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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高校腐败引人注目。腐败是复杂而且敏感的政治问题和社会现象，造成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的同时，对政治稳定也构成严重挑战。高等教育自主办学后，腐败问题在数量、程度、范围上呈上升和扩大趋势，社会影响十分恶劣。高校腐败与社会腐败有何不同？如何从源头上治理高校腐败？
办学自主权不是自由作主
高校腐败问题来自于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或小团体利益的行为。高校的公共权力包括校内普通行政管理权和办学自主权。办学自主权是高校特有的权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校享有七项办学自主权：招生权、学科和专业设置与调整权、教学权、科研与社会服务权、开展对外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权、人事权、财产的管理使用权。办学自主权在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权力，高校行使该权力时，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守法律和国家主管部门的规制条件与程序，不得任意行使，也不得放弃和转让。否则，高校办学自主权就会失去其合法性基础，产生腐败。
高校作为社会的一个部分，其腐败问题的表现形式与社会上腐败问题的表现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数量、范围、程度、严重性相对要小一些。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认为，高校腐败问题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为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失范和滥用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比较突出的表现有：
招生权和教学权是高校享有的最具教育专业特点的权力。教改的深入，扩大了高校的招生自主权，也给了高校更多教学管理的自主权。招生、教学管理工作一旦出现以权谋私现象，高校腐败就出现了。最明显的是招生腐败，个别招生人员滥用职权、违规招生、收受贿赂甚至索贿和借机敲诈勒索行为。在单独招收保送生、艺术特长生、体育特长生等领域，最容易发生暗箱操作、弄虚作假和金钱交易等违法乱纪行为。这些行为有较强隐蔽性，难以及时发现和查处，成为高校腐败问题的一大难点。
一些高校存在乱收费现象。这种以单位名义违法违纪的现象，由于是集体腐败行为，往往被人们忽略。目前国家批准的高校收费项目只有学费和住宿费，但有的高校在具体操作中仍然存在变相的“双轨收费”。绝大多数地方和高校都能实行适当的并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收费标准，但是，少数高校出现了高收费、乱收费现象。在招生中体现为校内特殊班，如海外留学交换生、国内上学拿国外学历、虚假承诺就业委培等。以收费为目的的违规办学，实际上就是集体腐败。
在教学管理方面，少数主管领导及其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任课教师，借为学生转系、转专业、专科升本科、推荐免试读研究生、评奖学金及各种奖励或表彰、考试阅卷等各种机会搞权钱交易，这些行为使得高校校风和学风受损。
给“商”字带上笼头
5月5日，东南大学副校长王保平主持召开了企业改革改制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原后勤集团所属企业改革改制、股权划转等事宜，要求抓紧进行三家待改制企业设立新公司、其他企业关门注销和历史遗留问题处理等工作，改制后的企业将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快经营机制转换，参与市场化竞争，提高后勤资源的产业效益、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东南大学产业积极参加教育部纪检组监察局开展的直属高校校办企业、国有资产管理领域反腐倡廉有关问题的调研工作，成立工作组认真总结学校将惩治和预防腐败的要求融入校办企业、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工作中情况，加强资产管理和对外投资经营监管情况。
高校通常是大型经济主体，涉及到大面积征地、建设、改造等经济活动，日常运行也会涉及数量和种类繁多的经济活动，如食品、书籍、设备的采购以及通讯和金融服务等。高校经济活动要服从于教学需要，与教学管理活动之间的关系难以理顺，就会让一些人有机可乘。
高校基本建设是经费支出最大的项目，不少高校年年都有多个大的或较大的基建工程项目开工。基建工作专业性强，与社会的联系紧密广泛，涉及工程环节众多。在基建工程招投标、承发包和验收过程中常常会产生个别干部或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索要贿赂，为自己或亲朋好友谋取私利的腐败问题。在某些高校，基建部门已成为干部违纪的多发点和纪检监察工作最棘手最艰难的监督范围。
为保证教学科研工作正常进行，高校每年都有多项大宗物资采购活动。由于购货渠道复杂，在厂商形形色色的促销手段面前，个别当事人利用职权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不正当利益。在自筹办学经费方面。少数干部和教职员工借工作之便，私设小金库，贪污、挪用公款、转移支付致使公款外逃、公款私存侵吞利息、集体截留私分。部分校领导对分管的校办企业贪污挪用、逃税漏税、监守自盗，把为学校创收的企业变成了为自己牟利的工具。
加强纪检的专职专为
