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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和诚朴、睿智儒雅。与王济光博士一席长谈之后，印象深刻，他的内敛，令人起敬，他的睿智，令人折服。
这位走出社科院、为官从政的博士，举止文质彬彬，芳兰竟体，不多的话语，字字珠玑，言谈间从容淡定，举手投足间透露出一股温和、谦逊的气息。与其说他是一位政府官员，倒不如说他是一位学识渊博、可亲可近的兄长，在他和蔼的笑容下，连炎热的空气都变得清凉温润起来，“如沐春风”大概指的就是这种感觉吧。
少年早慧从坎坷中走出19岁副乡长
王济光，1964年出生于冀南平原的一个耕读之家。由于家族中代有名医大家，称其出身于中医世家并不为过。因由于此，在其孩提时代便开始诵读《黄帝内经素问》，研习易经阴阳之理以为日后学医根基。文革动荡虽然波及深远，但地处偏僻的乡村生活，仍然为其保留了亦耕亦读、诗礼传家的成长氛围。祖父为抗战时期的三八式干部，父亲从教员转入政府管理，红色文化使其自小立志报国。儒家文化的熏陶、革命家庭的教育，加以现实生活的困顿，潜移默化了他勤于内省的行为处事风格，陶冶修炼了他出世人世的现代新儒思想，也涵养成了他内敛谦和的性格。
60年代末，举国教学艰难，历史的无奈和师资的匮乏，造就了几个年级混合教学的“大课堂”。5岁入学的他，8岁小学毕业，13岁高中毕业，仅用了七年时间完成了现在看来需要十二年的正规教育。这里面固然有时代多舛的因素，也包括了天生的心智和后天的努力，敏而好学，缺一不可。正是这种心智与努力，伴随了他的人生，也造就了他的人生。
1977年，高考恢复，高中毕业的他与父兄一起报名参加。据追忆高考制度恢复三十年的资料记载，1977年考生中年龄最大者37岁，最小者13岁，但是，资料并没有考证查实，历史竟将此项纪录集中在了一个家庭。
然而，事情并非预料的那般顺利。由于年纪小身高不符合师范院校标准，分数还算不错的他没能被任何大学录取。此时的王济光告诫自己要有勇气去面对，更要有毅力去克服。为此，高考后他写了一篇800字的散文诗《有志者事竟成》以表述心迹，顺利发表在报刊上，成为他人生中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高考失利后，王济光加入到威县地震办公室，也算参加了工作，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由于从理科转为文科，他需要背诵更多东西，好在当时的他记忆力惊人，5天之内可以牢记10万字连标点位置都分毫不差，相信这也是他转科高考成功的因素之一。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9年，15岁的他终于如愿以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河北财贸学院，成为商经系企管专业的一名学生。
大学的校园时光是人生最美好的回忆。对于王济光而言，大学也是属于他身体发育最关键的时期，本来就喜欢运动的他，此刻更是“眷恋”球场，“年小贪玩好动”是他留给班上同学的最初印象。然而，当考试成绩出来时，大家都傻了眼。连数学老师也在课堂上宣布，任何人都必须交作业，除了王济光。同学们都十分好奇，平常没看见他学习啊，为什么他的成绩能如此好?莫非真是天才?
