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对教育的话题永不厌倦，事实上他根本无心谈其他。他对教育的兴奋劲已经持续十多年，要是算上求学和教学，已经有大半辈子。作为官员，人们不太记得他的政绩，却总将他的名字和“新教育”联系在一起，好像他更应该是教育者。
　　从苏州市副市长到民进中央副主席，他的工作都与教育有关：副市长时分管教育和文化；作为70%教育界人士的“教育党”副主席，朱永新喜欢提及民进创始人、第一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和前主席叶圣陶。
　　“我这一生跟教育始终没有断过缘分，从读书开始。”入读江苏师范学院师范专业政教系，三年级时，因为学校缺教育学老师，中途到上海学教育学，学完回校直接任教。
　　1999年，在苏州市副市长任上的朱永新还怀着著书立说的书生梦想。《管理大师德鲁克》中的一句话触动了他：“仅仅凭自己的著作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你能够改变和影响人们的生活。”还陶醉在写作中的朱永新恍然顿悟：书写再多没有人看，不能改变生活。
　　“于是1999年到了湖塘桥小学，2000年出版了《我的教育理想》，我把它看成是新教育诞生的标本，在里面描绘了我的理想教育蓝图。”
　　“一旦走进去，的确跟在大学里写书、做研究，完全不一样的风景。”朱永新真切感受到：一个好的理论，的确可以改变老师，改变孩子，改变学校。
　　朱永新在《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的自序中说起不堪的童年：“我本来是不善言辞的人，更谈不上讲演了。小学时候，我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结巴。”
　　出生于教师家庭，父亲是小学老师，后来是小学校长，聋哑学校校长，得过“全国模范教师”称号。2006年，正在北京领取“中国十大教育英才”奖的朱永新，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
　　在追思中，他意识到父亲对他的影响。从小学一年级起，父亲就给他安排了一项功课：每天早上5：30准时把他从床上拖起来临摹柳公帖，一天不落。“虽没成书法家，却让我养成并保持至今的一个好习惯——睁眼即起。当人们还在梦中酣睡，我已挑灯早读了；当人们起床洗漱时，我已工作两个多小时了。”
　　轮到朱永新为人父时，女儿朱墨首当其冲成为他理想的“小白鼠”。女儿上学时，新教育刚刚起步，“新教育一些很重要的理念，在她身上都有体现。她小学毕业时写了一本书叫《老虎拉车我敢坐》，写她的小学生活；初中毕业写了一本《我和老爸是哥们》；等到高中毕业就一下子写了三本，还有一本长篇小说《梦之队》，一篇游记《背起行囊走天下》。”如今女儿已是复旦大学文学博士。
　　“你看，我的生活和教育交织太深，分不清。”心宽体胖的朱永新，看起来对这样的人生别无他求。

“幸福完整的生活”

　　人物周刊：如何理解“教育是一种幸福完整的生活”？
　　朱永新：幸福当然很好理解。我觉得现在的教育不给人带来幸福，所有人都感到很烦恼，但教育本来应该是一件最幸福的事，孩子们在一起，团队生活，嬉戏玩乐，比一个人在家里要幸福。读书求知是一种惊奇、挑战，它也应该是很幸福的。师生之间的交往，同伴之间的交流，也应该是很幸福的。所以你想不通为什么教育变成了烦恼。所以，我们要把幸福还给孩子，因为没有幸福的童年，就不会有幸福的人生。老师没有教育的幸福感，就不会好好教孩子。所以应该把幸福还给教师和孩子。
　　所谓完整，也是针对当下教育的，因为它是分数的教育、考试的教育，是不完整的。好的教育，应该是身心灵完整的统一。这不是过去所讲的全面发展，我们是打着全面发展的幌子，干着全面不发展的勾当。全面发展是指在身心灵全面发展上的个性发展，帮助每个孩子成为自己，成为自己的前提恰恰是全面完整。
　　要把学校办成一个汇聚美好事物的中心，在学校里把世界的美好和精彩呈现出来，学生才能在里面找到自我。现在只给他呈现知识、分数，他就永远是一个分数的英雄，学生也永远找不到自己。这就是新教育归结的一种幸福完整的生活。
　　人物周刊：十多年过去，您在全国做过的一系列新教育实验、效果如何？
　　朱永新：一个好的教育理念必须到课堂里去，到课程里去。新教育的晨诵午读暮省，新教育的童话剧，新教育的教师发展……从2006年开始，差不多每年都要推出一个新的理念和课程。
　　在全国最领先的是两个理论，一是生命叙事理论，一是专业发展理论。生命叙事理论把教师的生命看成一个故事，好的老师能把故事变成传奇；专业发展，就是专业阅读，站在大师的肩膀上前行；专业写作，教师要专业写作。
　　我曾经办过朱永新成功保险公司，就是讲教师写作的问题，站在自己的肩膀上攀升。因为写作是思考的真正开始，没有写作是没有真正地思考。每天写1000字，我保证老师能与心目中的偶像比肩，甚至超越他们。
　　人物周刊：新教育实验听起来像田园诗一样，但学生终究要去应对考试和分数的现实。
　　朱永新：很多人都担心这个问题，我说根本不用去担心，新教育一直都不追求分数，但是新教育一定会有好的分数，好的分数是对新教育额外的奖赏。
　　书香校园活动，学生有大量的阅读，在这基础上，他的思维能力、理解能力比别人要强很多。中央电视台评选十大读书少年，今年是我最喜欢的一本课外书，30个候选人，全国海选，最后17个是新教育的孩子。十大读书少年里，有6个是新教育的孩子。虽然听起来偶然，但还是能说明问题的。
　　教育的确是需要提升全民的素质，为什么全民讨论，就是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问题。全社会共同成为了“反教育”的力量。

