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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元稹；吐突承璀宦官集团；元和逆党；唐宪宗；唐宣宗；段文昌；装度；制诰改革
摘要：元稹与宦官之间的结交是在当时宦官内争的特定政治背景下发生的。元和年间，宦官内部派系斗争激烈，于是，与吐突承璀宦官集团有着很深矛盾的元稹进入了元和逆党的视野。元和末年到长庆初年，与元和逆党结交的元稹成为元和逆党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由元稹起草的相关制诰也往往成为他打击政治对手，拉拢政治盟友的政治工具，这恰恰违背了元稹制诰改革的宗旨，即通过客观明确的叙述进行善恶分明的褒贬，减少制诰的政治倾向性，增加其庄严性、严肃性，从而使其具有教化的意义。
中图分类号：K24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9)05-0052-09
元和末年元稹知制诰时，进行了制诰改革。《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记载元稹知制诰后，“然辞诰所出，复然与古为侔，遂盛传于代，由是极承恩顾”…。《新唐书》卷一七四《元稹传》记载其“变诏书体，务纯厚明切，盛传一时”。
对于元稹的制诰改革，白居易更是颇为推崇，在《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中认为“制从长庆辞高古”。而在《唐故武昌军节度处置等使正议大夫检按户部尚书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尚书右仆射河南元公墓志铭》中又有评价：“制诰，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于巧俗。自公下笔，俗一变至于雅，三变至于典。”可见，元稹在制诰创作过程中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成就。
对于制诰改革，元稹自己有着明确的思想认识，其在《制诰序》中认为：
制诰本于《书》，《书》之诰命训誓，皆一时之约束也。自非训导职业，则必指言美恶，以明诛赏之意焉。是以读《说命》，则知辅相之不易；读《胤征》，则知废怠之可诛。秦汉已来，未之或改。近世以科试取士文章，司言者苟务刓饰，不根事实；升之者美溢于词，而不知所以美之之谓；黜之者罪溢于纸，而不知所以罪之之来；而又拘以属对，局以圆方，类之于赋判者流，先王之约束盖扫地矣。元和十五年，余始以祠部郎中知制诰，初约束不暇，及后累月，辄以古道干丞相，丞相信然之。又明年，召入禁林，专掌内命。上好文，一日，从容议及此，上曰：“通事舍人不知书便其宜，宣赞之外无不可。”自是司言之臣，皆得追用古道，不从中覆。然而余所宣行者，文不能自足其意。率皆浅近，无以变例。追而序之，盖所以表明天子之复古，而张后来者之趣尚耳。
可见，在制诰创作过程中，元稹倡导的是“指言美恶，以明诛赏之意”，反对的是在内容上“苟务刓饰，不根事实；升之者美溢于词，而不知所以美之之谓；黜之者罪溢于纸，而不知所以罪之之来”，在形式上“拘以属对，局以圆方，类之于赋判者流”。
但是，元和年间，宦官内部派系斗争激烈，于是，与吐突承璀宦官集团有着很深矛盾的元稹进入了元和逆党的视野。元和末年到长庆初年，政治局势急剧变化，政治斗争频繁。在这一过程中，与元和逆党结交的元稹成为元和逆党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这就深刻地影响到了元稹在其时进行的制诰改革。涉足政治斗争的元稹所创作的制诰有时不仅没有“指言美恶，以明诛赏之意”，而且比“苟务刓饰，不根事实；升之者美溢于词，而不知所以美之之谓；黜之者罪溢于纸，而不知所以罪之之来”走得更远，往往成了元稹打击政治对手、拉拢政治盟友的政治工具。在这个意义上说，元稹创作的一些制诰背离了其制诰改革的宗旨。
元稹与宦官的关系是元稹研究中难以回避的问题，这也是研究元稹制诰改革的重要前提。值得注意的是，元稹与宦官之间的结交是在当时宦官内争的特定政治背景下发生的，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已经有所提及，但是，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本文将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敷水驿事件使得元稹与吐突承璀宦官集团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同时元和逆党却开始注意元稹，这就为之后崔潭峻礼接元稹埋下了伏笔。而元和逆党之所以注意元稹，则与其时宦官内部的派系斗争紧密相关。元稹与元和逆党结交后，成为元和逆党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
《新唐书》卷一七四《元稹传》记载：“次敷水驿，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让，中人怒，击稹败面。宰相以稹年少轻树威，失宪臣体，贬江陵士曹参军，而李绛、崔群、白居易皆论其枉。”《新唐书》卷二0七《仇士良传》记载：“尝次敷水驿，与御史元稹争舍上厅，击伤稹。中丞王播奏御史、中使以先后至得正寝，请如旧章。帝不直稹，斥其官。”
然而，元稹在任江陵府士曹参军期间却受到了监军崔潭峻的礼接，《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记载：“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征其诗什讽诵之”。
同为宦官，仇士良与崔潭峻对元稹的态度却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别，这决非偶然。实际上，崔潭峻对元稹的态度与之前的敷水驿事件有着内在的紧密的联系，因为仇士良与崔潭峻在元和年间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宦官派系。
宦官内部激烈的派系斗争是元和年间重要的政治内容，对此，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有着精辟的论述：
牛李党派之争起于宪宗之世，宪宗为唐室中兴英主，其为政宗旨在矫正大历、贞元姑息苟安之积习，即用武力削平藩镇，重振中央政府之威望。当时主张用兵之士大夫大抵属于后来所谓李党，反对用兵之士大夫则多为李吉甫之政敌，即后来所谓牛党。而主持用兵之内廷阉寺一派又与外朝之李党互相呼应，自不待言。是以元和一朝此主用兵派之阉寺始终柄权，用兵之政策因得以维持不改。及内廷阉寺党派竞争既烈，宪宗为别一反对派之阉寺所弑，穆宗因此辈弑逆徒党之拥立而即帝位，于是“销兵”之议行，而朝局大变矣。
宪宗与吐突承璀之关系可谓密切矣。故元和朝用兵之政策必为在内廷神策中尉吐突承璀所主持，而在外朝赞成用兵之宰相李吉甫其与承璀有连，殊不足异也。
可见。元和年间宦官内部的派系主要就是吐突承璀宦官集团与元和逆党，二者斗争激烈。仇士良为吐突承璀的亲信，而崔潭峻则是元和逆党的成员。
陈寅恪先生认为宦官内部派系斗争对于元和年间的政治局势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鄙意外朝士大夫朋党之动态即内延阉寺党派之反影。内廷阉寺为主动，外朝士大夫为被动。阉寺为两派同时并进，或某一时甲派进而乙派退，或某一时乙派进而甲派退，则外朝之士大夫亦为两党同时并进，或某一时甲党进而乙党退，或某一时乙党进而甲党退。
陈寅恪先生的论述极为精辟，宦官掌握着神策军，势力猖獗，所以在与外朝士大夫的关系中能够占据主动。同时，在宦官内部派系斗争中，这种主动也意味着各个宦官派系会主动与外朝士大夫结交，从而打击政治对手，加强势力。正因为如此，各个宦官派系的势力消长就和与之相关的外朝士大夫的仕途沉浮产生了紧密的联系。
