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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我和他相逢于微时。第一次见到他，他还穿着制服。黑着一张脸办案子，我跟了他一天，写了《一个XX队长的一天》，发在报上。
早上到局里，他的脸是肿的，宿醉未醒的样子。一张口能把人熏到八丈远，说是昨晚有行动，蹲点去了。
后来看美剧，一辆面包车，或其它什么车，大半是黑色的。如果是联邦探员，就是大个的雪佛兰。一两个人坐在车上，盯着什么人。被盯的人如果很张狂，就会径直走过去敲敲车窗，冲里面的人龇龇牙。蹲点的人靠咖啡和快餐充饥，便秘和口臭是肯定的。
再后来在常散步的山路上见到过安保值勤。一辆面包车停在院墙外，从大院里拉出一条电线，一个破电扇，一两个穿制服的人坐在车里或车外的小马扎上，百无聊赖的样子，白天在那里还好说，晚上还在那里，或下雨或下雪。一弄就是十天半月，他们拉着个呱，眼睛望着爬山的人，那些都是良民，他们的眼神也就很放松。车的外边是一堆快餐盒子，招来不少蚂蚁，浩浩荡荡地从四面八方赶来，比起山上的露水和野草，这是它们的麦当劳、肯德基。
秋天爬佛慧山，国庆节时北路人颇多，试着走南路，秋阳似火，两侧树矮草稀，无遮无挡，晒出一身油，一路上只见到两个人，一个干部模样，一身爬山的行头，始祖鸟的轻奢，小声打着电话，一脸都是藏着的幸福。另一个就是便衣了，在秋阳下当值，两三米外一个野外帐篷，里面只有一件大衣。这哥们儿一定是太太寂寞了，打老远就冲我们大喊：“不怕热么？”怎么不怕！说“走错道了”。知道他这一天见不到几个鸟人，盼着说个话，无奈口干舌燥，真正是不想说。
到我们绕过佛慧山看了黄石崖、过了廊桥从英雄关下了坡打道回府，看到一辆警车，从山南的路上走过来几个穿制服的领导上了车，肩上的警衔不低，应该是慰问当值的那位哥们儿吧。
谁都怪不容易。
回到我与他相逢于微时，白天看他审人，他挺烦我跟着看，说“晚上吧”，那意思是晚上才有点可写的东西。
我在这个分局的院里东转西转，从半掩着的门看到警花在对着镜子补妆，心想，都是女人嘛。人来人往的，那时候在外面混世界的男人喜欢用胳膊夹个小包，里面有手机钞票，在这个分局里进进出出，说的话挺江湖。
等我又溜跶回他的办公室，他挺兴奋地说晚上有行动。
B那是一个夏夜，我和电视台的一个记者坐在他的车里，天色完全黑了下来，小风一吹，他抖擞了起来。
那时北园大街还灯红酒绿。据说夜里飞机降到济南，从天上看，只有这条街色彩斑斓，红尘万丈的感觉。他的车在这条街上追一个人，现在已经忘了是贩毒的还是逃犯，他拉着个警笛，把车开得像土匪一样，旁的车纷纷躲开，他还用了个对讲机，哇啦哇啦地和同事对话，脏话像夜里的飞蛾一样飞得满天。
但是，真的有警匪片的感觉啊！我记得把这句话还写到了稿子里。夜班总编也没给删了，放现在，小编都不会放行。
从北园追到东外环，在郎茂山把那人给逮了。乌漆抹黑的山，他猫着个腰窜得飞快，我们在后面跟着，不晓得山上的坏人是不是有枪，也猫着腰往山上跑。半山腰上可以听到闷重的摔打声，他把人擒了。
又跟着他回到局里，把逮来的人铐到一把椅子上。
出来，洗了洗手，这事我一直记得，他洗了半天。
甩了甩手上的水，也不擦，点上支烟，慢慢地吸。
我们嫌屋子热，都到了外面，静静地看着他，安静地吸烟。
我看了一眼表，已经是子时了，这一天应该算跟完了，还能有啥事呀，便小声说我闪了。
他把烟扔到地上用脚拧灭，冲我们说，都别走，宵夜去！
我们去了经七路的一家夜店，真正的夜店，都没几盏灯的样子，几乎是摸着黑上了三楼。突然灯火通明，小弟们见到他跟见了爷一样。
他要了一个包间，屋子里有常年不开窗积攒下的灰扑扑的烟和尘土的味道，点了几个小菜，上了一箱黑趵，那时的趵突泉啤酒还活着，厂长从“三五”烟获得的灵感，用黑色和金色设计了漂亮的标。
一瓶酒下肚，他变得很亲民，教了我们很多识别贼的方法。比如一个人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却穿了双布鞋。“为什么？”电视台的小子问。“为了跑得快，让我们逮不着。”用手指指另一个人的脚：“对对，就像这样的方口布鞋。”我们一听，都乐了。