天才都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百分之一的靈感。王济光并不承认自己是天才，与同学们都一样，他也要通过努力学习才能拿到好成绩。他将时间合理分配，白天，上课固然认真听讲，下课便尽情运动，到了晚上，等别人都进入梦乡，他便利用“多出来”的时间静心看书学习。如此一来，既锻炼了身体，也学好了知识，还养成了时常看书的好习惯，可谓一举多得。
1983年，即将大学毕业的他面临工作的抉择。本来留校的话可以去日本培训一年，但他渴望学以致用，因为数学出色，他选择了省统计局。做事精细的他，文笔流畅，思考问题顾全大局，上班不久就被委以大任，负责以前由分管局长亲自主持的全省社会购买力平衡统计与分析工作。不久后，省委领导在工作中发现了他的才华，当推出全省县级改革试点时，他便被点名列入后备培养对象，他去的地方是河北省廊坊地区霸县南孟乡，挂职担任副乡长一职，那年他才19岁。
没有等到挂职期满，他又开始了一次人生的转向，为了他的追求。
且学且研造就千里之才
半年的副乡长经历，深入基层的工作，让王济光学到很多校园里学不到的知识，也看到很多研究室中看不到的问题。
王济光学习经济，而后从政，则是为了用专业知识让国家发展的道路更加明亮，他的名字也许可以明其高志：经济光明。然而，经邦济世需要千里之才，王济光认为自己才学还不够。1984年，他考入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继续深造。
毕业后，他留在社科院财贸所，做了六年助理研究员。他明白，语言虽然只是工具和手段，但却对实现目标有着重大影响。在财贸所工作期间他又去了美国与社科院合办的UCLA培训中心学习了一年英语。不仅如此，为了检验自己的学识是否为致用之学，他还曾停薪留职一段时间，与同学在珠海创办了一家民营企业，做了半年生物工程公司副总。谈起这段经历，他微笑，做过企业才更能明白经济变换，懂得市场艰辛，为科研带来最直接的实践经验。
学海无涯。王济光决定继续深造，1993年，在两次留学受阻之后，他考博进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习。三年时光一瞬而过，再次走出校园的他已过而立之年，在社科院他也由助理研究员晋升为副研究员。
且学且研，从他考入社科院攻读硕士研究生开始，到1998年，已经整整十五年。这十五年来，作为一名研究经济问题的学者，他先后主持和参加了国际、国家和社科院许多重要课题项目的研究，成果丰富。在他参加过的课题中，对中国经济改革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有：中国社科基金课题《商业改革和发展》、世界银行委托课题《中国省际贸易与统一市场研究》、社科院重点课题《国内外市场对接中的流通理论问题》和《二元经济与中国城乡关系协调发展》等项目。期间，他还发表了不少个人专著：1994年，与导师合作出版专著《中国省际贸易》；1996年到1997年，独立完成了《农业产品流通体制与期货品种选择》项目的研究；1997年出版专著《高人出高招：市场竞争与企业营销》；1998年出版专著《商品期货交易的现货市场基础》等等。
男人三十而立。走过而立之年的他，有着曲折起伏的求学经历，多产的治学轨迹，丰厚的研究成果，成为走在经济前沿的“跨世纪青年人才”。
此外，他还下过基层，做过企业，人生阅历颇为丰富。这个时候，他开始思考人生角色的转换。就像一颗药草，通过悉心栽培，可以摘用了。而他就是那颗药草，到了回报国家的时候了。
1997年，重庆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百业待兴，开放的重庆急需各类高素质人才。应国家支持西部的要求，他参加了由共青团中央、中国社科院、全国青联联合组派的39人“博士生服务团”，在重庆对外贸易经济委员会挂职锻炼。一年后，他 正式调往重庆，担当重庆市外经委副主任一职。那时，他并不知道，这一呆，就是十年。
重庆十年他乡是故乡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方人，王济光对重庆一一这个西南城市，了解并不深。他只知道，这是一个刚成立的直辖市，是一片极富亲和力的兴业热土，但还没有一个学习国际贸易的博士，十分渴望人才。挂职期满，他本意去区县，但组织上需要他留下来做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领导工作，他便没有做太多的解释，毕竟，他是当时关注和研究中国复关与人世最早的学者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一年挂职期满之后，39人的博士团只有12人留任，王济光就是其中之一。他笑言，没想到这一留，竟成了单位、岗位、职位“三位一体”十年不变的典范。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月至少发表一篇文章，每年做两项课题、写两个提案、出一本著作。这样一来，他原本每天就只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更短了。