正因为如此，为吐突承璀宦官集团所不容的元稹自然就引起了元和逆党的注意。元和九年(814)，元稹随严绶前往淮西战场，但是，元和十年(815)，元稹被召回长安，不久，被贬为通州司马。 这是因为元稹受到了宦官内部派系斗争的影响。
《旧唐书》卷一四六《严绶传》记载：
绶自帅师压贼境，无威略以制寇，到军日，遽发公藏以赏士卒，累年蓄积，一旦而尽；又厚赂中贵人以招声援。师徒万余，闭壁而已，经年无尺寸功。裴度见上，屡言绶非将帅之才，不可责以戎事，乃拜太子少保代归。…
严绶此人大可注意，《旧唐书》卷一四八《裴垍传》记载：“严绶在太原，其政事一出监军李辅光，绶但拱手而已。垍具奏其事，请以李廊代之。”《旧唐书》卷一四六《严绶传》记载：“绶虽名家子，为吏有方略，然锐于势利，不存名节，人士以此薄之。尝预百僚廊下食，上令中使马江朝赐樱桃。绶居两班之首，在方镇时识江朝，叙语次，不觉屈膝而拜，御史大夫高郢亦从而拜”。
严绶任荆南节度使期间，其时的荆南监军正是元和逆党成员崔潭峻，严绶与崔潭峻之间当然关系密切。元和初年，在平定杨惠琳、刘辟叛乱的过程中，严绶颇有功绩。而在淮西战场上，严绶却态度消极，前后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事实上，崔潭峻作为监军也随严绶前往淮西战场，严绶在淮西战场上遵从的正是元和逆党的意志，因为元和逆党反对武力削藩，可见严绶已经依附了元和逆党…。
正因为如此，严绶被召回也可以认为是主张武力削藩的吐突承璀宦官集团对元和逆党的压制。而其时的元稹也就被当成了元和逆党的同党而遭到排挤。
元和末年，元和逆党杀唐宪宗，拥立唐穆宗即位，势力猖獗，元稹也因此而得到了升迁。在这一过程中，都有着元和逆党的身影。
元稹自述其知制诰是由于宰相段文昌的提携：“穆宗初，宰相更用事，丞相段公一日独得对，因请亟用兵部郎中薛存庆、考功员外郎牛僧孺，予亦在请中，上然之。不十数日，次用为给舍”。
段文昌与元和逆党的关系极为密切。《旧唐书》卷一七二《萧倪传》记载：“时令狐楚左迁西川节度使，王播广以货币赂中人权倖，求为宰相，而宰相段文昌复左右之。”……时在唐穆宗即位之初。
由此可见，《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记载：“长庆初，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辞》等百余篇奏御，穆宗大悦，问稹安在，对日：‘今为南宫散郎。’即日转祠部郎中、知制诰。”其中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不可否认，元和逆党对于元稹在仕途上的升迁确实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此后，元稹任翰林学士期间，“中人以潭峻之故，争与稹交，而知枢密魏弘简尤与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更可见元稹与元和逆党关系紧密。得元和逆党之力在仕途上得以升迁的元稹也就成了元和逆党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人物。
在长庆元年(821)的科举事件中，元稹相助段文昌，而这背后未尝没有元和逆党的身影。《资治通鉴》卷二四一长庆元年(821)记载：
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各以书属所善进士于徽。及榜出，文昌、绅所属皆不预，及第者，郑朗，覃之弟；裴撰，度之子；苏巢，宗闵之婿；杨殷士，汝士之弟也。
文昌言于上日：“今岁礼部殊不公，所取进士皆子弟无艺，以关节得之。”上以问诸学士，德裕、稹、绅皆日：“诚如文昌言。”上乃命中书舍人王起等覆试。夏，四月，丁丑，诏黜朗等十人，贬徽江州刺史。宗闵剑州刺史，汝士开江令。
段文昌之言也很难说是有理之言，而本来与此次事件并无瓜葛的元稹相助段文昌，打击的人物或许是钱徽、李宗闵。
《新唐书》卷一七七《钱徽传》记载：“是时，内积财，图复河湟，然禁无名贡献，而至者不甚却。徽恳谏罢之。帝密戒后有献毋人右银台门，以避学士。梁守谦为院使，见徽批监军表语简约，叹日：‘一字不可益邪!’衔之。”可见，元和年间，钱徽与元和逆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同时，元和年间，裴度亲I临淮西战场，奏李宗闵为裴度彰义军观察判官，可见，其时李宗闵与裴度的关系颇为密切回。元稹在长庆元年(821)的科举事件中打击李宗闵，正是为之后元和逆党打击裴度作准备。
裴度在元和年间以宰相之尊亲临淮西战场，并且最终平定淮西，成为继李吉甫之后主张武力削藩的核心人物。对于裴度，反对武力削藩的元和逆党当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元和逆党与裴度的矛盾是反对和坚持武力削藩的矛盾，难以调和。
但是，元和年间，唐宪宗武力削藩之意坚定，全力支持裴度，元和逆党对裴度无可奈何。唐穆宗即位，反对武力削藩的元和逆党势力大盛。同时，朝臣中主张对藩镇姑息的“消兵”之议大行其道。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裴度就成为元和逆党所要重点打击的重要人物。长庆元年(821)，裴度在河朔的平叛行动遭到了元和逆党的阻挠。在这个过程中。元稹起的作用不小。《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记载：
居无何，召入翰林，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中人以潭峻之故，争与稹交，而知枢密魏弘简尤与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东节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与弘简为刎颈之交，谋乱朝政，言甚激讦。穆宗顾中外人情，乃罢稹内职，授工部侍郎。
《旧唐书》卷一七0《裴度传》记载：
时翰林学士元稹，交结内官，求为宰相，与知枢密魏弘简为刎颈之交。稹虽与度无憾，然颇忌前达加于己上。度方用兵山东，每处置军事，有所论奏，多为稹辈所持。
“稹与弘简为刎颈之交”当然是裴度的激烈之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其时元稹为承旨翰林学士，魏弘简为知枢密，二人都能够时常在唐穆宗左右参与时政，所以“中人以潭峻之故，争与稹交，而知枢密魏弘简尤与稹相善”正说明了元稹与元和逆党的关系密切。而作为阻挠裴度河朔平叛的主要人物，元稹与魏弘简的关系更加紧密。
但是，长庆二年(822)，元和逆党为打击裴度，却不惜舍弃了元稹。《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记载：
时王廷凑、朱克融连兵围牛元翼于深州。朝廷俱赦其罪，赐节钺，令罢兵，俱不奉诏。稹以天子非次拔擢，欲有所立以报上。有和王傅于方者，故司空崸之子，干进于稹，言有奇士王昭、王友明二人，尝客于燕、赵间，颇与贼党通熟，可以反问而出元翼，仍自以家财资其行，仍赂兵、吏部令史为出告身二十通，以便宜给赐，稹皆然之。有李赏者，知于方之谋，以稹与裴度有隙，乃告度云：“于方为稹所使。欲结客王昭等刺度。”度隐而不发。及神策军中尉奏于方之事，乃诏三司使韩皋等讯鞫，而害裴事无验，而前事尽露，遂俱罢稹、度平章事，乃出稹为同州刺史，度守仆射。
此事是李逢吉与元和逆党共同设计的阴谋。李逢吉与裴度的矛盾由来已久，元和年间，李逢吉就曾阻挠裴度用兵淮西而被唐宪宗罢相㈩。可见，唐穆宗即位后，李逢吉所密结的“幸臣”就是元和逆党，因为李逢吉与元和逆党在反对武力削藩这一点上有着相当的一致性。正因为如此，裴度就成了李逢吉和元和逆党共同的政治对手。
值得注意的是，“度隐而不发”，但是，结果却是裴度和元稹都被罢相，可见，此事由李逢吉而起，而元和逆党进一步推波助澜，于是，二者都如愿以偿。
元稹在被罢相后又出任同州刺史、浙东观察 使，直到大和三年(829)才回到长安，但又在大和四年(830)出任武昌军节度使。可见，元和逆党在打击裴度如愿以偿之后就舍弃了元稹。
一
