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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正在成为全球性的挑战，在医学上仍然无法彻底治愈的情况下，如何预防和早期诊断是应对的关键
在全球范围内，糖尿病日渐成为21世纪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之一。
3月3日，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加拿大安大略地区的医学调查显示，从1995年到2005年间，该地区的糖尿病发病率已经上升了69％。
而此前世界卫生组织的预测是，到2030年，糖尿病发病率将比1995年增长60％。
专家警告说，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很可能将面对一场猛烈的“糖尿病风暴”——不是遥远的将来，而就在切近。
被低估的危险
谈到全球性的疾病危险，很多人会下意识地想到艾滋病、流感、肺结核、疟疾，或者SARS这些传染病。但这一切正在悄然改变。
2006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了针对糖尿病的决议，呼吁各国应尽快开展与这种疾病的斗争。这也是联合国首次针对非传染性疾病通过类似的决议。种种迹象显示，在过去的20多年里，糖尿病正在呈爆发态势。
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IDF）的统计，目前全球糖尿病患者已达到2.46亿。而仅在20年前，这个数字只有3000万。
中国也正在沦为“重灾区”之一。关于中国糖尿病患者的准确数字，目前还有一定的分歧，国际糖尿病联盟的最新数字是3980万，仅次于印度的4090万；即使保守来算，也在2200万以上。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中国已经从糖尿病低患病率国家，进入中等患病率（>3％）国家行列。
中国卫生部的统计也显示，在2003年，对于中国的城镇居民而言，糖尿病就已成为最严重的慢性病之一，发病率仅次于高血压。
所谓糖尿病，是指胰腺无法分泌足够的胰岛素（1型糖尿病），或者人体无法有效地利用胰岛素（2型糖尿病）。这通常都会导致血糖含量过高，并有可能进而诱发神经以及血管方面的疾病。
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副教授潘明政博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还有大量血糖升高、但仍未达到糖尿病诊断标准的患者。这些糖调节受损患者大量存在，意味着中国糖尿病高发病率的趋势仍将持续。
对于糖尿病的全球性爆发态势，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系内分泌科主任路易斯菲利森教授（Louis Philipson）告诉《财经》记者，这不是任何单一原因造成的。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同样也有许多原因。包括高脂肪和高碳水化合物食品在逐日增多，而人们的体力活动在减少。
“人们看电视和休闲的时间越来越长，用于体力活动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也就是能量消耗降低，但摄入的热量并没有减少——这种能量代谢的不平衡，是当前导致糖尿病的最重要原因。”他补充道。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辰宇也对《财经》记者指出，糖尿病尤其2型糖尿病，往往是环境与遗传因素等共同作用引发的复杂慢性病。这些年来，中国人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在某种程度上为糖尿病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此外，医学统计显示，似乎亚洲人、非洲人以及拉丁美洲人比西方人更容易患糖尿病。这或许意味着，对于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糖尿病爆发的危险要远超出世界平均水平。
胰岛移植迷雾
迄今为止，糖尿病仍然被世界卫生组织（WHO）认定为无法彻底治愈的疾病之一。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纪立农教授对《财经》记者表示，原因在于糖尿病的致病机理非常复杂。我们至今对其病因的了解仍然非常肤浅，很难研制出更加有效的药物来。
但在2006年11月，被国内媒体广泛报道的一则新闻似乎带来了新的希望。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副院长、泌尿外科主任医师谭建明为首的课题组宣布，自2003年1月来，已经成功地为七位患者实施了成人胰岛细胞移植手术，并彻底帮助患者摆脱了对胰岛素注射的依赖。
