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清末民初，上海滩流传一句话，叫做“上海道台一颗印，不如朱葆三一封信。”朱葆三从一个五金店学徒发展成为拥有金融、工业、外贸、航运、保险等巨大企业体系的资本家；又从一个普通老板发展成为孙中山旗帜下的对辛亥革命立过功劳的沪军都督府的财政部长。
他身上反映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中国资本家阶级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动统治势力下典型的特征和弱点，然而，他又是对发展中国近代经济、促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组织近代商会，乃至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起过重要作用的关键人物。
经营五金起家的
上海滩商界巨头
朱葆三（葆珊），浙江黄岩人，1848年3月11日（清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初七）生于乍浦，其父朱祥麟在清政府任绿营平湖县乍浦都司（分领营兵的低级军官）。
朱葆三14岁那年，父亲患了重病，家境顿趋贫困，其母方氏托人把他带到上海，介绍在一家“协记”吃食五金店（出售罐头食品和小五金的商店）里学做生意。他离家时随身只带了1只旧竹箱和1床旧铺盖。一个刚从宁波乡下出来的14岁穷孩子，他的生活起步是艰难的。
学徒生活很苦、很累，可是朱葆三勤奋好学，自己学习珠算、记账，阅读商业尺牍。当时上海华、洋商人杂处，洋人势力很大，和洋人做生意会讲几句“洋泾浜”英语很有用处。“协记”邻近的一家商店，有个家境比较富裕的学徒，每天上夜校补习英语。朱葆三付不起学费，就拜这个学徒做小先生，把每月店中发的5角钱月规钱省下来给小先生作学费学英语，朱葆三的“洋泾浜”英语就是这样学会的。
“协记”店对这个学徒另眼相看，因为朱葆三勤快、敏捷、好学，确实与其他学徒不同，他17岁那年，“协记”总账房去世，店东嘱咐经理把总账房和营业主任的职务交由朱葆三担任。3年后，经理也去世了，店东觉得朱葆三为人可靠，帮店里赚了不少钱，请他继任经理。朱葆三从学徒升任经理，只经历了7年，其时才21岁。几年后，店东也去世了，“协记”歇业，朱葆三利用在“协记”历年分得的红利和额外酬金，在1878年（清光绪四年），找到一间位于上海新开河的店面，自己开设慎裕五金号，专营大五金。这与原来工作的吃食五金店的气派迥然不同。他经营五金是行家里手，挑选的职员一个个都是有用之才，慎裕五金号的生意很快发达起来。
出任中国最早新式银行
的股东和总董
朱葆三不但善于经商，而且善于结交朋友。他和清末上海著名资本家叶澄衷结为至友。叶澄衷是浙江镇海人，14岁到上海，初为杂货店店员，后在上海黄浦江上驾一艘舢板，靠向外国兵舰和轮船兜售日常用品和副食品而发迹。他开设了一家老顺记五金店，又经销美孚火油，从中积累了巨额资本，投资于房地产、钱庄和船舶运输业务，还创办了澄衷学堂。
叶澄衷比朱葆三大8岁，老顺记五金店比慎裕五金号开设要早16年，叶澄衷的发迹历程对朱葆三是有影响的。朱葆三的慎裕五金号从新开河迁到福州路13号大楼，从经营五金机器进口业务，进而投资金融、航运、保险等事业，也与叶澄衷类似。朱葆三是清末继叶澄衷之后，通过经营五金进口业起家而成为上海金融、实业界领袖人物的另一个传奇人物。
朱葆三另一个兄弟之交是袁树勋，湖南湘潭人，袁曾在上海县署中任主簿，与朱来往很密切。20世纪初，袁步步高升，出任江苏按察使、民政部左侍郎、山东巡抚，1909年又升任两广总督。当时，朱葆三已成为商界巨子。袁树勋任苏松太道时，朱葆三曾推荐顾晴川（北洋政府和后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顾维钧的父亲，与朱葆三是莫逆之交，在朱的慎裕五金号当总账房）去担任道台衙门的会计员并司出纳银库。当时，苏松太道经手“庚子赔款”，“庚款”是以各通商口岸海关关税等收入作付款担保的。朱葆三通过袁树勋身边的顾晴川经手这笔在未交给上海口海关前，先由上海道库暂行保管的巨额赔款，拆放到上海钱庄里去生息。袁树勋上交的利息以一般官利计算，而钱庄拆息较官利为高，中间的差额就是他们的好处。