“还有呢？”“还有就是贼不看人只看包，多好看的姑娘他也不看，就看包。”这些话北京公安大学的王大伟后来都在电视上讲过，但那是在20多年前，我们第一次听。
我发现他很能说，记者跟着他头一天就破了个大案让他有点小兴奋。他的酒量真不大，一瓶下去满脸通红。
中间我去了趟洗手间，出来时看到他在前台买单，掏出两张大票扔到台子上，服务员不知说了什么，他扬手就给了一个耳光，隔着柜台。
我被吓住了，悄悄溜回包间，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一会儿，他进来了，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喝。
这件事我没写到稿子里，也没跟任何人提起。后来熟了问起来，他说他忘了。眼睛很真诚地说：“忘了。”
C所以说如若你和一个已经发达了的人相识于微时，你就会懂得人生绝不会活得像书上说的那么纯粹，那样非黑即白。
他渴望钱。从那个夏天的暗夜里我就知道，他渴望钱。
当然20多年前人人都渴望钱，现在也渴。但是他的渴和别人不一样。
他特别善于和做媒体的交朋友，大家喝酒的时候喜欢把他叫来，听他讲故事。他特别会讲故事，这件事很重要，后面会说到。
讲故事的时候，他会察言观色，看人的反应，我相信他用他的办法体察人生，后来他也利用了人性。
人人都说他聪明，人人都找他铲事儿。一个人可以一辈子不犯法，但是一辈子不犯规可就太难了。比如车辆违章，你掏出手机给他打个电话，三言两语就放行了。又比如办个城市户口，孩子到哪个片区上个学，对于他来说，只是几句话的事儿。 特别放松的时候，他会讲讲自己的故事：父亲去世特别早，寡母拉扯着他。他母亲后来我见过，非常能干也非常严厉的人，30岁守寡，又长寿，寿则多辱。30岁以后的人生就是“寡妇熬儿”。我不记得她有单位，房子似乎是租来的，家里的东西没拆包，马上就要搬家的样子，似乎也没有搬。所有的能干，她都具备。所有的屈辱，她都吞下了。底层生存的艰难，在她的脸上没留下什么痕，年过半百，依然可以看到，美，生动地写在她脸上。她的泪水可以收放自如，放下来泪雨滂沱，收回来不动声色，对外人有讨好的微笑和好性子，对孩子只有抱怨和愤怒。这一切千变万化，碰到一个字，便冷酷无情。
那个字叫作“钱”！她对人的判断是：没有经历过家无隔夜粮的日子不足以道人生。
这么强势的母亲令他有点懦弱，自卑也一定有吧。这样，他和从事他那个职业的人比起来，便有一些些柔软。
他的少年在马鞍山砸石子，可以换来微薄的钱。他的手特别大，砸石子把手都震出了血。听的人大半是衣食无忧长大的，虽然并不富贵，完全听不懂，血从哪儿出来呢？
“虎口，”他说，“从虎口。”听的人低头看看自己的巴掌，从哪儿出来呢，完全不懂。但是并不耽误听他的故事。父亲是留苏的专家，文革给斗死了，胃出血，大口大口地吐血。这时候鸭血炒辣子上来了，没人肯动筷子。他的故事兜兜转转地又回到现实，说到了大家都想知道的什么案子的细节。
他讲得活灵活现，用济南土话，把大家又逗乐了，一盆鸭血不知不觉就吃光了。
无论用什么口气说起自己的故事，他都会绕开那个“钱”字。活下去的一切都离不开那个字，挣扎着，受着辱，但是他都能绕开。心里是那么渴望，却不能真正接纳与面对，这是个不小的问题。
D他很神勇，办案子的时候。有一次脑袋让人砍了一刀差点要了他的命，为此，作为英雄，领导去慰问。因为吃过苦，在底层打过滚，他洞彻人性，办案子出奇制胜，不是浪得虚名。
这也让他带上了一点职业病，吃一顿饭，他拿一双眼睛像探照灯一样在别人身上脸上扫来扫去，识别谁善，谁微坏。
到一处陌生的地方，他从来选一个背靠墙，视线可以看得到全局，特别是大门人进出的地方坐。我不记得他在任何时候坐过背着大门的椅子。
有几年他似乎有点儿抑郁。人生找不到方向的感觉，对职业有了一点点疲倦。
“和黑暗打了太多的交道，身上也带了黑色。”他这样评价自己，他还说：“我怕这样干下去，再也不相信人了。”他说得不错，在他眼里没有好人了。他总能挖出一个人的阴暗面并因此而自得。抓人的时候下手特别重。一肚子戾气。那时候还没演《无间道》，全凭着一股子热情办案，不懂心理学，不知道“一个人当痰盂的时候久了，也得倒一倒脏水，洗一洗心，坏人是传染的”，他沮丧地说，“我怕把我染黑了。”
