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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人所面临的主要苦痛就是
日益增长的GDP与很难增长的荷包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这个矛盾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的话,这个矛盾就不会成为矛盾,而会成为迟钝。
意大利犯罪学家贝卡利亚说:“犯罪的真实尺度就是其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抛开单纯的社会规范和道德批判,违法犯罪活动在许多方面都导致了巨大的社会成本支出。中国的犯罪率在过去30年里急剧上升,这不仅仅是阻碍中国经济持续性增长的沉重桎梏,而且同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如果要分析居高不下的犯罪率的话,形形色色的专家可以总结出几十条很有技术含量的理由。但笔者看来,对目前中国来说,能够具有普遍解释意义的无非就是经济和政治。
犯罪也是一种理性选择
不少人认为犯罪是一种冲动,其实大多数犯人都是理性的。犯罪行为只不过是他们在权衡犯罪成本与犯罪收益基础上所作的理性选择。当一个百万富翁满身珠光宝气地走过贫民窟的时候,他定会感到背后有一道道如芒之光,这光芒便是犯罪的原始冲动:如果抢了富翁的财宝,可以满足几年的生活欲望,即便坐牢,也没啥大不了的。对于贫民窟的人来说,生活本身和监狱没什么区别了。
如果以这个例子来审视中国转型期犯罪率持续上升,可能有助于我们得到一些更有说服力和有效的答案。现在中国人所面临的主要苦痛就是日益增长的GDP与很难增长的荷包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这个矛盾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的话,这个矛盾就不会成为矛盾,而会成为迟钝。恰恰这时,一些腰缠万贯的人出现了,于是矛盾引出了蟊贼。
中国的收入差距除了在改革初期因为一系列的放权让利改革而得到了暂时性的缓和外,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便持续性地严重。据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6年就已经达到了0.496。长年居高不下的收入差距,一方面增加了对高收入群体实施犯罪的收益,另一方面降低了低收入群体的犯罪成本。
而恰恰这时候,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保等公共产品与服务被推向了市场,中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远远滞后于经济增长水平,住房、医疗、教育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的新三座大山,民生问题变得日益严峻。对于那些被边缘化的人群而言,既然正常的劳动不能带来生活的持续改善,于是铤而走险从事“非法”活动就是他们的“理性选择”。
当然,由于乡村、社区固有的血缘、邻里、道德关系网的笼罩,犯罪分子即使有某种离谱的念头,他们还不敢肆意妄为,而为他们打开犯罪的最后一道闸门的是社会稳定结构的破碎——那就是城市化。
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城市化,使得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他们剥离了与母体上的一切牵挂和负累,社会对他们的掌控力突然松弛下来。城市化的扩张改变了人们的社会交际和社会互动方式,从而降低了犯罪受惩处的机会。当流动人口突然面临着教育、医疗、住房条件的滞后与城市人文环境堕落的气氛时,犯罪的感觉找到了。
社会土壤的刺激
当然,单纯的经济因素还不能解释犯罪高发的发生,因为世界上很多贫穷的国家恰恰是犯罪率很低的地方,例如巴基斯坦、乌干达、赞比亚。而中国之所以比这些国家犯罪率更高,还有个来自社会土壤的变异。
由于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某些政治制度上的不健康、不合理以及贪官对百姓的欺压、欺骗,司法不公正,惩罚制度不严密,直接导致了社会风气的转变和社会矛盾的激化。