不过，胰岛移植之路，却充满着太多的未知数。
既然1型糖尿病患者自身的胰腺无法产生足够的胰岛素，除了常规地注射胰岛素，进行器官移植是最自然的想法。这种探索最早可以追溯到1893年，英国医生曾经尝试把羊的胰腺移植到患者人体中间，但最后以患者死亡而告终。
真正的临床试验探索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转折点则发生在2000年。位于加拿大埃德蒙顿（Edmonton）的阿尔伯特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通过采用新的技术，使得七位接受胰岛细胞移植的患者在手术之后整整一年的时间中，全部成功地摆脱了对胰岛注射的依赖。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因为之前的手术，成功率只有80％
然而，据《财经》记者了解，迄今为止，包括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在内，都没有批准胰岛移植正式用于常规的临床治疗。
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治疗手段仍然停留在临床试验阶段？还有太多的疑问需要解答。
首先是移植效率问题。国际胰岛移植登记处（CITR）的统计显示，虽然进行移植手术后，大部分患者的状况都得到了改善，但迄今为止，还无法证明其可以彻底让患者摆脱对胰岛注射的依赖。实际上，仅有不足一成的患者在手术之后，可以把这种状况维持五年。
一个解决的办法也许是多次移植。在美国，就有患者先后接受过四次移植。但这注定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和成本。
手术的副作用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器官移植之后的排异反应。CITR的统计显示，截止到2006年初，在手术之后一年中，有超过七成的患者出现一种或多种不良反应；虽然绝大部分都未造成严重的后果，但仍有六成需要住院治疗。患者只能依靠持续服用免疫抑制剂，来避免排异行为。
“我们曾经在临床上做过胰岛移植手术的尝试，”菲利森教授也对《财经》记者表示，“但后期排斥反应比较严重。”
或许正是因为上述种种原因，在美国，即使对接受临床实验的患者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比如，规定患者必须是常规治疗方法无效的，且年龄不得低于18岁。在实际的手术中，在美国接受胰岛移植的患者的最小年龄也有23岁。因为对未成年患者进行临床实验，容易在医学界引发更大的争议。
故此，对于福州总医院取得的突破，国内不少专家都出言谨慎。因为病例太少，持续时间太短（接受手术者最长也不过刚刚四年多一些），很难评判其真正的效果。
第一个在福州总医院接受成人胰岛细胞移植的患者，是一个13岁的女孩。《财经》记者与谭建明联系，试图了解接受移植手术后的患者的不良反应以及对胰岛素注射的依赖情况，但对方拒绝了这一请求，也拒绝提供任何进一步的资料。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郭晓蕙教授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认为，要说彻底根治，至少需要几百甚至上千例病例，以及十年以上的时间，并且要可以大量重复实验才行。现在下任何结论，也许都仍然为时过早。
预防重于治愈
胰岛移植还有另外一个巨大的障碍——供体短缺。张辰宇教授表示，治疗一例患者所需要的胰岛细胞，一般需要从两三个人的胰腺中才能获得。这对于器官移植制度仍然处于空白的中国而言，无疑极其困难。
也许将来随着免疫学的进步，患者的排异反应可以得到更好的控制；通过从成人干细胞中诱导出可以分泌胰岛素的细胞，也可以解决供体问题；但很显然，胰岛移植也只能给出一个“部分解”。
因为这种治疗手段，对于2型糖尿病患者几乎没有太大意义——后者并不缺少胰岛素，只是缺少体内利用机制而表现出胰岛抵抗。全世界的糖尿病患者中，有大约九成均为2型患者，中国的比例也大抵相当。
1921年，当两名加拿大的医生发现了胰岛素、成功地通过注射把垂危的1型糖尿病患者拯救下来时，人们一度认为找到了根治糖尿病的方法。但现在科学家谨慎了许多，主流的看法是——距离真正认识糖尿病仍然十分遥远，遑论彻底治愈。
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圣路易斯儿童医院的尼尔怀特教授（Neil H. White）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就断言，在未来的五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都不可能找到彻底治愈糖尿病的方法。
怀特表示，2型糖尿病的胰岛抵抗主要与肥胖相关，年轻时超重的人就有患2型糖尿病的危险。
更为严峻的是，随着儿童肥胖者增多，在儿童中已出现以往仅成年人才会发生的2型糖尿病。纪立农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强调，如果一个人在儿童时就得了糖尿病，他在今后几十年中发生并发症的机会将明显增加。