没几年他下海了。
这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预见到的，人们都明白那个办公室盛不下他。
他跑到北京，去拍电视。
他自己挑本子，每个月到报刊亭买来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收获十月等等一大堆讲故事的书，自己回家看，从里面找故事，凭着一个善讲故事人的直觉。还琢磨舆情，用他的话就是：“现在的人喜欢看什么？”其余的看好莱坞大片琢磨，完全自学成才。压根儿不管什么布莱希特、斯坦尼斯拉夫、后现代，一边玩儿去吧！
我常可以见到他。有时一块儿看看电影，他突然会问：“这个镜头是怎么拍的？”有时候他给我说说小说里的故事，突飞猛进地成长和好学。
有几年我们各自忙，不常见面，他拍的电视开始在各地方台放，有时也上央视的某个频道。有一年他弄了个谈情说爱的本子，从台湾找了个导演来拍，拍了一段后，请我带着外甥给看看。
外甥正好放暑假回来，我问他愿意去吗？他想了想问，拍电视的？成！
他已经在北京买了大房子，还没开奥运，房子不贵，好位置，不到五百万。
他亲自开车来接了我和外甥。一个人活到他那个份儿上，对相识于微时的朋友这样，让我小小地激动了一下。
一屋子的主创人员等着我们。
他刚见到我外甥的时候，上下打量了一通，十分高兴，扭过头来对我说：“好！这就是我们要找的观众，就是拍给他们看的。”笑了一下又说，“你先别说话啊，不是给你这种人看的。”我问为什么？“嘴太毒！”
我去！我马上转身。
“哎哎哎！”他抓住我的一个胳膊，连哄带骗的上了车。
整部戏都是郭小四风格的，拜金、装、矫情、没有底气的华丽。
我冷眼看着外甥，他那个年纪正跟着字幕组追剧。外甥的话不太多，很有立场。
主创人员大为失望。令我没想到的是，片子播出大火。
他给我打电话，简直乐翻。
从贷款拍片子到投资几千万，前后不到五年。他回到济南时，俨然衣锦还乡。成了那个系统最鲜活的励志故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到处是空手套白狼的励志故事，到处是底层人生的逆袭，出去不挣个几千万都不敢回来见故人。
他开始出席各种电影节，也到国外卖片子。不知哪根筋让人拨了一下的时候，也打电话拜托给他写影评。我知道只因他是个念旧的人，以他的红包，到哪儿砸不到个吹喇叭的。
我母亲病着的时候，他开车去看过。母亲跟我说：“他真是个厚道的人。”厚么？我低头问自己，算是吧。
岁末，各公司打牙祭，他会招呼大家去吃饭，三教九流，五花八门，把酒言欢。他衣冠楚楚，八面玲珑。只是吃面的时候，依然会用手背擦鼻子，擦汗。他翘着个二郎腿，点散点散的抖来抖去，还是从前的模样。
E四十岁吧，他迎来了生命的一个高潮，开始拍电影。他的演员阵容已经是各种年龄的“角”了，本子来自畅销书作家。那几年我母亲病重，我们联系少了。
偶尔他会打个电话，问我看他拍的片子没有？大半是没有看的，他就寄来个光盘，说想听听我的看法。我不记得表扬过他的什么作品，到处有关于那些作品的评价，不需要一个无足轻重的人锦上添花。我投过去的都是匕首和吐沫，并因此而自得，他咬着嘴唇听，努力忍耐着听下去，最后我总会说：“嗨，我就这么一说，你就这么一听，别太当回事儿。反正我也不是你的目标观众。” 这说明我是多么幼稚和不包容。以为朋友不在乎，对朋友就可以这样——谁能真的不在乎？以为良药苦口利于心，谁真的乐意吃你的苦药。这都是后话了。
他和好多个电视台总编室负责进片子的都是哥儿们姐们儿，他把他们当“爷”。有一年中秋节我们一起吃饭，他嘟噜：“最讨厌过节。送礼呀，生怕忘了谁没拜到。”他喜欢国庆节和中秋挨在一块儿过，可以省一笔，他“嘿嘿”地笑起来。
最初我对他的送礼没有概念，心里想着，做生意嘛，钱来钱往，把钱流动起来才有更多的钱，以为就是人情往来。我母亲去世的那年，快过年了，我在办公室，他打来电话寒暄，问老太太怎么样了，我顿了一下说：“没了。”他吓了一跳，说你别动啊，我马上过去。