开放是一个地区发展的必然选择。对于直辖不久的重庆来讲，开放型经济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开放所面临的问题众多，困难重重。对此，他没有畏惧，而是围绕重庆对外开放、经济建设的现状，做全面、深入的研究。
1998年，他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向中央提出了在重庆设立，“中西部对外开放试验区”以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步伐的建议。一年之后，西部大开发启动。2001年，作为中央组织部、团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人才支持与智力服务，“博士生服务团”开始正式选派，重庆首当其冲。
作为试点博士团的成员，他提出的在重庆建立“中西部对外开放试验区”的设想，得到重庆市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此外，由他主持编制的《重庆未来五年到2010年对外经贸发展规划(纲要)》，得到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认可，以市委文件的方式正式下发执行，成为推进重庆对外开放、全方位发展对外经贸的指导性文件。
作为重庆市对外贸易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十年来，他主持编制了直辖以来的“九五”、“十五”、“十一五”对外经贸和对外开放规划，成为重庆开放的见证者和操作者；在他分管外资工作期间，重庆曾一度位列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第一；他分管了已经十年的“走出去”战略实施，创造了包括“中国(重庆)老挝农业综合园区”、“韩中国际产业园区”、“中国(重庆)坦桑尼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在内的多个国家级重大项目，分管法制工作期间，曾成为全国唯一荣获国家商务部和法制办“四五普法”先进单位两项大奖的单位。除此而外，更不用说主持各种大大小小的对外会议、交流、论坛等活动。
结合自身的经济学知识，在重庆的引进外资、对外贸易、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他向市委、市政府提出了许多富有创意、具有超前意识的意见与建议。
在重庆市政府招商活动“一会一节”举办规格日渐下降时，他曾提议将一年的“一会一节”改成一年一会、一年一节，三年之后得以实现，“一会一节”的规格也得以提升。在投资环境改善方面，他曾建议引入第三人评估机制，三年之后得以实现，大大地缓解了外资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主管国际无偿援助期间，他代表重庆单人独骑出国参与外国政府谈判，直辖前重庆每年申请援助到位援助资金只不过十几万美元，而由于他与外国专家之间的沟通与亲和力，成功的项目迅速增加，从1998年到2007年累计落实国际无偿援助资金1个多亿美元，重庆也因此曾经成为西部地区承接外国政府无偿援助项目最多的地区。
有人不解，集传统文化和儒家风范于一身的他，为何在充分体现着现代文明的国际经贸合作事务中也会如此得心应手?他笑着解释，做对外经贸工作，面对的是“走出去”与“引进来”，接触的范围是全世界，需要有开阔的视野与开放的思维，这样才能把握全局，看清形势。当然，也不能因此丢了中华传统，君不见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身为民建中央委员的他还广泛关注社会问题、国计民生问题。比如国家经济战略的总体情况、WTO应对策略、三峡移民、下岗就业问题等等。业余时间，他还常常就关注的问题经常写一些文章，谈谈自己的看法，为此，党外人士的他却被中共重庆市委机关刊物《当代党员》聘为特约撰稿人。
在重庆的十年，他走过了艰辛的探索之路：從提出建立“中西部对外开放试验区”的设想，到参与设计内陆保税仓库方案；从提出强化“内陆型外向经济”的战略规划地位，到研究“内陆开放型经济示范区”框架思路，其间无不凝聚着他在长江边的一份思考，记载着他漫漫前行的执着足迹。
