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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也是“一战”百年之后的第一个年头，世界又一次站在了变革的关口，而中国是其中最重要的变量之一。看中国增加了新的视角，要“从中国的今日看中国和世界的未来”。
在今天的讨论中，许多人谈到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发布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建议稿，这是我们第一次将国家的经济规划和全球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规划中写入了“一带一路”倡议，强调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要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大通道建设，要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十三五”规划的核心词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更加突出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存。外界重视解读“十三五”规划，当作判断今后五年中国发展和全球经济走势的重要依据。这进一步反映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影响，对海内外中国学研究者来说是新的平台。
最近读到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文章。他批评世界对中国缺乏共识，在支持中国还是遏制中国之间徘徊，他不认为美国和西方为中国的崛起做好了准備。同时，他对中国自己是否做好了准备也提出疑问。2015年11月初，他在北京见到我的时候说到，中国要求在国际事务中得到更多发言权和更多尊重，但在许多国际事务上又强调自己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他说中国不能又想做世界大国，又对国际责任躲闪。他的观点是有一定代表性的，说明美国人对中国的政治立场和情感缺乏了解和认识，常常从自己的角度和利益出发，因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分歧而产生情绪，进而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政策和思维。而中国人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政策思维也不完全理解，双方在国际重大问题上有共识也有分歧。
中国对西方世界来说，是一本新书。我接触过许多普通美国人，他们第一次来到中国之后十分感叹，现实的中国与他们所读到的情况太不一样了。显然，在西方世界的信息库当中，关于中国的知识是欠缺和片面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我觉得是双向的：一方面，在西方世界还有很多人不能放下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有的人还背负着沉重的意识形态包袱，往往从“政治不正确”的角度去评判中国，难以真正认识中国；另一方面，中国人也需要提高向世界讲述自己的能力、构建中国叙事。这个并不容易，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我们的对外叙事容易进入西方语境的轨道，抑或完全走中国传统话语系统，而看起来，这两者都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
中国的制度和文化与西方相比很不同，但不是完全对立的。我自己的体会是：
第一，我们必须坚持立足于中国根基和中国特色讲中国。就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例，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实质是一种权力委托，人民把属于自己的国家权力，委托给选出的代表去行使。各级人大在沟通和反映民意、指导国家决策和立法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很难拿中国的人大制度去横向套在任何其他国家的议会制度上做比较，那样既不准确，也难让人理解。
因此，中国叙事要立足于中国政治现实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当然，也不需要涂脂抹粉，我们确实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我们的制度需要不断完善。讲成绩也讲问题，才能构成完整的中国画面。
第二，中国确实要努力在国际体系中赢得更多的机会和话语权，同时，我们也需要增强发挥作用的能力。我们需要研究如何能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如何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更高的国际地位意味着更多的责任，我们对责任的认识和表达要跟上国际地位的上升。
第三，中国人需要逐步走出苦难和悲情的心态和表达方式，在中国叙事中不断增加阳光、自信、包容的色彩，更加坦荡地阐释中国的战略目标和政策意图。习近平主席用“三个前所未有”来标示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他说：“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这个自我判断是中国叙事的根基。
中国的发展进步有目共睹。许多学者用大量数据说明，中国已经是不折不扣的世界大国，国际上认为我们是世界强国。基辛格博士说，中国恢复了曾经的辉煌，又一次拥有了深远的影响力。但另一方面，我们仍然受到大量难题的困扰。一个形象的说法是，在中国，既可以看到欧洲，也可以看到非洲。我们目前的经济转型升级也相当艰难。而外界对中国最大的疑虑是，一个新生的、体量这么大的世界强国是否会带来不稳定甚至战争，这恰恰说明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是不完全和不深入的。中国叙事正是需要解决中外认知的巨大落差，用更加系统完备的理论，更加直白和有说服力的话语，让世界更好地了解我们、相信我们。如此，才能为实现两个百年的目标构筑更加平和、稳定的外部环境。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类经历了两次热战和四十多年的冷战，现在又有人开始谈论“凉战”。而中国人民和世界最广大人民希望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世纪。那么，实现这个愿望的具体路径应该是怎样的？中国能做什么？希望世界做什么？世界需要中国做什么？这些都是亟待探讨的大问题。
