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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文章从中国文象思维的理论角度重塑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自然理性”的理论体系。从本体论方面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观念”是一种“自然理性”；并从先秦文献中的“自然理性”（道）的量化分析来进行印证。文章第三部分阐述了自然理性的交往原则，主要有等级秩序、德、法三种。第四部分比较分析了自然理性的思维表达方式，指出中国文象思维是一种描述性的思维表达方式，而西方逻辑思维是一种陈述性的思维表达方式。并分析了自然理性的修辞手法，主要有象征（取象）、比喻（譬喻）、拟人（比拟）、类比（连类）等。
关键词自然理性，自然主体、交往原则、修辞手法、思维表达方式
作者简介赖华先（1976—），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部助理研究员。江西南昌 330077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论问题关于自然理性的概念
中国文象思维是通过汉语言文字和象结合的自然理性的思维方式？眼1？演。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种象，这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具有与“象”相关的“取象”特征，而这个“象”的本体是自然。《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中国文化的最高标准。与此相关的哲学标准“天地人”三才；伦理标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制作标准“法象天地”；审美标准“天人合一”、“物我合一”都是自然理性的当然产物。
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将本体论从宇宙论中区分开来，而西方文化则将本体论从宇宙论中脱离出来，并据此判断中国文化之劣，西方文化之优。这种判断是错误而危险的，它没有严肃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所处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阶段的问题，是一种典型的“今人非古人”的虚妄态度。实际上，西方文化也是在哥白尼发现日心说以后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宇宙论，在此之前，“地心说”甚至还不如中国传统文化的“天道说”那样具有更加宏观的宇宙论意义。而日心说被发现以后，加上地理新大陆的发现，才形成了世界近代史的开端。但是西方文化从来没有否定近代以前的文化和文明，相反，西方近代知识和科学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传统的完整基座之上。
当前的学术发展表明，当代中国学术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地位，特别在生态文明的建设过程中，学者们在传统文化参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建构这一认识上达成了广泛的共识。我们必须从更深层次的文脉与学脉的传承与发展层面上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强烈的建构意识。在这一层面，光有“中西马”的理论建构还不够，它还是横向的结构性的联合与整合，还应该从传统文化的自身层面即本体论层面建构通往现代学术的理论基点，从而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语言学转向这一完整路径中完成其固有命题的现代贯通。这样，中国文明才能具有从历史一路走来的活力与动力，如黄河、长江那样，从而能够展开其丰富的创造性文明资源，古为今用。只有这样，才能立足于中国文化本身的创造性构建中国当代文化的统一形象，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中国文象思维理论表明，“自然的世界”与“人类的世界”存在一种微妙的平行关系，这使得“自然的世界”实际上处于一种“无”、“空”、“乌有”的状态，它象海德格尔所描述的“存在”那样，是隐藏的，藏而不露的，要通达它，只有通过“人类”这一“此在”。“此在”在“存在者”层面去通达“存在”。这种对世界的理解和中国文化是高度相通的，中国文化也同样不直接通达“自然”，而通过“象”来通达。中国文象思维对这一问题的解构是：我们把纯粹自然作为一个整体，命名为“自然的世界”，它按自然法则运行；而将人类认识的世界作为整体之一面，命名为“人类的世界”，它按人类创造的法则运行。那么，“自然的世界”是“实”，“人类的世界”是“虚”；“自然的世界”表现为一种“无”、“空”、“乌有”，意即它如果不是人类去认识它，它是一种无为性的自然性的或者说客观性的“存在”，而当人类一旦认识它之后，它就改变了原来的属性，而带有人类的认识特征。因而，从这个层面说，举凡人类认识的事物都是一种“虚象”，人类文明的实践和进步是一种由“实”向“虚”的发展过程。这一现象就称为“人类思维数轴”。在人类思维数轴中，“自然的世界”在数轴上是一个空心的原点，“人类的世界”是原点以外的所有数轴。“人类的世界”可以无限地接近“自然的世界”，但永远不能重合。因为，原点所包含的“自然的世界”实际上是另一条没有人类能动能力的但包含人类在内的数轴，这条数轴和“人类的世界”这条数轴是平行的，不能重合的。
“人类思维数轴”表明，“人类的世界”只是和“自然的世界”平行的其中一条数轴，在人类这条数轴之外，可能还存在其他物种的类似“思维”的数轴，这样意味着在“自然的世界”之中或之外，存在着无数条和它平行的数轴。这一理论及其推演表明，对于“自然的世界”而言，“人类的世界”只是这个整体的一个面。意即，人类只是自然的一种物种，它不能也不应该剥夺其他物种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眼2？演，而是和其他物种处于一种“共处”的和谐关系。这既是海德格尔反复强调的“逻各斯”的致命缺陷，也是《周易》“生生谓易”的深层内涵。