堵车，快一个小时他来了，不容分说拉我去吃饭，来的路上已经订好了饭店。我们坐着说了会儿话，他不断地接电话，应该是约了人，挺重要的人。上饭的时候他去了趟洗手间，站起来用手拍拍一个大黑包说：“帮我看着点。”
那个包很大，比一般的旅行包还大，挺沉的样子，我伸手一摸吓了一跳：钱！
我们分手的时候，他从包里摸出两包给我，说老太太没了你也不说一声，这算是一点儿心意。
那顿饭，让我对他送的礼有了概念。以前也听说过种种，但是亲眼所见，还是很震惊。马上理解了他为什么喜欢中秋和国庆过在一块儿。
F后来的事还是出在钱上。
他找了个合伙人，帮着监控流程，合伙人让自己的弟弟做了公司的会计，小舅子做了出纳。这么不靠谱的事，不知他是怎么想的，朋友们提醒过他，他正色说，那合伙人“就像我爹一样”——朋友们看着他，心里很难过，早早地失去了爹的人竟然这么脆弱。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公司的几千万蒸发了，我说是你那“爹”干的么？后来知道，他在外景地督战呢，行政总监说公司少了几个人，他听不明白，少了谁？总监一说，他脸都白了。合伙人带着兄弟和小舅子已经到了加拿大。
后来是打官司。
再往后电视台的台长相继出事了。每在新闻里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我就在心里为他捏把汗。他那个黑口袋的钱又打水漂了。
去年我回北京，见到他，从未有过的胖，邋遢，在家赋闲，笑称做寓公了，一副斗志全无的样子。
我们吃了顿火锅，他像狼一样吃得神勇。
然后，开始说这几年发生在他身上的种种离奇故事，一边说一边哈哈大笑。完全是说别人故事的感觉。
他穿了一件洗得看不出原来颜色的圆领T恤，一条肥大的棉针织运动裤，别人还穿着毛呢外套，他已经短袖了。头发是一条一条的油滋润透了打的绺，当年那个双目如鹰的青年才俊，已经荡然无存。
吃饭的过程中，他不断说起从前的同事，谁谁已经干了局长，谁谁分局长了，“那个有口音的指导员”，他提示我，谁谁检察院了。这是从没有的事儿，过去的他从来不提从前的同事，就是提，也是三言两语带过的嘲讽，接着说，哎呦，那日子，想都不要想哇。
“都提起来了。”他说，十分感叹。和下海的人比起来，体制内的生存，显现出了极大的优势。
我说是啊！想想他们那漫长的蘑菇期，你多风光来着，一个人怎么可能占尽所有的山峰呢？
他哈哈大笑，点了一根雪茄。
说不清为什么，那一刻我突然想起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一巴掌，该不该问问呢？没忍住，就问了。
他说不记得了，忘了。
他很真诚地望着我说：“忘了。”
说了半天话，他突然问：“你怎么问那么个问题？”是啊！为什么会问那个问题呢？当时是太刺心。后来想起来是好奇。当时他是怎么想的呢？其实我关心的是他的下意识：人可以这样啊。
G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在我生命行走的过程中，见过一些后来人们冠之以“成功人士”的人，男人和女人，我与他们相识于微时。
时间无声、无色、无味地打磨了他们，其实也打磨了我们每一个人，有的是打掉了他们年轻时的锋芒，让他们变得敦厚、包容、仁慈，这样的气质渗透到他们的企业中，成为一种文化，他们既能做到洞若观火，又有容人之心，企业大半走得比较平顺。
有的则是打磨出了锋刃般的力量。岁月把他们淬了火，去了杂质，露出他们比别人看起来纯粹得多的个性的一面，光鲜的那一面，锋利的那一面，大事临头，他们手起刀落，毫不拖泥带水，该了断的了断，该放下的放下，该杀的杀，该剐的剐，这么鲜明、决绝的气质，可以令他们飞黄腾达，也会令他们顷刻间灰飞烟灭。
无论如何，他们用自己的机智和胆略抓住了到手的机会，一时间青云直上。总归是时势造英雄。
经济学家有一句生动的比喻：风大了，猪都能飞起来。
然而，多少人也只是昙花一现。
还有一个比喻是说，退潮的时候，才知道谁没穿裤子。
他们风光过，上过高峰，有过一览众山小的傲娇。泡沫破了的时候，他们也只是泡沫。
但是我知道，对于他，现在只是一个浪头的低谷，他会有翻转的能量，以他今天的不躁、不狂、不抱怨、不愤怒，以他的平和。