“这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也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他补充说。
糖尿病带来的社会压力，实际上已经初露端倪。根据美国糖尿病联合会（ADA）的统计，拥有2100万糖尿病人口的美国，2002年仅用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支出，就高达1320亿美元。如今美国用于糖尿病的直接支出，已经占到整个健康支出的十分之一。
在中国，这种压力也是沉重的。一般一个出现并发症的患者，每年的医疗开支在2万元人民币左右。很难想象如果缺乏合理的医疗保障，农村甚至普通的城市家庭，会有能力负担这样的开支。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有效地加以预防，以及尽快进行筛查、诊断、治疗，也许更有价值。
在协和医院潘明政博士看来，预防的第一步也许是选择合理的膳食结构，并且保持合理的运动。他对《财经》记者说，目前已有明确的科学证据表明，通过良好的行为习惯，可以预防处于糖尿病前期（Pre-diabetes）的人发展成真正的患者。
这一点恰恰是很多国内医学专家所担忧的，即不良的膳食习惯也许正在毁掉一代人的健康，当然也包括诱发糖尿病大爆发的风险。只要看一看在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快餐店中有多少孩子，以及有多少青少年与甜饮料为伴，就不难明白问题的严重程度。
由于糖尿病除了与饮食习惯等外部环境有关，也与基因遗传有关，因此在预防的同时，尽早在高危人群中开展筛查并准确地诊断、控制，也能够极大地降低这一疾病的长期影响。很显然，这些不是糖尿病患者个人甚至所在的家庭可以独立完成的，它需要政府扮演积极的角色。
3月5日，美国参议院两名议员正式提出了《糖尿病筛查和医疗救助法案》（Diabetes Screening and Medicaid Savings Act），呼吁对于那些无力承担费用的人群，政府应该提供必要的资金，并尽早介入。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一份研究显示，如果政府能很好地进行糖尿病培训、宣传教育以及尽早介入，其投入回报将高达1∶8.76。
对于中国，众多专家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都强调，除了医学界自身的努力，政府能否以积极的姿态主动介入，将是中国能否真正避免糖尿病危机的关键所在。
在全球范围内，糖尿病日渐成为21世纪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之一。
3月3日，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加拿大安大略地区的医学调查显示，从1995年到2005年间，该地区的糖尿病发病率已经上升了69％。
而此前世界卫生组织的预测是，到2030年，糖尿病发病率将比1995年增长60％。
专家警告说，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很可能将面对一场猛烈的“糖尿病风暴”——不是遥远的将来，而就在切近。
被低估的危险
谈到全球性的疾病危险，很多人会下意识地想到艾滋病、流感、肺结核、疟疾，或者SARS这些传染病。但这一切正在悄然改变。
2006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了针对糖尿病的决议，呼吁各国应尽快开展与这种疾病的斗争。这也是联合国首次针对非传染性疾病通过类似的决议。种种迹象显示，在过去的20多年里，糖尿病正在呈爆发态势。
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IDF）的统计，目前全球糖尿病患者已达到2.46亿。而仅在20年前，这个数字只有3000万。
中国也正在沦为“重灾区”之一。关于中国糖尿病患者的准确数字，目前还有一定的分歧，国际糖尿病联盟的最新数字是3980万，仅次于印度的4090万；即使保守来算，也在2200万以上。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中国已经从糖尿病低患病率国家，进入中等患病率（>3％）国家行列。
中国卫生部的统计也显示，在2003年，对于中国的城镇居民而言，糖尿病就已成为最严重的慢性病之一，发病率仅次于高血压。
所谓糖尿病，是指胰腺无法分泌足够的胰岛素（1型糖尿病），或者人体无法有效地利用胰岛素（2型糖尿病）。这通常都会导致血糖含量过高，并有可能进而诱发神经以及血管方面的疾病。
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副教授潘明政博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还有大量血糖升高、但仍未达到糖尿病诊断标准的患者。这些糖调节受损患者大量存在，意味着中国糖尿病高发病率的趋势仍将持续。
