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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外打来的紧急报案电话
2005年4月10日上午9时25分，武汉市公安局110接警中心红灯一闪，一个报警电话接入进来。接警员下意识地看了看屏幕，上面显示的这个电话号码带有区号，这样的电话可不多见。
“我，我有个朋友被绑架了！”电话一接通，一个带着南方口音普通话的男声焦急地传了进来。
“这里是武汉110，请问你在哪？能说具体一点吗？”接警员意识到案情重大，带着稳健充满自信的口吻核实道。
“我现在广西南宁，我的朋友现在你们武汉被人绑架了，对方要我们交70万元。”也许是受了接警员情绪的感染，打电话的男子慢慢稳定了情绪，讲出了打这个电话的来龙去脉。
原来，今天上午7点多钟，他的朋友郑英杰打来电话，说自己现正在武汉，遇到了点麻烦，让他记了两个账号，要他上午赶快往里面存70万元。他问郑英杰出了什么事，郑英杰只说自己在长江大酒店，欠了别人的钱，不给就回不了南宁，要他别问了不方便说，赶快存钱就是了，回来他马上还这笔钱。
放下电话，他准备去存钱，可刚准备出门，又觉得这事不对，他怎么感觉郑英杰都像是被人胁迫的样子。考虑来考虑去，他觉得郑英杰一定是被人绑架了，要他存的钱是赎金，打电话时肯定是有绑匪在场，郑英杰不能说出实情。于是，他就拨了这个向武汉警方报警的电话。
报警人提供，郑英杰46岁，南宁人，是广西英煌贸易有限公司的法人。这是他的私人公司，他有一定的经济基础，70万对他来说是拿得出来的。
如此巨额赎金的绑架不能不引起警方的特别重视。报警人说的长江大酒店位于武汉市桥口区体育馆路，警情被迅速转到了该市桥口区公安分局。上午9点50分，由该局刑侦大队、特警大队联合组建的行动小组成立了。
体育馆路是武汉闹市区之一，酒店的旁边就是培养出周继红、伏明霞等十多位奥运冠军的武汉体育馆，这天又正是星期天，送孩子来培训的家长早把那路堵得水泄不通，警方不便于展开大规模的行动。
行动小组的车直接开进了酒店的地下停车场，所有民警都在车里待命，只有几个便衣刑警先进了酒店内摸情况。在酒店登记记录上，刑警很快找到了郑英杰的名字，房间是一个叫张润生的武汉人定的，一共包了三个标准间。
刑警调看了7楼楼层的监控录像资料，资料显示，几天来这三间房出入的人员十分复杂，特别是9号晚上人最多，就是目前，里面估计也有10人左右。刑警在酒店配合下从电梯直上7楼，并封锁了整个层面。
上午11时35分，行动小组采取统一行动，同时打开了三间客房的门冲进了房内。
人质否认自己被绑架
三间房内都十分凌乱，里面共有9名男子。突然面对如此多的持枪警察的闯入，这些人有些惊慌，但并没有反抗之类的过激行动，而是很配合地按警方的要求抱头蹲下。
70万赎金的绑架案，作案人自然知道这是重罪，按常理推断，敢做如此大案的犯罪分子绝大多数都是亡命之徒，就是碰到死到临头的时刻，他们也不会甘心束手就擒，至少要做垂死挣扎。而这些人的“表现”出乎参加行动的警员们的意料，原先估计的一场搏斗不但没有，而且如此的风平浪静。
怪事并没完。控制好人员，第二步要收缴凶器，可三套房间翻遍了，没找到一件可以说得上是凶器的东西。还有一件奇怪的事，就是被绑的人质也在。警方对9名被控制的人员进行身份核查后，发现刑警们要解救的人质郑英杰也在其中。
面对这种被人围着的场面，郑英杰明显有些不适应，他表情有些茫然。当刑警问他绑架他的是什么人时，他开口说道：“什么绑架，我没有被绑架啊！”这话让所有在场的刑警们都一愣。那么那些和郑英杰在一起的都是什么人呢？郑英杰说：“都是我的朋友。”
