中不断积累，凝聚成家风，影响于后世。在漫长的历史中，华氏家族形成了尚德乐善、忠孝友悌、惠济乡里的良好家族文化。
中国传统社会的教育，除了学校之外，尚有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在古代同样受到重视，为教育子弟为人处世，在社会上更好发展，家族中的长辈贤人，编写家训，传之子孙，熏陶家风。家训之中，既浓缩了长辈们的人生经验，更有他们对社会的观察，对思想的归纳。无锡华氏尤其注重子女学校教育，不管任何时代，都努力寻求良师，使子弟得有教育，有所成就。
望族的背后，更有着成熟家训、家规的约束、督促，有着良好家风的熏陶。华悰韦华总结人生经验，为后世子孙虑者，成《虑得集》。“虑得集者，华贞固先生所以训其子孙者也。”[2]
在《慮得集》中，华悰韦华对华氏子弟提出了系列要求，为后世子孙所遵从。华悰韦华在《虑得集》中就家族事务，从经济理财到为人处世，均做了详细陈述。“田地户产，该科税粮，须是从实。”“凡遇事，务需要明白恭问，具陈情实。”“凡闻见言是非，先究何从何来，即时明白。”“增拓田产，置买储物，宜使兄弟通知。”“处事接物，宁人负我，毋我负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
华氏自南宋回迁后，虽有出仕者，但多布衣终身，不慕荣华者。对于子孙，华悰韦华提出建议：“惟愿子孙勤耕纳赋，守分养亲，力行德义，以尽庶人之道尔。”[4]如果子孙确实德才兼备，科举顺达，则也可以出仕，但务必要忠君爱国，为民效命。
广为后世所知的华太师华察，其父华谨，“惇学训子，日延四方名士与居，丰其馆谷，令极意学。”[5]后来华察对自己的三个儿子要求极严，虽然宠爱幼子华叔阳，却从不骄纵，使华叔阳成为明代最年轻的进士。再如华恩，字承之，号愚坦，“生平笃于教子”[6]。
华氏家族文化，孝义并举。依照传统社会理念，爱有等差，先对身边亲人尽孝，一层层递延而开，扩展至家族、地方、社会，方为爱之本性。对血缘亲族的尽孝是一种担当，参与宗族、地方的各类公益事业，为地方效力，则是另一种担当，孝与义并存，两种担当系于一身，此乃人立于天地之道。华氏在无锡地方上乐善好施，惠济乡里，明清两代，有十三人被崇祀为乡贤，荣耀于地方，这是华氏良好家风的结果，也是华氏名望的标志。
二
华氏乡贤在各类地方事务中积极出力。无锡历史上遭遇过许多天灾，如干旱、雨灾、旱灾、地震、水患、瘟疫、冰雹等各类灾害。各类灾患频频发生，县志中载明代各类较大的天灾人祸有七十九起，清代各类灾患六十六起。在灾患之中，具备条件的华氏族人伸出援手，赈济地方。
如明代华山，字仁甫，号静庵，成化乙未进士。在各地为官时，清廉自好，不畏豪强，惩戒不法之徒。当饥荒之时，他从各地调集粮草，赈济民众，安抚流民。华山去世之后，经地方上公举，崇祀为乡贤。华金，字子宣，号嵩峰，在通州、云南等地为官时，“严整慎密，不以烦民”。为官多年后辞职返乡，家居二十年，“不轻入城府，邑大夫或就见，言不及私。”他友爱二弟，雍睦无间，于族属孤鳏贫苦，多所赈济，“生平不殖货，家居不治垣屋。”[7]华金去世之后，经士绅公举，崇祀乡贤。
除了被推为乡贤者之外，众多华氏族人在地方上从事于公益慈善，践行华氏家训。元代华诠，乐善好施，设义学、义仓，乡人赖之。华璞“岁饥输粟千石，以赈而不秩”。明代如华守吉“敦本尚义，出粟赈饥”，华守方“湖决堤，出粟二千斛，募垦以苏民困”，华芝“成化间出谷二千斛赈贫者，大宪旌奖”。再如明代华炯、华芝，在灾荒中出力赈济。“华炯，字文熙，父守方，遗财巨万。炯无他好，惟以散财为乐，凡助边赈饥，下及捐衣施药，其门如市。”[8]如华芝，字楚英，性谨厚，巡抚周忱举为万石长，成化十八年，“饥出谷二千石，赈贫民，有司以闻，锡冠带奖之。”[9]