通过中国文象思维对人类思维数轴的解构，它还原了“自然”息息相通的整体的动态的联系的基本关系格局。因此，它有效地在现代学术范式中赋予“自然”以整体性关照和现代语言学的话语地位。
“理性”是西方学术传统中的一个核心范畴，它是指人类以知识和科学的客观态度去分析人类主体性视野中的有关客观世界的自然规律及人类社会中的人文科学及其认识。
首先，这个概念有一个前提，就是人类主体性视野。西方逻辑思维忽略或忽视了纯粹自然世界与纯粹心理意识之间的平行关系，而将人类的精神意识反映的世界当成客观世界。这种认识将人类从自然世界中脱离出来，以和上帝等同的俯视视角去看待自然世界，因而这种超脱的姿态赋予了人类以主宰性的地位，人类成了自然界的支配者、主宰者、控制者。这种与自然整体的“他者”身份的文化认同造就了西方文化的一元论立场和主客分离的后果。尽管这种思维方式以设定性、实体性、单子性将自然世界物质化、物理化、数学化，发展出了科学理性精神，在科学精神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造就了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的重大进步与革新，促成了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但人类社会这样一种“人类的世界”的巨大进步与变革仍然是在一种“虚象”意义上的有限成功，它付出的是巨大的环境代价和严重的生态危机。事实证明，“人类的世界”的发展与进步终究依赖于“自然的世界”的和谐与健康，一味生存在“人类的世界”的“虚象”世界中，人类有可能会通向“虚无”的不归路。 因而，就西方文明传统中关于理性的“他者”身份而言，毫无疑问，这是个既现实又天真、既客观又主观的错误。深生态学的创立者？熏挪威哲学家奈斯？穴Arne Naess？雪称自己从斯宾诺莎那里学到了整体性和自我完善的思维，学到了“最重要的事是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即，“在自然之中生存”（being in nature），他认为这种生存是动态意义的“不断扩展自我”的自我实现的意思，是认同生态整体性大我或者说整体的“道”的过程。他解释说：“我称作‘大我’，中国人把它称为‘道’”？眼3？演。很显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西文化是具有较大差异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大我”观念将人与自然融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整体。
就奈斯所说的“道”来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观、方法论的概括。实际上“道”在中国文化中的概念和内涵跟今天通常意义上的“理性”概念差不多，这点从“道”和“理”通常连用也可以看出。因此，既然“道”是“法自然”的，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之“道”用现代语言学的话语来概括和转换就是一种“自然理性”。
用“自然理性”去替代“道”，并不仅仅是同义转换，它用现代具有国际话语规范和话语语境的“自然理性”概念来指称仅限于中国传统文化规范和语境的“道”，很显然能够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概念的全球化理解和阐释，特别在生态文明的理论构建中能够成为一种通用的国际话语。其中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二、自然理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量化分析和权重因子分析
根据上节对自然理性和道可以互置的阐释，本节考察先秦文献中“道”的权重因子，采用是定量的量化分析和关键要素的权重分析方法。根据先秦文献特点，本表主要考察首章或某个重要章节的内容。如表：
从表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从《周易》以来不断发展和丰富了以天、地、人、万物为主体的自然理性，这种自然理性无论在哲学认识层面还是国家意识形态层面都占据着绝对的核心地位。
在汉民族和其他民族的交融进程中，自然理性以其农业文明的典型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如西北的游牧民族、南方的百越、东南西南的夷蛮之族）产生了强大的文明向心力和同化力，奠定了中华大一统的文化格局。
自然理性不仅在本土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且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它很快融合了佛教的基本教义和传道方式，并顺利推动了佛教的本土化进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合流，融汇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滔滔洪流，代表农业文明典型意识形态的自然理性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自然理性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交往原则
中国传统文化建立在自然理性基础之上，自然理性体现为多重主体，按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递进原则，在人之上就有四重主体，同时，不仅仅人是法地的，和人类一同生存的其他物种同样也是法地、天、道、自然的。但是这仅是作为普遍意义上的自然主体而言，中国文化对人类的独特性作了不同于其他物类的分别，认为人是“五行之秀，天地之心”（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人类通过“言文”能够认识事物，即人类是会说话的动物。因此，天地人是宇宙中最有创造力的自然类属，中国古人称之为“三才”，这就提高了人在万物中的独特地位。
