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本文梳理了国际金融公司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改革历程，并建立相关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分析了国际金融公司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对其财务绩效的作用。 根据长期协整关系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IFC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对财务绩效表现出显著正向作用。本文拟通过对国际金融公司的实证分析，引起国内银行业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理念的重新认识，以促进国内银行进一步落实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
关键词：环境与社会风险；财务绩效；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国际金融公司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5）09-0055-04
一、引言
1956年，国际金融公司（IFC）正式成立，其运营宗旨是通过 “鼓励成员国，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的私营企业成长”从而促进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私营部门发展。虽然隶属于世界银行集团，但是IFC更像是一个“银行”而非公共投资机构——IFC的投资并不会得到政府担保，完全由自身承担所有投资风险，并从中获取利润。因此，IFC较早地通过不同的金融工具与方法建立了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在实践过程中，将其融入企业文化、政策设计、组织构架、管理体系以及人才培养体系等各个方面，特别是积累了丰富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经验。基于对全面风险管理的强烈需求，IFC比其他向私人部门融资的多边金融机构更注重投资的可持续性。全面风险管理理念的转变，促成了由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政策、绩效标准以及相关措施组成的可持续发展框架，为IFC开辟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为了打破多年来学界以及业界对可持续发展口号式认知的局限，本文将探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对IFC商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怎样的作用，即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如何影响IFC的财务绩效表现以及二者之间的关联关系。
二、国际金融公司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变革的历程
私人投资领域将环境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开始得较晚，并且对于环境问题的认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停留在“环境保护超出了商业领域范畴，仅仅是为了政治目的”。同样，在时间上，IFC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的关注并不占优势。20世纪80年代末，IFC在筛选投资项目时依然以投资回报率等财务指标作为唯一标准；在这一阶段，没有独立的环境、社会政策与流程来管理融资项目，也没有设置专门的环境管理的职能岗位。直到1989年IFC才聘请了第一位专业的环境评估师，正式开启了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之后，随着全球范围对环境与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及外部监管环境的变化，IFC针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在理念转变、政策建立、内部职能设置、具体管理工具与措施等多方面经历了一系列变革，最终形成了在国际金融领域具备领先地位的可持续发展框架。
变革历程的重要转折点出现在IFC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理念的转变，即从防御型风险管理理念逐渐向主动寻求可持续发展理念转变。IFC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对投资项目进行环境与社会风险审查，实际上是以某种合规要求来规范项目，是一种被动的风险防御方式。2001年可持续发展倡议的提出，标志着IFC风险管理理念的转变；2006年可持续发展框架的正式推出，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配套政策出台，并付诸实践；2012年IFC发布最新的可持续发展框架。该框架由环境与社会可持续政策（描述IFC如何致力于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与社会绩效标准（规定客户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责任与角色）以及信息披露政策（规定IFC在透明度与可计量性方面的责任）组成。该框架的核心是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八项绩效标准，这一绩效标准已经成为私人投资部门的最佳实践标准，同时也被公共投资部门所采纳，例如欧洲发展金融协会。
在不断变革与实践过程中，IFC逐渐认识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经营宗旨的最好方式是“在商业规则下对私人部门借贷行为中，传播以及实施IFC解决环境与社会问题的专业能力，从而有能力在高风险区域获得盈利；增加IFC金融服务附加值，区别于其他金融机构；激励员工，留住人才；消除贫困与帮助私营部门发展。”
三、实证分析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探讨IFC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与企业成长（财务表现）之间的关系，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model， ARDL）进行分析。
[CFPt=α0+i=1mαiCFPt-i+j=1nβjESGt-j+ρtControlVariablest+εt]
[εt?IN[0，σ2ε]] （1）
其中CFP表示财务绩效变量；ESG表示环境与社会风险衡量指标；Control Variables表示控制变量； m、n分别是CFP与ESG的最大滞后期。
ARDL模型由佩萨林和申（Pesaran和Shin）于1996年提出，在之后一系列研究成果中得以推广。ARDL模型的出现为研究变量之间长期关系提供了有效工具。该模型的优势在于，相较于标准的协整模型，ARDL模型不需要各个变量的时间序列一定是同阶单整，即便样本量处于非平稳状态，都可以用ARDL模型来检验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并可以得出有效一致的估计结果。
（二）数据样本
1. 环境与社会风险衡量指标。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度量是本文研究的关键所在，也是难点所在。这一难点被国际金融公司所建立的项目评价体系所化解。IFC独立评估小组（IEG）及时、无偏向地对该公司投资项目的发展成果进行评价。IEG在项目周期的各阶段对发展成果进行实时跟踪、独立测评，采用27个指标对项目的环境与社会绩效进行测评，所得结果如图1所示。
数据来源：国际金融公司年报（2006—2014）与可持续发展报告（2000—2005）。
图1：国际金融公司环境与社会绩效评分 2. IFC财务绩效衡量指标。当前，用以衡量企业财务绩效的指标可以分为两类：市场类收益指标和会计类指标。其中，市场类收益指标主要基于资本市场的交易数据，反映对股东的回报。如果采用市场收益指标来检验可持续发展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必须考虑市场有效性问题。如果企业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行为确实能够改善企业财务绩效，那么关于企业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信息一旦传递到一个有效的市场时，该企业股价应当迅速发生变动。因此，市场收益作为企业财务绩效的指标适用于采用事件研究法来分析可持续发展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会计类主要基于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反映整个公司的经营成果，而不仅仅从股东角度出发。此外，本文旨在探究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行为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长期关系，因此，本文采用会计指标来衡量企业财务绩效。在企业众多财务指标中，根据格里芬和马洪（Griffin和Mahon）对相关文献进行的梳理，本文选取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资产收益率（ROA）作为主要财务指标变量。