只因为与他相识于微时，有机会看到他的底色。
相逢于微时，你会看到他们的来路，也能想到他们的归途。
早上到局里，他的脸是肿的，宿醉未醒的样子。一张口能把人熏到八丈远，说是昨晚有行动，蹲点去了。
后来看美剧，一辆面包车，或其它什么车，大半是黑色的。如果是联邦探员，就是大个的雪佛兰。一两个人坐在车上，盯着什么人。被盯的人如果很张狂，就会径直走过去敲敲车窗，冲里面的人龇龇牙。蹲点的人靠咖啡和快餐充饥，便秘和口臭是肯定的。
再后来在常散步的山路上见到过安保值勤。一辆面包车停在院墙外，从大院里拉出一条电线，一个破电扇，一两个穿制服的人坐在车里或车外的小马扎上，百无聊赖的样子，白天在那里还好说，晚上还在那里，或下雨或下雪。一弄就是十天半月，他们拉着个呱，眼睛望着爬山的人，那些都是良民，他们的眼神也就很放松。车的外边是一堆快餐盒子，招来不少蚂蚁，浩浩荡荡地从四面八方赶来，比起山上的露水和野草，这是它们的麦当劳、肯德基。
秋天爬佛慧山，国庆节时北路人颇多，试着走南路，秋阳似火，两侧树矮草稀，无遮无挡，晒出一身油，一路上只见到两个人，一个干部模样，一身爬山的行头，始祖鸟的轻奢，小声打着电话，一脸都是藏着的幸福。另一个就是便衣了，在秋阳下当值，两三米外一个野外帐篷，里面只有一件大衣。这哥们儿一定是太太寂寞了，打老远就冲我们大喊：“不怕热么？”怎么不怕！说“走错道了”。知道他这一天见不到几个鸟人，盼着说个话，无奈口干舌燥，真正是不想说。
到我们绕过佛慧山看了黄石崖、过了廊桥从英雄关下了坡打道回府，看到一辆警车，从山南的路上走过来几个穿制服的领导上了车，肩上的警衔不低，应该是慰问当值的那位哥们儿吧。
谁都怪不容易。
回到我与他相逢于微时，白天看他审人，他挺烦我跟着看，说“晚上吧”，那意思是晚上才有点可写的东西。
我在这个分局的院里东转西转，从半掩着的门看到警花在对着镜子补妆，心想，都是女人嘛。人来人往的，那时候在外面混世界的男人喜欢用胳膊夹个小包，里面有手机钞票，在这个分局里进进出出，说的话挺江湖。
等我又溜跶回他的办公室，他挺兴奋地说晚上有行动。
B那是一个夏夜，我和电视台的一个记者坐在他的车里，天色完全黑了下来，小风一吹，他抖擞了起来。
那时北园大街还灯红酒绿。据说夜里飞机降到济南，从天上看，只有这条街色彩斑斓，红尘万丈的感觉。他的车在这条街上追一个人，现在已经忘了是贩毒的还是逃犯，他拉着个警笛，把车开得像土匪一样，旁的车纷纷躲开，他还用了个对讲机，哇啦哇啦地和同事对话，脏话像夜里的飞蛾一样飞得满天。
但是，真的有警匪片的感觉啊！我记得把这句话还写到了稿子里。夜班总编也没给删了，放现在，小编都不会放行。
从北园追到东外环，在郎茂山把那人给逮了。乌漆抹黑的山，他猫着个腰窜得飞快，我们在后面跟着，不晓得山上的坏人是不是有枪，也猫着腰往山上跑。半山腰上可以听到闷重的摔打声，他把人擒了。
又跟着他回到局里，把逮来的人铐到一把椅子上。
出来，洗了洗手，这事我一直记得，他洗了半天。
甩了甩手上的水，也不擦，点上支烟，慢慢地吸。
我们嫌屋子热，都到了外面，静静地看着他，安静地吸烟。
我看了一眼表，已经是子时了，这一天应该算跟完了，还能有啥事呀，便小声说我闪了。
他把烟扔到地上用脚拧灭，冲我们说，都别走，宵夜去！
我们去了经七路的一家夜店，真正的夜店，都没几盏灯的样子，几乎是摸着黑上了三楼。突然灯火通明，小弟们见到他跟见了爷一样。
他要了一个包间，屋子里有常年不开窗积攒下的灰扑扑的烟和尘土的味道，点了几个小菜，上了一箱黑趵，那时的趵突泉啤酒还活着，厂长从“三五”烟获得的灵感，用黑色和金色设计了漂亮的标。
一瓶酒下肚，他变得很亲民，教了我们很多识别贼的方法。比如一个人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却穿了双布鞋。“为什么？”电视台的小子问。“为了跑得快，让我们逮不着。”用手指指另一个人的脚：“对对，就像这样的方口布鞋。”我们一听，都乐了。
“还有呢？”“还有就是贼不看人只看包，多好看的姑娘他也不看，就看包。”这些话北京公安大学的王大伟后来都在电视上讲过，但那是在20多年前，我们第一次听。
