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的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国大陆史学界的重点，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史学界学习马列主义的结果，虽然大多数论著都带有教条式地套用马列主义词句的毛病，但从长远的学术发展史来看，由此产生的一系列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成果，确实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史学界，同样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关注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虽然视角不同，目的也不一样。但日本东洋史学界和中国大陆的史学界却有着共同的爱好，甚至可以说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交相辉映。对此，大陆彼岸的台湾史学界，经常有学者慨叹他们没有人从事经济史的研究，显得史学的发展不平衡，不免有些缺憾。
　　然而，80年代后，中国大陆受欧美、台湾史学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大，学术的热点逐渐从文化史、学术史，转到思想史、社会史、妇女史等等方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入到各种“新史学”的研究队伍中，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果，值得我们骄傲，也值得肯定。然而，这热闹的背后也有让人担忧的一面，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学人不愿意做经济史的研究。“新史学”的耀眼成绩还没有显现出来，而传统的优秀成果却少有人发扬光大。
　　当我看到刘进宝教授新著《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这个书名的时候，感到无比欣慰。这一方面是作为研究过归义军政治史、民族史的笔者，看到了归义军经济史方面研究的进步；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敦煌学的领域里，却有人继续高举着“经济史”研究的旗帜。其实，经济是社会的基础，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我们不论研究传统的政治史、政治制度史、科技史、文化史等，还是以“新史学”的视角来研究社会史、妇女史、医疗史、灾害史、环境史等等，都应当对所研究的社会的经济方面有透彻的了解，否则所得出的某些结论，可能会失之偏颇。
　　史学研究的另一个发展方向是区域史的研究，由于明清时代有大量的方志和地方文人的文集，这项研究可以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但对于中古时期的大多数区域来讲，这种研究常常受到资料的限制而无法展开。敦煌归义军时期的官私文书，都是未经史家去取的原始文件，而且涉及的方面极其广泛，正好可以用来做唐宋时代区域史研究。我觉得刘进宝教授的这部新著，也具有区域研究的意义，它提供给我们观察唐宋时期经济的传承与变迁的一个地方案例，而且是个鲜活的个案。
　　在刚刚结束的刘进宝教授主持的“转型期的敦煌学”学术研讨会上，大家都在探讨敦煌学的“继承与发展”问题。我在闭幕式上的发言中，根据会议提交的论文内容，提示了敦煌学发展的几个方面。进宝教授觉得我讲的有些道理，非让我就此发挥一下，给他的新著写篇序言。我和进宝教授相知甚久，固辞不获，只好勉为其难，因略述学术研究继承与发展之关系如上，希望借此提示进宝教授新著的学术意义，并期盼敦煌学在“新史学”的大背景下，继承优秀传统，探索新的天地。
　　(责任编辑　粱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