对于糖尿病的全球性爆发态势，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系内分泌科主任路易斯菲利森教授（Louis Philipson）告诉《财经》记者，这不是任何单一原因造成的。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同样也有许多原因。包括高脂肪和高碳水化合物食品在逐日增多，而人们的体力活动在减少。
“人们看电视和休闲的时间越来越长，用于体力活动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也就是能量消耗降低，但摄入的热量并没有减少——这种能量代谢的不平衡，是当前导致糖尿病的最重要原因。”他补充道。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辰宇也对《财经》记者指出，糖尿病尤其2型糖尿病，往往是环境与遗传因素等共同作用引发的复杂慢性病。这些年来，中国人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在某种程度上为糖尿病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此外，医学统计显示，似乎亚洲人、非洲人以及拉丁美洲人比西方人更容易患糖尿病。这或许意味着，对于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糖尿病爆发的危险要远超出世界平均水平。
胰岛移植迷雾
迄今为止，糖尿病仍然被世界卫生组织（WHO）认定为无法彻底治愈的疾病之一。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纪立农教授对《财经》记者表示，原因在于糖尿病的致病机理非常复杂。我们至今对其病因的了解仍然非常肤浅，很难研制出更加有效的药物来。
但在2006年11月，被国内媒体广泛报道的一则新闻似乎带来了新的希望。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副院长、泌尿外科主任医师谭建明为首的课题组宣布，自2003年1月来，已经成功地为七位患者实施了成人胰岛细胞移植手术，并彻底帮助患者摆脱了对胰岛素注射的依赖。
不过，胰岛移植之路，却充满着太多的未知数。
既然1型糖尿病患者自身的胰腺无法产生足够的胰岛素，除了常规地注射胰岛素，进行器官移植是最自然的想法。这种探索最早可以追溯到1893年，英国医生曾经尝试把羊的胰腺移植到患者人体中间，但最后以患者死亡而告终。
真正的临床试验探索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转折点则发生在2000年。位于加拿大埃德蒙顿（Edmonton）的阿尔伯特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通过采用新的技术，使得七位接受胰岛细胞移植的患者在手术之后整整一年的时间中，全部成功地摆脱了对胰岛注射的依赖。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因为之前的手术，成功率只有80％
然而，据《财经》记者了解，迄今为止，包括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在内，都没有批准胰岛移植正式用于常规的临床治疗。
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治疗手段仍然停留在临床试验阶段？还有太多的疑问需要解答。
首先是移植效率问题。国际胰岛移植登记处（CITR）的统计显示，虽然进行移植手术后，大部分患者的状况都得到了改善，但迄今为止，还无法证明其可以彻底让患者摆脱对胰岛注射的依赖。实际上，仅有不足一成的患者在手术之后，可以把这种状况维持五年。
一个解决的办法也许是多次移植。在美国，就有患者先后接受过四次移植。但这注定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和成本。
手术的副作用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器官移植之后的排异反应。CITR的统计显示，截止到2006年初，在手术之后一年中，有超过七成的患者出现一种或多种不良反应；虽然绝大部分都未造成严重的后果，但仍有六成需要住院治疗。患者只能依靠持续服用免疫抑制剂，来避免排异行为。
“我们曾经在临床上做过胰岛移植手术的尝试，”菲利森教授也对《财经》记者表示，“但后期排斥反应比较严重。”
或许正是因为上述种种原因，在美国，即使对接受临床实验的患者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比如，规定患者必须是常规治疗方法无效的，且年龄不得低于18岁。在实际的手术中，在美国接受胰岛移植的患者的最小年龄也有23岁。因为对未成年患者进行临床实验，容易在医学界引发更大的争议。
故此，对于福州总医院取得的突破，国内不少专家都出言谨慎。因为病例太少，持续时间太短（接受手术者最长也不过刚刚四年多一些），很难评判其真正的效果。