袁树勋任苏松太道任期最长，所以宦囊之肥也为他先后各任所不及，而朱葆三的慎裕五金号也就因此成为上海各钱庄要求拆款的对象。每天清晨，福州路慎裕五金号二楼会客室坐满了上海各钱庄的“阿大先生”（经理），等候朱葆三拆放“头寸”，慎裕五金号由于“庚款”成了当时掌握对各钱庄拆放权的“领袖”钱庄。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中国最早的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朱葆三是这家银行的股东和总董。同时，他还与李云书等人创设了东方轮船公司。据不完全统计。进入20世纪以后，朱葆三先后投资的企业有：1905年，上海大有榨油厂、同利机器纺织麻袋厂、大达轮船公司、华兴水火保险公司；1906年，江苏海洲赣丰饼油厂、上海中兴面粉厂、宁波和丰沙厂、广州自来水厂、汉口暨济水电公司；1907年，浙江兴业银行；1908年，四明商业储蓄银行；1909年，宁波轮船公司、华安合群保寿公司。
协助陈其美策反
姜国梁倒向同盟会
1904年，上海商务总会成立后，资本家阶级有了代表他们利益的重要社会团体。1905年5月，上海掀起了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虐待华工的反美爱国运动。同年7月21日，上海商务总会开会讨论抵制美货，会上许多代表签名不订美货，朱葆三、丁钦斋代表洋广五金业签名。商务总会总理曾铸发出电稿，号召全国35埠工商界实行抵制美货。
1910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夕，上海商务总会、上海城自治公所、上海商团公会的一些领袖人物，已逐渐察觉清政府所谓“君主立宪”是个骗局，从而不同程度地对革命党人的活动表示同情和支持。当时上海驻有清军5个巡防营，3个营驻高昌庙、南市、闸北和浦东，2个营驻守吴淞和狮子林，共计约1200多人，枪支弹药配备充足，是一支火力相当强的武装。巡防营统领兼吴淞炮台总台官为姜国梁。陈其美通过姜的贵州同乡、世交周南陔进行联络、策反，要求姜“完全接受同盟会的调度指挥”，并安排由一位姓杨的商人出面请客，应邀出席宴会的有：陈其美、朱葆三、姜国梁、李平书、王一亭、吴怀疚和周南陔等人，席间大家在言词之间一致赞成革命，经此一番宴请，巡防营统领兼吴淞炮台总台官姜国梁坚定了倒向同盟会的决心。
1911年11月3日，上海起义前夕，清政府南京督署电示上海道台：“上海革命起事，商团尽叛。已命南京、松江两地进兵。无论革命党、商团，擒获者，全数正法。”朱葆三从道台刘燕翼处获悉这个消息后，立即潜往商团司令部告诉李平书，随后，又偕同刘燕翼和上海知县田宝荣越墙逃避到租界洋务局，上海县城内清政府当局的文武官吏顿时群龙无首，也纷纷出逃。10时左右，商团火烧道、县衙署，各城楼均悬挂白旗和革命军旗，城门由起义军把守，任人出入，城中满街张贴起义军告示，上海城未经战斗就被商团占领，只有据守江南制造局的张士珩顽抗，当晚由杨谱笙、高子白率敢死队及商团对该局强攻，终于得到制造局工人的内应，拆墙从后面攻入，张士珩逃走，遂即宣告上海光复。
出任沪军都督府的财政部长
1911年11月6日，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任都督，都督府司令部长由陈其美兼任，钮永建任军务部长，伍廷芳为外交部长，李平书为民政部长，王一亭为交通部长，毛仲芳为海军部长。财政部长原为沈缦云，1个月后，沈缦云因急需赴南洋群岛劝募饷捐，呈请辞职。为此，沪军都督会同上海各界人士开会，公举朱葆三继任。
朱葆三以“不苛捐、不滥费、不挠权”3个条件相约然后受职。
这时，上海光复不久，商业凋敝，金融恐慌，各项原订赋税又因庆祝上海光复概予豁免，大宗款项全无着落，海关关税收入又须数解缴苏省（上海当时隶属江苏省管辖）。而朱葆三任军政财政部长有三利：其一，朱葆三与上海中外银行以及钱庄有密切的联系；其二，朱葆三以讲究“做人的信义”为本，得到工商界大多数人的信赖；其三，公众认为朱葆三是有身价的人，不会营私舞弊。在当时的上海社会上，朱葆三的知名度也确实比沈缦云要高。
上海光复前，武昌起义军由于兵力与清军悬殊已陷于不利的处境，而上海的光复，不仅在财政、经济上，而且在军事上对辛亥起义的成败有重要意义。孙中山先生评价上海的革命战斗时指出：“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朱葆三此时出任上海都督府财政部长，正如他自己所述的那样：“设有疏虞，贻误非浅，万一兵士哗溃，责有攸归，一身不足惜其如大局何？”“垂念大局安危，关系至重。”为此，他就任以后，“兢兢业业，夙夜旁皇，勉尽天职，视事以来，不敢开支薪水车马，所聘顾问、参与，亦各同尽义务。”