回想当初决定留在重庆，的确是激情使然，能够亲身参与一个直辖市的建设，曾经让他热血沸腾。十年光阴，重庆早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作为一个见证人，他亲眼目睹了这个城市的变迁；作为一个建设者，他更是亲自参与了重庆发展的战略规划和具体实施。他为勾勒过这个城市的蓝图，而由衷地感到欣慰。
现在的他，相当了解重庆，明白重庆的发展潜力，虽没有了最初的激情，却更趋于理智与成熟。他笑称自己除了重庆话说不好之外，骨子里都已经是重庆人了。
参政议政不一样的学者
2007年7月，王济光参加了重庆市委组织部、团市委举办的赴渝博士生服务团项目实施10周年座谈会。会议充分肯定了博士团对地方建设的作用，也肯定了博士通过实践锻炼，促进自身成长。从1997年算起，“赴渝博士服务团”的选派已经达到第9批。
对于学者从政，王济光无疑是最有发言权的人。对此，他微笑道：与做学术不同，从政需要权衡更多的社会利益关系。对于做惯研究的博士而言，这不但是一个认识社会、回报社会的好机会，也是一次历练成长的好时机。
与基层干部从地方人手的实用性不同，由于长年都在从事应用性研究和对策研究的素质训练，从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出来的博士们更能从经济需要、国家需求人手，从整个大环境人手，考虑问题的前瞻性更强，眼光也更长远。这些，都是学者从政的长处。
对于王济光来说，他的从政又分成了两个部分，一是在政府部门的执政，二是在民主党派和政协的参政议政。到重庆挂职之前，在民建中央领导的介绍之下，他已经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当时的入会动机只是想着多了一条建言献策的渠道，是学者经世致用所需。
任职重庆之后，他又被补选为民建重庆市委常委、市政协委员，为此他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和工作，经常在两种身份间不断地进行切换。这也使他感觉到了某些不便，有时甚至是莫名的苦恼。当然，党外人士的身份使他可以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把思考表达出来，同时民建组织也给他提供了反应意见和建议的渠道，可以参加更多的社会活动，作为民建市委常委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参与决策也更加直接。
党派工作其实并不轻松。为发挥其研究领域的专长，民建中央每年都要交给他主持几个参政议政课题。人会以来，他为民建做了大量工作。 2007年，他又有了一项新的职务，成为民建重庆市委副主委，分工负责参政议政工作。在这个职务上，他发挥过去做科研管理工作经验，主动协调，积极运作，在重庆政协三届一次会议期间44项重点提案中，民建有6项，位列几十个政协参加单位第一。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工作这么多年来，王济光一直都得到领导的肯定与支持，唯独一件事，领导对他有所“不满”，就是他至今没有学会批评下属。多年领导生涯中，他只批评过一个人——一个学法律而不讲法、只会迎合领导的人。一直以来，他都尽力帮助下属，带领他们搞调研、做策划，悉心栽培他们，让他们找到自己真正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培养自己会受益终生的兴趣。工作中他会亲自给他们修改公文、潤色报告。在他这种亲切的“学者式”管理下，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风格迥异的干部人才。
不怕委屈自己，做好一个真正的人，他一直这样要求自己。2002年，他兑现了当初留在重庆对组织的承诺——干满五年任期。正在去留选择之时，一家世界500强的美国公司拟在上海设立中国代表处，向他抛出了总代表职位的橄榄枝，条件丰厚——五十万年薪，并配备住房与驾车。面对着巨大的诱惑，他也曾动摇过，但思前想后还是推辞了这份工作。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首先考虑的是国家需要，而不是自己的利益。
不过，他也有担心的事，做对外经贸管理工作已逾十载，无论是外资、外经，还是外贸，都十分熟悉，经验丰富。他所担心的，也正是此事。熟而不敬，惰性自生，思想容易僵化，活力可能衰减。他生怕自己形成遇事只凭经验丰富而产生惰性，贻误了工作。为此，他常常躬身自省，力戒倦怠。
