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代人，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观念，就是国家应该承担老百姓的生活福利，像医疗、教育、最低生活保障，等等。这个观念，一般被认为源自西方国家。其实在西方，福利制度是一种现代产物。一直到19世纪后期，德国时任首相俾斯麦才提出建立面向大众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后又经过一系列的发展，1942年，英国发布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才提出全面建设福利制度。
　　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这套制度在西方运行才几十年，就产生了许多恶果。民众认为税收最好只减不增，福利最好只增不减。社会负担越来越重，有的国家经济运行出现困难。
　　今天我想谈的是中国。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其历史要悠久得多。
　　在中国，从大禹治水开始，政府在抗灾救济方面就承担着领导责任。先秦时期，中国已经有系统的“荒政十二策”，就是在遇到灾荒的时候，政府应该采取的十二条配套措施。从战国时期开始，中国历朝历代都建有“常平仓”，在年景好的时候购进粮食储存起来，遇歉收年便开仓放粮。
　　那问题来了。西方福利制度运行几十年就陷入困境，而中国的福利制度，为什么能够运行两千多年？这中间的差别在哪里？最根本的差别，是观念上的差别。
　　在西方的福利制度中，接受福利是公民的“权利”。美国罗斯福总統提出的“四大自由”中，“免于匮乏的自由”就是把享受福利保障列为公民的基本人权。这在当时可以看作人类文明的进步，但时间一长，大家习以为常之后，隐患就出现了。
　　在这些西方国家，只要一个人的收入低于某个标准——哪怕他的实际生活水平并不低，甚至比很多国家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还高——就有权利让别人养活他。请注意，既然是他的权利，那就没有人可以剥夺，他也没有必要感到惭愧，甚至没必要对谁表达谢意。这是他根据法律应该得的，这是一种观念。
　　中国的社会福利观念呢？
　　在中国，很少有人认为接受来自国家或者他人的救济、帮助，是自己的权利。中国人的观念是反过来的，社会福利是国家对民众的“责任”。一旦遇到水旱灾荒，国家就要承担起救灾的任务。在平时，如果有人实在有困难，比如残疾、年老、鳏寡孤独这些情况，政府就有责任帮一把，这就是所谓“怜贫恤老”。福利的目的在于解决具体的困难，而不是为了满足某种权利。
　　中国的这套福利观念，得到了很好的承继，也成了增强社会认同、缓解矛盾的有效手段。可是话说回来，如果一个人是因为个人主观原因，不愿意劳动，导致自己陷入穷困，那么虽然他也能享受国家的帮扶政策，但同时，他肯定会受到身边人的鄙视，甚至谴责。
　　如果社会福利是一项权利，那就必须有一个客观标准。那就必然导致按照收入来划线，而不考虑这种境况是不是因为他本人不爱劳动导致的。
　　而如果社会福利是一种责任，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当然要优先选取那些最该帮、最值得帮的对象。而在资源充足的情况下，那些有能力却不劳而获的人也会受到道德的谴责。所以在中国，社会福利才不会导致“养懒汉”的结果。
　　其实，中国福利制度能达到这个效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西方政府在提供福利时，主要就是发钱，国家很少对老百姓做其他方面的指导。但是中国政府除了救灾、扶贫、济困，还有一个责任，就是教化。比如明太祖朱元璋颁布的《教民榜文》，其中有这样六句话：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这是一个钦定的百姓公约，里面是百姓要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除了到处张贴这六句话，朱元璋要求每乡、每里各置一个木铎（类似铃铛），并在本地选择年老或者残疾、不能干重活的人，在本乡、本里边走边摇木铎，还要呼喊《教民榜文》里的这六句话。这种巡行乡里的活动，每月要搞六次。到秋收时节，由各乡里给巡行的人配发粮食和生活费用。
　　在中国文化中，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传统。不仅是政府，宗族也特别重视这种道德教化，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自觉。
　　你可别小看这种教化的力量，两千多年下来，它在中国社会内部造就了一种内在的社会提升力。危难时刻，互帮互助，但是在道德上又绝不纵容那些不劳而获的人。这种传统，让中国文明保有一种强大的反堕落能力。因此，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中国文明一以贯之，千载不绝，历经一次次劫难而复兴。
　　过去总有人讲，制度比人重要。从历史的尺度来看，制度的确比人重要，但是对人的不断提升的精神传统，有时比具体的制度更重要。
　　（杨子江摘自文汇出版社《罗辑思维》一书，刘 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