第一个在福州总医院接受成人胰岛细胞移植的患者，是一个13岁的女孩。《财经》记者与谭建明联系，试图了解接受移植手术后的患者的不良反应以及对胰岛素注射的依赖情况，但对方拒绝了这一请求，也拒绝提供任何进一步的资料。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郭晓蕙教授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认为，要说彻底根治，至少需要几百甚至上千例病例，以及十年以上的时间，并且要可以大量重复实验才行。现在下任何结论，也许都仍然为时过早。
预防重于治愈
胰岛移植还有另外一个巨大的障碍——供体短缺。张辰宇教授表示，治疗一例患者所需要的胰岛细胞，一般需要从两三个人的胰腺中才能获得。这对于器官移植制度仍然处于空白的中国而言，无疑极其困难。
也许将来随着免疫学的进步，患者的排异反应可以得到更好的控制；通过从成人干细胞中诱导出可以分泌胰岛素的细胞，也可以解决供体问题；但很显然，胰岛移植也只能给出一个“部分解”。
因为这种治疗手段，对于2型糖尿病患者几乎没有太大意义——后者并不缺少胰岛素，只是缺少体内利用机制而表现出胰岛抵抗。全世界的糖尿病患者中，有大约九成均为2型患者，中国的比例也大抵相当。
1921年，当两名加拿大的医生发现了胰岛素、成功地通过注射把垂危的1型糖尿病患者拯救下来时，人们一度认为找到了根治糖尿病的方法。但现在科学家谨慎了许多，主流的看法是——距离真正认识糖尿病仍然十分遥远，遑论彻底治愈。
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圣路易斯儿童医院的尼尔怀特教授（Neil H. White）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就断言，在未来的五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都不可能找到彻底治愈糖尿病的方法。
怀特表示，2型糖尿病的胰岛抵抗主要与肥胖相关，年轻时超重的人就有患2型糖尿病的危险。
更为严峻的是，随着儿童肥胖者增多，在儿童中已出现以往仅成年人才会发生的2型糖尿病。纪立农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强调，如果一个人在儿童时就得了糖尿病，他在今后几十年中发生并发症的机会将明显增加。
“这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也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他补充说。
糖尿病带来的社会压力，实际上已经初露端倪。根据美国糖尿病联合会（ADA）的统计，拥有2100万糖尿病人口的美国，2002年仅用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支出，就高达1320亿美元。如今美国用于糖尿病的直接支出，已经占到整个健康支出的十分之一。
在中国，这种压力也是沉重的。一般一个出现并发症的患者，每年的医疗开支在2万元人民币左右。很难想象如果缺乏合理的医疗保障，农村甚至普通的城市家庭，会有能力负担这样的开支。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有效地加以预防，以及尽快进行筛查、诊断、治疗，也许更有价值。
在协和医院潘明政博士看来，预防的第一步也许是选择合理的膳食结构，并且保持合理的运动。他对《财经》记者说，目前已有明确的科学证据表明，通过良好的行为习惯，可以预防处于糖尿病前期（Pre-diabetes）的人发展成真正的患者。
这一点恰恰是很多国内医学专家所担忧的，即不良的膳食习惯也许正在毁掉一代人的健康，当然也包括诱发糖尿病大爆发的风险。只要看一看在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快餐店中有多少孩子，以及有多少青少年与甜饮料为伴，就不难明白问题的严重程度。
由于糖尿病除了与饮食习惯等外部环境有关，也与基因遗传有关，因此在预防的同时，尽早在高危人群中开展筛查并准确地诊断、控制，也能够极大地降低这一疾病的长期影响。很显然，这些不是糖尿病患者个人甚至所在的家庭可以独立完成的，它需要政府扮演积极的角色。
3月5日，美国参议院两名议员正式提出了《糖尿病筛查和医疗救助法案》（Diabetes Screening and Medicaid Savings Act），呼吁对于那些无力承担费用的人群，政府应该提供必要的资金，并尽早介入。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一份研究显示，如果政府能很好地进行糖尿病培训、宣传教育以及尽早介入，其投入回报将高达1∶8.76。
对于中国，众多专家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都强调，除了医学界自身的努力，政府能否以积极的姿态主动介入，将是中国能否真正避免糖尿病危机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