刑警把接到报警的情况告诉了郑英杰，他脸上的表情马上舒缓了许多，他连连说这是一场误会。原来，郑英杰有一笔生意，急需一笔钱，为此他打了个电话给老家的朋友要钱，可能自己心情比较急，没说清楚，没想到因此老家的朋友误会了，闹出了这样大的事。
原来根本就不是什么绑架案，参加行动的刑警既失望又欣慰。根据工作程序，没必要将这些人带回警局，只需对他们做个简单的情况记录，就可以收队了。
当在场的人员被解除控制后，有几个人赶紧忙着收拾屋内的一些纸片，生怕被旁边的警察看见似的，慌慌张张把这些纸片往一些包里塞。这反倒引起了刑警的注意，刚进来时，这几个房间都很凌乱，视觉感觉体现在到处都是写着东西的纸。当时刑警们的第一目标是绑匪和人质，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些看上去像是废纸样的东西，一名刑警还把桌上的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皱皱巴巴的纸随手丢进了旁边的废纸篓，可一名男子把这张废纸篓里的纸也拣了起来放进包里。有几名刑警拿起了旁边的纸看，一个球迷刑警看出了其中的奥秘。
原来这些纸写的都是一些比赛的对阵情况，每个对阵的后面都有一些数字。有两个刑警与这屋里的人开玩笑，怎么一屋子都是球迷，这些人表情很尴尬地点着头，郑英杰也很紧张地过来打圆场：“是的，是的，我们都爱好看球，昨晚大家聚在一起就是看比赛。”球迷刑警看了半天后对郑英杰说：“不是吧？你们可专业得很哪，这看球还看开盘啊！”
郑英杰一听，刚才强装出来的笑容立刻僵在了脸上。
“人质”原来是境外赌球集团境内代理人
原来，球迷刑警发现，这纸上记的都是欧洲五大联赛的一些比赛场次。按说也没什么奇怪，可这纸上记的队名暴露了其中的奥妙。
原来，国内媒体对五大联赛的各支球队的队名有一种译法，比如意甲的尤文图斯、法甲的巴黎圣日耳曼等等，国内的所有媒体和球迷对这些队都是这种称呼，而境外的媒体则不一样，比如将这两个队的队名译成“祖云达斯”和“巴黎圣日门”。而这张纸上所有的队名就是这种赌球公司的译法。不仅如此，在每两个队的对阵后面，写着的数字显然都是赔率，而赔率的后面写的数字都是数十万之多。
难道这些人在赌球？刑警决定把他们全部带回警局。就是这一决定，竟挖出一个特大赌球网络。而这起误报的“特大绑架案”中的主角——“人质”郑英杰，真实身份是境外赌球集团在境内的代理人。被抓的九人中，还有三个人，是这个赌球网络的关键人物。
要说这个网络，还是从郑英杰谈起。此人现年46岁，广西南宁人，生性好赌，这成了他后来发迹的资本。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南方开始兴起地下赌球，郑英杰成了最早的一批赌客。几年下来，钱他没有赚到，但在南宁这个圈子里倒是混出了名头，就凭着这个名头，3年前境外这方面的公司在南宁物色代理人时，看中了他，于是，每当周末欧洲五大联赛开打时，他就成了一个当地替境外赌球公司发展业务的中心。为此，他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广西英煌有限贸易公司”，对外说是搞贸易，其实就是赌球。三年下来，他捞到了数百万。
九名被警方带回的人中，还有一个人也来自广西南宁，叫张玉旭，现年35岁。此人无业，但能熟练地操作和应用电脑，由于赌球要登录境外的网站等等，鄭英杰对此并不在行，于是他接下代理这个身份后，不久就发展张玉旭做了自己的跟班，专门负责与境外的网络联系。
这个网络中有一个人的身份比较特殊，此人名叫潘友良，43岁，上海人。潘友良是真正的千万富翁，在上海有自己的宾馆、KTV和一家夜总会。按说他完全可以安安逸逸生活，但他爱冒险，坐庄赌球那丰厚的回报令他垂涎不已，于是，从2004年起他开始涉足这一行，并越做越大。