我发现他很能说，记者跟着他头一天就破了个大案让他有点小兴奋。他的酒量真不大，一瓶下去满脸通红。
中间我去了趟洗手间，出来时看到他在前台买单，掏出两张大票扔到台子上，服务员不知说了什么，他扬手就给了一个耳光，隔着柜台。
我被吓住了，悄悄溜回包间，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一会儿，他进来了，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喝。
这件事我没写到稿子里，也没跟任何人提起。后来熟了问起来，他说他忘了。眼睛很真诚地说：“忘了。”
C所以说如若你和一个已经发达了的人相识于微时，你就会懂得人生绝不会活得像书上说的那么纯粹，那样非黑即白。
他渴望钱。从那个夏天的暗夜里我就知道，他渴望钱。
当然20多年前人人都渴望钱，现在也渴。但是他的渴和别人不一样。
他特别善于和做媒体的交朋友，大家喝酒的时候喜欢把他叫来，听他讲故事。他特别会讲故事，这件事很重要，后面会说到。
讲故事的时候，他会察言观色，看人的反应，我相信他用他的办法体察人生，后来他也利用了人性。
人人都说他聪明，人人都找他铲事儿。一个人可以一辈子不犯法，但是一辈子不犯规可就太难了。比如车辆违章，你掏出手机给他打个电话，三言两语就放行了。又比如办个城市户口，孩子到哪个片区上个学，对于他来说，只是几句话的事儿。 特别放松的时候，他会讲讲自己的故事：父亲去世特别早，寡母拉扯着他。他母亲后来我见过，非常能干也非常严厉的人，30岁守寡，又长寿，寿则多辱。30岁以后的人生就是“寡妇熬儿”。我不记得她有单位，房子似乎是租来的，家里的东西没拆包，马上就要搬家的样子，似乎也没有搬。所有的能干，她都具备。所有的屈辱，她都吞下了。底层生存的艰难，在她的脸上没留下什么痕，年过半百，依然可以看到，美，生动地写在她脸上。她的泪水可以收放自如，放下来泪雨滂沱，收回来不动声色，对外人有讨好的微笑和好性子，对孩子只有抱怨和愤怒。这一切千变万化，碰到一个字，便冷酷无情。
那个字叫作“钱”！她对人的判断是：没有经历过家无隔夜粮的日子不足以道人生。
这么强势的母亲令他有点懦弱，自卑也一定有吧。这样，他和从事他那个职业的人比起来，便有一些些柔软。
他的少年在马鞍山砸石子，可以换来微薄的钱。他的手特别大，砸石子把手都震出了血。听的人大半是衣食无忧长大的，虽然并不富贵，完全听不懂，血从哪儿出来呢？
“虎口，”他说，“从虎口。”听的人低头看看自己的巴掌，从哪儿出来呢，完全不懂。但是并不耽误听他的故事。父亲是留苏的专家，文革给斗死了，胃出血，大口大口地吐血。这时候鸭血炒辣子上来了，没人肯动筷子。他的故事兜兜转转地又回到现实，说到了大家都想知道的什么案子的细节。
他讲得活灵活现，用济南土话，把大家又逗乐了，一盆鸭血不知不觉就吃光了。
无论用什么口气说起自己的故事，他都会绕开那个“钱”字。活下去的一切都离不开那个字，挣扎着，受着辱，但是他都能绕开。心里是那么渴望，却不能真正接纳与面对，这是个不小的问题。
D他很神勇，办案子的时候。有一次脑袋让人砍了一刀差点要了他的命，为此，作为英雄，领导去慰问。因为吃过苦，在底层打过滚，他洞彻人性，办案子出奇制胜，不是浪得虚名。
这也让他带上了一点职业病，吃一顿饭，他拿一双眼睛像探照灯一样在别人身上脸上扫来扫去，识别谁善，谁微坏。
到一处陌生的地方，他从来选一个背靠墙，视线可以看得到全局，特别是大门人进出的地方坐。我不记得他在任何时候坐过背着大门的椅子。
有几年他似乎有点儿抑郁。人生找不到方向的感觉，对职业有了一点点疲倦。
“和黑暗打了太多的交道，身上也带了黑色。”他这样评价自己，他还说：“我怕这样干下去，再也不相信人了。”他说得不错，在他眼里没有好人了。他总能挖出一个人的阴暗面并因此而自得。抓人的时候下手特别重。一肚子戾气。那时候还没演《无间道》，全凭着一股子热情办案，不懂心理学，不知道“一个人当痰盂的时候久了，也得倒一倒脏水，洗一洗心，坏人是传染的”，他沮丧地说，“我怕把我染黑了。”
没几年他下海了。
这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预见到的，人们都明白那个办公室盛不下他。