3. 控制变量。控制变量是指可能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影响的不可或缺的变量。本文选取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总资产取对数（LNTA）表示IFC公司规模。在规模效应理论支持下，通常认为公司规模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是正向的。资产负债率（DTA）是企业调节财务管理的一个杠杆，是反映企业资产状况和经营情况的一个重要指标。本文财务绩效指标与控制变量均可以从IFC年报中获得。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一）模型检验与估计
首先，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根据单位根的ADF检验，ROA、LNTA、DTA3个时间序列均是非平稳的，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寻求这3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协整秩的检验结果表明，存在唯一一个线性无关的协整向量，也就是说存在唯一协整关系。
鉴于样本数据量有限，根据不同滞后期回归后调整的可决系数、AIC、SC准则等，得到滞后期数为3， ARDL模型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与财务绩效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如下：
ROA=1.721+0.182LNTA+0.155ESG+0.357DTA （2）
（15.87） （6.85） （3.21）
[0.0527] [0.0247] [0.0084]
由于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引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放在方程的右边，所以需要对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进行LM检验和White异方差检验等，结果显示，残差序列不存在异方差且接受无自相关的假设（结果见表2）。因此，上述回归结果具有可靠性。
（二）结果讨论
首先，根据长期协整关系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确定，IFC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对财务表现具有正面作用（协整方程中ESG系数为正）；其次，DESG当期与DESG滞后一期对DROA均呈现出显著负向作用； DESG滞后二期对DROA呈现正向作用，但是统计结果并不显著；DESG滞后三期对DROA呈现出显著正向作用。也就是说长期来看，IFC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政策以及实施措施对其财务绩效的表现具有正面影响；然而当期以及滞后一、二期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对财务绩效的正面作用不显著，甚至出现了负面作用，直到滞后第三期才呈现出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正面作用。这一结果是容易理解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需要耗费公司资源，特别是对具体项目会增加一定的成本，在短期有损直接经济利益，即表现出对财务绩效的负面作用。长期而言，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实施，全面提升IFC的风险管理能力、人员专业化程度等，这些方面的改善都增强了IFC运营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的增强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难以在短期的经济利益中显现，即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对经济显现正面作用在时间上会有一定的滞后。
五、小结
本文通过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来探讨国际金融公司实施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与财务绩效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相关关系，以及前者将对后者产生怎样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国际金融公司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措施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为正，而且这种影响是显著的，这些措施在短期内或许是增加成本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其对自身企业的管理、员工的培养，特别是重视对合作企业的帮助，都有利于其财务业绩的提高。特别是，国际金融公司的投资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面临投资环境复杂、项目技术难度大、需要克服困难多等一系列复杂情况，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政策的建立、实施对项目融资的成功是不可或缺的管理手段。此外，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工具的不断尝试和实践，已经使得国际金融公司在全球金融机构中脱颖而出，为其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在国际项目融资中，国际金融公司的参与常常被作为一种项目可行性的标志，这是自身品牌价值的体现。
综上所述，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由内而外地提高了国际金融公司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对内，打造自身深厚的专业基础；对外，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以及增加公司附加值。国际金融公司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涉及范围广泛、内容丰富、相关措施翔实规范。加之国际金融公司的宗旨及其特殊角色，使得其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方面的经验对我国商业银行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方面与发达国家银行相比，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并且，国内商业银行尚未从理念上真正认识到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往往只是将其作为口号或者仅仅是为应付监管层面要求而设立的，因此也就没有相应的具有可行性的措施。
本文的研究初衷是为商业银行提供一个内部来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措施。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与IFC财务绩效的长期正向相关关系，对商业银行是一个重要的激励。虽然短期看，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措施的实施确实增加了成本，对企业财务业绩具有一定负面作用，但是这些成本并不是沉没成本。对商业银行增强竞争力、提升品牌价值从而获得长远利益具有显著作用。因此，商业银行应该将环境与社会风险纳入整个业务流程中，从而增强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全面提高经营效率。 参考文献：
[1]IFC.1990 Annual Report 1990，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Washington，D.C.