这里面还有一个人名叫张润生，48岁，武汉人，无业。他是武汉这次赌球的关键人物，所有武汉赌球人都是通过他的牵线搭桥才能进行赌博的。他是上面三人与所有赌徒间的联系人。
郑英杰近年来在这一行做得颇为顺手，只要是他代理的比赛总是赢多输少，所以他在这一行有着比较好的口碑。特别是去年以来，他的业务不再局限于广西，发展到了其他省市，包括上海。
郑英杰在上海就组织了几次成功的睹球，坐庄的人都赢了，潘友良的一个朋友介绍潘友良认识了郑英杰。经过一番联系，潘郑二人决定4月9日这晚他们坐一次庄，地点选在了武汉，于是他们找到了张润生，这样，4月8日他们到武汉集中，张润生在长江大酒店开了三间房，这里就成了他们所谓的赌球“指挥部”。
张润生的活动能力的确不小，在武汉他的下面有十几个下线，这些人为他广拉赌徒，仅仅4月9日这一晚的34场比赛，这几个下线带来的投注额达1288万。也就是说，武汉的赌球人仅这一晚，在郑英杰他们这条线上就投下了1288万的赌博资金。
赌球黑幕重重，操盘失误引出“人质案”
如此可观的“业绩”，怎么会成了后来的“绑架案”呢？在警方的深追细查下，真相慢慢被揭开，这不过是他们之间的一场误会。倒是这场误会，揭开了赌球背后的重重黑幕。
像郑英杰这样的境外赌球集团在境内的代理人，并不是“庄家”，庄家都在境外，郑英杰作为代理人，赚的是“水钱”，也就是他收到的所有赌资的提成，这个比例是千分之十一。这是很可观的，以4月9日当晚1288万算的话，他可以拿到141680元。每周组织一次的话，他一年能够提成多少？这个量是很大的，这也是他近年来暴富的根本原因。当然，像张润生这样的下线等也有提成，但并不由郑英杰出，也是境外庄家出。所以，郑英杰是稳赚不赔的。
但人的欲望是永远满足不了的，随着在这里混的时间长了，郑英杰自然能够摸出这其中的一些生财门道来。这个门道不是别的，就是自己坐庄，这样赚的钱更多。当然，这里面的风险也是很大的，庄家虽说赚的时候多赔的时候少，但只要是赔了，那个数字也是很大的，郑英杰虽说是赚了些钱，但还没有到敢坐庄的时候，所以他要想操纵整个赌盘，必须要有一个经济实力很强的人做后盾，也就是潘友良这样的人。有这种人参加他们才敢自己私下里操纵赌盘，他们内部的术语把这种私下操纵的行为叫“杀球”。
既然有实力就可以坐庄赌球，那为什么非要通过境外的赌球公司呢？其实不然，这里面存在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赌球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参赌的人认为境外的赌球公司有实力，自己赢了球有保障，能够拿得到赢的钱，没有赌徒会相信私人班子操纵的赌盘；第二个因素是技术因素，一般赌的场次以欧洲五大联赛居多，这些比赛都在双休日的晚上进行，而这个时间内，国内现场转播的场次很少，一般不会超过10场，而赌徒下了谁的注就要看谁的比赛，这只有境外的赌球公司能够提供，而要看到这些比赛只能通过网络，而网址只有境内的代理人才知道，何况还需要密码才能打得开，所以就是潘友良这类人想坐庄，没有与郑英杰这种代理人联手也是不行的。
郑英杰也知道自己在这一行做不长，所以他现在“杀球”是越杀越大。和潘友良、张润生的这次合作，郑英杰就向境外申请了两个下注平台，这两个平台最高投注额可以下到5800万元。那么，他们是如何操作“杀球”呢？郑英杰让张玉旭对网站进行了屏蔽，把其中一个3000万的平台单立了出来，这个平台上的投注，实际上没有报到境外的赌球公司，完全是由他们操作了，这之中如果赚到了利润，当然该他们得，如果亏了，当然也该他们拿钱出来赔给下注的赌徒。如果一切顺利，下面下注的赌徒是不会知道自己投的钱并没有经过境外赌球公司的。
