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连年亏损到全球第一,从废气四溢到废水养鱼——嘉陵化工厂在环保搬迁中破茧化蝶。
　　 更可贵的是,它的新生,为重庆80余家化工企业“退二进三”提供了一个样本——“嘉化模式”。
　　
　　环保沉疴
　　
　　 2003年前,江北区董家溪的居民,一直生活在嘉化厂的阴影里。
　　 “你看我身上还有红点点呢。”小男孩刘鹏程捋起衣服说,“我是被废气熏大的。”
　　 “嘉化厂排放废气时,小鹏程经常被熏哭,有一次闻到废气后突然倒地,口吐白沫,医生说是氯气中毒。”刘鹏程的妈妈说。
　　 小鹏程的肚皮和腿上,缀满红色斑点。董家溪居民张巧云说:“这里很多孩子都有类似症状,嘉化厂排放的废气就是罪魁祸首。”
　　 受害的不只是孩子。
　　 65岁的老居民谭文辅,用哮喘药喷着鼻子说:“这哮喘病就是嘉化厂废气造的孽。”
　　 “我差点因为嘉化厂送了命。”50多岁的慕明辉也对嘉化厂耿耿于怀,“那天正下大雾,我赶着去上班,突然闯进一团凝结着氯气的雾中,大喊一声‘救命’后栽倒在地,是邻居用湿毛巾捂着鼻子把我救了出来。”
　　 “读四年书,减十年命。”这是曾经流行于重庆工商大学B校区的一句黑色幽默。嘉化厂排放的废气多次污染校园,导致课程中断。
　　 该校做过检测:校区大气环境质量长期处于严重污染状况,主要是氯化氢污染,严重时段日均超标1000多倍!
　　 因为污染,嘉化厂与附近居民矛盾激化,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
　　 嘉化厂也做过多次环保改造,但由于设备太过老化,“病情”始终难以好转。要想根治,只有一个办法:采用先进工艺,另起炉灶。
　　 环保搬迁,已势在必行。
　　
　　搬迁困局
　　
　　 隐没于主城区的化工企业,远非嘉化一家。作为中国两大综合性化工基地之一的重庆,像嘉化这样散布在主城区的化工企业,还有80余家。
　　 “重庆被两江所隔,主城区呈组团式发展,过去这些企业多建在各组团的边缘地带,随着城市化推进,各组团逐渐相连,这些企业逐渐与商务区、生活区交错起来。”原市经委化工办主任周通说。
　　 这些日渐老去的化工企业,正像嘉化般折腾着这座城市。
　　 痛定思痛后,市政府制订了《重庆主城区化工企业“退二进三”专题规划》:在2010年前,将80余家化工企业搬出主城区。
　　 嘉化排在首位。“拿嘉化开刀,对全面推动化工企业搬迁,具有示范作用。”周通说。
　　 但七位领导19次批示,竟没能让嘉化挪动半步。
　　 “‘搬迁’两字,说起容易做起难。”市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易小光分析说,“那些老化设备,就像百年老宅,一旦拆卸就等于报废。搬迁资金对这些亏损大户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
　　 职工包袱也是搬不动的重要原因。嘉化有职工2000余人,若把家属计算在内,将涉及近万人的生活、工作、求学变动。
　　 另一个事实是,一旦新厂建好,就必须采用新技术,这就意味着将淘汰部分员工。
　　 环环紧扣的障碍,让嘉化欲挪不能。
　　 “不搬等死,搬迁找死。”2002年前,我市化工企业“搬一家死一家”,搬迁名单因此被称为“死亡通知书”。
　　 80余家化工企业期待嘉化提供一个搬迁样本。
　　
　　妙解危机
　　
　　 面对资金困局怎么办?是借助外力,还是政府出资?