今年，教育部针对招生环节的腐败，决定实行事后抽检制度。预防高校腐败，亟须加大监督力度，事前多设监督关卡，防患于未然，固然重要，事后也不能放任不管。此次抽查的比例只有10%，覆盖面比较小。如果有人抱着侥幸心理与抽查制度博弈，就有可能导致抽查反腐成为一个偶然性事件，吓不退招生腐败。抽查人员也面临着被拉拢、腐蚀的诱惑，未必百分之百靠得住。防止腐败，靠抽查显然是不够的。
高校纪检专业化、反腐制度化、工作常态化才是控制腐败圆头的关键。高校内部的行政领导，通常也是校党委成员，负责纪检的领导，也会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这样的组织结构，就是使得纪检干部难以专心工作，难以关注党员干部。可以说，管不住党员干部，就管不住高校腐败；管住了党员干部，就管住了贪污腐败。在这种情况下，防止高校腐败，必须从党内开始。这已成为执政党高度重视的问题，成为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课题和迫切任务。
2013年以来，中纪委派出工作组进驻高校巡视，已经发现了一批腐败分子，震慑了更多可能的腐败。在高校内部，既有校内党委领导下的纪检工作，又有上级纪检巡视组的情况下，管辖权如何划分？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认为，对于双重领导问题，三中全会取得了重大突破，《决定》明确提出，“双重领导体制要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以往，中纪委主要在政府部门设置派驻机构，除个别的以外，在党务部门基本没有设派驻机构。而且，一些派驻机构的纪检组长还要承担非纪检方面的工作。对此，中纪委网站发文解释说，按照权力都要受到制约和监督的原则，今后，中央和国家机关都要派驻纪检机构；派驻纪检组长只履行监督职责，纪检组长不负责非纪检方面的工作。 高校党员干部的文化层次和理论水平都比较高，总体素质好，但许多高校存在“重业务，轻政治”“重才能，轻道德”现象。做好思想道德教育的同时，在体制、机制和制度上堵死漏洞，才能更好防范和约束滥用权力行为的发生。由于高校师生素质较高，加强民主监督，是完善监督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有效方法，依法进行信息公开，就是对权力进行民主监督制约，保证权力正确行使。
系统工程需要多方推动
为防止腐败，教育系统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在2010年开始实施《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要求高校对管理运营中的各项工作和开支主动公开。但是由于体制原因与运行机制弊端，高校内部高度集权，暗箱操作相对容易，信息公开十分困难。这些制度性因素如果不进行彻底改革，高校腐败空间就不能压缩。
《双重悖论：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一书的作者、美国佐治亚州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魏德安针对高校反腐提出建议。他认为，高校腐败泛滥的一大原因在于，校领导做出行政决定，不受教授、学生、家长、用人单位、合作伙伴、资金供给方等各方面影响和监督。校领导可以控制利益流入愿意行贿的人，或滥用职权中饱私囊。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提高决策透明度。校领导应公开自身和家人的资产、收入状况，让调查人员能不费力地比较官员的资产和收入，追踪用来购买资产的资金流向。应减少领导干部的现金使用渠道，其资金收付必须通过银行和财务体系，这样，调查者就能跟踪资金流向。
高校反腐，也需要去行政化，在校内分权，让权力不再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去行政化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加大教授治校力度，让学生参与治校。高校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干部、教师和学生具有较强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民主监督的强烈愿望，也有进行民主监督的能力，民主监督的基础较好，高校纪检、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方式以及教职工代表大会、民主党派、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各种广泛的监督渠道基本能够发挥作用。但由于体制等方面原因，监督实际上缺位、弱化严重，因而缺乏有效的腐败预警发现机制，对于纪检干部来说，不能发现腐败问题，也就不能查处。一些高校校内的纪检部门对腐败问题的监督过宽、过松，造成腐败成本小、发现难。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从源头反腐败既要靠人，要靠制度创新。法律作为制度的最高形态，应该在预防和惩治腐败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马怀德表示，反腐败要靠法治，关键是要制定三部法律。第一部法律是《重大决策程序条例》。要想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必须约束和规范领导干部的重大决策权，特别是当这个决策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和群众利益时，要严格加以规范和约束。第二部法律是《政务公开法》。《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只是教育部行政法规，不是法律，无法涵盖党务公开、司法公开及各个领域的办事公开制度。因此，制定一部《政务公开法》非常必要。公开是反腐败的利器，只要公开了，很多腐败现象就没有藏身之地。应尽快建立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财产申报制度的关键就是公开，公开才能达到财产申报的效果和目的，《政务公开法》也可以解决领导干部财产收入申报的公开问题。第三部法律是《行政组织法》。为了明确政府权力的边界，划清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关系，应将公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制定法律明确各个部门的职责权限、相互关系，以及机构职能、编制，这对于预防和减少腐败有重要的意义。