这个平台就是他们“杀球”的平台，赚的钱按比例进行分配。潘友良得50%，郑英杰、张润生各占25%；当然，赔了也按这个比例拿钱赔给下面的赌徒。
要想赚到钱，他们就必须在网络提供的信息上做手脚。境外的赌球公司会提供各类参考和下注的种类等等，郑英杰他们会把这些信息进行篡改，误导赌徒按自己设计的方式投注，这样赌徒当然只能输多赢少了。
然而这晚上却出了问题。张玉旭带的一部手提电脑出了故障，几次更改的数据都没能改过来，郑英杰急得几次强行断线，下面的赌徒看不到信息，一晚电话不断，指責他们是不是做了假，后来，赌徒干脆反着来，故意投反注，这么下来比赛完一算账，他们“杀球”的这个平台里共投注800多万元，他们亏了78万。
这是马上要给钱的。潘友良和张润生傻了眼，他们认为是郑英杰在技术上出问题导致的，所以他们两人认为这笔钱应该由郑英杰来出。郑英杰并没推托，竟一口答应下来。潘、张二人觉得郑英杰是个很讲义气的人，以后还可以继续合作，所以大家在房间里并没有什么翻脸的事发生，反而有说有笑，只等着郑英杰的钱到账了。
潘、张两人不知的是，郑英杰要老辣的多。整个晚上他可以拿提成10多万，当第一次出故障后，郑英杰就感到不妙，很有可能要输，于是他暗暗与境外的老板进行了联系，自己投了几个大注，这几注都赢了，他赚了50多万。还有一点，在另一个要交境外的平台中，共投注400多万元，郑英杰凭几年来的经验，又做了几个手脚，从中截流赚了10多万。这样算下来，就是78万都该他出，他还赚了几万，所以他很爽快地答应下来。而潘、张二人还蒙在鼓里。
郑英杰赚的钱不便当着潘、张二人结，于是他就打了个电话让广西的朋友帮忙。没想到他没跟朋友说清楚，朋友的好心“误会”，结果把他给卖了。
4月11日，郑英杰、潘友良、张润生、张玉旭等四人被桥口区公安分局以涉嫌赌博罪刑事拘留。4月27日，四人被桥口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2005年4月10日上午9时25分，武汉市公安局110接警中心红灯一闪，一个报警电话接入进来。接警员下意识地看了看屏幕，上面显示的这个电话号码带有区号，这样的电话可不多见。
“我，我有个朋友被绑架了！”电话一接通，一个带着南方口音普通话的男声焦急地传了进来。
“这里是武汉110，请问你在哪？能说具体一点吗？”接警员意识到案情重大，带着稳健充满自信的口吻核实道。
“我现在广西南宁，我的朋友现在你们武汉被人绑架了，对方要我们交70万元。”也许是受了接警员情绪的感染，打电话的男子慢慢稳定了情绪，讲出了打这个电话的来龙去脉。
原来，今天上午7点多钟，他的朋友郑英杰打来电话，说自己现正在武汉，遇到了点麻烦，让他记了两个账号，要他上午赶快往里面存70万元。他问郑英杰出了什么事，郑英杰只说自己在长江大酒店，欠了别人的钱，不给就回不了南宁，要他别问了不方便说，赶快存钱就是了，回来他马上还这笔钱。
放下电话，他准备去存钱，可刚准备出门，又觉得这事不对，他怎么感觉郑英杰都像是被人胁迫的样子。考虑来考虑去，他觉得郑英杰一定是被人绑架了，要他存的钱是赎金，打电话时肯定是有绑匪在场，郑英杰不能说出实情。于是，他就拨了这个向武汉警方报警的电话。
报警人提供，郑英杰46岁，南宁人，是广西英煌贸易有限公司的法人。这是他的私人公司，他有一定的经济基础，70万对他来说是拿得出来的。
如此巨额赎金的绑架不能不引起警方的特别重视。报警人说的长江大酒店位于武汉市桥口区体育馆路，警情被迅速转到了该市桥口区公安分局。上午9点50分，由该局刑侦大队、特警大队联合组建的行动小组成立了。
体育馆路是武汉闹市区之一，酒店的旁边就是培养出周继红、伏明霞等十多位奥运冠军的武汉体育馆，这天又正是星期天，送孩子来培训的家长早把那路堵得水泄不通，警方不便于展开大规模的行动。