根据陈寅恪先生的论述，在政治斗争中，为了打击政治对手，加强势力，宦官与外朝士大夫会彼此结交。而宦官掌握着神策军，势力猖獗，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宦官占据主动。
元和逆党之所以与元稹结交，不仅是因为元稹与吐突承璀宦官集团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更因为元稹的一些政治观点与元和逆党反对武力削藩的政治主张不谋而合。早在元和元年(806)，元稹在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的对策中就阐述了反对穷兵黩武的息兵革的政治主张。而这一点在《连昌宫词》中更是表达得淋漓尽致，对此，陈寅恪先生认为：
然则“销兵”之说，本为微之少日所揣摩当世之事之一。作连昌宫词时，不觉随笔及之。殊不意其竟与已身之荣辱升沉，发生如是之关系。此则当日政治之环境实为之也。
连昌宫词有二特点，即销兵、望幸两事，最可迎合穆宗及宦寺之心意。
平定淮西在元和年间武力削藩的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在用兵淮西期间反对的声音始终存在，而这些反对的声音主要就是来自元和逆党。正因为如此，元稹的《连昌宫词》才会引起元和逆党的注意。
元和逆党后来舍弃元稹，是因为元稹的人望单薄回。元稹知制诰，“朝廷以书命不由相府，甚鄙之”。而且《旧唐书》卷一五八《武儒衡传》记载：“时元稹依倚内官，得知制诰，儒衡深鄙之。会食瓜阁下，蝇集于上，儒衡以扇挥之日：‘适从何处来，而遽集于此?’同僚失色，儒衡意气自若。”长庆二年(822)，元稹任宰相，“诏下之日，朝野无不轻笑之”。
同时，元稹对于元和逆党也并不是完全地亦步亦趋。正因为如此，元稹对李景俭施以援手。李景俭在元和十五年(820)唐穆宗即位后入朝为官，就因对其时的宰相萧倪、段文昌不敬而遭到贬黜；长庆元年(821)十二月，李景俭又在酒后斥责其时的宰相王播、崔植、杜元颖，再次遭到贬黜。但是，两次贬黜后，元稹都施以援手，将其召回朝中…。事实上，李景俭所轻视的宰相萧倪、段文昌、王播、崔植、杜元颖都反对武力削藩。所以，李景俭的举动就触怒了元和逆党，元稹也因援助李景俭而与元和逆党产生了矛盾。
正因为如此，在李逢吉与元和逆党结交并成为了元和逆党打击政治对手的新的工具人物后，元稹就被元和逆党舍弃了。
白居易对元稹的一生进行了评价：
予尝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则坎壤而不偶，谪瘴乡凡十年，发班白而归来。次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又龃龉而不安，居相位仅三月，席不暖而罢去。通介进退，卒不获心。是以法理之用，止于举一职，不布于庶官；仁义之泽，止于惠一方，不周于四海。故公之心不足也。逢时与不逢时同，得位与不得位同，富贵与浮云同。何者?时行而道未行，身遏而心不遏也。
作为元稹的知己，白居易对元稹一生的评价一语中的，同时，也颇为含蓄。元稹早怀“安人活国，致君尧、舜，致身伊、皋”之心，其自述：“我有恳愤志，三十无人知。修身不言命，谋道不择时。达则济亿兆，穷亦济毫厘。济人无大小，誓不空济私。”@在人仕之初，人望单薄的元稹“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然而，“坎壈而不偶”凹。元和六年(811)，裴垍卒，元稹大为感慨：“前时予掾荆，公在期复起。自从裴公无，吾道甘已矣。”“次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元稹进行的是策略性转变，而不是原则性转变，是“道”的转变，而不是“心”的转变。正因为如此，元稹与元和逆党的结交是貌合神离，元稹不可能对元和逆党亦步亦趋，元和逆党也只是把元稹当作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人物，双方分道扬镳并不奇怪。
元和末年到长庆初年激烈的政治斗争深刻地影响着涉足其中的元稹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而这又反映在了元稹的制诰创作的过程中。
令狐楚是元稹与元和逆党结交，成为元和逆党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后所打击的重要的政治人物。正因为如此，元稹创作的《贬令狐楚衡州刺史制》中就出现了肆意污蔑令狐楚的不实之词。与之相反，因为韩皋与元和逆党有所联系，元稹就在《授韩皋尚书左仆射制》中对韩皋颇有不实的阿谀之辞。
《旧唐书》卷一七二《令狐楚传》记载元和十五年(820)：
其年六月，山陵毕，会有告楚亲吏赃污事发，出为宣歙观察使。楚充奉山陵时，亲吏韦正牧、奉天令于晕、翰林阴阳官等同隐官钱，不给工徒价钱，移为羡余十五万贯上献。怨诉盈路，正牧等下狱伏罪，皆诛，楚再贬衡州刺史。时元稹初得幸，为学士，素恶楚与缚胶固希宠，稹草楚衡州制，略日：“楚早以文艺，得践班资，宪宗念才，擢居禁近。异端斯害，独见不明，密隳讨伐之谋，潜附奸邪之党。因缘得地，进取多门，遂忝台阶，实妨贤路。”楚深恨稹。
此事也见于《册府元龟》卷九二0《总录部·仇怨二》：
令狐楚以宰相为宪宗山陵使，以其下隐没官钱，罢为宣州观察使，又贬为衡州刺史。先是，元稹为山陵使判官，稹以他事求知制诰，事欲就，求楚荐之以掩其迹，楚不应。稹既得志，深憾焉，楚之再出，稹颇有力。
在此之前，令狐楚对元稹颇为赏识，而元稹也有《上令狐相公诗启》，对令狐楚表达感激之情，二人颇有私交。而事隔不久，二人的关系却又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其中不无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先是，元稹为山陵使判官，稹以他事求知制诰，事欲就，求楚荐之以掩其迹，楚不应。”元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知制诰主要得益于元和逆党的支持，略觉尴尬，而令狐楚其时任宰相，又为“一代文宗”，地位尊崇，元稹若能够得其相助，当然可以“掩其迹”。但是，此前曾向元稹索要诗作的令狐楚之所以不应元稹之请，是因为令狐楚定然已经得知了元稹与元和逆党之间的关系，而令狐楚与元和逆党之间又有着很深的矛盾。
令狐楚与皇甫镈的关系极为密切，同时，令狐楚更因为皇甫锝的提携而得以身居要职，甚至担任宰相。皇甫锝因为在平定淮西的过程中筹措军费得力而受到唐宪宗的重用。《旧唐书》卷一三五《皇甫镈传》记载：“时方讨淮西，切于馈运，镈勾剥严急，储供办集，益承宠遇，加兼御史大夫。”…其实，皇甫镩见重于唐宪宗，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其结交了其时炙手可热的宦官吐突承璀，“中尉吐突承璀恩宠莫二，镩厚赂结其欢心，故及相位”。
可见，皇甫镩为吐突承璀宦官集团的同党，而与皇甫镩关系密切的令狐楚也就为元和逆党所不容。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在唐穆宗即位之初，皇甫镩就遭到贬黜，而令狐楚当然也会被元和逆党列入打击的范围。而所谓元稹“素恶楚与镩胶固希宠”，正说明元稹是遵从元和逆党的意志，打击令狐楚。
这一点从元稹创作的制诰《贬令狐楚衡州刺史制》可见：
忠臣之节，莫大于送往事居；君子之方，宁忘于养廉远耻。况位崇辅相，职奉园陵，蒙蔽之过屡闻，诚敬之心尽废。朕虽含垢，人亦有言，深念君臣之 恩，难厌公卿之论。宣歙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持节宣州诸军、守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令狐楚，早以文艺，得践班资。宪宗念才，擢居荣近。异端斯害，独见不明。密隳讨伐之谋，潜附奇邪之党。因缘得地，进取多门，遂参台阶，实妨贤路。朕以道遵无改，事贵有终。再命黄扉之荣，专奉元宫之礼，而不能率下，罔念匡君。致于晕政牧之职，掩韦术李邺之举，成朕不敏，职尔之由。前命乘轺，尚期改节，人心大惑，物议置然。虽欲特容，难排众怒。俾从谪守，犹奉诏条。予岂无恩，尔且自省。可使持节衡州诸军事、守衡州刺史，散官、勋赐如故，仍驰驿发遣。