他跑到北京，去拍电视。
他自己挑本子，每个月到报刊亭买来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收获十月等等一大堆讲故事的书，自己回家看，从里面找故事，凭着一个善讲故事人的直觉。还琢磨舆情，用他的话就是：“现在的人喜欢看什么？”其余的看好莱坞大片琢磨，完全自学成才。压根儿不管什么布莱希特、斯坦尼斯拉夫、后现代，一边玩儿去吧！
我常可以见到他。有时一块儿看看电影，他突然会问：“这个镜头是怎么拍的？”有时候他给我说说小说里的故事，突飞猛进地成长和好学。
有几年我们各自忙，不常见面，他拍的电视开始在各地方台放，有时也上央视的某个频道。有一年他弄了个谈情说爱的本子，从台湾找了个导演来拍，拍了一段后，请我带着外甥给看看。
外甥正好放暑假回来，我问他愿意去吗？他想了想问，拍电视的？成！
他已经在北京买了大房子，还没开奥运，房子不贵，好位置，不到五百万。
他亲自开车来接了我和外甥。一个人活到他那个份儿上，对相识于微时的朋友这样，让我小小地激动了一下。
一屋子的主创人员等着我们。
他刚见到我外甥的时候，上下打量了一通，十分高兴，扭过头来对我说：“好！这就是我们要找的观众，就是拍给他们看的。”笑了一下又说，“你先别说话啊，不是给你这种人看的。”我问为什么？“嘴太毒！”
我去！我马上转身。
“哎哎哎！”他抓住我的一个胳膊，连哄带骗的上了车。
整部戏都是郭小四风格的，拜金、装、矫情、没有底气的华丽。
我冷眼看着外甥，他那个年纪正跟着字幕组追剧。外甥的话不太多，很有立场。
主创人员大为失望。令我没想到的是，片子播出大火。
他给我打电话，简直乐翻。
从贷款拍片子到投资几千万，前后不到五年。他回到济南时，俨然衣锦还乡。成了那个系统最鲜活的励志故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到处是空手套白狼的励志故事，到处是底层人生的逆袭，出去不挣个几千万都不敢回来见故人。
他开始出席各种电影节，也到国外卖片子。不知哪根筋让人拨了一下的时候，也打电话拜托给他写影评。我知道只因他是个念旧的人，以他的红包，到哪儿砸不到个吹喇叭的。
我母亲病着的时候，他开车去看过。母亲跟我说：“他真是个厚道的人。”厚么？我低头问自己，算是吧。
岁末，各公司打牙祭，他会招呼大家去吃饭，三教九流，五花八门，把酒言欢。他衣冠楚楚，八面玲珑。只是吃面的时候，依然会用手背擦鼻子，擦汗。他翘着个二郎腿，点散点散的抖来抖去，还是从前的模样。
E四十岁吧，他迎来了生命的一个高潮，开始拍电影。他的演员阵容已经是各种年龄的“角”了，本子来自畅销书作家。那几年我母亲病重，我们联系少了。
偶尔他会打个电话，问我看他拍的片子没有？大半是没有看的，他就寄来个光盘，说想听听我的看法。我不记得表扬过他的什么作品，到处有关于那些作品的评价，不需要一个无足轻重的人锦上添花。我投过去的都是匕首和吐沫，并因此而自得，他咬着嘴唇听，努力忍耐着听下去，最后我总会说：“嗨，我就这么一说，你就这么一听，别太当回事儿。反正我也不是你的目标观众。” 这说明我是多么幼稚和不包容。以为朋友不在乎，对朋友就可以这样——谁能真的不在乎？以为良药苦口利于心，谁真的乐意吃你的苦药。这都是后话了。
他和好多个电视台总编室负责进片子的都是哥儿们姐们儿，他把他们当“爷”。有一年中秋节我们一起吃饭，他嘟噜：“最讨厌过节。送礼呀，生怕忘了谁没拜到。”他喜欢国庆节和中秋挨在一块儿过，可以省一笔，他“嘿嘿”地笑起来。
最初我对他的送礼没有概念，心里想着，做生意嘛，钱来钱往，把钱流动起来才有更多的钱，以为就是人情往来。我母亲去世的那年，快过年了，我在办公室，他打来电话寒暄，问老太太怎么样了，我顿了一下说：“没了。”他吓了一跳，说你别动啊，我马上过去。
堵车，快一个小时他来了，不容分说拉我去吃饭，来的路上已经订好了饭店。我们坐着说了会儿话，他不断地接电话，应该是约了人，挺重要的人。上饭的时候他去了趟洗手间，站起来用手拍拍一个大黑包说：“帮我看着点。”
那个包很大，比一般的旅行包还大，挺沉的样子，我伸手一摸吓了一跳：钱！