行动小组的车直接开进了酒店的地下停车场，所有民警都在车里待命，只有几个便衣刑警先进了酒店内摸情况。在酒店登记记录上，刑警很快找到了郑英杰的名字，房间是一个叫张润生的武汉人定的，一共包了三个标准间。
刑警调看了7楼楼层的监控录像资料，资料显示，几天来这三间房出入的人员十分复杂，特别是9号晚上人最多，就是目前，里面估计也有10人左右。刑警在酒店配合下从电梯直上7楼，并封锁了整个层面。
上午11时35分，行动小组采取统一行动，同时打开了三间客房的门冲进了房内。
人质否认自己被绑架
三间房内都十分凌乱，里面共有9名男子。突然面对如此多的持枪警察的闯入，这些人有些惊慌，但并没有反抗之类的过激行动，而是很配合地按警方的要求抱头蹲下。
70万赎金的绑架案，作案人自然知道这是重罪，按常理推断，敢做如此大案的犯罪分子绝大多数都是亡命之徒，就是碰到死到临头的时刻，他们也不会甘心束手就擒，至少要做垂死挣扎。而这些人的“表现”出乎参加行动的警员们的意料，原先估计的一场搏斗不但没有，而且如此的风平浪静。
怪事并没完。控制好人员，第二步要收缴凶器，可三套房间翻遍了，没找到一件可以说得上是凶器的东西。还有一件奇怪的事，就是被绑的人质也在。警方对9名被控制的人员进行身份核查后，发现刑警们要解救的人质郑英杰也在其中。
面对这种被人围着的场面，郑英杰明显有些不适应，他表情有些茫然。当刑警问他绑架他的是什么人时，他开口说道：“什么绑架，我没有被绑架啊！”这话让所有在场的刑警们都一愣。那么那些和郑英杰在一起的都是什么人呢？郑英杰说：“都是我的朋友。”
刑警把接到报警的情况告诉了郑英杰，他脸上的表情马上舒缓了许多，他连连说这是一场误会。原来，郑英杰有一笔生意，急需一笔钱，为此他打了个电话给老家的朋友要钱，可能自己心情比较急，没说清楚，没想到因此老家的朋友误会了，闹出了这样大的事。
原来根本就不是什么绑架案，参加行动的刑警既失望又欣慰。根据工作程序，没必要将这些人带回警局，只需对他们做个简单的情况记录，就可以收队了。
当在场的人员被解除控制后，有几个人赶紧忙着收拾屋内的一些纸片，生怕被旁边的警察看见似的，慌慌张张把这些纸片往一些包里塞。这反倒引起了刑警的注意，刚进来时，这几个房间都很凌乱，视觉感觉体现在到处都是写着东西的纸。当时刑警们的第一目标是绑匪和人质，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些看上去像是废纸样的东西，一名刑警还把桌上的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皱皱巴巴的纸随手丢进了旁边的废纸篓，可一名男子把这张废纸篓里的纸也拣了起来放进包里。有几名刑警拿起了旁边的纸看，一个球迷刑警看出了其中的奥秘。
原来这些纸写的都是一些比赛的对阵情况，每个对阵的后面都有一些数字。有两个刑警与这屋里的人开玩笑，怎么一屋子都是球迷，这些人表情很尴尬地点着头，郑英杰也很紧张地过来打圆场：“是的，是的，我们都爱好看球，昨晚大家聚在一起就是看比赛。”球迷刑警看了半天后对郑英杰说：“不是吧？你们可专业得很哪，这看球还看开盘啊！”
郑英杰一听，刚才强装出来的笑容立刻僵在了脸上。
“人质”原来是境外赌球集团境内代理人
原来，球迷刑警发现，这纸上记的都是欧洲五大联赛的一些比赛场次。按说也没什么奇怪，可这纸上记的队名暴露了其中的奥妙。
原来，国内媒体对五大联赛的各支球队的队名有一种译法，比如意甲的尤文图斯、法甲的巴黎圣日耳曼等等，国内的所有媒体和球迷对这些队都是这种称呼，而境外的媒体则不一样，比如将这两个队的队名译成“祖云达斯”和“巴黎圣日门”。而这张纸上所有的队名就是这种赌球公司的译法。不仅如此，在每两个队的对阵后面，写着的数字显然都是赔率，而赔率的后面写的数字都是数十万之多。
