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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过程中，慈善捐赠作为收入的“第三次分配”，在筹集社会资金、缓解财政压力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信任作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现象，对社会运转、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都产生了極为重要的影响。鉴于此，本文研究了公众的社会信任对其捐赠行为的影响，不仅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也体现了长远意义。
【关键词】：特殊信任；一般信任；捐赠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问题也日益被关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各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逐年扩大，这不仅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我们一方面应该大力推进分配制度的改革，另一方面也应该积极加快慈善事业的发展，因为慈善事业是社会稳定器，不仅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时也有助于改善贫困落后地区的初级教育、卫生条件以及其他基础设施，从而大面积缩小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差距，慈善事业在缓解阶层关系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新的社会整合机制。
社会信任的缺失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公民参与慈善活动的积极性，成为慈善事业发展的绊脚石，使得慈善活动陷入尴尬的境地。慈善活动中的社会信任能够保证慈善活动顺利进行，有利于慈善机制的完善。近年来，国内不少专家学者从如何提高慈善机构的公信力的角度关注慈善活动中的信任问题，但是近几年出现的“郭美美事件”、“明星诈捐门”、“陈光标捐巨款被疑作秀”等事件已表明延续慈善事业的生命力不仅仅靠的是慈善机构这一参与主体的内部机制的改善，更需要的是全社会共同凝聚的力量，信任是慈善行为得以发展的生命线。
一、文献回顾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慈善”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内容，其包含的范畴越来越广，同时，在学术界关于慈善的研究也从未停止，经过对各类慈善相关文献的回顾，本文总结了前人在慈善捐赠事业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慈善及其伦理道德属性、文化价值层面的研究。认为慈善以社会道德为基础、主要由民间和政府专门的机构实施的、以救助与教化为主要内容的经常性活动（陶海洋，2008）。也有学者认为是社会成员在自愿基础上对社会中无助者的一种无偿救助行为（吴斌，2006）。更多人从伦理道德角度认为慈善是道德的范畴，是道德的载体（高志华，1997）进一步说，是一种以社会道德为基础的人的最基本的同情心（聂宏辉，2008）。也有不少学者将慈善视作一种文化，是和谐社会内在的道德基础（陈勇，2006）其核心是利他主义价值观，凸显了尊重人的人本价值（程立涛，孙国梁，2005）。
二是从慈善组织的发展和企业慈善捐赠的角度进行的研究。战略性慈善行为理论（Porter&Kramer，2002）是企业慈善理论的最新发展。虽然我国公益慈善组织发展较快，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表现在公益慈善组织准入门槛高，公益慈善组织募捐款物困难，缺乏独立性，税收优惠政策少和人才匮乏等方面（刘文光，2008）。另外，慈善组织的公信力问题也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之一。认为慈善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慈善组织自身能力建设不适应，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备，是慈善组织公信力低的主要原因（陈桂光，2012）。对于企业慈善的研究主要认为，目前中国的企业慈善捐赠无论是在捐赠水平还是理念、捐助规模方面都还比较落后（张传良，2005）。强化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弘扬“企业公民”理念、建立合理的税收优惠机制将对加快我国企业慈善捐赠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刘军伟，郑晓明，2009）。
三是从政府和政策制度层面进行的研究。政府成为慈善组织经费的主要资助者，政府在社会救济中任务重，也很难满足社会的需要（郑功成，1999）。政府成为了社会慈善活动的参与者，组织者和管理者，而世界慈善事业最显著的特点是民间性和社会性。民间的慈善组织应是慈善事业的主体（李国林，2005）我国慈善事业对政府依赖性太强，缺乏自主性、独立性（郑功成，2005）。从制度层面看，纵观最近几年的相关文献， 主要集中在慈善法制的现状和构建方面（马传浩，2009）。关于法制现状，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在政治、经济、社会因素均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法制滞后使中国慈善事业难以大发展的致命缺陷（郑功成，2006）。