制诰中列举的令狐楚的罪状主要是令狐楚在任山陵使过程中的失职和元和年问阻挠裴度用兵淮西，但是，这两条罪状都难以成立。《东观奏记》记载：
上延英听政，问宰臣白敏中日：“宪宗迁座景陵，龙輴行次，忽值风雨，六宫、百官尽避去，惟有一山陵使，胡而长，攀灵驾不动。其人姓氏为谁?为我言之。”敏中奏景陵山陵使令狐楚。上日：“有儿否?”敏中奏长子绪，见任随州刺史。上日：“可任宰相否?”敏中日：“绪小患风痹，不任大用；次子绚，见任湖州刺史，有台辅之器。”上日：“追来。”翌日，授考功郎中、知制诰。到阙，召充翰林学士。间岁，遂立为相。
在此之后的大中年间，令狐绚一直为唐宣宗重用，长期任宰相。唐宣宗对于令狐楚的赞赏应该是其重用令狐绚的原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唐宣宗在提及令狐楚的时候，特别提及令狐楚任山陵使之事，且颇有赞赏之意。此外，唐宣宗对唐宪宗极为崇敬。如果令狐楚任山陵使过程中确有失职之罪，唐宣宗应该不会在提及令狐楚任山陵使之事的时候，颇有赞赏之意，更不会由此而重用令狐绚。《东观奏记》成书时间与唐宣宗大中朝相隔不远，且令狐绚为大中朝的重臣，则其记载唐宣宗提及令狐楚之事当属可信，而由此也可以认为令狐楚任山陵使过程中的失职之罪为强加之罪。同时，《东观奏记》记载：“宪宗皇帝晏驾之夕，上虽幼，颇记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即位后，诛除恶党无漏网者。”可见，唐宣宗对于元和逆党颇为痛恨，并有所抑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令狐楚与元和逆党之间还存在着直接的矛盾，令狐楚的贬黜是受到了元和逆党的打击。
出自令狐楚之手的制书不符合裴度的要求，《新唐书》卷一七三《裴度传》记载：“度以韩弘领都统，乃上还招讨以避弘，然实行都统事。又制诏有异辞，欲激贼怒弘者，意弘怏怏则度无与共功。度请易其辞，窒疑问之嫌。”
但是，此事《旧唐书》卷一七0《裴度传》的记载则有所不同：“诏出，度以韩弘为淮西行营都统，不欲更为招讨，请只称宣慰处置使。又以此行既兼招抚，请改‘翦其类’为‘革其志’。又以弘已为都统，请改‘更张琴瑟’为‘近辍枢衡’，请改‘烦我台席’为‘授以成算’，皆从之。”
出自令狐楚之手的制书今可见，即《裴度门下侍郎彰义军节度宣慰等使制》：
辅弼之臣，军国是赖。兴化致治，则秉钧以居；取威定功，则专阃而出。所以同君臣之体，一中外之任焉。属者问罪汝南，致诛淮右，盖欲刷其污俗，吊彼顽人。虽弃地求生者，实繁有徒，而婴城执迷者，未翦其类，何兽困而独斗，岂鸟穷之无归欤?由是遥听鼓笳，更张琴瑟，烦我台席，重兹戎旃。朝议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飞骑尉、赐紫金鱼袋裴度，为时降生，协朕梦卜，精办宣力，坚明纳忠。当轴而才谋老成，运筹而智略前定。司其枢务。备知四方之事；付以兵要，必得7)-A~之心。由是祷于上玄，拣此吉日。带丞相之印绶，所以尊其名；赐诸侯之斧钺，所以重其命。尔宜布清问，恢壮皇猷，感励连营，荡平多垒，招怀孤幼，字育夷伤。况淮西一军，素効忠节，过海赴难，史册书勋。建中初，攻破襄阳，擒灭崇义。比者胁于凶逆，归命无由。每念前劳，常思安抚。所以内辍佐辅，为之师帅。实欲保全慰谕，使各得其宜。往钦哉!无越我丕训。可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持节蔡州诸军事、蔡州刺史、彰义军节度管内支度营田、申光蔡州观察处置等使，仍充淮西宣慰处置使，散官勋赐如故。
就制书原文而言，其中的内容并没有阻挠用兵淮西之意。可见，裴度之所以更改令狐楚的制书，是希望制书的措辞更加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更加有利于分化藩镇力量，而并未觉得制书本身是在阻挠用兵淮西。
同时，《新唐书》卷一六六《令狐楚传》记载：“后它学士比比宣事不切旨，帝抵其草，思楚之才。”可见，在草拟制书的过程中，对不符合要求的制书进行修改并不是特殊情况，而出自令狐楚之手的制书在当时恰恰是受到唐宪宗赞许的。
《旧唐书》卷一六七《李逢吉传》记载：“逢吉天与奸回，妒贤伤善。时用兵讨淮、蔡，宪宗以兵机委裴度，逢吉虑其成功，密沮之，由是相恶。及度亲征，学士令狐楚为度制辞，言不合旨，楚与逢吉相善，帝皆黜之，罢楚学士，罢逢吉政事，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检校兵部尚书。”由此可知，李逢吉阻挠用兵淮西，而其时唐宪宗正在重用裴度用兵淮西，所以，唐宪宗就罢黜了李逢吉。在这个过程中，出自令狐楚之手的制书不符合裴度的要求，而令狐楚又与李逢吉善，于是，唐宪宗迁怒于令狐楚，令狐楚也遭到贬黜。在整个事件中，令狐楚并没有阻挠用兵淮西，其遭到贬黜是因为受到了李逢吉的牵连。
值得一提的是，李逢吉后来在长庆年间受到重用，得以任宰相之职。这是因为李逢吉早在元和年间就阻挠用兵淮西，而这正符合了元和逆党反对武力削藩的主张。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元和年间令狐楚虽与李逢吉善，却并没有与李逢吉一起阻挠用兵淮西。
与之相反的是，在《授韩皋尚书左仆射制》中，元稹却对韩皋颇有不实的阿谀之辞：“而又处权近之位，未尝以恩幸自宠于一时；当趣向之间，终不以薄厚见窥于众目。岂所谓徐公之行已有常，而诗人之风雨不改耶?日者铨覆群才，兼荣揆务，颇烦伦拟，有异优崇”。
《旧唐书》卷一二九《韩皋传》记载：
改京兆尹，奏郑锋为仓曹，专掌钱谷。锋苛刻剥下为事，人皆咨怨。又劝皋搜索府中杂钱，折籴百姓粟麦等三十万石进奉，以图恩宠。皋纳其计，寻奏锋为兴平县令。及贞元十四年，眷夏大旱，粟麦枯槁，畿内百姓，累经皋陈诉，以府中仓库虚竭，忧迫惶惑，不敢实奏。会唐安公主女出适右庶子李想，内官中使于想家往来，百姓遮道投状，内官继以事上闻。德宗下诏日：“京邑为四方之则，长吏受亲人之寄，实系邦本，以分朕忧，苟非其才，是紊于理。正议大夫、守京兆尹、赐紫金鱼袋韩皋，比践清贯，颇闻谨恪，委之尹正，冀效公忠。乃者邦畿之间，粟麦不稔，朕念兹黎庶，方议蠲除，自宜悉心，以副勤恤。皋奏报失实，处理无方，致令闾井不安，嚣然上诉。及令覆视，皆涉虚词，壅蔽颇深，罔惑斯甚。宜加惩诫，以勖守官。可抚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驰驿发遣。”锋亦寻出为汀州司马。
十二月，以铨司考科目人失实，与刑部侍郎知选事李建罚一月俸料。
唐穆宗即位后，韩皋得以加官晋爵，并不仅仅是因为其于唐穆宗有“师保之旧”…。长庆二年(822)，李逢吉与元和逆党设计陷害裴度，韩皋也参与其中，可见，韩皋与元和逆党也有一定的联系。
制诰是政治性文章，具有政治倾向性，含糊其辞的叙述是为了进行善恶不分的褒贬，这也就是元稹所反对的“苟务刓饰，不根事实；升之者美溢于词，而不知所以美之之谓；黜之者罪溢于纸，而不知所以罪之之来”。元稹制诰改革的宗旨是通过客观明确的叙述进行善恶分明的褒贬，减少制诰的政治倾向性，增加制诰的庄严性、严肃性，从而使制诰具有教化的意义，也就是元稹所说的“古道”。
但是，要实现这样的宗旨，制诰的创作者必须要有中立的政治立场，客观的政治态度，而这正是元稹所忽略的。对于在政治斗争中打击政治对手、拉拢政治盟友的元稹而言，其政治立场不可能中立，政治态度更不可能客观。在相关的制诰创作过程中，元稹往往对政治对手进行污蔑，对政治盟友阿谀逢迎，政治倾向性更强。于是，制诰往往成了元稹手中的政治工具，而作为工具性的制诰很难具有庄严性、严肃性，更谈不上具有教化的意义。
由此可见，虽然元稹在制诰改革的过程中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是，其时的政治斗争还是通过影响涉足其中的元稹而影响到了元稹进行的制诰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讲，元稹创作的一些制诰是背离了其制诰改革的宗旨的。
(责任编辑：武丽霞)
