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已于4月8日落下帷幕。过去的3天，来自世界各国的与会嘉宾齐聚中国海南琼州小镇博鳌，围绕“革新、责任、合作：亚洲寻求共同发展”这一主题展开了一场头脑风暴。虽然博鳌是一个非官方、非营利的民间论坛，但却拥有着史上空前的嘉宾阵容。本届论坛迎来13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出席；54场专题讨论的议题立足亚洲、面向世界；1470多名代表深入交流，就热点话题交换意见。
　　试图通过博鳌样本了解中国政经的发展方向，恐怕是这些重量级嘉宾不辞辛劳汇聚于此的重要原因。当然，一睹中国新任国家主席的风采也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原因。


　　国家主席的两次讲话
　　在7日上午的年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题为《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习近平讲到了亚洲在世界经济复苏中的重要地位，也强调了亚洲的头等大事是：需要乘势而上，转型升级和发展。最重要的是，习近平强调了中国的和平愿望与意图。习近平希望向参会的亚洲国家发出强有力的信号——亚洲合作需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8日，习近平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习近平首先对他们说，企业家是创造就业和财富的重要力量，是促进发展和合作的生力军，也是参与论坛活动的主体。习近平强调，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广阔，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坚定不移地奉行对外开放政策，继续为外国企业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条件，中国的发展将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说，中国发展形势总体是好的，中国在今后相当长时期仍处于发展上升期，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会带来巨大国内市场空间，社会生产力基础雄厚，生产要素综合优势明显，体制机制正不断完善。中国将把推动发展的着力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下大气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
　　民营企业难在哪里？
　　虽然习近平在4月7日上午的主旨演讲被视为博鳌论坛的“开幕演说”，但是年会的议程从4月5日晚已经开始。在这几天的议程中，民营企业圆桌论坛以及政府与市场等多项议题中，中国的民营企业成为主角。民营企业面临的宏观环境、机遇和挑战以及与政府之间的暧昧和博弈，成为讨论的重点和焦点。
　　其实，关于民企生存的话题早已不新鲜，正如与会嘉宾、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所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但相关的政策体制障碍一直没有破除，至今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进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还面临着比较严重的“玻璃门”现象。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在论坛上表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私营部门。目前中国民营企业存在很多机遇，但更多的是挑战。这些挑战来自于投资环境和企业自身。市场准入难、社会负担重、融资困难和权益保障不够是当前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主要挑战。博鳌论坛上发布的《小微企业融资发展报告：中国现状及亚洲实践》报告对全国1000余家小微企业融资情况调查后发现，相比小贷、担保公司，五成以上企业认为银行借贷成本“最高”，民企承受了包括存贷挂钩、要求购买理财产品、贷款到位时间长等隐形成本；小微企业中应收账款和存货抵押的使用率仅为5%，再加上矿业权尚未出台统一性抵押登记办法、林权权属关系复杂、农村土地类抵押遭法律障碍等，小微企业新型融资渠道处处碰壁。
　　不过，民营企业自身也面临着问题。与会嘉宾、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指出，中国有民营企业千万户，注册资本金却只有31万亿元，意味着平均规模极小，每家只有300万到400万。企业在经营方式上也显得粗放、竞争手段低级，“许多企业只会打个价格战，弄得自相残杀，一地鸡毛。”
　　在实体经济中实现了原始积累的中国民营企业主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了回报率更高的虚拟经济行业。在成本增加、需求低迷、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环境下，资金正从实体经济向房产、证券、金融行业转移，短暂的投机行为不断上演。曾令国人骄傲的“中国制造”正面临着无人坚守的隐忧。