在“自然”这一本体之下，中国传统文化一分为三，按层级关系分为天、地、人。《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36章）一就是天，二就是地，三就人和万物？眼4？演。
“自然”本体还有阴阳、五行属性。具体而言，天是阳，代表刚健、主动、运动、君、父、雄性等属性；地是阴，代表顺从、静止、阴柔、臣、母、雌性等属性；人类秉承日月精华，仰天俯地，按照天地的属性来组织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理性大致将自然分为天、地、人、万物这四种由高到低的主体，其主体性具有严格的等级秩序。《周易·系辞》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可见，等级秩序是自然理性主体性的首要交往原则。
其次，天地人万物虽然有严格的等级秩序，但是这种等级秩序并不是以高压低，以贵压贱的不平等、不公平、不正义的不平衡及不和谐的关系。那么，维持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不平均但又要求整体的平衡、和谐、稳定靠什么来实现呢？自然理性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德”。
《周易》反复宣扬从天地到人的德性。《乾·彖传》把天之德形容为：“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天之元气是万物之始，云行雨施而万物形成。太阳、四季不停运行，天道的变化，使万物各自端正其性命，使天下安宁。《文言》由天推及到人——君子，要求君子要有“元、亨、利、贞”四德：“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象》说：“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坤·彖传》把地之德形容为：“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地之元气是万物靠她生长的元气，地是顺承天道的，地广厚能载万物，含容广大，各种物类都能在其中畅达。《文言》要求君子要有学习地的“直 、方、大”之德：“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象》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人效仿学习天地之德，就能知大道，懂天下之理而功业可成：“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眼5？演”
可见，德是自然理性的重要交往原则。这种德由天及人，具有天命的“真理”性地位。具体到国家社会，则发展出了“仁、义、礼、智、信”五种常德，扩展到勤、俭、廉、忠、勇、谦、恕等品德形态。 社会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文明程度也相应提高，民众力量也渐渐觉醒，社会出现了尖锐的阶级斗争局面。对于社会的管理，固有的等级秩序和德性观念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针对民众的觉醒和社会管理的需要，客观上需要一种更有现实针对性的交往原则，于是促成了法的产生。
法家是先秦的一个重要学派，经过商鞅变法，秦国成为强的奉行霸道的诸侯国，其他如管仲、荀子、李斯、韩非等都奉行儒法合流的主张。传世典籍有《管子》、《荀子》、《韩非子》等。可见，法是自然理性的重要交往原则。
以上是就自然理性的主体性之间的交往原则而言，对于主体间性，如国家经济政策则强调以农为本、工商为末；国家组织架构则以封建制为主；社会管理制度则以礼法框架下的宗族统治为主。等等。
四、自然理性的思维表达方式与修辞手法
自然理性以自然为本体，在思维方式上也有其独特性。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是文象思维，即语言和象结合的思维方式。中国文象思维以汉语言文字作为语言载体，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从字形上看就有描述语言对象的明显特征。如“日”、“月”等。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初造书契，百工以釨，万品以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眼6？演这段话把中国文字的特点和书写的本意说得非常清楚。“文”起初是象形的，后来形声相益，就叫做“字”，著于竹帛就叫“书”，最后一句“书者，如也。”特别有意味。将对事物命名的文字写出来，把想要表达的思想和内容表现出来，以反映事物的形貌，进而反映事物的文理和特征，这就“文章”了。
一个“如”字，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写意”特征刻画得淋漓尽致！中国文化追求的不仅是“写意”特征，还追求“神”、“理”特征。这正是“诗”这种文章体裁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有人把中国文化称为“诗性文化”，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诗赋一直是文学的正统。从诗经到楚辞，从汉赋到格律诗，从唐诗到宋词，包括戏曲、小说，都倾向于以诗为文，强调对仗、对偶、音韵、练字、练意，如果加上特有的书写工具和书法艺术，则中国的书写文化从体裁到内容、从书写到装订，都是一种“如自然”的典范！
进而，文章要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表达方式问题。和西方的逻辑思维不同，笔者认为，中国文象思维是一种描述性的表达方式，而逻辑思维则是一种陈述性的表达方式。这是中西思维的表达方式的显著的差异。