清代华汝修“力行善事，割田以供祠祭”，华昶曾“建义塾，置鹅湖祖坟祭田，倡建同仁堂，邑中善举，实力仔肩”[10]。华昶与地方上士绅秦震钧联合倡导创建同仁堂，以帮助贫病无力问医者，地方上好义者纷纷出力，以广义行。华昶又设栖流所三处，收容行旅之病者。[11]清代华瑞清，国子生，能为乡里任事，每有大役，邑令必就询利弊，捐资建望亭丰乐桥，修鸿山泰伯墓，皆瑞清为之，享年八十八。[12]
家境富裕，拥有较多田亩的华氏族人，往往予佃户以减免。明正统年间华焲，字文高，号东郊，行事必考虑是否符合于“义”，对于租种田地的佃农，“岁减什一”[13]。明成化年间，华佑，字文吉，号东洋，“及一切义所当为，加惠佃氓，减租十之二。”[14]正统年间华德，字文润，“取逋租二千石捐之，曰使吾乡之人得少免于贫困。”[15]“逋租”是某时某地因各种因素，佃农无法按时按量缴纳田租的情况。嘉靖年间华谨，字企容，“喜赴义，振人之急，岁减田租十之二。”[16] 对于地方上各类公共工程如修桥、修路之类，华氏积极参与。如无锡有北仓桥，本是木桥，系元皇庆中期所建。至元初年，经邑人华珪出资，改建为石桥。明正统中期，华德可建沿塘桥、显祖桥，华启兹建高家尖桥。华察捐资修建江陂桥（又名江溪桥），位于伯渎塘转北口，华察修建的桥梁，被地方上尊称为“学士桥”。
清代，无锡有青云桥，本为青云渡，后地方人士出资建为木桥。乾隆二十六年，经华希闵捐资改建为石桥。[17]明代华仲谆曾捐资建有杨巷桥，到了清乾隆年间，后人华启槐再次重建。清代华进思，在鹅湖肫捐建新桥。华进思之子华公弼，在乾隆五十年捐建延祥河桥。咸丰四年，华翼纶等人捐资重建至德桥。
除了从事公共工程外，对于教育事业，华氏族人也颇为热衷。通过科举获得更多发展的空间，自然是无数农民改变命运的机缘所在。然而，对于众多底层民众来说，读书是一件奢侈的事，每日里的艰辛劳作，使得他们很难负担起子女的教育。华氏族人通过创办书院、义塾，为族内及地方子弟提供教育机会。清嘉庆六年华昶集资创建华氏书塾，位于城中第四箭河上，凡家中贫困者均可入学。荡口镇建有华氏书塾，系同治十年华廷植捐田二百余亩创办，书塾有房屋一所。华廷植又捐钱二千五百，存典生息，以供给无力读书及无财力参加科举考试者。[18]
三
明清两代，无锡华氏家族于科举上取得巨大突破，在仕宦上也有较多成就。一批族人担任文武要职。在官场之上，华氏族人承袭先人的厚德与家风，基于共同的认知，为国为民，造福于各地，为华氏博取了巨大的声望。
《华氏文献略》中所载较为简略，后人在《华氏本书补编》中对华氏宦望有详细记载，本文扼要择取明代华氏族人仕宦事迹加以介绍。
华氏族人为官，洁身自好，忠于职守，严格执法，敢于抗上。如华士宏，字任之，先后担任浙江宁波府通判，云南盐课提举司正提举等职务。云南地方上旧例，每年有盐规几千金，华士宏“却之不受，洁己奉职，商民靡不爱戴”[20]。
华氏族人出仕者，至各地为官时，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减轻民众负担，推行公共工程，造福于地方。如华文甫，字显甫，号西桥，年少聪慧，成年后“才敏而志坚”。在担任昌化知县时，于地方上有诸多贡献。至昌化，华文甫见学宫失修，捐资修葺，又建“敬一亭”，与诸生讲学其中。为振兴文教，修县志，“循名责实，取足征信”。昌化地方上的田地，入籍者仅六百亩，一般民众负担严重。在华文甫主持下，进行丈量田工作亩，“得新田二倍，赋役益轻”。在地方上，华文甫推行了诸多惠民政策，不可殚述。不过，华文甫在官场之上，既不讨好上司，又打击豪强，不为各方所喜，“以刚正不阿，不得久于其职”[21]。官场不得意，华文甫返乡养老母，著史书，万历丙申年以八十四岁高龄去世。
华氏族人，出仕入宦者，其政风体现在忠于职守、廉洁奉公之上。为地方民众谋利益，为弱势群体发声，面对豪强，面对上司的阻力，丝毫不惧，鞠躬尽瘁，死而后己。步入浑浊官场后，祖先的言传身教，圣贤的谆谆教诲，让他们保持着傲骨清风，实践着个人的认知。可一旦步入官场，自由将受限，心灵更难以自适，圣贤的教训往往与现实相冲突。为了坚持自己的理念，一些华氏族人选择离开官场，遁世离俗，隐遁于乡野。出则为国为民，退则独善其身，有余力则兼济地方，此为华氏族人的传统。诚如明代华察所云：“吾华在江南为望族，代多隐君子。”[22]
