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革命后，继续爆发出一连串的抗议示威。反政府的、争取自由的、要涨工资的、不满官僚的，诉求多种多样。在首都开罗，抗议示威几乎成了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
　　“我要每天去看一起抗议示威！”话音刚落地，我就后悔了。
　　第一天，我们听说在举世闻名的“埃及博物馆”外会有一起抗议活动。但是，穿过开罗拥堵的车流，总算赶到现场，一看，抗议已经结束了。
　　我心想，完了。项目刚一开头，看来就要落空。
　　但是在开罗，我真没有必要如此沮丧。打道回府，在阿盟（阿拉伯国家联盟）大楼外，我们看到一小群人聚集在那里。
　　他们说：“我们就要开始抗议了。”人群拉起横幅，高呼口号，反对欧洲U21（21岁以下）足球锦标赛在以色列举行。
　　大批记者蜂拥而来。最后，记者的人数远远超过抗议者。
　　第二天，听到有报道说，机场要有抗议。这次搞活动的是机场工作人员。因为，此前一天，海关官员因不满工作条件示威，之后拿到了更好的待遇。但是这一次，15名抗议者因为阻挡跑道被拘留。
　　不过后来，我们又在开罗市中心看到另外一起更“高调”的示威活动。
　　一小伙人聚集在法院外，要求释放因为“侮辱”埃及总统被判罪的活动人士。这名活动人士在一次电视节目中称穆尔西总统（发文时，穆尔西已经被埃及军方罢黜软禁）是“杀人犯”，因为有抗议者在反政府示威中被打死。
　　外部世界通常看到的都是这类抗议活动。暴力对抗、催泪瓦斯、投掷石块，有时候，还包括死亡。
　　但是，埃及人新近获得的这种“爱上街”的特性还有更深的含义。
　　2006年，上一次在这里做驻外记者期间，我记得，有一次去报道反对穆巴拉克总统的一起小型示威活动。抗议持续还不到5分钟，就来了一群被雇来的打手，殴打驱散示威者。
　　革命中，有那么多埃及人为了在受压迫时能有一个表述的机会献出了生命。现在，埃及人岂能轻易接受被噤声？
　　第三天，我们就看到了证据。开罗穷人聚居区的居民等着从政府办公室领取住房文件，左等右等，最后，官僚办事速度之慢让他们忍无可忍。人群先是在外面抗议，然后冲进了办公楼。
　　同一天，开罗南部的教师也在抗议。教师威胁说，不给他们签永久合同，就别想把考卷送入自己的学校。
　　第四天，我们看到有几千人聚集在一座清真寺外，表达与巴勒斯坦人的团结一心。示威者朝着不远处的“无名战士墓”方向游行，引起严重堵车。但是，我并没有看到开车的人抱怨。现在的开罗就是这个样。
　　有些抗议几乎成了半永久性的。
　　第五天，我们去走访了一伙示威者，他们在内政部外安营扎寨已经进入第104天。
　　瓦利德·胡斯尼（Walid Hosni）上尉在帐篷中说，他是警察，他要求当局允许他留大胡子。现在在埃及，警察不准留大胡子。
　　看起来，示威的愿望已经普及到埃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第六天，从位于扎马雷克（Zamalek）富人区的办公室步行回家，我看到一起非常扎马雷克风格的抗议活动。示威的人穿着得体、打扮精心，主要是演员、作家和知识分子。
　　女演员萨拉赫（Muataza Salah）告诉我，他们反对之前执政的穆斯林兄弟会对艺术的态度。“我们要说的是，我们才拥有文化，而不是政府。”
　　她还说：“他们不能告诉我们演什么戏、唱什么歌、跳什么舞、出什么书。我们的舞台就在那里、就在大街上。”
　　原本我以为，最后一关可能要摔跟头。
　　第七天，我们没有找到任何一起抗议示威。
　　不过后来，一群老人突然决定，占领位于开罗市中心塔利特·哈布（Talaat Harb Square）广场的中央小岛，要求提高退休金。
　　一名高龄80岁的老者告诉我说，达不到目的，绝不叫停。
　　这是不是标志着，一个患病的社会，最后把所有的病症——埃及确实有许多病症——都亮出来了呢？
　　或许，这是埃及社会更加健康的一个新标志？
　　我要说的是，经历了这次“7天游”，我更加钦佩那些对某一问题充满热情、坚决要让世界听到自己声音的人。
　　我想，把开罗叫做“世界抗议之都”之一，许多埃及人可能还会颇感自豪。他们可能永远都不想放弃自己上街的权力了。（编辑/唐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