这种差异只有通过中国文象思维的理论才能推导出来。如第一节所述，“自然的世界”与“人类的世界”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平行关系，文象思维通过“象”来通达“自然的世界”，“人类的世界”所反映的只是“自然的世界”的一种“象”，“象”又分为“实象”和“虚象”。“实象”也是隐藏的，藏而不露的，只有“虚象”才真正进入了“人类的世界”。柏拉图说：“‘床’是理念的‘影子’的‘影子’。”文象思维认为：“‘床’是‘自然的世界’的‘象’的‘虚象’。”文象思维更注重“获取”的过程：比如，一颗“树”，“自然的世界”的“树”是“无”，人类感觉到“树”之“象”（此时之“象”是一种“实象”，是不显露的，隐藏的。），并用“树”（音如字）来命名它，这颗“树”才从“无”到“有”，进入“人类的世界”（此时之“象”是一种“虚象”，这时“树”才显露出来，为人类所描述。）这个例子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中国文象思维的认知过程，可见，中国文象思维是一种描述性的思维方式，更注重“获取”的过程。
而逻辑思维则忽视了“自然的世界”与“人类的世界”之间微妙的平行关系，直接将“人类的世界”与“自然的世界”重合，认为人类所面对的世界就是自然世界，客观世界。因而，它更注重“获取”的结果。同样拿“树”来作例子，逻辑思维一开始就直接认为人类所面对的“树”就是自然界的“树”，因而，人们面对这颗“树”时的第一反映是：这颗“树”“是什么？”于是就进入了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视野和“逻辑”视野。这种思维方式直接进入了事物的本体内部，通过语言的设定性、规定性、逻辑性来确立事物的存在性与合法性。
在具体的语言实践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中西思维方式在语言表达上的不同。中国文象思维更加注重描述的过程，因此，习惯于把修饰性的语句放在主词、谓词、宾词的前面；而在英语中，习惯于把修饰性的语句作为从句放在主词、谓词、宾词的后面。语言习惯正折射出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更注重过程，注重描述性，而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更注重结果，注重陈述性。
中西思维表达方式的不同，也造就了一些比较有趣的文化现象。举例来说，我们通常觉得外国人比较直率，他们习惯于在对话中一开始就亮出自己的主张，不拐弯抹角；而中国人习惯于在对话中以一种委婉的方式间接地表达自己的主张，更加注重表达的词句的“弦外之音”，强调对方去“意会”而不是“言传”。而西方思维表达方式则更加注重“言传”，注重语言本身的逻辑主旨。
西方思维表达方式的“言传”特点在外交辞令、媒体宣传和意识形态宣扬方面往往会起到引导受众的明显效果。如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需要寻找发动战争的借口，于是往往会先发动一场舆论战，通过新闻报道引出伊拉克具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事实”，大量的带有细节性的“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道很容易引导广大西方民众接受该新闻的“言传”效果。
不仅西方政客习惯于通过媒体的“言传”特点去引导民众的舆论心理，制造舆论氛围，日本政客也似乎精于此道，为了谋求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和平宪法，安倍政权制造大量具有“言传”特点的新闻报道，渲染中国威胁以及日本周边安全环境受到威胁或恶化，甚至不惜在新闻报道中制谣、造谣来“建立”解禁“集体自卫权”和修改和平宪法的“逻辑基础”。 如果我们对中西思维在表达方式的差异有正确的认识，也能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外交舆论方面增加一种选择。如在国际舆论导向上我们有时也要学会主动出击，运用西方思维表达方式注重“言传”的特点展开工作，为我所用，服务于特定的外交目标。
理性的修辞手法主要有象征（取象）、比喻（譬喻）、类比（连类）、拟人（比拟）等。象征（取象）是自然理性最主要的修辞手法。由于自然理性将自然分为天、地、人、万物等不同的主体和等级，联系主体间的最主要的话语沟通方式就是象征（取象）。前面所述，天象征了阳、男性、运动、刚健、雄性、父、君等属性，而地象征了阴、雌性、静止、顺从、柔弱、臣、女性、宽容等属性，人承天地之精华，在社会制度上效仿天命和天理，从而组成一套自上而下的循环周通的组织制度。此外，《周易》六十四卦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天道和人事进行了相应的取象和象征内涵的阐释，形成“一致而万殊”的理论系统。《周易·系辞》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象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
在“取象”原则下，自然理性还通过比喻（譬喻）对“象”对应的人事关系进行沟通。如《渐》卦以“鸿”譬喻，初六是鸿渐于干，六二是鸿渐于磐，六三是鸿渐于陆，六四是鸿渐于木，六五是鸿渐九于陵，上九是鸿渐于阿。《周易浅述》说：“全彖以艮男下于巽女，有女归之象。然必正而有渐，乃吉，而为士进身之道，亦即此可推矣。六爻取象于鸿，皆自下而上，皆以论士进之义。”这样，《渐》卦既指进以正，又结合家庭的各方面生活和士子进身的含意。
在“取象”原则下，自然理性还通过拟人（比拟）来进行象与卦象、象数、象理、象律、象意的沟通。《周易·系辞》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迹），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
自然理性的上述主要修辞手法遍见于先秦文献中。创造了大量通俗易懂、内涵深刻、给人以启发的名言警句。如“治大国如烹小鲜”、“木受绳则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上善若水”、“上德若谷”等等。
参考文献
1赖华先.中西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文象思维J.江西社会科学，2011，？2；赖华先.论中国文象思维的生态逻辑J.鄱阳湖学刊，2013，6.
2德里达对动物主权的相关研究，如《解构与思想的未来》等。其他如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等.