难道这些人在赌球？刑警决定把他们全部带回警局。就是这一决定，竟挖出一个特大赌球网络。而这起误报的“特大绑架案”中的主角——“人质”郑英杰，真实身份是境外赌球集团在境内的代理人。被抓的九人中，还有三个人，是这个赌球网络的关键人物。
要说这个网络，还是从郑英杰谈起。此人现年46岁，广西南宁人，生性好赌，这成了他后来发迹的资本。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南方开始兴起地下赌球，郑英杰成了最早的一批赌客。几年下来，钱他没有赚到，但在南宁这个圈子里倒是混出了名头，就凭着这个名头，3年前境外这方面的公司在南宁物色代理人时，看中了他，于是，每当周末欧洲五大联赛开打时，他就成了一个当地替境外赌球公司发展业务的中心。为此，他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广西英煌有限贸易公司”，对外说是搞贸易，其实就是赌球。三年下来，他捞到了数百万。
九名被警方带回的人中，还有一个人也来自广西南宁，叫张玉旭，现年35岁。此人无业，但能熟练地操作和应用电脑，由于赌球要登录境外的网站等等，鄭英杰对此并不在行，于是他接下代理这个身份后，不久就发展张玉旭做了自己的跟班，专门负责与境外的网络联系。
这个网络中有一个人的身份比较特殊，此人名叫潘友良，43岁，上海人。潘友良是真正的千万富翁，在上海有自己的宾馆、KTV和一家夜总会。按说他完全可以安安逸逸生活，但他爱冒险，坐庄赌球那丰厚的回报令他垂涎不已，于是，从2004年起他开始涉足这一行，并越做越大。
这里面还有一个人名叫张润生，48岁，武汉人，无业。他是武汉这次赌球的关键人物，所有武汉赌球人都是通过他的牵线搭桥才能进行赌博的。他是上面三人与所有赌徒间的联系人。
郑英杰近年来在这一行做得颇为顺手，只要是他代理的比赛总是赢多输少，所以他在这一行有着比较好的口碑。特别是去年以来，他的业务不再局限于广西，发展到了其他省市，包括上海。
郑英杰在上海就组织了几次成功的睹球，坐庄的人都赢了，潘友良的一个朋友介绍潘友良认识了郑英杰。经过一番联系，潘郑二人决定4月9日这晚他们坐一次庄，地点选在了武汉，于是他们找到了张润生，这样，4月8日他们到武汉集中，张润生在长江大酒店开了三间房，这里就成了他们所谓的赌球“指挥部”。
张润生的活动能力的确不小，在武汉他的下面有十几个下线，这些人为他广拉赌徒，仅仅4月9日这一晚的34场比赛，这几个下线带来的投注额达1288万。也就是说，武汉的赌球人仅这一晚，在郑英杰他们这条线上就投下了1288万的赌博资金。
赌球黑幕重重，操盘失误引出“人质案”
如此可观的“业绩”，怎么会成了后来的“绑架案”呢？在警方的深追细查下，真相慢慢被揭开，这不过是他们之间的一场误会。倒是这场误会，揭开了赌球背后的重重黑幕。
像郑英杰这样的境外赌球集团在境内的代理人，并不是“庄家”，庄家都在境外，郑英杰作为代理人，赚的是“水钱”，也就是他收到的所有赌资的提成，这个比例是千分之十一。这是很可观的，以4月9日当晚1288万算的话，他可以拿到141680元。每周组织一次的话，他一年能够提成多少？这个量是很大的，这也是他近年来暴富的根本原因。当然，像张润生这样的下线等也有提成，但并不由郑英杰出，也是境外庄家出。所以，郑英杰是稳赚不赔的。