组织上还是相当器重他的。2001年中央统战部选派参加党外干部赴港专题研究班学习，2003年中组部选派挂职任国家商务部合作司副司长，2005年中央统战部选派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2006年考试遴选成为国家外专局赴美访问学者。如此等等，令他对组织上的栽培怀有深切的报恩之心、图报之意。尤其是到国家商务部挂职任合作司副司长的经历，至今回忆起来，他仍然认为是自己成长中的一个重大台阶。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王济光名衔众多——重庆市政府WTO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国市场学会常务理事、重庆市重大招商项目咨询专家、民建中央委员、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跨越商界、政界、学界等，但没有一个是虚衔。每一个名衔的面前，他都做了认真周密的思考；每一个名衔的背后，都有他的付出与努力。
一直以来，他有一个很朴素的想法，作为专业人士，他得在政界“占位子”，位置上有了人，那些非专业人士便会少个位子。他笑言，如果每一个专业人士都有这个想法，那就不愁打造出一个责任政府了。也许，“专家治国”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管理模式，但至少比“外行理家”要好出很多。这，就是他的学者式“达者之观”吧，朴素的言语中蕴含着对社会、对国家深深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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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走出社科院、为官从政的博士，举止文质彬彬，芳兰竟体，不多的话语，字字珠玑，言谈间从容淡定，举手投足间透露出一股温和、谦逊的气息。与其说他是一位政府官员，倒不如说他是一位学识渊博、可亲可近的兄长，在他和蔼的笑容下，连炎热的空气都变得清凉温润起来，“如沐春风”大概指的就是这种感觉吧。
少年早慧从坎坷中走出19岁副乡长
王济光，1964年出生于冀南平原的一个耕读之家。由于家族中代有名医大家，称其出身于中医世家并不为过。因由于此，在其孩提时代便开始诵读《黄帝内经素问》，研习易经阴阳之理以为日后学医根基。文革动荡虽然波及深远，但地处偏僻的乡村生活，仍然为其保留了亦耕亦读、诗礼传家的成长氛围。祖父为抗战时期的三八式干部，父亲从教员转入政府管理，红色文化使其自小立志报国。儒家文化的熏陶、革命家庭的教育，加以现实生活的困顿，潜移默化了他勤于内省的行为处事风格，陶冶修炼了他出世人世的现代新儒思想，也涵养成了他内敛谦和的性格。
60年代末，举国教学艰难，历史的无奈和师资的匮乏，造就了几个年级混合教学的“大课堂”。5岁入学的他，8岁小学毕业，13岁高中毕业，仅用了七年时间完成了现在看来需要十二年的正规教育。这里面固然有时代多舛的因素，也包括了天生的心智和后天的努力，敏而好学，缺一不可。正是这种心智与努力，伴随了他的人生，也造就了他的人生。
1977年，高考恢复，高中毕业的他与父兄一起报名参加。据追忆高考制度恢复三十年的资料记载，1977年考生中年龄最大者37岁，最小者13岁，但是，资料并没有考证查实，历史竟将此项纪录集中在了一个家庭。
然而，事情并非预料的那般顺利。由于年纪小身高不符合师范院校标准，分数还算不错的他没能被任何大学录取。此时的王济光告诫自己要有勇气去面对，更要有毅力去克服。为此，高考后他写了一篇800字的散文诗《有志者事竟成》以表述心迹，顺利发表在报刊上，成为他人生中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高考失利后，王济光加入到威县地震办公室，也算参加了工作，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由于从理科转为文科，他需要背诵更多东西，好在当时的他记忆力惊人，5天之内可以牢记10万字连标点位置都分毫不差，相信这也是他转科高考成功的因素之一。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9年，15岁的他终于如愿以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河北财贸学院，成为商经系企管专业的一名学生。
大学的校园时光是人生最美好的回忆。对于王济光而言，大学也是属于他身体发育最关键的时期，本来就喜欢运动的他，此刻更是“眷恋”球场，“年小贪玩好动”是他留给班上同学的最初印象。然而，当考试成绩出来时，大家都傻了眼。连数学老师也在课堂上宣布，任何人都必须交作业，除了王济光。同学们都十分好奇，平常没看见他学习啊，为什么他的成绩能如此好?莫非真是天才?