[2]IFC.1999. Annual Report 1999，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Washington，D.C.
[3]Stone，D. 2006. Global Knowledge Networks and Global Policy’，in Stone，D. and Maxwell，S. （eds） Global Knowledge Networks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Bridges Across Boundaries，London：Routledge.
[4]IFC.1998. Annual Report，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Washington，D.C.
[5]IFC.1989.The Development Contribution of IFC Operations，Economics Department，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Discussion Paper No.5.
[6]IFC.1998. Procedure for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Review Of Projects，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7]WORD BANK. 2005.Implementation Completion and Results Report，First Programmatic Development Policy Loan for Sustainabl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Report No. ICR00001982 Washington DC：World Bank.
[8]The World Bank and Governance.2002.a Decade of Reform and Reaction. Routledge/Warwick studies in globalisation. Routledge，Abingdon，UK.
[9]Hu and Li.2013.A Comparative Study on Environment Credit Risk Management of Commercial Bank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10]IFC. 2012. Annual Report 2012，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Washington，D.C.
[11]Pesaran，Hashem，Shin.1996.workingpaper，LongRunStructuralModelling，Manuscript，UniversityofCambrige.
[12]Pesaran，M. H.，Shin，Y. and Smith，R. J .2001. Bounds testing approaches to the analysis of level relationships. J. Appl. Econ，（16）.
[13]Khazali.2004. The generalized Fisher hypothesis in the Asian markets.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13）.
[14]IFC. Annual Report（2006-2014），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Washington，D.C.
[15]IFC. Sustainability Review（2000-2005），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Washington，D.C.
（责任编辑 王 馨；校对 GQ，WX）
关键词：环境与社会风险；财务绩效；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国际金融公司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5）09-0055-04
一、引言
1956年，国际金融公司（IFC）正式成立，其运营宗旨是通过 “鼓励成员国，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的私营企业成长”从而促进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私营部门发展。虽然隶属于世界银行集团，但是IFC更像是一个“银行”而非公共投资机构——IFC的投资并不会得到政府担保，完全由自身承担所有投资风险，并从中获取利润。因此，IFC较早地通过不同的金融工具与方法建立了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在实践过程中，将其融入企业文化、政策设计、组织构架、管理体系以及人才培养体系等各个方面，特别是积累了丰富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经验。基于对全面风险管理的强烈需求，IFC比其他向私人部门融资的多边金融机构更注重投资的可持续性。全面风险管理理念的转变，促成了由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政策、绩效标准以及相关措施组成的可持续发展框架，为IFC开辟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为了打破多年来学界以及业界对可持续发展口号式认知的局限，本文将探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对IFC商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怎样的作用，即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如何影响IFC的财务绩效表现以及二者之间的关联关系。
二、国际金融公司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变革的历程
私人投资领域将环境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开始得较晚，并且对于环境问题的认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停留在“环境保护超出了商业领域范畴，仅仅是为了政治目的”。同样，在时间上，IFC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的关注并不占优势。20世纪80年代末，IFC在筛选投资项目时依然以投资回报率等财务指标作为唯一标准；在这一阶段，没有独立的环境、社会政策与流程来管理融资项目，也没有设置专门的环境管理的职能岗位。直到1989年IFC才聘请了第一位专业的环境评估师，正式开启了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之后，随着全球范围对环境与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及外部监管环境的变化，IFC针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在理念转变、政策建立、内部职能设置、具体管理工具与措施等多方面经历了一系列变革，最终形成了在国际金融领域具备领先地位的可持续发展框架。
变革历程的重要转折点出现在IFC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理念的转变，即从防御型风险管理理念逐渐向主动寻求可持续发展理念转变。IFC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对投资项目进行环境与社会风险审查，实际上是以某种合规要求来规范项目，是一种被动的风险防御方式。2001年可持续发展倡议的提出，标志着IFC风险管理理念的转变；2006年可持续发展框架的正式推出，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配套政策出台，并付诸实践；2012年IFC发布最新的可持续发展框架。该框架由环境与社会可持续政策（描述IFC如何致力于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与社会绩效标准（规定客户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责任与角色）以及信息披露政策（规定IFC在透明度与可计量性方面的责任）组成。该框架的核心是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八项绩效标准，这一绩效标准已经成为私人投资部门的最佳实践标准，同时也被公共投资部门所采纳，例如欧洲发展金融协会。