我们分手的时候，他从包里摸出两包给我，说老太太没了你也不说一声，这算是一点儿心意。
那顿饭，让我对他送的礼有了概念。以前也听说过种种，但是亲眼所见，还是很震惊。马上理解了他为什么喜欢中秋和国庆过在一块儿。
F后来的事还是出在钱上。
他找了个合伙人，帮着监控流程，合伙人让自己的弟弟做了公司的会计，小舅子做了出纳。这么不靠谱的事，不知他是怎么想的，朋友们提醒过他，他正色说，那合伙人“就像我爹一样”——朋友们看着他，心里很难过，早早地失去了爹的人竟然这么脆弱。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公司的几千万蒸发了，我说是你那“爹”干的么？后来知道，他在外景地督战呢，行政总监说公司少了几个人，他听不明白，少了谁？总监一说，他脸都白了。合伙人带着兄弟和小舅子已经到了加拿大。
后来是打官司。
再往后电视台的台长相继出事了。每在新闻里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我就在心里为他捏把汗。他那个黑口袋的钱又打水漂了。
去年我回北京，见到他，从未有过的胖，邋遢，在家赋闲，笑称做寓公了，一副斗志全无的样子。
我们吃了顿火锅，他像狼一样吃得神勇。
然后，开始说这几年发生在他身上的种种离奇故事，一边说一边哈哈大笑。完全是说别人故事的感觉。
他穿了一件洗得看不出原来颜色的圆领T恤，一条肥大的棉针织运动裤，别人还穿着毛呢外套，他已经短袖了。头发是一条一条的油滋润透了打的绺，当年那个双目如鹰的青年才俊，已经荡然无存。
吃饭的过程中，他不断说起从前的同事，谁谁已经干了局长，谁谁分局长了，“那个有口音的指导员”，他提示我，谁谁检察院了。这是从没有的事儿，过去的他从来不提从前的同事，就是提，也是三言两语带过的嘲讽，接着说，哎呦，那日子，想都不要想哇。
“都提起来了。”他说，十分感叹。和下海的人比起来，体制内的生存，显现出了极大的优势。
我说是啊！想想他们那漫长的蘑菇期，你多风光来着，一个人怎么可能占尽所有的山峰呢？
他哈哈大笑，点了一根雪茄。
说不清为什么，那一刻我突然想起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一巴掌，该不该问问呢？没忍住，就问了。
他说不记得了，忘了。
他很真诚地望着我说：“忘了。”
说了半天话，他突然问：“你怎么问那么个问题？”是啊！为什么会问那个问题呢？当时是太刺心。后来想起来是好奇。当时他是怎么想的呢？其实我关心的是他的下意识：人可以这样啊。
G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在我生命行走的过程中，见过一些后来人们冠之以“成功人士”的人，男人和女人，我与他们相识于微时。
时间无声、无色、无味地打磨了他们，其实也打磨了我们每一个人，有的是打掉了他们年轻时的锋芒，让他们变得敦厚、包容、仁慈，这样的气质渗透到他们的企业中，成为一种文化，他们既能做到洞若观火，又有容人之心，企业大半走得比较平顺。
有的则是打磨出了锋刃般的力量。岁月把他们淬了火，去了杂质，露出他们比别人看起来纯粹得多的个性的一面，光鲜的那一面，锋利的那一面，大事临头，他们手起刀落，毫不拖泥带水，该了断的了断，该放下的放下，该杀的杀，该剐的剐，这么鲜明、决绝的气质，可以令他们飞黄腾达，也会令他们顷刻间灰飞烟灭。
无论如何，他们用自己的机智和胆略抓住了到手的机会，一时间青云直上。总归是时势造英雄。
经济学家有一句生动的比喻：风大了，猪都能飞起来。
然而，多少人也只是昙花一现。
还有一个比喻是说，退潮的时候，才知道谁没穿裤子。
他们风光过，上过高峰，有过一览众山小的傲娇。泡沫破了的时候，他们也只是泡沫。
但是我知道，对于他，现在只是一个浪头的低谷，他会有翻转的能量，以他今天的不躁、不狂、不抱怨、不愤怒，以他的平和。
只因为与他相识于微时，有机会看到他的底色。
相逢于微时，你会看到他们的来路，也能想到他们的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