通过简要梳理上述关于慈善的研究文献，我们可以看到，现有对慈善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全面，从伦理学、经济学、社会保障、法学等各个方面都对慈善有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于慈善的研究， 主要是以政府、慈善组织以及企业的慈善活动为重点， 而很少以作为重要参与对象的普通人为关注对象， 因此用调查问卷的形式，以公众个人为出发点研究对乞讨者的捐赠行为具有明显的可行性，同时能够弥补前人研究的不足。
二、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描述统计
本项研究的调查对象是全国24个省、市的公众。本次问卷调查抽样方法采用的是大样本非概率抽样法。采取偶遇或入户调查的方式，与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调查，完成了对居民小额捐赠行为的调查，本次调查最后获得有效样本2936份。表2-1列举了此次调查中居民样本的基本情况。
表2-1显示，在所选样本中，男女比例基本均衡。女性略多于男性。从年龄分布看，年龄段在16-25岁的占35.9%；26-45岁的占51.6%；45岁以上所占比例较低，只有12.5%。由此可见在所调查的样本中，青年所占比例相对较大。从婚姻状况来看，39.8%的样本处于不在婚状态，另外60.2%的样本居民处于在婚状态。从受教育水平来看，小学以下及初中学历的样本比例分别为10.9%和28.5%；拥有高中和大专学历的样本比例为14.7%和16.5%；本科及以上学历拥有者占比29.4%。在所有调查的样本中，有12.9%的中共党员，另外的87.1%即非中共党员。虽然中共党员所占比例不大，但由于样本量大，所以中共党员数量已经不算少。从宗教信仰分布看，不信仰宗教的居民占74.3%，信仰宗教的占25.7%。 （二）变量处理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公众针对乞讨者的捐赠行为，在本研究中，针对乞讨者的捐赠行为从是否向乞讨者捐赠过来考察，本研究的自变量是信任。从信任对象的角度可以将信任划分为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一般信任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以及人们对支撑这种信任的国家和法律体制的信任，特殊信任指的是公众对乞讨者的信任。控制变量主要有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职业、个人年收入以及家庭所在地区。
（三）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公众是否向乞讨者捐赠过的决定因素，我们采用logit模型，该模型的数字表达式为：
式（2-1）中p表示发生的概率，即有捐赠行为发生或出现的概率；1—p表示相映“事件”不发生的概率； X1，…，Xm表示解释变量；β1，…，βm是回归模型中的参数。
三、结果分析
以是否向乞讨者进行捐赠为因变量，以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为自变量，控制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宗教信仰、受教育年限、职业、个人年收入、家庭所在地区建立logistic回归分析，得到下表。
由表中可以看出，特殊信任正向影响公众捐赠行为的发生（p﹤0.01），即公众的特殊信任度越高，则越有可能进行捐赠，且每提高一个单位的特殊信任度，相应的捐赠概率会增加20.3%，；公众一板信任对其捐赠行为也成正向影响（p﹤0.05），公众的一般信任度越高，越有可能进行捐赠，其一般信任度每提高一个单位，相应的捐赠可能性会提高15.5%。
同时，性别对捐赠行为的发生影响显著，女性有捐赠行为的概率是男性的1.6倍（p﹤0.001）；在婚公众捐赠行为发生的几率是不在婚公众的1.6倍（p﹤0.001）；宗教信仰正向影响公众的赠行为，有宗教信仰的公众比没有宗教信仰的公众捐赠的可能性高（p﹤0.05），有宗教信仰的公众进行捐赠的概率是没有宗教信仰公众捐赠概率的1.1倍，公众的受教育年限正向影响其是否向乞讨者进行捐赠，公众受教育年限越久，越有可能向乞讨者进行捐赠，这不难理解，受教育年限越久，则自身素质相对较高，社会责任感也会越强，在面对乞讨者时更容易发生捐赠行为。
四、结论与简要讨论
从信任对公众捐赠行为的影响来看，逻辑回归结果显示，公众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对于其是否向乞讨者进行捐赠都有正向影响，因此，提升公众的社会信任对于增加捐赠行为有着极大地促进作用。本研究就提升公众的社会信任方面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制度，夯实信任的基礎。制度是信任的基石。制度为社会互动交往提供了基本框架，促进了现代社会的普遍信任的建立。所以要采取有效措施来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制度，通过建立合理、稳定、完善的制度来使人们形成对制度体系的信任，形成对陌生人的系统信任，实现信任的社会圈层化。并通过制度建设协调好社会利益分配，使社会制度能够充分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处理好两极分化问题，减少社会阶层之间的隔阂，从而建立起阶层之间的信任。
2、建立和完善信用记录体系和传输体系，约束失信行为。建立和完善信用记录体系和传输体系可以直接惩罚失信行为，鼓励守信行为，促进良好的信任氛围的形成。首先，建立和完善信用一记录体系。这包括个人和企业借贷偿还信用一记录、欺诈他人的一记录，还包括由政府部门记录在案的社会义务履行记录；等等。其次，建立健全社会信用的传输体系。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个人和企业的信用资料的快速传输，从而实现良好的信息沟通，这样可以避免因信息不畅而造成的一些问题，实现了对每个公民的失信行为的监督，加强了监督的力度，提高了公民个人和企业组织诚实守信的自觉度，从而杜绝了大量失信行为的产生。
