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诗传，因为那是以传主的行实为经，攀住这一条线索寻绎诗人的创作过程，从而透过诗的表层结构探求其深层意义。其重点在解释诗义，举凡那些聚讼纷纭的长歌如《蜀道难》、《将进酒》、《梁父吟》、《梦游天姥吟留别》等，无不置诸历史背景下，运用心理分析以导引读者随着诗人的心潮起伏而分尝他的哀愁欢乐；也织入一些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峨眉山月歌》、《横江词》等清丽小诗，以讲故事的清谈方式启发读者的审美观念。其中许多情节都是特为说诗而穿插的，虽多虚构成分，却也加深了认识，多所发复。《蜀道难》的寓意，从来有罪严武、刺章仇兼琼、谏阻玄宗幸蜀和即事成篇等解释。前三者以李白二入长安说的确立而不攻自破，现在的研究家多持后一说。但李白此诗，出之以如此沉痛悲壮恣纵激越的笔调，仅仅为了模山范水描状自然吗？作者就李白济苍生安社稷的抱负，唐王朝求才用才的两重性，他惯用比兴的创作特点，联系他从政的失意，主张蜀道乃指长安的宦途而言。探骊得珠，得其正解。又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辞意虚幻缥渺，浮想联翩，多视为游仙之作；作者定此诗为李白被赐金还山时所作，他留别的不是天姥而是多年来出朝入仕的梦想。这在陈沆的《诗比兴笺》中虽有述及，但经此一番剥笋式的剖析，益令人体念到诗人在理想幻灭下的苦痛。他对开元天子绝望了。
　　李白的性格复杂矛盾得出奇，一方面热中事功，到处干谒，却又恃才傲物，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一方面汲汲于用世，却又梦想寄身方外，学道成仙。他的经历更是荣枯消长，大幅度起落；发为诗文，豪迈奔放，惊风雨泣鬼神。替这样的畸人写传记，平庸的笔墨会使形象减色。作者有鉴于此，遣辞琢句，务求波峭，以符诗人的丰采。她往往运用排偶体裁，重章迭句，以烘染气势，甚至参用韵文，经营布局，颇见工力。这是可喜的尝试，着实为传主生色。但这种手法多用，难免杂凑，露出造作的痕迹。其叙李白由浔阳流放夜郎，以九小节分述到江千送别的亲友，一些李诗中的小人物如辛判官、魏万、逢七朗、汪伦都厕身其间。唐代的流放，令下即行发遣，不容久留，这些人不可能分别从山东、河南、安徽等地赶到，至少善酿化叟决不会关了酒铺子从宣城赶来，他获得消息，李白早已远去了。这一场面，未必能增添李白与其交游之间的情谊，反倒有失实之感。这涉及虚构的尺度。文学传记虚构是必要手段，但必须建立于合理的想象之上，不宜过分夸大，更不应改变史实来迁就情节。作者是审慎的，不纳然疑之说，仅仅征引了捉月而死的结局，那是后人对李白浪漫主义一生的评价，自当采录；但也不过虚写一笔，还是归结为病殁，堪称得体。然而宣诏李白进京，《唐书·李白传》称出于道士吴筠的举荐。大概为了叙事紧凑，在此径归于元丹丘，那就超出了传记的限度而落入小说家言，显非写作的本意，或者另有依据乎？
　　作者对于唐代长安的情况极为熟悉，写来如数家珍，但也偶有失慎处。如书中写李白从灞上到长安，沿途都是出售各种饮食水果的摊贩，“特别是卖西瓜的，在路旁堆成一座座的小山”，那卖西瓜的把一个个西瓜切开来，大声叫卖云云，就不合实际。又李白游洞庭湖，写了《陪待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五绝，其中“却君山好，平铺江水流”是名句，书中写李晔很欣赏，他向贾至介绍：“他(李白)当时还指着湖水说‘这三万六千顷要都是酒该多好啊！’”按，三万六千顷古来指太湖的面积而言，洞庭湖则例以其长度号称八百里洞庭。李白想来不至于弄错。
　　
　　(《李白传》，安旗著，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六月第一版，1.0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