天才都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百分之一的靈感。王济光并不承认自己是天才，与同学们都一样，他也要通过努力学习才能拿到好成绩。他将时间合理分配，白天，上课固然认真听讲，下课便尽情运动，到了晚上，等别人都进入梦乡，他便利用“多出来”的时间静心看书学习。如此一来，既锻炼了身体，也学好了知识，还养成了时常看书的好习惯，可谓一举多得。
1983年，即将大学毕业的他面临工作的抉择。本来留校的话可以去日本培训一年，但他渴望学以致用，因为数学出色，他选择了省统计局。做事精细的他，文笔流畅，思考问题顾全大局，上班不久就被委以大任，负责以前由分管局长亲自主持的全省社会购买力平衡统计与分析工作。不久后，省委领导在工作中发现了他的才华，当推出全省县级改革试点时，他便被点名列入后备培养对象，他去的地方是河北省廊坊地区霸县南孟乡，挂职担任副乡长一职，那年他才19岁。
没有等到挂职期满，他又开始了一次人生的转向，为了他的追求。
且学且研造就千里之才
半年的副乡长经历，深入基层的工作，让王济光学到很多校园里学不到的知识，也看到很多研究室中看不到的问题。
王济光学习经济，而后从政，则是为了用专业知识让国家发展的道路更加明亮，他的名字也许可以明其高志：经济光明。然而，经邦济世需要千里之才，王济光认为自己才学还不够。1984年，他考入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继续深造。
毕业后，他留在社科院财贸所，做了六年助理研究员。他明白，语言虽然只是工具和手段，但却对实现目标有着重大影响。在财贸所工作期间他又去了美国与社科院合办的UCLA培训中心学习了一年英语。不仅如此，为了检验自己的学识是否为致用之学，他还曾停薪留职一段时间，与同学在珠海创办了一家民营企业，做了半年生物工程公司副总。谈起这段经历，他微笑，做过企业才更能明白经济变换，懂得市场艰辛，为科研带来最直接的实践经验。
学海无涯。王济光决定继续深造，1993年，在两次留学受阻之后，他考博进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习。三年时光一瞬而过，再次走出校园的他已过而立之年，在社科院他也由助理研究员晋升为副研究员。
且学且研，从他考入社科院攻读硕士研究生开始，到1998年，已经整整十五年。这十五年来，作为一名研究经济问题的学者，他先后主持和参加了国际、国家和社科院许多重要课题项目的研究，成果丰富。在他参加过的课题中，对中国经济改革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有：中国社科基金课题《商业改革和发展》、世界银行委托课题《中国省际贸易与统一市场研究》、社科院重点课题《国内外市场对接中的流通理论问题》和《二元经济与中国城乡关系协调发展》等项目。期间，他还发表了不少个人专著：1994年，与导师合作出版专著《中国省际贸易》；1996年到1997年，独立完成了《农业产品流通体制与期货品种选择》项目的研究；1997年出版专著《高人出高招：市场竞争与企业营销》；1998年出版专著《商品期货交易的现货市场基础》等等。
男人三十而立。走过而立之年的他，有着曲折起伏的求学经历，多产的治学轨迹，丰厚的研究成果，成为走在经济前沿的“跨世纪青年人才”。
此外，他还下过基层，做过企业，人生阅历颇为丰富。这个时候，他开始思考人生角色的转换。就像一颗药草，通过悉心栽培，可以摘用了。而他就是那颗药草，到了回报国家的时候了。
1997年，重庆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百业待兴，开放的重庆急需各类高素质人才。应国家支持西部的要求，他参加了由共青团中央、中国社科院、全国青联联合组派的39人“博士生服务团”，在重庆对外贸易经济委员会挂职锻炼。一年后，他 正式调往重庆，担当重庆市外经委副主任一职。那时，他并不知道，这一呆，就是十年。
重庆十年他乡是故乡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方人，王济光对重庆一一这个西南城市，了解并不深。他只知道，这是一个刚成立的直辖市，是一片极富亲和力的兴业热土，但还没有一个学习国际贸易的博士，十分渴望人才。挂职期满，他本意去区县，但组织上需要他留下来做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领导工作，他便没有做太多的解释，毕竟，他是当时关注和研究中国复关与人世最早的学者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一年挂职期满之后，39人的博士团只有12人留任，王济光就是其中之一。他笑言，没想到这一留，竟成了单位、岗位、职位“三位一体”十年不变的典范。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月至少发表一篇文章，每年做两项课题、写两个提案、出一本著作。这样一来，他原本每天就只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更短了。
开放是一个地区发展的必然选择。对于直辖不久的重庆来讲，开放型经济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开放所面临的问题众多，困难重重。对此，他没有畏惧，而是围绕重庆对外开放、经济建设的现状，做全面、深入的研究。