3、协调好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之间的关系，既要防止人际信任通过超越其信任情境范围向公共领域渗透和越位，干扰甚至破坏司法、行政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又要在人际信任的作用范围内，使其充分发挥作用，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因为制度信任建立在制度和抽象系统之上，理性和强制性色彩较浓，以外在的形式主义规则来维系社会交往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所以它比起人际信任来缺乏人文关怀。吉登斯也认为，“制度信任的性质本身决定了它不可能满足人际信任关系所提供的相互性和亲密性的需要”。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还应体现人世间的情感与道德。所以，在由制度所造成的冷漠的现代社会，也需要人际信任。郑也夫在其《信任论》里也指出，“新旧信任机制之间的关系更属转化而非不破不立；在传统的信任已被摧毁的地带建立新的信任机制，以近乎无中生有，是最为艰难的。”总之，我们在考察信任模式的演变时，并非意味着人际信任的完全消亡，制度信任完全取代人际信任，而是实现由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的过渡，也就是实现信任的社会圈层化。所以要合理规划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的运作区域，发挥各自的作用，使之得到相互补充，共同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参考文献：
[1] 赖有为. 慈善捐赠者、慈善组织和政府相互作用研究[D].福建农林大学，2014.
[2] 周长利. 我国慈善捐赠者行为影响因素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2.
[3] 刘天翠. 居民慈善捐赠行为影响因素研究[D].东北大学，2010.
[4] 张进美. 中国城市居民慈善捐款行为影响因素研究[D].东北大学，2012.
[5] 陈新春. 开发我国个人慈善的途径初探[J]. 当代经济，2013，（19）：42-43.
[6] 连清川. 财富与政治地位的关系[J]. 商界（评论），2012，（04）：70-71.
[7] 刘建强，边杰. 慈善的真相[J]. 中国企业家，2014，（13）：104-108+4.
[8] 刘孝龙. 我国慈善捐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6）：129-131.
作者简介：秦姣（1990—），女，汉族，山西长治市人，法学硕士在读，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专业201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组织社会学。
基金项目：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Supported by Hunan Provincial Innovation Foundation For Postgraduate。
【关键词】：特殊信任；一般信任；捐赠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问题也日益被关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各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逐年扩大，这不仅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我们一方面应该大力推进分配制度的改革，另一方面也应该积极加快慈善事业的发展，因为慈善事业是社会稳定器，不仅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时也有助于改善贫困落后地区的初级教育、卫生条件以及其他基础设施，从而大面积缩小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差距，慈善事业在缓解阶层关系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新的社会整合机制。
社会信任的缺失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公民参与慈善活动的积极性，成为慈善事业发展的绊脚石，使得慈善活动陷入尴尬的境地。慈善活动中的社会信任能够保证慈善活动顺利进行，有利于慈善机制的完善。近年来，国内不少专家学者从如何提高慈善机构的公信力的角度关注慈善活动中的信任问题，但是近几年出现的“郭美美事件”、“明星诈捐门”、“陈光标捐巨款被疑作秀”等事件已表明延续慈善事业的生命力不仅仅靠的是慈善机构这一参与主体的内部机制的改善，更需要的是全社会共同凝聚的力量，信任是慈善行为得以发展的生命线。
一、文献回顾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慈善”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内容，其包含的范畴越来越广，同时，在学术界关于慈善的研究也从未停止，经过对各类慈善相关文献的回顾，本文总结了前人在慈善捐赠事业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慈善及其伦理道德属性、文化价值层面的研究。认为慈善以社会道德为基础、主要由民间和政府专门的机构实施的、以救助与教化为主要内容的经常性活动（陶海洋，2008）。也有学者认为是社会成员在自愿基础上对社会中无助者的一种无偿救助行为（吴斌，2006）。更多人从伦理道德角度认为慈善是道德的范畴，是道德的载体（高志华，1997）进一步说，是一种以社会道德为基础的人的最基本的同情心（聂宏辉，2008）。也有不少学者将慈善视作一种文化，是和谐社会内在的道德基础（陈勇，2006）其核心是利他主义价值观，凸显了尊重人的人本价值（程立涛，孙国梁，2005）。