摘要：元稹与宦官之间的结交是在当时宦官内争的特定政治背景下发生的。元和年间，宦官内部派系斗争激烈，于是，与吐突承璀宦官集团有着很深矛盾的元稹进入了元和逆党的视野。元和末年到长庆初年，与元和逆党结交的元稹成为元和逆党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由元稹起草的相关制诰也往往成为他打击政治对手，拉拢政治盟友的政治工具，这恰恰违背了元稹制诰改革的宗旨，即通过客观明确的叙述进行善恶分明的褒贬，减少制诰的政治倾向性，增加其庄严性、严肃性，从而使其具有教化的意义。
中图分类号：K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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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9-4474(2009)05-0052-09
元和末年元稹知制诰时，进行了制诰改革。《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记载元稹知制诰后，“然辞诰所出，复然与古为侔，遂盛传于代，由是极承恩顾”…。《新唐书》卷一七四《元稹传》记载其“变诏书体，务纯厚明切，盛传一时”。
对于元稹的制诰改革，白居易更是颇为推崇，在《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中认为“制从长庆辞高古”。而在《唐故武昌军节度处置等使正议大夫检按户部尚书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尚书右仆射河南元公墓志铭》中又有评价：“制诰，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于巧俗。自公下笔，俗一变至于雅，三变至于典。”可见，元稹在制诰创作过程中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成就。
对于制诰改革，元稹自己有着明确的思想认识，其在《制诰序》中认为：
制诰本于《书》，《书》之诰命训誓，皆一时之约束也。自非训导职业，则必指言美恶，以明诛赏之意焉。是以读《说命》，则知辅相之不易；读《胤征》，则知废怠之可诛。秦汉已来，未之或改。近世以科试取士文章，司言者苟务刓饰，不根事实；升之者美溢于词，而不知所以美之之谓；黜之者罪溢于纸，而不知所以罪之之来；而又拘以属对，局以圆方，类之于赋判者流，先王之约束盖扫地矣。元和十五年，余始以祠部郎中知制诰，初约束不暇，及后累月，辄以古道干丞相，丞相信然之。又明年，召入禁林，专掌内命。上好文，一日，从容议及此，上曰：“通事舍人不知书便其宜，宣赞之外无不可。”自是司言之臣，皆得追用古道，不从中覆。然而余所宣行者，文不能自足其意。率皆浅近，无以变例。追而序之，盖所以表明天子之复古，而张后来者之趣尚耳。
可见，在制诰创作过程中，元稹倡导的是“指言美恶，以明诛赏之意”，反对的是在内容上“苟务刓饰，不根事实；升之者美溢于词，而不知所以美之之谓；黜之者罪溢于纸，而不知所以罪之之来”，在形式上“拘以属对，局以圆方，类之于赋判者流”。
但是，元和年间，宦官内部派系斗争激烈，于是，与吐突承璀宦官集团有着很深矛盾的元稹进入了元和逆党的视野。元和末年到长庆初年，政治局势急剧变化，政治斗争频繁。在这一过程中，与元和逆党结交的元稹成为元和逆党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这就深刻地影响到了元稹在其时进行的制诰改革。涉足政治斗争的元稹所创作的制诰有时不仅没有“指言美恶，以明诛赏之意”，而且比“苟务刓饰，不根事实；升之者美溢于词，而不知所以美之之谓；黜之者罪溢于纸，而不知所以罪之之来”走得更远，往往成了元稹打击政治对手、拉拢政治盟友的政治工具。在这个意义上说，元稹创作的一些制诰背离了其制诰改革的宗旨。
元稹与宦官的关系是元稹研究中难以回避的问题，这也是研究元稹制诰改革的重要前提。值得注意的是，元稹与宦官之间的结交是在当时宦官内争的特定政治背景下发生的，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已经有所提及，但是，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本文将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敷水驿事件使得元稹与吐突承璀宦官集团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同时元和逆党却开始注意元稹，这就为之后崔潭峻礼接元稹埋下了伏笔。而元和逆党之所以注意元稹，则与其时宦官内部的派系斗争紧密相关。元稹与元和逆党结交后，成为元和逆党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
《新唐书》卷一七四《元稹传》记载：“次敷水驿，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让，中人怒，击稹败面。宰相以稹年少轻树威，失宪臣体，贬江陵士曹参军，而李绛、崔群、白居易皆论其枉。”《新唐书》卷二0七《仇士良传》记载：“尝次敷水驿，与御史元稹争舍上厅，击伤稹。中丞王播奏御史、中使以先后至得正寝，请如旧章。帝不直稹，斥其官。”
然而，元稹在任江陵府士曹参军期间却受到了监军崔潭峻的礼接，《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记载：“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征其诗什讽诵之”。
同为宦官，仇士良与崔潭峻对元稹的态度却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别，这决非偶然。实际上，崔潭峻对元稹的态度与之前的敷水驿事件有着内在的紧密的联系，因为仇士良与崔潭峻在元和年间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宦官派系。
宦官内部激烈的派系斗争是元和年间重要的政治内容，对此，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有着精辟的论述：
牛李党派之争起于宪宗之世，宪宗为唐室中兴英主，其为政宗旨在矫正大历、贞元姑息苟安之积习，即用武力削平藩镇，重振中央政府之威望。当时主张用兵之士大夫大抵属于后来所谓李党，反对用兵之士大夫则多为李吉甫之政敌，即后来所谓牛党。而主持用兵之内廷阉寺一派又与外朝之李党互相呼应，自不待言。是以元和一朝此主用兵派之阉寺始终柄权，用兵之政策因得以维持不改。及内廷阉寺党派竞争既烈，宪宗为别一反对派之阉寺所弑，穆宗因此辈弑逆徒党之拥立而即帝位，于是“销兵”之议行，而朝局大变矣。
宪宗与吐突承璀之关系可谓密切矣。故元和朝用兵之政策必为在内廷神策中尉吐突承璀所主持，而在外朝赞成用兵之宰相李吉甫其与承璀有连，殊不足异也。
可见。元和年间宦官内部的派系主要就是吐突承璀宦官集团与元和逆党，二者斗争激烈。仇士良为吐突承璀的亲信，而崔潭峻则是元和逆党的成员。
陈寅恪先生认为宦官内部派系斗争对于元和年间的政治局势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鄙意外朝士大夫朋党之动态即内延阉寺党派之反影。内廷阉寺为主动，外朝士大夫为被动。阉寺为两派同时并进，或某一时甲派进而乙派退，或某一时乙派进而甲派退，则外朝之士大夫亦为两党同时并进，或某一时甲党进而乙党退，或某一时乙党进而甲党退。
陈寅恪先生的论述极为精辟，宦官掌握着神策军，势力猖獗，所以在与外朝士大夫的关系中能够占据主动。同时，在宦官内部派系斗争中，这种主动也意味着各个宦官派系会主动与外朝士大夫结交，从而打击政治对手，加强势力。正因为如此，各个宦官派系的势力消长就和与之相关的外朝士大夫的仕途沉浮产生了紧密的联系。
正因为如此，为吐突承璀宦官集团所不容的元稹自然就引起了元和逆党的注意。元和九年(814)，元稹随严绶前往淮西战场，但是，元和十年(815)，元稹被召回长安，不久，被贬为通州司马。 这是因为元稹受到了宦官内部派系斗争的影响。