“新教育要做减法”

　　人物周刊：因为您的官方身份，让新教育更容易推行？
　　朱永新：还是大家对变革的需要，在中国尽管很困难，但大家还是在追求新的变革。
　　困难很多，因为是民间的教育变革，很少依靠行政的力量。最大的困难是人才。要推广这个理念，光靠我一个人不行，我还有这么多的行政事务，所以最初我周一到周五，在给政府打工，周六和周日为新教育打工。全国各地去推广，现在基本上不需要推广宣传大家都知道了，人家就找上门来。
　　规模大了后，最大的问题是课程资源跟不上，照理应该在所有的学科都有新教育的课程，但现在还不成体系，研发力量还不够。人才背后的问题就是资金问题，新教育一直是个公益事业，没有跟实验学校收一分钱，这样一来就涉及到谁埋单。我自己会捐一点，通过稿费、演讲费，但还是杯水车薪。在新教育团队全脱产工作的就有十几人。要支撑这些人，一年没一两百万没法运转。我们就专门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来支持新教育的研究和推广，成立了研究院。
　　人物周刊：说到底，新教育还得依托于传统学校，只是抢占其中的一小部分？
　　朱永新：有人建议严格地把它称为科学实验，就是实验班和对照班，或者实验校和对照校。这样做有实验数据出来，可以证明新教育有没有效果。但我跟他们说不需要证明，因为我所做的东西，并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发明，而是我们几千年来教育里最精彩、最有效的东西，比如阅读，书香校园建设，学生在大量阅读以后，他的发展是肯定不用说的。老师也是这样，目前全国最优秀的团队，基本都在新教育。全国所有的重要奖项，比如《中国教育报》每年评的推动中国教育的十大优秀教师，最近七八年，都有新教育的老师，多的时候，候选人有6个。全国有一千四百多万教师，每年1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新教育的老师，说明新教育的老师在全国是成长最快的。老师成长，自然学生就会成长。
　　所以新教育的成效是很清晰的，不需要去做一个专门的科学实验和报告。
　　人物周刊：新教育对老师和学生的考核不会与应试教育的考核产生矛盾吗？
　　朱永新：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所以新教育不能只做加法，要做减法，本身课堂要进行变革，比如语文课，一些优秀的新教育老师，他一般用一个月时间，把语文课上完了，然后有较多时间去做其他事情。全面变革，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下，还是有难度的，需要智慧，做不了减法，也就做不了加法。

“做官方教育改革的样本”

　　人物周刊：您做这么多年民间教育改革，有没有考虑过从制度层面上做一些努力？
　　朱永新：这个建议我不断都在提。有一个做文化产业的作家，去年参加全国新教育大会，非常感动，掉眼泪，最后在闭幕式上，当场给我们捐了100万。他说：我从现在开始每年捐百万给新教育，总有一天，“新教育”会从3个字变成4个字，那就是：中国教育。
　　行政上的推动，现在全国有三十多个地方政府在和我们合作。但教育部门基本上就是一个消防队，各种问题不断出来，他们不断疲于应对，所以总是缺乏一个整体的对教育改革的思考。教育中长期纲要虽然有了一个计划，还是缺乏宏观方向：中国教育到底该怎么变，用什么样的价值去引领？都没有。这是大问题。
　　如果变成一个国家行为，那整个课程研发，就要对所有的课程有详尽考虑。
　　比如小学，尤其三年级前，应该是以艺术和体育为主体的教育活动，因为那时候孩子是一个艺术的孩子，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店。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课程，新教育目前还没有这个精力，如果政府来，就比较容易些。
　　人物周刊：所以您有这样一种构想，或者是一种野心，给国家教育体制改革提供一个模本？
　　朱永新：这本来就是我们的目标。新教育两大目标，或者愿景，一是成为中国素质教育的样本，到底怎么变，怎么改，我们在做规范。
　　新教育的每月一事，就是在新教育学校里，每个月做一件事情，每件事情后面有一个价值观。不闯红灯背后是如何面对规则，通过这件事让学生懂得规则的意义，从规则到法律，一套体系在不同年级，不同的设计。
　　现在对民间教育改革关注得不够，从媒体到教育部。我觉得真正的智慧在民间。中国最穷的乡村小学，山西绛县，每天从一首诗开始，中午孩子们一起阅读，闾丘露薇说，如果所有乡村教育都这样，中国教育就变了。所以就去做一两件事情，比去唱京剧，跑步，有价值得多。
　　所以我们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成为中国素质教育的一面旗帜，实际上也是中国素质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此外，还要打造中国本土新教育学派，过去的教育都是把西方的拿来，把苏联的拿来，把美国的拿来，没有自己的东西，我希望有中国本土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探索。
　　人物周刊：一旦加入考核标准，新教育会不会偏离您所期望的方向？
　　朱永新：当然，任何改革，一旦模式化，肯定会产生这样的问题，用考试考核作为管理的惟一路径，肯定要走向弊端，所以我们现在是底线加榜样的管理模式，不是通过考核。底线，比如要求老师每月共同读一本书，这就是底线。好老师就是榜样。让榜样来带动底线。没底线是不行的，人都是有惰性的，对老师还是要提一些基本的要求，但是不能用考核去严格限制，我们用榜样来说话、来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