1998年，他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向中央提出了在重庆设立，“中西部对外开放试验区”以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步伐的建议。一年之后，西部大开发启动。2001年，作为中央组织部、团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人才支持与智力服务，“博士生服务团”开始正式选派，重庆首当其冲。
作为试点博士团的成员，他提出的在重庆建立“中西部对外开放试验区”的设想，得到重庆市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此外，由他主持编制的《重庆未来五年到2010年对外经贸发展规划(纲要)》，得到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认可，以市委文件的方式正式下发执行，成为推进重庆对外开放、全方位发展对外经贸的指导性文件。
作为重庆市对外贸易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十年来，他主持编制了直辖以来的“九五”、“十五”、“十一五”对外经贸和对外开放规划，成为重庆开放的见证者和操作者；在他分管外资工作期间，重庆曾一度位列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第一；他分管了已经十年的“走出去”战略实施，创造了包括“中国(重庆)老挝农业综合园区”、“韩中国际产业园区”、“中国(重庆)坦桑尼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在内的多个国家级重大项目，分管法制工作期间，曾成为全国唯一荣获国家商务部和法制办“四五普法”先进单位两项大奖的单位。除此而外，更不用说主持各种大大小小的对外会议、交流、论坛等活动。
结合自身的经济学知识，在重庆的引进外资、对外贸易、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他向市委、市政府提出了许多富有创意、具有超前意识的意见与建议。
在重庆市政府招商活动“一会一节”举办规格日渐下降时，他曾提议将一年的“一会一节”改成一年一会、一年一节，三年之后得以实现，“一会一节”的规格也得以提升。在投资环境改善方面，他曾建议引入第三人评估机制，三年之后得以实现，大大地缓解了外资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主管国际无偿援助期间，他代表重庆单人独骑出国参与外国政府谈判，直辖前重庆每年申请援助到位援助资金只不过十几万美元，而由于他与外国专家之间的沟通与亲和力，成功的项目迅速增加，从1998年到2007年累计落实国际无偿援助资金1个多亿美元，重庆也因此曾经成为西部地区承接外国政府无偿援助项目最多的地区。
有人不解，集传统文化和儒家风范于一身的他，为何在充分体现着现代文明的国际经贸合作事务中也会如此得心应手?他笑着解释，做对外经贸工作，面对的是“走出去”与“引进来”，接触的范围是全世界，需要有开阔的视野与开放的思维，这样才能把握全局，看清形势。当然，也不能因此丢了中华传统，君不见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身为民建中央委员的他还广泛关注社会问题、国计民生问题。比如国家经济战略的总体情况、WTO应对策略、三峡移民、下岗就业问题等等。业余时间，他还常常就关注的问题经常写一些文章，谈谈自己的看法，为此，党外人士的他却被中共重庆市委机关刊物《当代党员》聘为特约撰稿人。
在重庆的十年，他走过了艰辛的探索之路：從提出建立“中西部对外开放试验区”的设想，到参与设计内陆保税仓库方案；从提出强化“内陆型外向经济”的战略规划地位，到研究“内陆开放型经济示范区”框架思路，其间无不凝聚着他在长江边的一份思考，记载着他漫漫前行的执着足迹。
回想当初决定留在重庆，的确是激情使然，能够亲身参与一个直辖市的建设，曾经让他热血沸腾。十年光阴，重庆早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作为一个见证人，他亲眼目睹了这个城市的变迁；作为一个建设者，他更是亲自参与了重庆发展的战略规划和具体实施。他为勾勒过这个城市的蓝图，而由衷地感到欣慰。
现在的他，相当了解重庆，明白重庆的发展潜力，虽没有了最初的激情，却更趋于理智与成熟。他笑称自己除了重庆话说不好之外，骨子里都已经是重庆人了。
参政议政不一样的学者
2007年7月，王济光参加了重庆市委组织部、团市委举办的赴渝博士生服务团项目实施10周年座谈会。会议充分肯定了博士团对地方建设的作用，也肯定了博士通过实践锻炼，促进自身成长。从1997年算起，“赴渝博士服务团”的选派已经达到第9批。
对于学者从政，王济光无疑是最有发言权的人。对此，他微笑道：与做学术不同，从政需要权衡更多的社会利益关系。对于做惯研究的博士而言，这不但是一个认识社会、回报社会的好机会，也是一次历练成长的好时机。