首先是权力犯罪毒化了社会空气,导致了道德秩序弱化和异化。几千年来的中国,老百姓一直认同着权力精英的道德模范作用,它本应该是一支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力量。这也就是建国初期共产党强调的“又红又专”的原因。但这种“红”在社会转型的冲击下却走了样:当一部分商人通过政策发家后,一部分权力人士眼睛终于变红了,他们发现自己手中的权力也可以发家。于是,不少权力精英披着合法的外衣侵害人民利益,屡屡以惊骇的形式刺激大众的神经:上亿元地贪腐、毫无廉耻地包二奶、与黑社会沆瀣一气。这些事情的再三发生,毒化了社会风气,扩大整个社会对权力-金钱二元世界的疯狂追求,混淆了整个社会秩序和价值判断。
有网友评论:“目前的中国,以金钱为中心, 再加上历来的官本位思想,财富集中在权贵阶层,由此造成严重的不公平现象是促成现今犯罪率不断攀升的重要原因。”这话当然有失偏颇,但是,社会上以权力-金钱为中心的倾向,特别是某些政府官员为了一己私利漠视民众的肆意贪婪,一些政府部门为部门利益,出台一些反民生政策的暴虐,引起的一部分人价值观的错位是不可否认的。
每一场改革都会带来一群失落的人群,也必然产生新的贫困群体。但大多数相对贫困者,短时间内并不至于暴虐作恶,他们还期盼政府在苦厄中能扶持一把,以渡难关,这也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职能。
但因为公权力的不作为引起群众不得不从集体诉求中寻找路子,从某些政府官员对待民众诉求或维权上访的态度来看,冷漠和抵触甚至动用公权阻拦,无疑是激化矛盾的导火索。当权益得到不保障、正义得不到伸张的时候,一些政府部门的错误行为常常激化矛盾,引起重大的社会群体性事件,而这些群体性事件产生的一个恶果就是树立了一个暴力对抗的榜样,让许多人错误地认为现在就是这么一个靠拳头吃饭的社会,“大闹大处理,不闹不处理”,从而一切的不满都更加用激烈的行为来解决。“政府现在控制上访的成本越来越高,许多事情都是靠钱来摆平。”一位衡阳市政法委工作人员告诉笔者。而这种用钱来摆平的方法削弱了政治层面上纠正的决心,反而容易使得权力阶层产生“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路径依赖,这无疑又走进了权/钱的二元怪圈。
当一些精英在庙堂之上冠冕堂皇地对匹夫们进行说教而背后又干着完全相反的龌龊勾当的时候,社会引发的失望和愤怒不可避免地在弥漫,而这种失望动摇的不仅仅是一个执政党的基础,更是从根本上腐蚀、毒化了社会的道德土壤。正如赵忠祥的“放纵”,原本以为只是个人的作风问题,却不料引起了整个央视形象的坍塌。
日益增长的GDP与很难增长的荷包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这个矛盾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的话,这个矛盾就不会成为矛盾,而会成为迟钝。
意大利犯罪学家贝卡利亚说:“犯罪的真实尺度就是其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抛开单纯的社会规范和道德批判,违法犯罪活动在许多方面都导致了巨大的社会成本支出。中国的犯罪率在过去30年里急剧上升,这不仅仅是阻碍中国经济持续性增长的沉重桎梏,而且同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如果要分析居高不下的犯罪率的话,形形色色的专家可以总结出几十条很有技术含量的理由。但笔者看来,对目前中国来说,能够具有普遍解释意义的无非就是经济和政治。
犯罪也是一种理性选择
不少人认为犯罪是一种冲动,其实大多数犯人都是理性的。犯罪行为只不过是他们在权衡犯罪成本与犯罪收益基础上所作的理性选择。当一个百万富翁满身珠光宝气地走过贫民窟的时候,他定会感到背后有一道道如芒之光,这光芒便是犯罪的原始冲动:如果抢了富翁的财宝,可以满足几年的生活欲望,即便坐牢,也没啥大不了的。对于贫民窟的人来说,生活本身和监狱没什么区别了。
如果以这个例子来审视中国转型期犯罪率持续上升,可能有助于我们得到一些更有说服力和有效的答案。现在中国人所面临的主要苦痛就是日益增长的GDP与很难增长的荷包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这个矛盾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的话,这个矛盾就不会成为矛盾,而会成为迟钝。恰恰这时,一些腰缠万贯的人出现了,于是矛盾引出了蟊贼。
中国的收入差距除了在改革初期因为一系列的放权让利改革而得到了暂时性的缓和外,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便持续性地严重。据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6年就已经达到了0.496。长年居高不下的收入差距,一方面增加了对高收入群体实施犯罪的收益,另一方面降低了低收入群体的犯罪成本。