二是从慈善组织的发展和企业慈善捐赠的角度进行的研究。战略性慈善行为理论（Porter&Kramer，2002）是企业慈善理论的最新发展。虽然我国公益慈善组织发展较快，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表现在公益慈善组织准入门槛高，公益慈善组织募捐款物困难，缺乏独立性，税收优惠政策少和人才匮乏等方面（刘文光，2008）。另外，慈善组织的公信力问题也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之一。认为慈善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慈善组织自身能力建设不适应，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备，是慈善组织公信力低的主要原因（陈桂光，2012）。对于企业慈善的研究主要认为，目前中国的企业慈善捐赠无论是在捐赠水平还是理念、捐助规模方面都还比较落后（张传良，2005）。强化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弘扬“企业公民”理念、建立合理的税收优惠机制将对加快我国企业慈善捐赠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刘军伟，郑晓明，2009）。
三是从政府和政策制度层面进行的研究。政府成为慈善组织经费的主要资助者，政府在社会救济中任务重，也很难满足社会的需要（郑功成，1999）。政府成为了社会慈善活动的参与者，组织者和管理者，而世界慈善事业最显著的特点是民间性和社会性。民间的慈善组织应是慈善事业的主体（李国林，2005）我国慈善事业对政府依赖性太强，缺乏自主性、独立性（郑功成，2005）。从制度层面看，纵观最近几年的相关文献， 主要集中在慈善法制的现状和构建方面（马传浩，2009）。关于法制现状，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在政治、经济、社会因素均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法制滞后使中国慈善事业难以大发展的致命缺陷（郑功成，2006）。
通过简要梳理上述关于慈善的研究文献，我们可以看到，现有对慈善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全面，从伦理学、经济学、社会保障、法学等各个方面都对慈善有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于慈善的研究， 主要是以政府、慈善组织以及企业的慈善活动为重点， 而很少以作为重要参与对象的普通人为关注对象， 因此用调查问卷的形式，以公众个人为出发点研究对乞讨者的捐赠行为具有明显的可行性，同时能够弥补前人研究的不足。
二、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描述统计
本项研究的调查对象是全国24个省、市的公众。本次问卷调查抽样方法采用的是大样本非概率抽样法。采取偶遇或入户调查的方式，与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调查，完成了对居民小额捐赠行为的调查，本次调查最后获得有效样本2936份。表2-1列举了此次调查中居民样本的基本情况。
表2-1显示，在所选样本中，男女比例基本均衡。女性略多于男性。从年龄分布看，年龄段在16-25岁的占35.9%；26-45岁的占51.6%；45岁以上所占比例较低，只有12.5%。由此可见在所调查的样本中，青年所占比例相对较大。从婚姻状况来看，39.8%的样本处于不在婚状态，另外60.2%的样本居民处于在婚状态。从受教育水平来看，小学以下及初中学历的样本比例分别为10.9%和28.5%；拥有高中和大专学历的样本比例为14.7%和16.5%；本科及以上学历拥有者占比29.4%。在所有调查的样本中，有12.9%的中共党员，另外的87.1%即非中共党员。虽然中共党员所占比例不大，但由于样本量大，所以中共党员数量已经不算少。从宗教信仰分布看，不信仰宗教的居民占74.3%，信仰宗教的占25.7%。 （二）变量处理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公众针对乞讨者的捐赠行为，在本研究中，针对乞讨者的捐赠行为从是否向乞讨者捐赠过来考察，本研究的自变量是信任。从信任对象的角度可以将信任划分为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一般信任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以及人们对支撑这种信任的国家和法律体制的信任，特殊信任指的是公众对乞讨者的信任。控制变量主要有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职业、个人年收入以及家庭所在地区。
（三）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公众是否向乞讨者捐赠过的决定因素，我们采用logit模型，该模型的数字表达式为：
式（2-1）中p表示发生的概率，即有捐赠行为发生或出现的概率；1—p表示相映“事件”不发生的概率； X1，…，Xm表示解释变量；β1，…，βm是回归模型中的参数。
三、结果分析
以是否向乞讨者进行捐赠为因变量，以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为自变量，控制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宗教信仰、受教育年限、职业、个人年收入、家庭所在地区建立logistic回归分析，得到下表。