3（美）彼得·S·温茨.现代环境伦理？眼M？演.宋玉波，朱丹琼，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清代魏源《老子本义》引李嘉谟曰：“万物抱阳，一也；负阴，二也；阴阳交而冲气为和，三也。”意思已经非常接近老子本义.
5周振甫.周易译注？眼M？演.北京：中华书局，2005.
6许慎（汉代）：《说文解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刘忠林
关键词自然理性，自然主体、交往原则、修辞手法、思维表达方式
作者简介赖华先（1976—），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部助理研究员。江西南昌 330077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论问题关于自然理性的概念
中国文象思维是通过汉语言文字和象结合的自然理性的思维方式？眼1？演。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种象，这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具有与“象”相关的“取象”特征，而这个“象”的本体是自然。《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中国文化的最高标准。与此相关的哲学标准“天地人”三才；伦理标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制作标准“法象天地”；审美标准“天人合一”、“物我合一”都是自然理性的当然产物。
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将本体论从宇宙论中区分开来，而西方文化则将本体论从宇宙论中脱离出来，并据此判断中国文化之劣，西方文化之优。这种判断是错误而危险的，它没有严肃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所处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阶段的问题，是一种典型的“今人非古人”的虚妄态度。实际上，西方文化也是在哥白尼发现日心说以后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宇宙论，在此之前，“地心说”甚至还不如中国传统文化的“天道说”那样具有更加宏观的宇宙论意义。而日心说被发现以后，加上地理新大陆的发现，才形成了世界近代史的开端。但是西方文化从来没有否定近代以前的文化和文明，相反，西方近代知识和科学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传统的完整基座之上。
当前的学术发展表明，当代中国学术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地位，特别在生态文明的建设过程中，学者们在传统文化参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建构这一认识上达成了广泛的共识。我们必须从更深层次的文脉与学脉的传承与发展层面上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强烈的建构意识。在这一层面，光有“中西马”的理论建构还不够，它还是横向的结构性的联合与整合，还应该从传统文化的自身层面即本体论层面建构通往现代学术的理论基点，从而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语言学转向这一完整路径中完成其固有命题的现代贯通。这样，中国文明才能具有从历史一路走来的活力与动力，如黄河、长江那样，从而能够展开其丰富的创造性文明资源，古为今用。只有这样，才能立足于中国文化本身的创造性构建中国当代文化的统一形象，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中国文象思维理论表明，“自然的世界”与“人类的世界”存在一种微妙的平行关系，这使得“自然的世界”实际上处于一种“无”、“空”、“乌有”的状态，它象海德格尔所描述的“存在”那样，是隐藏的，藏而不露的，要通达它，只有通过“人类”这一“此在”。“此在”在“存在者”层面去通达“存在”。这种对世界的理解和中国文化是高度相通的，中国文化也同样不直接通达“自然”，而通过“象”来通达。中国文象思维对这一问题的解构是：我们把纯粹自然作为一个整体，命名为“自然的世界”，它按自然法则运行；而将人类认识的世界作为整体之一面，命名为“人类的世界”，它按人类创造的法则运行。那么，“自然的世界”是“实”，“人类的世界”是“虚”；“自然的世界”表现为一种“无”、“空”、“乌有”，意即它如果不是人类去认识它，它是一种无为性的自然性的或者说客观性的“存在”，而当人类一旦认识它之后，它就改变了原来的属性，而带有人类的认识特征。因而，从这个层面说，举凡人类认识的事物都是一种“虚象”，人类文明的实践和进步是一种由“实”向“虚”的发展过程。这一现象就称为“人类思维数轴”。在人类思维数轴中，“自然的世界”在数轴上是一个空心的原点，“人类的世界”是原点以外的所有数轴。“人类的世界”可以无限地接近“自然的世界”，但永远不能重合。因为，原点所包含的“自然的世界”实际上是另一条没有人类能动能力的但包含人类在内的数轴，这条数轴和“人类的世界”这条数轴是平行的，不能重合的。
“人类思维数轴”表明，“人类的世界”只是和“自然的世界”平行的其中一条数轴，在人类这条数轴之外，可能还存在其他物种的类似“思维”的数轴，这样意味着在“自然的世界”之中或之外，存在着无数条和它平行的数轴。这一理论及其推演表明，对于“自然的世界”而言，“人类的世界”只是这个整体的一个面。意即，人类只是自然的一种物种，它不能也不应该剥夺其他物种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眼2？演，而是和其他物种处于一种“共处”的和谐关系。这既是海德格尔反复强调的“逻各斯”的致命缺陷，也是《周易》“生生谓易”的深层内涵。
通过中国文象思维对人类思维数轴的解构，它还原了“自然”息息相通的整体的动态的联系的基本关系格局。因此，它有效地在现代学术范式中赋予“自然”以整体性关照和现代语言学的话语地位。
“理性”是西方学术传统中的一个核心范畴，它是指人类以知识和科学的客观态度去分析人类主体性视野中的有关客观世界的自然规律及人类社会中的人文科学及其认识。