为了解决上海光复后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沪军都督陈其美拟提用存于上海各钱庄的道库存款以应急需。但刘燕翼在避入租界后，于11月16日突然把之前存于各钱庄的道库的存折送交给比利时领事薛福德（各国驻沪领袖领事）保管，各国驻沪领事又借口尚未承认革命政府，不允许将存折交出，钱庄方面按照钱业章程，又坚持须凭折才能付款，双方因此相持不下。当时，钱业会总董为朱五楼，陈其美即以议事为名，把朱五楼软禁于闸北湖州会馆，经双方多次协商，决定对道库存款由财政部长朱葆三发给收据核收，以清政府沪道存在各钱庄款内抵付，如有外人干预，由沪军都督府承担，不使钱庄稍受亏累，由此可见，朱葆三在钱业界一言九鼎，享有很高的威望。所以上海滩当年流传“上海道台一颗印，不如朱葆三一封信”。
为了解决财政金融问题，1911年11月12日，沪军都督府发布“筹备设立中华银行告示”，随即由翁衡卿积极着手准备，并成立中华银行筹备组。1911年阴历十月初一日，中华民国开国后的第一家银行——中华银行正式成立，发行的军用钞票和公债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自港抵沪。半个月后，中华银行成立董事部和执行部。由孙中山任董事部总董，黄兴任副董，董事16人，其中有朱葆三、陈其美、李云书等。
中华银行发行军用钞票后，朱葆三为了上海军政费用急需，经手向外商、钱业以及工商业借款，以军用钞票作抵，以弥补每月用款恒逾百万之数。
1913年，孙中山因讨袁失败出国，政局骤变。中华银行于是年改组为中华商业银行，由上海南市迁入公共租界福州路13号慎裕五金号继续营业，由朱葆三任该行总董。
1926年夏令季节，时疫流行，朱葆三创办的上海时疫医院人满为患而经费短缺，朱冒暑亲往医院，劝募捐款，后终因年老气血俱衰，于是年9月2日在上海西外门外斜桥寓所去世，终年79岁，遗体归葬于定海城东郊。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破例第一次以中国人的名字命名一条马路——朱葆三路（今溪口路）。文
他身上反映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中国资本家阶级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动统治势力下典型的特征和弱点，然而，他又是对发展中国近代经济、促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组织近代商会，乃至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起过重要作用的关键人物。
经营五金起家的
上海滩商界巨头
朱葆三（葆珊），浙江黄岩人，1848年3月11日（清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初七）生于乍浦，其父朱祥麟在清政府任绿营平湖县乍浦都司（分领营兵的低级军官）。
朱葆三14岁那年，父亲患了重病，家境顿趋贫困，其母方氏托人把他带到上海，介绍在一家“协记”吃食五金店（出售罐头食品和小五金的商店）里学做生意。他离家时随身只带了1只旧竹箱和1床旧铺盖。一个刚从宁波乡下出来的14岁穷孩子，他的生活起步是艰难的。
学徒生活很苦、很累，可是朱葆三勤奋好学，自己学习珠算、记账，阅读商业尺牍。当时上海华、洋商人杂处，洋人势力很大，和洋人做生意会讲几句“洋泾浜”英语很有用处。“协记”邻近的一家商店，有个家境比较富裕的学徒，每天上夜校补习英语。朱葆三付不起学费，就拜这个学徒做小先生，把每月店中发的5角钱月规钱省下来给小先生作学费学英语，朱葆三的“洋泾浜”英语就是这样学会的。
“协记”店对这个学徒另眼相看，因为朱葆三勤快、敏捷、好学，确实与其他学徒不同，他17岁那年，“协记”总账房去世，店东嘱咐经理把总账房和营业主任的职务交由朱葆三担任。3年后，经理也去世了，店东觉得朱葆三为人可靠，帮店里赚了不少钱，请他继任经理。朱葆三从学徒升任经理，只经历了7年，其时才21岁。几年后，店东也去世了，“协记”歇业，朱葆三利用在“协记”历年分得的红利和额外酬金，在1878年（清光绪四年），找到一间位于上海新开河的店面，自己开设慎裕五金号，专营大五金。这与原来工作的吃食五金店的气派迥然不同。他经营五金是行家里手，挑选的职员一个个都是有用之才，慎裕五金号的生意很快发达起来。