在不断变革与实践过程中，IFC逐渐认识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经营宗旨的最好方式是“在商业规则下对私人部门借贷行为中，传播以及实施IFC解决环境与社会问题的专业能力，从而有能力在高风险区域获得盈利；增加IFC金融服务附加值，区别于其他金融机构；激励员工，留住人才；消除贫困与帮助私营部门发展。”
三、实证分析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探讨IFC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与企业成长（财务表现）之间的关系，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model， ARDL）进行分析。
[CFPt=α0+i=1mαiCFPt-i+j=1nβjESGt-j+ρtControlVariablest+εt]
[εt?IN[0，σ2ε]] （1）
其中CFP表示财务绩效变量；ESG表示环境与社会风险衡量指标；Control Variables表示控制变量； m、n分别是CFP与ESG的最大滞后期。
ARDL模型由佩萨林和申（Pesaran和Shin）于1996年提出，在之后一系列研究成果中得以推广。ARDL模型的出现为研究变量之间长期关系提供了有效工具。该模型的优势在于，相较于标准的协整模型，ARDL模型不需要各个变量的时间序列一定是同阶单整，即便样本量处于非平稳状态，都可以用ARDL模型来检验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并可以得出有效一致的估计结果。
（二）数据样本
1. 环境与社会风险衡量指标。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度量是本文研究的关键所在，也是难点所在。这一难点被国际金融公司所建立的项目评价体系所化解。IFC独立评估小组（IEG）及时、无偏向地对该公司投资项目的发展成果进行评价。IEG在项目周期的各阶段对发展成果进行实时跟踪、独立测评，采用27个指标对项目的环境与社会绩效进行测评，所得结果如图1所示。
数据来源：国际金融公司年报（2006—2014）与可持续发展报告（2000—2005）。
图1：国际金融公司环境与社会绩效评分 2. IFC财务绩效衡量指标。当前，用以衡量企业财务绩效的指标可以分为两类：市场类收益指标和会计类指标。其中，市场类收益指标主要基于资本市场的交易数据，反映对股东的回报。如果采用市场收益指标来检验可持续发展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必须考虑市场有效性问题。如果企业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行为确实能够改善企业财务绩效，那么关于企业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信息一旦传递到一个有效的市场时，该企业股价应当迅速发生变动。因此，市场收益作为企业财务绩效的指标适用于采用事件研究法来分析可持续发展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会计类主要基于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反映整个公司的经营成果，而不仅仅从股东角度出发。此外，本文旨在探究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行为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长期关系，因此，本文采用会计指标来衡量企业财务绩效。在企业众多财务指标中，根据格里芬和马洪（Griffin和Mahon）对相关文献进行的梳理，本文选取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资产收益率（ROA）作为主要财务指标变量。
3. 控制变量。控制变量是指可能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影响的不可或缺的变量。本文选取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总资产取对数（LNTA）表示IFC公司规模。在规模效应理论支持下，通常认为公司规模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是正向的。资产负债率（DTA）是企业调节财务管理的一个杠杆，是反映企业资产状况和经营情况的一个重要指标。本文财务绩效指标与控制变量均可以从IFC年报中获得。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一）模型检验与估计
首先，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根据单位根的ADF检验，ROA、LNTA、DTA3个时间序列均是非平稳的，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寻求这3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协整秩的检验结果表明，存在唯一一个线性无关的协整向量，也就是说存在唯一协整关系。
鉴于样本数据量有限，根据不同滞后期回归后调整的可决系数、AIC、SC准则等，得到滞后期数为3， ARDL模型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与财务绩效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如下：
ROA=1.721+0.182LNTA+0.155ESG+0.357DTA （2）
（15.87） （6.85） （3.21）
[0.0527] [0.0247] [0.0084]
由于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引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放在方程的右边，所以需要对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进行LM检验和White异方差检验等，结果显示，残差序列不存在异方差且接受无自相关的假设（结果见表2）。因此，上述回归结果具有可靠性。
（二）结果讨论
首先，根据长期协整关系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确定，IFC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对财务表现具有正面作用（协整方程中ESG系数为正）；其次，DESG当期与DESG滞后一期对DROA均呈现出显著负向作用； DESG滞后二期对DROA呈现正向作用，但是统计结果并不显著；DESG滞后三期对DROA呈现出显著正向作用。也就是说长期来看，IFC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政策以及实施措施对其财务绩效的表现具有正面影响；然而当期以及滞后一、二期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对财务绩效的正面作用不显著，甚至出现了负面作用，直到滞后第三期才呈现出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正面作用。这一结果是容易理解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需要耗费公司资源，特别是对具体项目会增加一定的成本，在短期有损直接经济利益，即表现出对财务绩效的负面作用。长期而言，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实施，全面提升IFC的风险管理能力、人员专业化程度等，这些方面的改善都增强了IFC运营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的增强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难以在短期的经济利益中显现，即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对经济显现正面作用在时间上会有一定的滞后。