但人的欲望是永远满足不了的，随着在这里混的时间长了，郑英杰自然能够摸出这其中的一些生财门道来。这个门道不是别的，就是自己坐庄，这样赚的钱更多。当然，这里面的风险也是很大的，庄家虽说赚的时候多赔的时候少，但只要是赔了，那个数字也是很大的，郑英杰虽说是赚了些钱，但还没有到敢坐庄的时候，所以他要想操纵整个赌盘，必须要有一个经济实力很强的人做后盾，也就是潘友良这样的人。有这种人参加他们才敢自己私下里操纵赌盘，他们内部的术语把这种私下操纵的行为叫“杀球”。
既然有实力就可以坐庄赌球，那为什么非要通过境外的赌球公司呢？其实不然，这里面存在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赌球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参赌的人认为境外的赌球公司有实力，自己赢了球有保障，能够拿得到赢的钱，没有赌徒会相信私人班子操纵的赌盘；第二个因素是技术因素，一般赌的场次以欧洲五大联赛居多，这些比赛都在双休日的晚上进行，而这个时间内，国内现场转播的场次很少，一般不会超过10场，而赌徒下了谁的注就要看谁的比赛，这只有境外的赌球公司能够提供，而要看到这些比赛只能通过网络，而网址只有境内的代理人才知道，何况还需要密码才能打得开，所以就是潘友良这类人想坐庄，没有与郑英杰这种代理人联手也是不行的。
郑英杰也知道自己在这一行做不长，所以他现在“杀球”是越杀越大。和潘友良、张润生的这次合作，郑英杰就向境外申请了两个下注平台，这两个平台最高投注额可以下到5800万元。那么，他们是如何操作“杀球”呢？郑英杰让张玉旭对网站进行了屏蔽，把其中一个3000万的平台单立了出来，这个平台上的投注，实际上没有报到境外的赌球公司，完全是由他们操作了，这之中如果赚到了利润，当然该他们得，如果亏了，当然也该他们拿钱出来赔给下注的赌徒。如果一切顺利，下面下注的赌徒是不会知道自己投的钱并没有经过境外赌球公司的。
这个平台就是他们“杀球”的平台，赚的钱按比例进行分配。潘友良得50%，郑英杰、张润生各占25%；当然，赔了也按这个比例拿钱赔给下面的赌徒。
要想赚到钱，他们就必须在网络提供的信息上做手脚。境外的赌球公司会提供各类参考和下注的种类等等，郑英杰他们会把这些信息进行篡改，误导赌徒按自己设计的方式投注，这样赌徒当然只能输多赢少了。
然而这晚上却出了问题。张玉旭带的一部手提电脑出了故障，几次更改的数据都没能改过来，郑英杰急得几次强行断线，下面的赌徒看不到信息，一晚电话不断，指責他们是不是做了假，后来，赌徒干脆反着来，故意投反注，这么下来比赛完一算账，他们“杀球”的这个平台里共投注800多万元，他们亏了78万。
这是马上要给钱的。潘友良和张润生傻了眼，他们认为是郑英杰在技术上出问题导致的，所以他们两人认为这笔钱应该由郑英杰来出。郑英杰并没推托，竟一口答应下来。潘、张二人觉得郑英杰是个很讲义气的人，以后还可以继续合作，所以大家在房间里并没有什么翻脸的事发生，反而有说有笑，只等着郑英杰的钱到账了。
潘、张两人不知的是，郑英杰要老辣的多。整个晚上他可以拿提成10多万，当第一次出故障后，郑英杰就感到不妙，很有可能要输，于是他暗暗与境外的老板进行了联系，自己投了几个大注，这几注都赢了，他赚了50多万。还有一点，在另一个要交境外的平台中，共投注400多万元，郑英杰凭几年来的经验，又做了几个手脚，从中截流赚了10多万。这样算下来，就是78万都该他出，他还赚了几万，所以他很爽快地答应下来。而潘、张二人还蒙在鼓里。
郑英杰赚的钱不便当着潘、张二人结，于是他就打了个电话让广西的朋友帮忙。没想到他没跟朋友说清楚，朋友的好心“误会”，结果把他给卖了。
4月11日，郑英杰、潘友良、张润生、张玉旭等四人被桥口区公安分局以涉嫌赌博罪刑事拘留。4月27日，四人被桥口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