出任中国最早新式银行
的股东和总董
朱葆三不但善于经商，而且善于结交朋友。他和清末上海著名资本家叶澄衷结为至友。叶澄衷是浙江镇海人，14岁到上海，初为杂货店店员，后在上海黄浦江上驾一艘舢板，靠向外国兵舰和轮船兜售日常用品和副食品而发迹。他开设了一家老顺记五金店，又经销美孚火油，从中积累了巨额资本，投资于房地产、钱庄和船舶运输业务，还创办了澄衷学堂。
叶澄衷比朱葆三大8岁，老顺记五金店比慎裕五金号开设要早16年，叶澄衷的发迹历程对朱葆三是有影响的。朱葆三的慎裕五金号从新开河迁到福州路13号大楼，从经营五金机器进口业务，进而投资金融、航运、保险等事业，也与叶澄衷类似。朱葆三是清末继叶澄衷之后，通过经营五金进口业起家而成为上海金融、实业界领袖人物的另一个传奇人物。
朱葆三另一个兄弟之交是袁树勋，湖南湘潭人，袁曾在上海县署中任主簿，与朱来往很密切。20世纪初，袁步步高升，出任江苏按察使、民政部左侍郎、山东巡抚，1909年又升任两广总督。当时，朱葆三已成为商界巨子。袁树勋任苏松太道时，朱葆三曾推荐顾晴川（北洋政府和后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顾维钧的父亲，与朱葆三是莫逆之交，在朱的慎裕五金号当总账房）去担任道台衙门的会计员并司出纳银库。当时，苏松太道经手“庚子赔款”，“庚款”是以各通商口岸海关关税等收入作付款担保的。朱葆三通过袁树勋身边的顾晴川经手这笔在未交给上海口海关前，先由上海道库暂行保管的巨额赔款，拆放到上海钱庄里去生息。袁树勋上交的利息以一般官利计算，而钱庄拆息较官利为高，中间的差额就是他们的好处。
袁树勋任苏松太道任期最长，所以宦囊之肥也为他先后各任所不及，而朱葆三的慎裕五金号也就因此成为上海各钱庄要求拆款的对象。每天清晨，福州路慎裕五金号二楼会客室坐满了上海各钱庄的“阿大先生”（经理），等候朱葆三拆放“头寸”，慎裕五金号由于“庚款”成了当时掌握对各钱庄拆放权的“领袖”钱庄。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中国最早的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朱葆三是这家银行的股东和总董。同时，他还与李云书等人创设了东方轮船公司。据不完全统计。进入20世纪以后，朱葆三先后投资的企业有：1905年，上海大有榨油厂、同利机器纺织麻袋厂、大达轮船公司、华兴水火保险公司；1906年，江苏海洲赣丰饼油厂、上海中兴面粉厂、宁波和丰沙厂、广州自来水厂、汉口暨济水电公司；1907年，浙江兴业银行；1908年，四明商业储蓄银行；1909年，宁波轮船公司、华安合群保寿公司。
协助陈其美策反
姜国梁倒向同盟会
1904年，上海商务总会成立后，资本家阶级有了代表他们利益的重要社会团体。1905年5月，上海掀起了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虐待华工的反美爱国运动。同年7月21日，上海商务总会开会讨论抵制美货，会上许多代表签名不订美货，朱葆三、丁钦斋代表洋广五金业签名。商务总会总理曾铸发出电稿，号召全国35埠工商界实行抵制美货。
1910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夕，上海商务总会、上海城自治公所、上海商团公会的一些领袖人物，已逐渐察觉清政府所谓“君主立宪”是个骗局，从而不同程度地对革命党人的活动表示同情和支持。当时上海驻有清军5个巡防营，3个营驻高昌庙、南市、闸北和浦东，2个营驻守吴淞和狮子林，共计约1200多人，枪支弹药配备充足，是一支火力相当强的武装。巡防营统领兼吴淞炮台总台官为姜国梁。陈其美通过姜的贵州同乡、世交周南陔进行联络、策反，要求姜“完全接受同盟会的调度指挥”，并安排由一位姓杨的商人出面请客，应邀出席宴会的有：陈其美、朱葆三、姜国梁、李平书、王一亭、吴怀疚和周南陔等人，席间大家在言词之间一致赞成革命，经此一番宴请，巡防营统领兼吴淞炮台总台官姜国梁坚定了倒向同盟会的决心。