首先，这个概念有一个前提，就是人类主体性视野。西方逻辑思维忽略或忽视了纯粹自然世界与纯粹心理意识之间的平行关系，而将人类的精神意识反映的世界当成客观世界。这种认识将人类从自然世界中脱离出来，以和上帝等同的俯视视角去看待自然世界，因而这种超脱的姿态赋予了人类以主宰性的地位，人类成了自然界的支配者、主宰者、控制者。这种与自然整体的“他者”身份的文化认同造就了西方文化的一元论立场和主客分离的后果。尽管这种思维方式以设定性、实体性、单子性将自然世界物质化、物理化、数学化，发展出了科学理性精神，在科学精神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造就了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的重大进步与革新，促成了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但人类社会这样一种“人类的世界”的巨大进步与变革仍然是在一种“虚象”意义上的有限成功，它付出的是巨大的环境代价和严重的生态危机。事实证明，“人类的世界”的发展与进步终究依赖于“自然的世界”的和谐与健康，一味生存在“人类的世界”的“虚象”世界中，人类有可能会通向“虚无”的不归路。 因而，就西方文明传统中关于理性的“他者”身份而言，毫无疑问，这是个既现实又天真、既客观又主观的错误。深生态学的创立者？熏挪威哲学家奈斯？穴Arne Naess？雪称自己从斯宾诺莎那里学到了整体性和自我完善的思维，学到了“最重要的事是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即，“在自然之中生存”（being in nature），他认为这种生存是动态意义的“不断扩展自我”的自我实现的意思，是认同生态整体性大我或者说整体的“道”的过程。他解释说：“我称作‘大我’，中国人把它称为‘道’”？眼3？演。很显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西文化是具有较大差异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大我”观念将人与自然融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整体。
就奈斯所说的“道”来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观、方法论的概括。实际上“道”在中国文化中的概念和内涵跟今天通常意义上的“理性”概念差不多，这点从“道”和“理”通常连用也可以看出。因此，既然“道”是“法自然”的，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之“道”用现代语言学的话语来概括和转换就是一种“自然理性”。
用“自然理性”去替代“道”，并不仅仅是同义转换，它用现代具有国际话语规范和话语语境的“自然理性”概念来指称仅限于中国传统文化规范和语境的“道”，很显然能够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概念的全球化理解和阐释，特别在生态文明的理论构建中能够成为一种通用的国际话语。其中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二、自然理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量化分析和权重因子分析
根据上节对自然理性和道可以互置的阐释，本节考察先秦文献中“道”的权重因子，采用是定量的量化分析和关键要素的权重分析方法。根据先秦文献特点，本表主要考察首章或某个重要章节的内容。如表：
从表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从《周易》以来不断发展和丰富了以天、地、人、万物为主体的自然理性，这种自然理性无论在哲学认识层面还是国家意识形态层面都占据着绝对的核心地位。
在汉民族和其他民族的交融进程中，自然理性以其农业文明的典型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如西北的游牧民族、南方的百越、东南西南的夷蛮之族）产生了强大的文明向心力和同化力，奠定了中华大一统的文化格局。
自然理性不仅在本土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且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它很快融合了佛教的基本教义和传道方式，并顺利推动了佛教的本土化进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合流，融汇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滔滔洪流，代表农业文明典型意识形态的自然理性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自然理性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交往原则
中国传统文化建立在自然理性基础之上，自然理性体现为多重主体，按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递进原则，在人之上就有四重主体，同时，不仅仅人是法地的，和人类一同生存的其他物种同样也是法地、天、道、自然的。但是这仅是作为普遍意义上的自然主体而言，中国文化对人类的独特性作了不同于其他物类的分别，认为人是“五行之秀，天地之心”（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人类通过“言文”能够认识事物，即人类是会说话的动物。因此，天地人是宇宙中最有创造力的自然类属，中国古人称之为“三才”，这就提高了人在万物中的独特地位。
在“自然”这一本体之下，中国传统文化一分为三，按层级关系分为天、地、人。《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36章）一就是天，二就是地，三就人和万物？眼4？演。