而恰恰这时候,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保等公共产品与服务被推向了市场,中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远远滞后于经济增长水平,住房、医疗、教育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的新三座大山,民生问题变得日益严峻。对于那些被边缘化的人群而言,既然正常的劳动不能带来生活的持续改善,于是铤而走险从事“非法”活动就是他们的“理性选择”。
当然,由于乡村、社区固有的血缘、邻里、道德关系网的笼罩,犯罪分子即使有某种离谱的念头,他们还不敢肆意妄为,而为他们打开犯罪的最后一道闸门的是社会稳定结构的破碎——那就是城市化。
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城市化,使得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他们剥离了与母体上的一切牵挂和负累,社会对他们的掌控力突然松弛下来。城市化的扩张改变了人们的社会交际和社会互动方式,从而降低了犯罪受惩处的机会。当流动人口突然面临着教育、医疗、住房条件的滞后与城市人文环境堕落的气氛时,犯罪的感觉找到了。
社会土壤的刺激
当然,单纯的经济因素还不能解释犯罪高发的发生,因为世界上很多贫穷的国家恰恰是犯罪率很低的地方,例如巴基斯坦、乌干达、赞比亚。而中国之所以比这些国家犯罪率更高,还有个来自社会土壤的变异。
由于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某些政治制度上的不健康、不合理以及贪官对百姓的欺压、欺骗,司法不公正,惩罚制度不严密,直接导致了社会风气的转变和社会矛盾的激化。
首先是权力犯罪毒化了社会空气,导致了道德秩序弱化和异化。几千年来的中国,老百姓一直认同着权力精英的道德模范作用,它本应该是一支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力量。这也就是建国初期共产党强调的“又红又专”的原因。但这种“红”在社会转型的冲击下却走了样:当一部分商人通过政策发家后,一部分权力人士眼睛终于变红了,他们发现自己手中的权力也可以发家。于是,不少权力精英披着合法的外衣侵害人民利益,屡屡以惊骇的形式刺激大众的神经:上亿元地贪腐、毫无廉耻地包二奶、与黑社会沆瀣一气。这些事情的再三发生,毒化了社会风气,扩大整个社会对权力-金钱二元世界的疯狂追求,混淆了整个社会秩序和价值判断。
有网友评论:“目前的中国,以金钱为中心, 再加上历来的官本位思想,财富集中在权贵阶层,由此造成严重的不公平现象是促成现今犯罪率不断攀升的重要原因。”这话当然有失偏颇,但是,社会上以权力-金钱为中心的倾向,特别是某些政府官员为了一己私利漠视民众的肆意贪婪,一些政府部门为部门利益,出台一些反民生政策的暴虐,引起的一部分人价值观的错位是不可否认的。
每一场改革都会带来一群失落的人群,也必然产生新的贫困群体。但大多数相对贫困者,短时间内并不至于暴虐作恶,他们还期盼政府在苦厄中能扶持一把,以渡难关,这也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职能。
但因为公权力的不作为引起群众不得不从集体诉求中寻找路子,从某些政府官员对待民众诉求或维权上访的态度来看,冷漠和抵触甚至动用公权阻拦,无疑是激化矛盾的导火索。当权益得到不保障、正义得不到伸张的时候,一些政府部门的错误行为常常激化矛盾,引起重大的社会群体性事件,而这些群体性事件产生的一个恶果就是树立了一个暴力对抗的榜样,让许多人错误地认为现在就是这么一个靠拳头吃饭的社会,“大闹大处理,不闹不处理”,从而一切的不满都更加用激烈的行为来解决。“政府现在控制上访的成本越来越高,许多事情都是靠钱来摆平。”一位衡阳市政法委工作人员告诉笔者。而这种用钱来摆平的方法削弱了政治层面上纠正的决心,反而容易使得权力阶层产生“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路径依赖,这无疑又走进了权/钱的二元怪圈。
当一些精英在庙堂之上冠冕堂皇地对匹夫们进行说教而背后又干着完全相反的龌龊勾当的时候,社会引发的失望和愤怒不可避免地在弥漫,而这种失望动摇的不仅仅是一个执政党的基础,更是从根本上腐蚀、毒化了社会的道德土壤。正如赵忠祥的“放纵”,原本以为只是个人的作风问题,却不料引起了整个央视形象的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