1911年11月3日，上海起义前夕，清政府南京督署电示上海道台：“上海革命起事，商团尽叛。已命南京、松江两地进兵。无论革命党、商团，擒获者，全数正法。”朱葆三从道台刘燕翼处获悉这个消息后，立即潜往商团司令部告诉李平书，随后，又偕同刘燕翼和上海知县田宝荣越墙逃避到租界洋务局，上海县城内清政府当局的文武官吏顿时群龙无首，也纷纷出逃。10时左右，商团火烧道、县衙署，各城楼均悬挂白旗和革命军旗，城门由起义军把守，任人出入，城中满街张贴起义军告示，上海城未经战斗就被商团占领，只有据守江南制造局的张士珩顽抗，当晚由杨谱笙、高子白率敢死队及商团对该局强攻，终于得到制造局工人的内应，拆墙从后面攻入，张士珩逃走，遂即宣告上海光复。
出任沪军都督府的财政部长
1911年11月6日，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任都督，都督府司令部长由陈其美兼任，钮永建任军务部长，伍廷芳为外交部长，李平书为民政部长，王一亭为交通部长，毛仲芳为海军部长。财政部长原为沈缦云，1个月后，沈缦云因急需赴南洋群岛劝募饷捐，呈请辞职。为此，沪军都督会同上海各界人士开会，公举朱葆三继任。
朱葆三以“不苛捐、不滥费、不挠权”3个条件相约然后受职。
这时，上海光复不久，商业凋敝，金融恐慌，各项原订赋税又因庆祝上海光复概予豁免，大宗款项全无着落，海关关税收入又须数解缴苏省（上海当时隶属江苏省管辖）。而朱葆三任军政财政部长有三利：其一，朱葆三与上海中外银行以及钱庄有密切的联系；其二，朱葆三以讲究“做人的信义”为本，得到工商界大多数人的信赖；其三，公众认为朱葆三是有身价的人，不会营私舞弊。在当时的上海社会上，朱葆三的知名度也确实比沈缦云要高。
上海光复前，武昌起义军由于兵力与清军悬殊已陷于不利的处境，而上海的光复，不仅在财政、经济上，而且在军事上对辛亥起义的成败有重要意义。孙中山先生评价上海的革命战斗时指出：“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朱葆三此时出任上海都督府财政部长，正如他自己所述的那样：“设有疏虞，贻误非浅，万一兵士哗溃，责有攸归，一身不足惜其如大局何？”“垂念大局安危，关系至重。”为此，他就任以后，“兢兢业业，夙夜旁皇，勉尽天职，视事以来，不敢开支薪水车马，所聘顾问、参与，亦各同尽义务。”
为了解决上海光复后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沪军都督陈其美拟提用存于上海各钱庄的道库存款以应急需。但刘燕翼在避入租界后，于11月16日突然把之前存于各钱庄的道库的存折送交给比利时领事薛福德（各国驻沪领袖领事）保管，各国驻沪领事又借口尚未承认革命政府，不允许将存折交出，钱庄方面按照钱业章程，又坚持须凭折才能付款，双方因此相持不下。当时，钱业会总董为朱五楼，陈其美即以议事为名，把朱五楼软禁于闸北湖州会馆，经双方多次协商，决定对道库存款由财政部长朱葆三发给收据核收，以清政府沪道存在各钱庄款内抵付，如有外人干预，由沪军都督府承担，不使钱庄稍受亏累，由此可见，朱葆三在钱业界一言九鼎，享有很高的威望。所以上海滩当年流传“上海道台一颗印，不如朱葆三一封信”。
为了解决财政金融问题，1911年11月12日，沪军都督府发布“筹备设立中华银行告示”，随即由翁衡卿积极着手准备，并成立中华银行筹备组。1911年阴历十月初一日，中华民国开国后的第一家银行——中华银行正式成立，发行的军用钞票和公债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自港抵沪。半个月后，中华银行成立董事部和执行部。由孙中山任董事部总董，黄兴任副董，董事16人，其中有朱葆三、陈其美、李云书等。
中华银行发行军用钞票后，朱葆三为了上海军政费用急需，经手向外商、钱业以及工商业借款，以军用钞票作抵，以弥补每月用款恒逾百万之数。
1913年，孙中山因讨袁失败出国，政局骤变。中华银行于是年改组为中华商业银行，由上海南市迁入公共租界福州路13号慎裕五金号继续营业，由朱葆三任该行总董。
1926年夏令季节，时疫流行，朱葆三创办的上海时疫医院人满为患而经费短缺，朱冒暑亲往医院，劝募捐款，后终因年老气血俱衰，于是年9月2日在上海西外门外斜桥寓所去世，终年79岁，遗体归葬于定海城东郊。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破例第一次以中国人的名字命名一条马路——朱葆三路（今溪口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