《旧唐书》卷一四六《严绶传》记载：
绶自帅师压贼境，无威略以制寇，到军日，遽发公藏以赏士卒，累年蓄积，一旦而尽；又厚赂中贵人以招声援。师徒万余，闭壁而已，经年无尺寸功。裴度见上，屡言绶非将帅之才，不可责以戎事，乃拜太子少保代归。…
严绶此人大可注意，《旧唐书》卷一四八《裴垍传》记载：“严绶在太原，其政事一出监军李辅光，绶但拱手而已。垍具奏其事，请以李廊代之。”《旧唐书》卷一四六《严绶传》记载：“绶虽名家子，为吏有方略，然锐于势利，不存名节，人士以此薄之。尝预百僚廊下食，上令中使马江朝赐樱桃。绶居两班之首，在方镇时识江朝，叙语次，不觉屈膝而拜，御史大夫高郢亦从而拜”。
严绶任荆南节度使期间，其时的荆南监军正是元和逆党成员崔潭峻，严绶与崔潭峻之间当然关系密切。元和初年，在平定杨惠琳、刘辟叛乱的过程中，严绶颇有功绩。而在淮西战场上，严绶却态度消极，前后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事实上，崔潭峻作为监军也随严绶前往淮西战场，严绶在淮西战场上遵从的正是元和逆党的意志，因为元和逆党反对武力削藩，可见严绶已经依附了元和逆党…。
正因为如此，严绶被召回也可以认为是主张武力削藩的吐突承璀宦官集团对元和逆党的压制。而其时的元稹也就被当成了元和逆党的同党而遭到排挤。
元和末年，元和逆党杀唐宪宗，拥立唐穆宗即位，势力猖獗，元稹也因此而得到了升迁。在这一过程中，都有着元和逆党的身影。
元稹自述其知制诰是由于宰相段文昌的提携：“穆宗初，宰相更用事，丞相段公一日独得对，因请亟用兵部郎中薛存庆、考功员外郎牛僧孺，予亦在请中，上然之。不十数日，次用为给舍”。
段文昌与元和逆党的关系极为密切。《旧唐书》卷一七二《萧倪传》记载：“时令狐楚左迁西川节度使，王播广以货币赂中人权倖，求为宰相，而宰相段文昌复左右之。”……时在唐穆宗即位之初。
由此可见，《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记载：“长庆初，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辞》等百余篇奏御，穆宗大悦，问稹安在，对日：‘今为南宫散郎。’即日转祠部郎中、知制诰。”其中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不可否认，元和逆党对于元稹在仕途上的升迁确实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此后，元稹任翰林学士期间，“中人以潭峻之故，争与稹交，而知枢密魏弘简尤与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更可见元稹与元和逆党关系紧密。得元和逆党之力在仕途上得以升迁的元稹也就成了元和逆党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人物。
在长庆元年(821)的科举事件中，元稹相助段文昌，而这背后未尝没有元和逆党的身影。《资治通鉴》卷二四一长庆元年(821)记载：
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各以书属所善进士于徽。及榜出，文昌、绅所属皆不预，及第者，郑朗，覃之弟；裴撰，度之子；苏巢，宗闵之婿；杨殷士，汝士之弟也。
文昌言于上日：“今岁礼部殊不公，所取进士皆子弟无艺，以关节得之。”上以问诸学士，德裕、稹、绅皆日：“诚如文昌言。”上乃命中书舍人王起等覆试。夏，四月，丁丑，诏黜朗等十人，贬徽江州刺史。宗闵剑州刺史，汝士开江令。
段文昌之言也很难说是有理之言，而本来与此次事件并无瓜葛的元稹相助段文昌，打击的人物或许是钱徽、李宗闵。
《新唐书》卷一七七《钱徽传》记载：“是时，内积财，图复河湟，然禁无名贡献，而至者不甚却。徽恳谏罢之。帝密戒后有献毋人右银台门，以避学士。梁守谦为院使，见徽批监军表语简约，叹日：‘一字不可益邪!’衔之。”可见，元和年间，钱徽与元和逆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同时，元和年间，裴度亲I临淮西战场，奏李宗闵为裴度彰义军观察判官，可见，其时李宗闵与裴度的关系颇为密切回。元稹在长庆元年(821)的科举事件中打击李宗闵，正是为之后元和逆党打击裴度作准备。
裴度在元和年间以宰相之尊亲临淮西战场，并且最终平定淮西，成为继李吉甫之后主张武力削藩的核心人物。对于裴度，反对武力削藩的元和逆党当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元和逆党与裴度的矛盾是反对和坚持武力削藩的矛盾，难以调和。
但是，元和年间，唐宪宗武力削藩之意坚定，全力支持裴度，元和逆党对裴度无可奈何。唐穆宗即位，反对武力削藩的元和逆党势力大盛。同时，朝臣中主张对藩镇姑息的“消兵”之议大行其道。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裴度就成为元和逆党所要重点打击的重要人物。长庆元年(821)，裴度在河朔的平叛行动遭到了元和逆党的阻挠。在这个过程中。元稹起的作用不小。《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记载：
居无何，召入翰林，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中人以潭峻之故，争与稹交，而知枢密魏弘简尤与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东节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与弘简为刎颈之交，谋乱朝政，言甚激讦。穆宗顾中外人情，乃罢稹内职，授工部侍郎。
《旧唐书》卷一七0《裴度传》记载：
时翰林学士元稹，交结内官，求为宰相，与知枢密魏弘简为刎颈之交。稹虽与度无憾，然颇忌前达加于己上。度方用兵山东，每处置军事，有所论奏，多为稹辈所持。
“稹与弘简为刎颈之交”当然是裴度的激烈之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其时元稹为承旨翰林学士，魏弘简为知枢密，二人都能够时常在唐穆宗左右参与时政，所以“中人以潭峻之故，争与稹交，而知枢密魏弘简尤与稹相善”正说明了元稹与元和逆党的关系密切。而作为阻挠裴度河朔平叛的主要人物，元稹与魏弘简的关系更加紧密。
但是，长庆二年(822)，元和逆党为打击裴度，却不惜舍弃了元稹。《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记载：
时王廷凑、朱克融连兵围牛元翼于深州。朝廷俱赦其罪，赐节钺，令罢兵，俱不奉诏。稹以天子非次拔擢，欲有所立以报上。有和王傅于方者，故司空崸之子，干进于稹，言有奇士王昭、王友明二人，尝客于燕、赵间，颇与贼党通熟，可以反问而出元翼，仍自以家财资其行，仍赂兵、吏部令史为出告身二十通，以便宜给赐，稹皆然之。有李赏者，知于方之谋，以稹与裴度有隙，乃告度云：“于方为稹所使。欲结客王昭等刺度。”度隐而不发。及神策军中尉奏于方之事，乃诏三司使韩皋等讯鞫，而害裴事无验，而前事尽露，遂俱罢稹、度平章事，乃出稹为同州刺史，度守仆射。
此事是李逢吉与元和逆党共同设计的阴谋。李逢吉与裴度的矛盾由来已久，元和年间，李逢吉就曾阻挠裴度用兵淮西而被唐宪宗罢相㈩。可见，唐穆宗即位后，李逢吉所密结的“幸臣”就是元和逆党，因为李逢吉与元和逆党在反对武力削藩这一点上有着相当的一致性。正因为如此，裴度就成了李逢吉和元和逆党共同的政治对手。
值得注意的是，“度隐而不发”，但是，结果却是裴度和元稹都被罢相，可见，此事由李逢吉而起，而元和逆党进一步推波助澜，于是，二者都如愿以偿。
元稹在被罢相后又出任同州刺史、浙东观察 使，直到大和三年(829)才回到长安，但又在大和四年(830)出任武昌军节度使。可见，元和逆党在打击裴度如愿以偿之后就舍弃了元稹。
一
根据陈寅恪先生的论述，在政治斗争中，为了打击政治对手，加强势力，宦官与外朝士大夫会彼此结交。而宦官掌握着神策军，势力猖獗，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宦官占据主动。