五、小结
本文通过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来探讨国际金融公司实施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与财务绩效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相关关系，以及前者将对后者产生怎样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国际金融公司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措施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为正，而且这种影响是显著的，这些措施在短期内或许是增加成本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其对自身企业的管理、员工的培养，特别是重视对合作企业的帮助，都有利于其财务业绩的提高。特别是，国际金融公司的投资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面临投资环境复杂、项目技术难度大、需要克服困难多等一系列复杂情况，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政策的建立、实施对项目融资的成功是不可或缺的管理手段。此外，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工具的不断尝试和实践，已经使得国际金融公司在全球金融机构中脱颖而出，为其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在国际项目融资中，国际金融公司的参与常常被作为一种项目可行性的标志，这是自身品牌价值的体现。
综上所述，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由内而外地提高了国际金融公司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对内，打造自身深厚的专业基础；对外，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以及增加公司附加值。国际金融公司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涉及范围广泛、内容丰富、相关措施翔实规范。加之国际金融公司的宗旨及其特殊角色，使得其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方面的经验对我国商业银行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方面与发达国家银行相比，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并且，国内商业银行尚未从理念上真正认识到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往往只是将其作为口号或者仅仅是为应付监管层面要求而设立的，因此也就没有相应的具有可行性的措施。
本文的研究初衷是为商业银行提供一个内部来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措施。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与IFC财务绩效的长期正向相关关系，对商业银行是一个重要的激励。虽然短期看，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措施的实施确实增加了成本，对企业财务业绩具有一定负面作用，但是这些成本并不是沉没成本。对商业银行增强竞争力、提升品牌价值从而获得长远利益具有显著作用。因此，商业银行应该将环境与社会风险纳入整个业务流程中，从而增强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全面提高经营效率。 参考文献：
[1]IFC.1990 Annual Report 1990，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Washington，D.C.
[2]IFC.1999. Annual Report 1999，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Washington，D.C.
[3]Stone，D. 2006. Global Knowledge Networks and Global Policy’，in Stone，D. and Maxwell，S. （eds） Global Knowledge Networks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Bridges Across Boundaries，London：Routledge.
[4]IFC.1998. Annual Report，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Washington，D.C.
[5]IFC.1989.The Development Contribution of IFC Operations，Economics Department，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Discussion Paper No.5.
[6]IFC.1998. Procedure for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Review Of Projects，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7]WORD BANK. 2005.Implementation Completion and Results Report，First Programmatic Development Policy Loan for Sustainabl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Report No. ICR00001982 Washington DC：World Bank.
[8]The World Bank and Governance.2002.a Decade of Reform and Reaction. Routledge/Warwick studies in globalisation. Routledge，Abingdon，UK.
[9]Hu and Li.2013.A Comparative Study on Environment Credit Risk Management of Commercial Bank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10]IFC. 2012. Annual Report 2012，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Washington，D.C.
[11]Pesaran，Hashem，Shin.1996.workingpaper，LongRunStructuralModelling，Manuscript，UniversityofCambrige.
[12]Pesaran，M. H.，Shin，Y. and Smith，R. J .2001. Bounds testing approaches to the analysis of level relationships. J. Appl. Econ，（16）.
[13]Khazali.2004. The generalized Fisher hypothesis in the Asian markets.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13）.
[14]IFC. Annual Report（2006-2014），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Washington，D.C.
[15]IFC. Sustainability Review（2000-2005），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Washington，D.C.
（责任编辑 王 馨；校对 GQ，W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