结语
元代陈旅在诗文中称赞无锡华氏：“泰伯当年处锡山，身辞大利远人安。至今邑里髙风在，散粟千锺不受官。”[23]明清两代，无锡华氏人才辈出，居乡有贤名，为官有官声，成为经久不衰的大族世家，正因为他们有着“尚德乐善”的良好家族文化。古人认为“家正国清”，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历史上，无锡华氏重通过良好家风的熏陶，促使子弟向善，进而能为国家、为社会奉献力量。华氏家族所具有的家风文化，历经了千百年的沉淀，融汇于传统社会日常生活之中，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与价值理念。对华氏家族家风文化加以扬弃，吸收挖掘其优良内容，必然会对当代中国的教育事业具有极大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清]洪亮吉：《诸氏族谱序》，《更生斋集》文甲集卷一，清光绪三年洪氏授经堂增修本.
[2][明]高攀龙：《虑得集序》，《高子遗书》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明]华悰韡撰：《虑得集》卷一，万历四十二年刻本，页十六至十八.
[4][明]华悰韡撰：《虑得集》卷一，万历四十二年刻本，页一三.
[5]《封奉政大夫兵部郎中一桂华公墓志铭》，《华氏传芳续集》卷一六，明隆庆六年刻本，页百三一.
[6]《族叔祖愚坦府君墓志铭》，《华氏传芳续集》卷一五，明隆庆六年刻本，页百九.
[7]文征明：《中顺大夫嵩峰华公志略》，《华氏传芳集》，卷五，乾隆七年刻本，页二十六.
[8]《（光绪朝）无锡金匮县志》卷二十五《行义》，页五.
[9]《（光绪朝）无锡金匮县志》卷二十五《行义》，页六.
[10][清]华嘉植：《华氏文献略》，道光十二年（1832）刻本，页四至六.
[11]《（光绪朝）无锡金匮县志》卷二十三《耆硕》，页二十二右.
[12]《（光绪朝）无锡金匮县志》卷二十三《耆硕》，页二十三右.
[13]《东郊府君宗谱传》，《华氏传芳集》卷四，乾隆七年刻本，页四十四.
[14]《东洋府君宗谱传》，《华氏传芳集》卷四，乾隆七年刻本，页四十五.
[15]《西野府君宗谱传》，《华氏传芳集》卷四，乾隆七年刻本，页四十六.
[16]《一桂府君宗谱传》，《华氏传芳集》卷五，乾隆七年刻本，页十一.
[17]《（光绪朝）无锡金匮县志》卷五《桥梁》，页七.
[18]《（光绪朝）无锡金匮县志》卷六《学校》，页二十二右.
[19][清]华嘉植：《华氏文献略》，道光十二年（1832）刻本.
[20]《宁波府通判毅庵公》，《华氏本书补编》三十九卷，页三.
[21]《昌化县知县西桥公》，《华氏本书补编》二十九卷，页二.
[22]《族叔祖愚坦府君墓志铭》，《华氏传芳续集》卷一五，明隆庆六年刻本，页百九.
[23][元]陈旅：《无锡华氏散粟赈饥不受赏二首》，《安雅堂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作者简介：徐群征，（1978-），男，漢族，江苏新沂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学生工作管理；刘雪光（1984-），男，汉族，江苏徐州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学生工作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