元和逆党之所以与元稹结交，不仅是因为元稹与吐突承璀宦官集团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更因为元稹的一些政治观点与元和逆党反对武力削藩的政治主张不谋而合。早在元和元年(806)，元稹在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的对策中就阐述了反对穷兵黩武的息兵革的政治主张。而这一点在《连昌宫词》中更是表达得淋漓尽致，对此，陈寅恪先生认为：
然则“销兵”之说，本为微之少日所揣摩当世之事之一。作连昌宫词时，不觉随笔及之。殊不意其竟与已身之荣辱升沉，发生如是之关系。此则当日政治之环境实为之也。
连昌宫词有二特点，即销兵、望幸两事，最可迎合穆宗及宦寺之心意。
平定淮西在元和年间武力削藩的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在用兵淮西期间反对的声音始终存在，而这些反对的声音主要就是来自元和逆党。正因为如此，元稹的《连昌宫词》才会引起元和逆党的注意。
元和逆党后来舍弃元稹，是因为元稹的人望单薄回。元稹知制诰，“朝廷以书命不由相府，甚鄙之”。而且《旧唐书》卷一五八《武儒衡传》记载：“时元稹依倚内官，得知制诰，儒衡深鄙之。会食瓜阁下，蝇集于上，儒衡以扇挥之日：‘适从何处来，而遽集于此?’同僚失色，儒衡意气自若。”长庆二年(822)，元稹任宰相，“诏下之日，朝野无不轻笑之”。
同时，元稹对于元和逆党也并不是完全地亦步亦趋。正因为如此，元稹对李景俭施以援手。李景俭在元和十五年(820)唐穆宗即位后入朝为官，就因对其时的宰相萧倪、段文昌不敬而遭到贬黜；长庆元年(821)十二月，李景俭又在酒后斥责其时的宰相王播、崔植、杜元颖，再次遭到贬黜。但是，两次贬黜后，元稹都施以援手，将其召回朝中…。事实上，李景俭所轻视的宰相萧倪、段文昌、王播、崔植、杜元颖都反对武力削藩。所以，李景俭的举动就触怒了元和逆党，元稹也因援助李景俭而与元和逆党产生了矛盾。
正因为如此，在李逢吉与元和逆党结交并成为了元和逆党打击政治对手的新的工具人物后，元稹就被元和逆党舍弃了。
白居易对元稹的一生进行了评价：
予尝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则坎壤而不偶，谪瘴乡凡十年，发班白而归来。次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又龃龉而不安，居相位仅三月，席不暖而罢去。通介进退，卒不获心。是以法理之用，止于举一职，不布于庶官；仁义之泽，止于惠一方，不周于四海。故公之心不足也。逢时与不逢时同，得位与不得位同，富贵与浮云同。何者?时行而道未行，身遏而心不遏也。
作为元稹的知己，白居易对元稹一生的评价一语中的，同时，也颇为含蓄。元稹早怀“安人活国，致君尧、舜，致身伊、皋”之心，其自述：“我有恳愤志，三十无人知。修身不言命，谋道不择时。达则济亿兆，穷亦济毫厘。济人无大小，誓不空济私。”@在人仕之初，人望单薄的元稹“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然而，“坎壈而不偶”凹。元和六年(811)，裴垍卒，元稹大为感慨：“前时予掾荆，公在期复起。自从裴公无，吾道甘已矣。”“次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元稹进行的是策略性转变，而不是原则性转变，是“道”的转变，而不是“心”的转变。正因为如此，元稹与元和逆党的结交是貌合神离，元稹不可能对元和逆党亦步亦趋，元和逆党也只是把元稹当作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人物，双方分道扬镳并不奇怪。
元和末年到长庆初年激烈的政治斗争深刻地影响着涉足其中的元稹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而这又反映在了元稹的制诰创作的过程中。
令狐楚是元稹与元和逆党结交，成为元和逆党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后所打击的重要的政治人物。正因为如此，元稹创作的《贬令狐楚衡州刺史制》中就出现了肆意污蔑令狐楚的不实之词。与之相反，因为韩皋与元和逆党有所联系，元稹就在《授韩皋尚书左仆射制》中对韩皋颇有不实的阿谀之辞。
《旧唐书》卷一七二《令狐楚传》记载元和十五年(820)：
其年六月，山陵毕，会有告楚亲吏赃污事发，出为宣歙观察使。楚充奉山陵时，亲吏韦正牧、奉天令于晕、翰林阴阳官等同隐官钱，不给工徒价钱，移为羡余十五万贯上献。怨诉盈路，正牧等下狱伏罪，皆诛，楚再贬衡州刺史。时元稹初得幸，为学士，素恶楚与缚胶固希宠，稹草楚衡州制，略日：“楚早以文艺，得践班资，宪宗念才，擢居禁近。异端斯害，独见不明，密隳讨伐之谋，潜附奸邪之党。因缘得地，进取多门，遂忝台阶，实妨贤路。”楚深恨稹。
此事也见于《册府元龟》卷九二0《总录部·仇怨二》：
令狐楚以宰相为宪宗山陵使，以其下隐没官钱，罢为宣州观察使，又贬为衡州刺史。先是，元稹为山陵使判官，稹以他事求知制诰，事欲就，求楚荐之以掩其迹，楚不应。稹既得志，深憾焉，楚之再出，稹颇有力。
在此之前，令狐楚对元稹颇为赏识，而元稹也有《上令狐相公诗启》，对令狐楚表达感激之情，二人颇有私交。而事隔不久，二人的关系却又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其中不无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先是，元稹为山陵使判官，稹以他事求知制诰，事欲就，求楚荐之以掩其迹，楚不应。”元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知制诰主要得益于元和逆党的支持，略觉尴尬，而令狐楚其时任宰相，又为“一代文宗”，地位尊崇，元稹若能够得其相助，当然可以“掩其迹”。但是，此前曾向元稹索要诗作的令狐楚之所以不应元稹之请，是因为令狐楚定然已经得知了元稹与元和逆党之间的关系，而令狐楚与元和逆党之间又有着很深的矛盾。
令狐楚与皇甫镈的关系极为密切，同时，令狐楚更因为皇甫锝的提携而得以身居要职，甚至担任宰相。皇甫锝因为在平定淮西的过程中筹措军费得力而受到唐宪宗的重用。《旧唐书》卷一三五《皇甫镈传》记载：“时方讨淮西，切于馈运，镈勾剥严急，储供办集，益承宠遇，加兼御史大夫。”…其实，皇甫镩见重于唐宪宗，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其结交了其时炙手可热的宦官吐突承璀，“中尉吐突承璀恩宠莫二，镩厚赂结其欢心，故及相位”。
可见，皇甫镩为吐突承璀宦官集团的同党，而与皇甫镩关系密切的令狐楚也就为元和逆党所不容。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在唐穆宗即位之初，皇甫镩就遭到贬黜，而令狐楚当然也会被元和逆党列入打击的范围。而所谓元稹“素恶楚与镩胶固希宠”，正说明元稹是遵从元和逆党的意志，打击令狐楚。
这一点从元稹创作的制诰《贬令狐楚衡州刺史制》可见：
忠臣之节，莫大于送往事居；君子之方，宁忘于养廉远耻。况位崇辅相，职奉园陵，蒙蔽之过屡闻，诚敬之心尽废。朕虽含垢，人亦有言，深念君臣之 恩，难厌公卿之论。宣歙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持节宣州诸军、守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令狐楚，早以文艺，得践班资。宪宗念才，擢居荣近。异端斯害，独见不明。密隳讨伐之谋，潜附奇邪之党。因缘得地，进取多门，遂参台阶，实妨贤路。朕以道遵无改，事贵有终。再命黄扉之荣，专奉元宫之礼，而不能率下，罔念匡君。致于晕政牧之职，掩韦术李邺之举，成朕不敏，职尔之由。前命乘轺，尚期改节，人心大惑，物议置然。虽欲特容，难排众怒。俾从谪守，犹奉诏条。予岂无恩，尔且自省。可使持节衡州诸军事、守衡州刺史，散官、勋赐如故，仍驰驿发遣。