　　博鳌论坛嘉宾、德勤全球常务董事罗格·达森认为，这种趋势对实体经济构成的风险是必然的。一方面，没有人能预测金融行业和房地产业这种高收益到底能繁荣多久。另一方面，企业若要加强国际竞争力，实现做大做强，必须长期在实业上谋求创新。
　　不过，虽然问题犹存，我们却无法忽视民营企业的整体力量，2012年，中国民营企业占到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总量的62%，占中国上市企业总量的一半，贡献了中国GDP的60%。中国民营企业数量已达1080万户，为中国城镇提供近八成就业岗位，其中的佼佼者也开始步入世界前列。2012年，纺织企业山东魏桥和汽车制造企业浙江吉利等五家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比2011年多了两家，且整体排名前进不少。
　　或许是趁着新政的蜜月期，民营企业以及坊间舆论对新政充满了期待。很多参会者都希望新一届的政府能够采取措施，释放改革红利，为民营企业的生存创造更加适宜的环境。
　　如何释放改革红利？
　　对于此项议题的讨论或许是本次博鳌论坛里最为激烈、最有冲突性的一场。很多企业家和学者对政府的谏言尤其不留情面。多位学者表示，打破垄断、推进国企改革应是中国改革的一项迫切议程，同时也是释放新的制度红利的必要前提。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表示，中国需要释放新的制度红利，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个前提是打破垄断，包括国有企业的垄断，清除很多行政管理和控制，鼓励形成自由、平等竞争的环境，鼓励新的思想不断涌现出来，使我们的经济走向下一个发展进程。
　　樊纲说，作为经济学家，我们经常感觉政府在经济改革上滞后，而花了更多的精力在政治和反腐方面。在樊纲看来，制度红利就是效率的改进。“对中国来说，我们如何能够改进效率，比如资源使用的效率、能源的效率，如何防止进一步污染等等，这些都非常重要。” 　　张维迎认为政府对企业投资的审批权应该彻底废除，因为在对市场的判断力上，企业家远远优于政府。“现在很多产业产能过剩，都是政府主导的结果，但产能过剩，反过来又给政府继续操纵产业提供了口实。”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李剑阁说，如果所有人都按照政府规划走，必然出现产业趋同、重复建设、无效竞争，很多政府主导的产业战略事后看都是错的。“前年政府鼓励新能源、光伏产业，去年政府工作报告又说严格限制光伏产业，两年都是政府说的，你听谁的？”
　　广东省佛山市委书记李贻伟则提供了一种官方的视角。他说，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上有考核指标，但在扶植民企上则没有指标，“请大家不要怪我们，并非我们崇洋媚外”。他坦陈，长期坐在办公室里的公务员，很难了解民营企业家面对的压力和风险，所以民企必须做大，政府才能厚爱三分。但他对自己辖内的民企生存环境颇感得意：“佛山民营企业经常是出去了，又回来了，因为觉得在佛山这个地方不需要找太多关系。春节的时候不需要红包，摆酒不需要随礼。”
　　在回答一位听众关于“政府到底掐得多紧，民营企业到底有多难受”的问题时，李贻伟竟然当场道歉：“政府像我一样，做得满头白发，也都蛮努力的。我到国外问，他们说企业的事不关我们的事。所以我们政府实际上内心想做好，有时候没有做好，对不起。”
　　杉杉集团董事长郑永刚认为，是时候取消企业身上的各种“成分”了。他说，就和改革开放之后，取消家庭成分、个人出身，极大促进了中国社会进步一样，取消企业成分，才能让企业充分释放活力。他说，民营企业未来每年将拿出40万亿至50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对于民营企业而言，今后主要不是为没有投资领域发愁，而是要为自己有无投资发展的实力发愁。”
　　研究中国民营企业多年的保育钧则认为，在中共十二大之前，民营企业在中国还不合法，所以民营企业还是要自己争取权益，“没有神仙皇帝，一切靠自己。”
　　企业家应主动推动变革
　　海南航空董事长陈峰说自己爱讲一句话就是，人日子一好过，魄力就不大了。他认为改革需要等到时机，“只有社会发展到一个阶段，我们用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提出建议，大家用社会力量来改革，这才可以”。他认为光靠企业家不行，企业家在中国文化里是草根、江湖人。“我始终乐观地等待着国家的各项改革，这种改革是一定会到来，而且它必然会推动经济的改革发展。”
　　张维迎却希望企业家能够主动地推动变革。他担心的就是很多人谈改革，实际上是想维护特权。他说：“西方特权也是被众多企业家摧毁的。1830年代，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特权正是由许多企业不断状告而最终取消的。因此，创造更好环境，每位企业家都有责任。”
　　民企自身在推动环境改善上当然也大有作为。杉杉集团董事长郑永刚现身说法，近年来杉杉集团所投资的多家商业银行努力开拓小企业市场，但他很快发现许多小企业并不争气，“连财务报表都没有，银行有心服务，小企业却把自己的路给堵死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则以美国独立革命为例，呼吁“少数人”的警醒。他说，独立革命开始时，北美领导人并未进行全民公决，他们是少数派，但坚信独立是正确的决定，进而推动了历史。
　　他说：“如果中国一直要消极地等待到所有的人，包括持有同样想法的更多私营企业的产生，等到这一步再来变的话，这是让我感到担心的。我觉得中国人应该有权利认为自己能够在更广泛层面去参与，在他们职业当中、事业当中应该有更大独立性，他们应该有这种想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