所以，能不能这样认为：构建完整和有效的中国叙事，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中国学的现代课题。
（摘自《看世界》）
在今天的讨论中，许多人谈到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发布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建议稿，这是我们第一次将国家的经济规划和全球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规划中写入了“一带一路”倡议，强调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要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大通道建设，要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十三五”规划的核心词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更加突出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存。外界重视解读“十三五”规划，当作判断今后五年中国发展和全球经济走势的重要依据。这进一步反映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影响，对海内外中国学研究者来说是新的平台。
最近读到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文章。他批评世界对中国缺乏共识，在支持中国还是遏制中国之间徘徊，他不认为美国和西方为中国的崛起做好了准備。同时，他对中国自己是否做好了准备也提出疑问。2015年11月初，他在北京见到我的时候说到，中国要求在国际事务中得到更多发言权和更多尊重，但在许多国际事务上又强调自己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他说中国不能又想做世界大国，又对国际责任躲闪。他的观点是有一定代表性的，说明美国人对中国的政治立场和情感缺乏了解和认识，常常从自己的角度和利益出发，因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分歧而产生情绪，进而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政策和思维。而中国人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政策思维也不完全理解，双方在国际重大问题上有共识也有分歧。
中国对西方世界来说，是一本新书。我接触过许多普通美国人，他们第一次来到中国之后十分感叹，现实的中国与他们所读到的情况太不一样了。显然，在西方世界的信息库当中，关于中国的知识是欠缺和片面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我觉得是双向的：一方面，在西方世界还有很多人不能放下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有的人还背负着沉重的意识形态包袱，往往从“政治不正确”的角度去评判中国，难以真正认识中国；另一方面，中国人也需要提高向世界讲述自己的能力、构建中国叙事。这个并不容易，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我们的对外叙事容易进入西方语境的轨道，抑或完全走中国传统话语系统，而看起来，这两者都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
中国的制度和文化与西方相比很不同，但不是完全对立的。我自己的体会是：
第一，我们必须坚持立足于中国根基和中国特色讲中国。就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例，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实质是一种权力委托，人民把属于自己的国家权力，委托给选出的代表去行使。各级人大在沟通和反映民意、指导国家决策和立法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很难拿中国的人大制度去横向套在任何其他国家的议会制度上做比较，那样既不准确，也难让人理解。
因此，中国叙事要立足于中国政治现实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当然，也不需要涂脂抹粉，我们确实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我们的制度需要不断完善。讲成绩也讲问题，才能构成完整的中国画面。
第二，中国确实要努力在国际体系中赢得更多的机会和话语权，同时，我们也需要增强发挥作用的能力。我们需要研究如何能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如何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更高的国际地位意味着更多的责任，我们对责任的认识和表达要跟上国际地位的上升。
第三，中国人需要逐步走出苦难和悲情的心态和表达方式，在中国叙事中不断增加阳光、自信、包容的色彩，更加坦荡地阐释中国的战略目标和政策意图。习近平主席用“三个前所未有”来标示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他说：“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这个自我判断是中国叙事的根基。
中国的发展进步有目共睹。许多学者用大量数据说明，中国已经是不折不扣的世界大国，国际上认为我们是世界强国。基辛格博士说，中国恢复了曾经的辉煌，又一次拥有了深远的影响力。但另一方面，我们仍然受到大量难题的困扰。一个形象的说法是，在中国，既可以看到欧洲，也可以看到非洲。我们目前的经济转型升级也相当艰难。而外界对中国最大的疑虑是，一个新生的、体量这么大的世界强国是否会带来不稳定甚至战争，这恰恰说明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是不完全和不深入的。中国叙事正是需要解决中外认知的巨大落差，用更加系统完备的理论，更加直白和有说服力的话语，让世界更好地了解我们、相信我们。如此，才能为实现两个百年的目标构筑更加平和、稳定的外部环境。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类经历了两次热战和四十多年的冷战，现在又有人开始谈论“凉战”。而中国人民和世界最广大人民希望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世纪。那么，实现这个愿望的具体路径应该是怎样的？中国能做什么？希望世界做什么？世界需要中国做什么？这些都是亟待探讨的大问题。
所以，能不能这样认为：构建完整和有效的中国叙事，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中国学的现代课题。
（摘自《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