制诰中列举的令狐楚的罪状主要是令狐楚在任山陵使过程中的失职和元和年问阻挠裴度用兵淮西，但是，这两条罪状都难以成立。《东观奏记》记载：
上延英听政，问宰臣白敏中日：“宪宗迁座景陵，龙輴行次，忽值风雨，六宫、百官尽避去，惟有一山陵使，胡而长，攀灵驾不动。其人姓氏为谁?为我言之。”敏中奏景陵山陵使令狐楚。上日：“有儿否?”敏中奏长子绪，见任随州刺史。上日：“可任宰相否?”敏中日：“绪小患风痹，不任大用；次子绚，见任湖州刺史，有台辅之器。”上日：“追来。”翌日，授考功郎中、知制诰。到阙，召充翰林学士。间岁，遂立为相。
在此之后的大中年间，令狐绚一直为唐宣宗重用，长期任宰相。唐宣宗对于令狐楚的赞赏应该是其重用令狐绚的原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唐宣宗在提及令狐楚的时候，特别提及令狐楚任山陵使之事，且颇有赞赏之意。此外，唐宣宗对唐宪宗极为崇敬。如果令狐楚任山陵使过程中确有失职之罪，唐宣宗应该不会在提及令狐楚任山陵使之事的时候，颇有赞赏之意，更不会由此而重用令狐绚。《东观奏记》成书时间与唐宣宗大中朝相隔不远，且令狐绚为大中朝的重臣，则其记载唐宣宗提及令狐楚之事当属可信，而由此也可以认为令狐楚任山陵使过程中的失职之罪为强加之罪。同时，《东观奏记》记载：“宪宗皇帝晏驾之夕，上虽幼，颇记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即位后，诛除恶党无漏网者。”可见，唐宣宗对于元和逆党颇为痛恨，并有所抑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令狐楚与元和逆党之间还存在着直接的矛盾，令狐楚的贬黜是受到了元和逆党的打击。
出自令狐楚之手的制书不符合裴度的要求，《新唐书》卷一七三《裴度传》记载：“度以韩弘领都统，乃上还招讨以避弘，然实行都统事。又制诏有异辞，欲激贼怒弘者，意弘怏怏则度无与共功。度请易其辞，窒疑问之嫌。”
但是，此事《旧唐书》卷一七0《裴度传》的记载则有所不同：“诏出，度以韩弘为淮西行营都统，不欲更为招讨，请只称宣慰处置使。又以此行既兼招抚，请改‘翦其类’为‘革其志’。又以弘已为都统，请改‘更张琴瑟’为‘近辍枢衡’，请改‘烦我台席’为‘授以成算’，皆从之。”
出自令狐楚之手的制书今可见，即《裴度门下侍郎彰义军节度宣慰等使制》：
辅弼之臣，军国是赖。兴化致治，则秉钧以居；取威定功，则专阃而出。所以同君臣之体，一中外之任焉。属者问罪汝南，致诛淮右，盖欲刷其污俗，吊彼顽人。虽弃地求生者，实繁有徒，而婴城执迷者，未翦其类，何兽困而独斗，岂鸟穷之无归欤?由是遥听鼓笳，更张琴瑟，烦我台席，重兹戎旃。朝议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飞骑尉、赐紫金鱼袋裴度，为时降生，协朕梦卜，精办宣力，坚明纳忠。当轴而才谋老成，运筹而智略前定。司其枢务。备知四方之事；付以兵要，必得7)-A~之心。由是祷于上玄，拣此吉日。带丞相之印绶，所以尊其名；赐诸侯之斧钺，所以重其命。尔宜布清问，恢壮皇猷，感励连营，荡平多垒，招怀孤幼，字育夷伤。况淮西一军，素効忠节，过海赴难，史册书勋。建中初，攻破襄阳，擒灭崇义。比者胁于凶逆，归命无由。每念前劳，常思安抚。所以内辍佐辅，为之师帅。实欲保全慰谕，使各得其宜。往钦哉!无越我丕训。可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持节蔡州诸军事、蔡州刺史、彰义军节度管内支度营田、申光蔡州观察处置等使，仍充淮西宣慰处置使，散官勋赐如故。
就制书原文而言，其中的内容并没有阻挠用兵淮西之意。可见，裴度之所以更改令狐楚的制书，是希望制书的措辞更加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更加有利于分化藩镇力量，而并未觉得制书本身是在阻挠用兵淮西。
同时，《新唐书》卷一六六《令狐楚传》记载：“后它学士比比宣事不切旨，帝抵其草，思楚之才。”可见，在草拟制书的过程中，对不符合要求的制书进行修改并不是特殊情况，而出自令狐楚之手的制书在当时恰恰是受到唐宪宗赞许的。
《旧唐书》卷一六七《李逢吉传》记载：“逢吉天与奸回，妒贤伤善。时用兵讨淮、蔡，宪宗以兵机委裴度，逢吉虑其成功，密沮之，由是相恶。及度亲征，学士令狐楚为度制辞，言不合旨，楚与逢吉相善，帝皆黜之，罢楚学士，罢逢吉政事，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检校兵部尚书。”由此可知，李逢吉阻挠用兵淮西，而其时唐宪宗正在重用裴度用兵淮西，所以，唐宪宗就罢黜了李逢吉。在这个过程中，出自令狐楚之手的制书不符合裴度的要求，而令狐楚又与李逢吉善，于是，唐宪宗迁怒于令狐楚，令狐楚也遭到贬黜。在整个事件中，令狐楚并没有阻挠用兵淮西，其遭到贬黜是因为受到了李逢吉的牵连。
值得一提的是，李逢吉后来在长庆年间受到重用，得以任宰相之职。这是因为李逢吉早在元和年间就阻挠用兵淮西，而这正符合了元和逆党反对武力削藩的主张。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元和年间令狐楚虽与李逢吉善，却并没有与李逢吉一起阻挠用兵淮西。
与之相反的是，在《授韩皋尚书左仆射制》中，元稹却对韩皋颇有不实的阿谀之辞：“而又处权近之位，未尝以恩幸自宠于一时；当趣向之间，终不以薄厚见窥于众目。岂所谓徐公之行已有常，而诗人之风雨不改耶?日者铨覆群才，兼荣揆务，颇烦伦拟，有异优崇”。
《旧唐书》卷一二九《韩皋传》记载：
改京兆尹，奏郑锋为仓曹，专掌钱谷。锋苛刻剥下为事，人皆咨怨。又劝皋搜索府中杂钱，折籴百姓粟麦等三十万石进奉，以图恩宠。皋纳其计，寻奏锋为兴平县令。及贞元十四年，眷夏大旱，粟麦枯槁，畿内百姓，累经皋陈诉，以府中仓库虚竭，忧迫惶惑，不敢实奏。会唐安公主女出适右庶子李想，内官中使于想家往来，百姓遮道投状，内官继以事上闻。德宗下诏日：“京邑为四方之则，长吏受亲人之寄，实系邦本，以分朕忧，苟非其才，是紊于理。正议大夫、守京兆尹、赐紫金鱼袋韩皋，比践清贯，颇闻谨恪，委之尹正，冀效公忠。乃者邦畿之间，粟麦不稔，朕念兹黎庶，方议蠲除，自宜悉心，以副勤恤。皋奏报失实，处理无方，致令闾井不安，嚣然上诉。及令覆视，皆涉虚词，壅蔽颇深，罔惑斯甚。宜加惩诫，以勖守官。可抚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驰驿发遣。”锋亦寻出为汀州司马。
十二月，以铨司考科目人失实，与刑部侍郎知选事李建罚一月俸料。
唐穆宗即位后，韩皋得以加官晋爵，并不仅仅是因为其于唐穆宗有“师保之旧”…。长庆二年(822)，李逢吉与元和逆党设计陷害裴度，韩皋也参与其中，可见，韩皋与元和逆党也有一定的联系。
制诰是政治性文章，具有政治倾向性，含糊其辞的叙述是为了进行善恶不分的褒贬，这也就是元稹所反对的“苟务刓饰，不根事实；升之者美溢于词，而不知所以美之之谓；黜之者罪溢于纸，而不知所以罪之之来”。元稹制诰改革的宗旨是通过客观明确的叙述进行善恶分明的褒贬，减少制诰的政治倾向性，增加制诰的庄严性、严肃性，从而使制诰具有教化的意义，也就是元稹所说的“古道”。
但是，要实现这样的宗旨，制诰的创作者必须要有中立的政治立场，客观的政治态度，而这正是元稹所忽略的。对于在政治斗争中打击政治对手、拉拢政治盟友的元稹而言，其政治立场不可能中立，政治态度更不可能客观。在相关的制诰创作过程中，元稹往往对政治对手进行污蔑，对政治盟友阿谀逢迎，政治倾向性更强。于是，制诰往往成了元稹手中的政治工具，而作为工具性的制诰很难具有庄严性、严肃性，更谈不上具有教化的意义。
由此可见，虽然元稹在制诰改革的过程中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是，其时的政治斗争还是通过影响涉足其中的元稹而影响到了元稹进行的制诰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讲，元稹创作的一些制诰是背离了其制诰改革的宗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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