由表中可以看出，特殊信任正向影响公众捐赠行为的发生（p﹤0.01），即公众的特殊信任度越高，则越有可能进行捐赠，且每提高一个单位的特殊信任度，相应的捐赠概率会增加20.3%，；公众一板信任对其捐赠行为也成正向影响（p﹤0.05），公众的一般信任度越高，越有可能进行捐赠，其一般信任度每提高一个单位，相应的捐赠可能性会提高15.5%。
同时，性别对捐赠行为的发生影响显著，女性有捐赠行为的概率是男性的1.6倍（p﹤0.001）；在婚公众捐赠行为发生的几率是不在婚公众的1.6倍（p﹤0.001）；宗教信仰正向影响公众的赠行为，有宗教信仰的公众比没有宗教信仰的公众捐赠的可能性高（p﹤0.05），有宗教信仰的公众进行捐赠的概率是没有宗教信仰公众捐赠概率的1.1倍，公众的受教育年限正向影响其是否向乞讨者进行捐赠，公众受教育年限越久，越有可能向乞讨者进行捐赠，这不难理解，受教育年限越久，则自身素质相对较高，社会责任感也会越强，在面对乞讨者时更容易发生捐赠行为。
四、结论与简要讨论
从信任对公众捐赠行为的影响来看，逻辑回归结果显示，公众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对于其是否向乞讨者进行捐赠都有正向影响，因此，提升公众的社会信任对于增加捐赠行为有着极大地促进作用。本研究就提升公众的社会信任方面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制度，夯实信任的基礎。制度是信任的基石。制度为社会互动交往提供了基本框架，促进了现代社会的普遍信任的建立。所以要采取有效措施来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制度，通过建立合理、稳定、完善的制度来使人们形成对制度体系的信任，形成对陌生人的系统信任，实现信任的社会圈层化。并通过制度建设协调好社会利益分配，使社会制度能够充分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处理好两极分化问题，减少社会阶层之间的隔阂，从而建立起阶层之间的信任。
2、建立和完善信用记录体系和传输体系，约束失信行为。建立和完善信用记录体系和传输体系可以直接惩罚失信行为，鼓励守信行为，促进良好的信任氛围的形成。首先，建立和完善信用一记录体系。这包括个人和企业借贷偿还信用一记录、欺诈他人的一记录，还包括由政府部门记录在案的社会义务履行记录；等等。其次，建立健全社会信用的传输体系。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个人和企业的信用资料的快速传输，从而实现良好的信息沟通，这样可以避免因信息不畅而造成的一些问题，实现了对每个公民的失信行为的监督，加强了监督的力度，提高了公民个人和企业组织诚实守信的自觉度，从而杜绝了大量失信行为的产生。
3、协调好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之间的关系，既要防止人际信任通过超越其信任情境范围向公共领域渗透和越位，干扰甚至破坏司法、行政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又要在人际信任的作用范围内，使其充分发挥作用，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因为制度信任建立在制度和抽象系统之上，理性和强制性色彩较浓，以外在的形式主义规则来维系社会交往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所以它比起人际信任来缺乏人文关怀。吉登斯也认为，“制度信任的性质本身决定了它不可能满足人际信任关系所提供的相互性和亲密性的需要”。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还应体现人世间的情感与道德。所以，在由制度所造成的冷漠的现代社会，也需要人际信任。郑也夫在其《信任论》里也指出，“新旧信任机制之间的关系更属转化而非不破不立；在传统的信任已被摧毁的地带建立新的信任机制，以近乎无中生有，是最为艰难的。”总之，我们在考察信任模式的演变时，并非意味着人际信任的完全消亡，制度信任完全取代人际信任，而是实现由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的过渡，也就是实现信任的社会圈层化。所以要合理规划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的运作区域，发挥各自的作用，使之得到相互补充，共同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参考文献：
[1] 赖有为. 慈善捐赠者、慈善组织和政府相互作用研究[D].福建农林大学，2014.
[2] 周长利. 我国慈善捐赠者行为影响因素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2.
[3] 刘天翠. 居民慈善捐赠行为影响因素研究[D].东北大学，2010.
[4] 张进美. 中国城市居民慈善捐款行为影响因素研究[D].东北大学，2012.
[5] 陈新春. 开发我国个人慈善的途径初探[J]. 当代经济，2013，（19）：42-43.
[6] 连清川. 财富与政治地位的关系[J]. 商界（评论），2012，（04）：70-71.
[7] 刘建强，边杰. 慈善的真相[J]. 中国企业家，2014，（13）：104-108+4.
[8] 刘孝龙. 我国慈善捐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6）：129-131.
作者简介：秦姣（1990—），女，汉族，山西长治市人，法学硕士在读，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专业201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组织社会学。
基金项目：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Supported by Hunan Provincial Innovation Foundation For Postgradu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