与基层干部从地方人手的实用性不同，由于长年都在从事应用性研究和对策研究的素质训练，从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出来的博士们更能从经济需要、国家需求人手，从整个大环境人手，考虑问题的前瞻性更强，眼光也更长远。这些，都是学者从政的长处。
对于王济光来说，他的从政又分成了两个部分，一是在政府部门的执政，二是在民主党派和政协的参政议政。到重庆挂职之前，在民建中央领导的介绍之下，他已经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当时的入会动机只是想着多了一条建言献策的渠道，是学者经世致用所需。
任职重庆之后，他又被补选为民建重庆市委常委、市政协委员，为此他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和工作，经常在两种身份间不断地进行切换。这也使他感觉到了某些不便，有时甚至是莫名的苦恼。当然，党外人士的身份使他可以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把思考表达出来，同时民建组织也给他提供了反应意见和建议的渠道，可以参加更多的社会活动，作为民建市委常委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参与决策也更加直接。
党派工作其实并不轻松。为发挥其研究领域的专长，民建中央每年都要交给他主持几个参政议政课题。人会以来，他为民建做了大量工作。 2007年，他又有了一项新的职务，成为民建重庆市委副主委，分工负责参政议政工作。在这个职务上，他发挥过去做科研管理工作经验，主动协调，积极运作，在重庆政协三届一次会议期间44项重点提案中，民建有6项，位列几十个政协参加单位第一。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工作这么多年来，王济光一直都得到领导的肯定与支持，唯独一件事，领导对他有所“不满”，就是他至今没有学会批评下属。多年领导生涯中，他只批评过一个人——一个学法律而不讲法、只会迎合领导的人。一直以来，他都尽力帮助下属，带领他们搞调研、做策划，悉心栽培他们，让他们找到自己真正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培养自己会受益终生的兴趣。工作中他会亲自给他们修改公文、潤色报告。在他这种亲切的“学者式”管理下，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风格迥异的干部人才。
不怕委屈自己，做好一个真正的人，他一直这样要求自己。2002年，他兑现了当初留在重庆对组织的承诺——干满五年任期。正在去留选择之时，一家世界500强的美国公司拟在上海设立中国代表处，向他抛出了总代表职位的橄榄枝，条件丰厚——五十万年薪，并配备住房与驾车。面对着巨大的诱惑，他也曾动摇过，但思前想后还是推辞了这份工作。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首先考虑的是国家需要，而不是自己的利益。
不过，他也有担心的事，做对外经贸管理工作已逾十载，无论是外资、外经，还是外贸，都十分熟悉，经验丰富。他所担心的，也正是此事。熟而不敬，惰性自生，思想容易僵化，活力可能衰减。他生怕自己形成遇事只凭经验丰富而产生惰性，贻误了工作。为此，他常常躬身自省，力戒倦怠。
组织上还是相当器重他的。2001年中央统战部选派参加党外干部赴港专题研究班学习，2003年中组部选派挂职任国家商务部合作司副司长，2005年中央统战部选派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2006年考试遴选成为国家外专局赴美访问学者。如此等等，令他对组织上的栽培怀有深切的报恩之心、图报之意。尤其是到国家商务部挂职任合作司副司长的经历，至今回忆起来，他仍然认为是自己成长中的一个重大台阶。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王济光名衔众多——重庆市政府WTO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国市场学会常务理事、重庆市重大招商项目咨询专家、民建中央委员、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跨越商界、政界、学界等，但没有一个是虚衔。每一个名衔的面前，他都做了认真周密的思考；每一个名衔的背后，都有他的付出与努力。
一直以来，他有一个很朴素的想法，作为专业人士，他得在政界“占位子”，位置上有了人，那些非专业人士便会少个位子。他笑言，如果每一个专业人士都有这个想法，那就不愁打造出一个责任政府了。也许，“专家治国”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管理模式，但至少比“外行理家”要好出很多。这，就是他的学者式“达者之观”吧，朴素的言语中蕴含着对社会、对国家深深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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