“自然”本体还有阴阳、五行属性。具体而言，天是阳，代表刚健、主动、运动、君、父、雄性等属性；地是阴，代表顺从、静止、阴柔、臣、母、雌性等属性；人类秉承日月精华，仰天俯地，按照天地的属性来组织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理性大致将自然分为天、地、人、万物这四种由高到低的主体，其主体性具有严格的等级秩序。《周易·系辞》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可见，等级秩序是自然理性主体性的首要交往原则。
其次，天地人万物虽然有严格的等级秩序，但是这种等级秩序并不是以高压低，以贵压贱的不平等、不公平、不正义的不平衡及不和谐的关系。那么，维持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不平均但又要求整体的平衡、和谐、稳定靠什么来实现呢？自然理性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德”。
《周易》反复宣扬从天地到人的德性。《乾·彖传》把天之德形容为：“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天之元气是万物之始，云行雨施而万物形成。太阳、四季不停运行，天道的变化，使万物各自端正其性命，使天下安宁。《文言》由天推及到人——君子，要求君子要有“元、亨、利、贞”四德：“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象》说：“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坤·彖传》把地之德形容为：“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地之元气是万物靠她生长的元气，地是顺承天道的，地广厚能载万物，含容广大，各种物类都能在其中畅达。《文言》要求君子要有学习地的“直 、方、大”之德：“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象》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人效仿学习天地之德，就能知大道，懂天下之理而功业可成：“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眼5？演”
可见，德是自然理性的重要交往原则。这种德由天及人，具有天命的“真理”性地位。具体到国家社会，则发展出了“仁、义、礼、智、信”五种常德，扩展到勤、俭、廉、忠、勇、谦、恕等品德形态。 社会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文明程度也相应提高，民众力量也渐渐觉醒，社会出现了尖锐的阶级斗争局面。对于社会的管理，固有的等级秩序和德性观念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针对民众的觉醒和社会管理的需要，客观上需要一种更有现实针对性的交往原则，于是促成了法的产生。
法家是先秦的一个重要学派，经过商鞅变法，秦国成为强的奉行霸道的诸侯国，其他如管仲、荀子、李斯、韩非等都奉行儒法合流的主张。传世典籍有《管子》、《荀子》、《韩非子》等。可见，法是自然理性的重要交往原则。
以上是就自然理性的主体性之间的交往原则而言，对于主体间性，如国家经济政策则强调以农为本、工商为末；国家组织架构则以封建制为主；社会管理制度则以礼法框架下的宗族统治为主。等等。
四、自然理性的思维表达方式与修辞手法
自然理性以自然为本体，在思维方式上也有其独特性。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是文象思维，即语言和象结合的思维方式。中国文象思维以汉语言文字作为语言载体，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从字形上看就有描述语言对象的明显特征。如“日”、“月”等。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初造书契，百工以釨，万品以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眼6？演这段话把中国文字的特点和书写的本意说得非常清楚。“文”起初是象形的，后来形声相益，就叫做“字”，著于竹帛就叫“书”，最后一句“书者，如也。”特别有意味。将对事物命名的文字写出来，把想要表达的思想和内容表现出来，以反映事物的形貌，进而反映事物的文理和特征，这就“文章”了。
一个“如”字，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写意”特征刻画得淋漓尽致！中国文化追求的不仅是“写意”特征，还追求“神”、“理”特征。这正是“诗”这种文章体裁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有人把中国文化称为“诗性文化”，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诗赋一直是文学的正统。从诗经到楚辞，从汉赋到格律诗，从唐诗到宋词，包括戏曲、小说，都倾向于以诗为文，强调对仗、对偶、音韵、练字、练意，如果加上特有的书写工具和书法艺术，则中国的书写文化从体裁到内容、从书写到装订，都是一种“如自然”的典范！
进而，文章要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表达方式问题。和西方的逻辑思维不同，笔者认为，中国文象思维是一种描述性的表达方式，而逻辑思维则是一种陈述性的表达方式。这是中西思维的表达方式的显著的差异。
这种差异只有通过中国文象思维的理论才能推导出来。如第一节所述，“自然的世界”与“人类的世界”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平行关系，文象思维通过“象”来通达“自然的世界”，“人类的世界”所反映的只是“自然的世界”的一种“象”，“象”又分为“实象”和“虚象”。“实象”也是隐藏的，藏而不露的，只有“虚象”才真正进入了“人类的世界”。柏拉图说：“‘床’是理念的‘影子’的‘影子’。”文象思维认为：“‘床’是‘自然的世界’的‘象’的‘虚象’。”文象思维更注重“获取”的过程：比如，一颗“树”，“自然的世界”的“树”是“无”，人类感觉到“树”之“象”（此时之“象”是一种“实象”，是不显露的，隐藏的。），并用“树”（音如字）来命名它，这颗“树”才从“无”到“有”，进入“人类的世界”（此时之“象”是一种“虚象”，这时“树”才显露出来，为人类所描述。）这个例子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中国文象思维的认知过程，可见，中国文象思维是一种描述性的思维方式，更注重“获取”的过程。