　　 政府出资显然行不通。“不能开这个口子,因为不是嘉化一家要搬,如果家家都向政府伸手,那就麻烦了。”周通说,“要把这些化工企业搬出主城,大约要花150亿元,这几乎是重庆当时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借助外力搬迁,成了唯一选择。
　　如何借力?一番调研后,市领导发现一个被忽略的“常识”:嘉化所处位置,是江北区黄金地段,地价很高,而要搬过去的地方——荣昌,因相对偏远,地价很低。
　　 两地地皮一置换,就可换取一笔资金作为搬迁费——这是调研结论。
　　 一番谋划后,市政府使出“托盘”妙招:由城投集团按市场价格买下嘉化在董家溪的地块,让嘉化获得搬迁资金,等嘉化搬迁完成后,城投集团再以市场价格将地块卖出去,收回“托盘”资金。
　　 资金困局解决了,职工包袱怎么办?一番谋划后,市政府使出政策妙招:第一,不想去郊区的职工,可以按政策规定提前退休,或者按分流安置职工办法分流;第二,职工拆迁安置房建设,按经济适用房的税费政策对待……“这次搬迁,市政府给的六项政策,是搬迁优惠政策之集大成,含金量极高。”嘉化董事长李守昌说。
　　 两妙招一使出,嘉化立即有了搬迁动力。“土地置换的差价除了支付新廠区的建设资金外,还有剩余,可帮助我们进行工艺改良。”李守昌说。
　　
　　破茧化蝶
　　
　　 2004年6月,嘉化完成搬迁。
　　 现在,走进嘉化新厂,道路两旁绿树成荫,办公大楼宽敞明亮,生产车间干净整洁。
　　 谁能想象,化工厂排出的废水能养鱼?环保搬迁后的嘉化做到了。
　　 为了不把污染搬到荣昌,嘉化在环保上做足了功夫——淘汰以前老化陈旧的设备,采用世界最先进的设备和工艺。
　　 由于排放的废水达到环保标准,为节约水资源,嘉化想出一个办法,在厂区内修了一口长400米、宽300米蓄水池,进行循环利用。
　　 大大小小的鱼儿在水池中穿梭抢食,不时跃出水面。水池旁泥土中长着一簇簇绿油油的野草。“鱼和草都是天然的环保标志,如果有污染,它们就活不了。”嘉化总工程师万云生说。
　　 如果不是知情人,恐怕谁也不会相信昔日这个人见人怕的污染企业,会结出这样的环保硕果。
　　 搬迁后的嘉化,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高锰酸钾生产企业。
　　 “拳头产品高锰酸钾的年产量由老厂的1万吨扩大到9.6万吨,每吨产品的成本比原来低900元,市场占有量占全国的80%、全球的30%。”万云生说。
　　 环保搬迁,让嘉化更大、更活、更强。
　　 而董家溪的天空,不再漂浮高锰酸钾粉,空气中也不再有刺鼻恶臭;被废气撵走的鸟儿也飞了回来,曾经被熏黄的树木,已是一派葱绿。
　　
　　“嘉化效应”
　　
　　 嘉化破茧化蝶,让80余家化工企业兴奋起来。
　　 “以前,是政府强制搬迁,现在,我们主动请缨。”重庆电池总厂厂长徐星亮说,“换厂址所产生的土地级差资金加上政策补助,除去搬迁费用外,还有所结余,我们可借此进行生产线的更新换代。”
　　 市长黄奇帆曾说,嘉化搬迁成功创造了“嘉化模式”:一是资金运作,二是政策支持。
　　 借助“嘉化模式”,在2010年之前,80余家化工企业顺利完成搬迁。
　　 在停产1300多天后,天原化工厂在涪陵重获新生——占地460亩的花园式新厂拔地而起,并配套设有年吞吐量为91.3万吨的危化品码头和铁路专用线。
　　 “新天原生产规模翻了一番,排污量却少了一半。”天原副总经理吴照说,“我们正在建造西部最大的多晶硅生产基地,投产后可实现年收入8.6亿元。”
　　 如天原一样,80余家化工企业都借助“嘉化模式”,涅新生。
　　 “这些企业搬迁后主要集中在长寿、涪陵、万州三个化工园区,结束了长期散、小、乱的状态,形成集中化、规模化格局,这是重庆化工行业的一次大涅。”周通说,“化工企业大迁移完成后,每年可为主城区减少排放二氧化硫3949吨,烟尘6929吨,废气15.2亿立方米,废水1141万吨,主城区环境质量得到大大改善。”
　　 此外,化工企业大迁移,为主城腾出两万多亩黄金宝地,缓解了城市用地不足的矛盾。
　　 “嘉化效应”,可谓一举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