而逻辑思维则忽视了“自然的世界”与“人类的世界”之间微妙的平行关系，直接将“人类的世界”与“自然的世界”重合，认为人类所面对的世界就是自然世界，客观世界。因而，它更注重“获取”的结果。同样拿“树”来作例子，逻辑思维一开始就直接认为人类所面对的“树”就是自然界的“树”，因而，人们面对这颗“树”时的第一反映是：这颗“树”“是什么？”于是就进入了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视野和“逻辑”视野。这种思维方式直接进入了事物的本体内部，通过语言的设定性、规定性、逻辑性来确立事物的存在性与合法性。
在具体的语言实践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中西思维方式在语言表达上的不同。中国文象思维更加注重描述的过程，因此，习惯于把修饰性的语句放在主词、谓词、宾词的前面；而在英语中，习惯于把修饰性的语句作为从句放在主词、谓词、宾词的后面。语言习惯正折射出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更注重过程，注重描述性，而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更注重结果，注重陈述性。
中西思维表达方式的不同，也造就了一些比较有趣的文化现象。举例来说，我们通常觉得外国人比较直率，他们习惯于在对话中一开始就亮出自己的主张，不拐弯抹角；而中国人习惯于在对话中以一种委婉的方式间接地表达自己的主张，更加注重表达的词句的“弦外之音”，强调对方去“意会”而不是“言传”。而西方思维表达方式则更加注重“言传”，注重语言本身的逻辑主旨。
西方思维表达方式的“言传”特点在外交辞令、媒体宣传和意识形态宣扬方面往往会起到引导受众的明显效果。如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需要寻找发动战争的借口，于是往往会先发动一场舆论战，通过新闻报道引出伊拉克具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事实”，大量的带有细节性的“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道很容易引导广大西方民众接受该新闻的“言传”效果。
不仅西方政客习惯于通过媒体的“言传”特点去引导民众的舆论心理，制造舆论氛围，日本政客也似乎精于此道，为了谋求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和平宪法，安倍政权制造大量具有“言传”特点的新闻报道，渲染中国威胁以及日本周边安全环境受到威胁或恶化，甚至不惜在新闻报道中制谣、造谣来“建立”解禁“集体自卫权”和修改和平宪法的“逻辑基础”。 如果我们对中西思维在表达方式的差异有正确的认识，也能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外交舆论方面增加一种选择。如在国际舆论导向上我们有时也要学会主动出击，运用西方思维表达方式注重“言传”的特点展开工作，为我所用，服务于特定的外交目标。
理性的修辞手法主要有象征（取象）、比喻（譬喻）、类比（连类）、拟人（比拟）等。象征（取象）是自然理性最主要的修辞手法。由于自然理性将自然分为天、地、人、万物等不同的主体和等级，联系主体间的最主要的话语沟通方式就是象征（取象）。前面所述，天象征了阳、男性、运动、刚健、雄性、父、君等属性，而地象征了阴、雌性、静止、顺从、柔弱、臣、女性、宽容等属性，人承天地之精华，在社会制度上效仿天命和天理，从而组成一套自上而下的循环周通的组织制度。此外，《周易》六十四卦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天道和人事进行了相应的取象和象征内涵的阐释，形成“一致而万殊”的理论系统。《周易·系辞》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象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
在“取象”原则下，自然理性还通过比喻（譬喻）对“象”对应的人事关系进行沟通。如《渐》卦以“鸿”譬喻，初六是鸿渐于干，六二是鸿渐于磐，六三是鸿渐于陆，六四是鸿渐于木，六五是鸿渐九于陵，上九是鸿渐于阿。《周易浅述》说：“全彖以艮男下于巽女，有女归之象。然必正而有渐，乃吉，而为士进身之道，亦即此可推矣。六爻取象于鸿，皆自下而上，皆以论士进之义。”这样，《渐》卦既指进以正，又结合家庭的各方面生活和士子进身的含意。
在“取象”原则下，自然理性还通过拟人（比拟）来进行象与卦象、象数、象理、象律、象意的沟通。《周易·系辞》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迹），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
自然理性的上述主要修辞手法遍见于先秦文献中。创造了大量通俗易懂、内涵深刻、给人以启发的名言警句。如“治大国如烹小鲜”、“木受绳则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上善若水”、“上德若谷”等等。
参考文献
1赖华先.中西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文象思维J.江西社会科学，2011，？2；赖华先.论中国文象思维的生态逻辑J.鄱阳湖学刊，2013，6.
2德里达对动物主权的相关研究，如《解构与思想的未来》等。其他如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等.
3（美）彼得·S·温茨.现代环境伦理？眼M？演.宋玉波，朱丹琼，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清代魏源《老子本义》引李嘉谟曰：“万物抱阳，一也；负阴，二也；阴阳交而冲气为和，三也。”意思已经非常接近老子本义.
5周振甫.周易译注？眼M？演.北京：中华书局，2005.
6许慎（汉代）：《说文解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刘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