办学自主权不是自由作主
高校腐败问题来自于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或小团体利益的行为。高校的公共权力包括校内普通行政管理权和办学自主权。办学自主权是高校特有的权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校享有七项办学自主权：招生权、学科和专业设置与调整权、教学权、科研与社会服务权、开展对外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权、人事权、财产的管理使用权。办学自主权在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权力，高校行使该权力时，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守法律和国家主管部门的规制条件与程序，不得任意行使，也不得放弃和转让。否则，高校办学自主权就会失去其合法性基础，产生腐败。
高校作为社会的一个部分，其腐败问题的表现形式与社会上腐败问题的表现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数量、范围、程度、严重性相对要小一些。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认为，高校腐败问题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为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失范和滥用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比较突出的表现有：
招生权和教学权是高校享有的最具教育专业特点的权力。教改的深入，扩大了高校的招生自主权，也给了高校更多教学管理的自主权。招生、教学管理工作一旦出现以权谋私现象，高校腐败就出现了。最明显的是招生腐败，个别招生人员滥用职权、违规招生、收受贿赂甚至索贿和借机敲诈勒索行为。在单独招收保送生、艺术特长生、体育特长生等领域，最容易发生暗箱操作、弄虚作假和金钱交易等违法乱纪行为。这些行为有较强隐蔽性，难以及时发现和查处，成为高校腐败问题的一大难点。
一些高校存在乱收费现象。这种以单位名义违法违纪的现象，由于是集体腐败行为，往往被人们忽略。目前国家批准的高校收费项目只有学费和住宿费，但有的高校在具体操作中仍然存在变相的“双轨收费”。绝大多数地方和高校都能实行适当的并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收费标准，但是，少数高校出现了高收费、乱收费现象。在招生中体现为校内特殊班，如海外留学交换生、国内上学拿国外学历、虚假承诺就业委培等。以收费为目的的违规办学，实际上就是集体腐败。
在教学管理方面，少数主管领导及其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任课教师，借为学生转系、转专业、专科升本科、推荐免试读研究生、评奖学金及各种奖励或表彰、考试阅卷等各种机会搞权钱交易，这些行为使得高校校风和学风受损。
给“商”字带上笼头
5月5日，东南大学副校长王保平主持召开了企业改革改制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原后勤集团所属企业改革改制、股权划转等事宜，要求抓紧进行三家待改制企业设立新公司、其他企业关门注销和历史遗留问题处理等工作，改制后的企业将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快经营机制转换，参与市场化竞争，提高后勤资源的产业效益、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东南大学产业积极参加教育部纪检组监察局开展的直属高校校办企业、国有资产管理领域反腐倡廉有关问题的调研工作，成立工作组认真总结学校将惩治和预防腐败的要求融入校办企业、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工作中情况，加强资产管理和对外投资经营监管情况。
高校通常是大型经济主体，涉及到大面积征地、建设、改造等经济活动，日常运行也会涉及数量和种类繁多的经济活动，如食品、书籍、设备的采购以及通讯和金融服务等。高校经济活动要服从于教学需要，与教学管理活动之间的关系难以理顺，就会让一些人有机可乘。
高校基本建设是经费支出最大的项目，不少高校年年都有多个大的或较大的基建工程项目开工。基建工作专业性强，与社会的联系紧密广泛，涉及工程环节众多。在基建工程招投标、承发包和验收过程中常常会产生个别干部或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索要贿赂，为自己或亲朋好友谋取私利的腐败问题。在某些高校，基建部门已成为干部违纪的多发点和纪检监察工作最棘手最艰难的监督范围。
为保证教学科研工作正常进行，高校每年都有多项大宗物资采购活动。由于购货渠道复杂，在厂商形形色色的促销手段面前，个别当事人利用职权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不正当利益。在自筹办学经费方面。少数干部和教职员工借工作之便，私设小金库，贪污、挪用公款、转移支付致使公款外逃、公款私存侵吞利息、集体截留私分。部分校领导对分管的校办企业贪污挪用、逃税漏税、监守自盗，把为学校创收的企业变成了为自己牟利的工具。
加强纪检的专职专为
今年，教育部针对招生环节的腐败，决定实行事后抽检制度。预防高校腐败，亟须加大监督力度，事前多设监督关卡，防患于未然，固然重要，事后也不能放任不管。此次抽查的比例只有10%，覆盖面比较小。如果有人抱着侥幸心理与抽查制度博弈，就有可能导致抽查反腐成为一个偶然性事件，吓不退招生腐败。抽查人员也面临着被拉拢、腐蚀的诱惑，未必百分之百靠得住。防止腐败，靠抽查显然是不够的。
高校纪检专业化、反腐制度化、工作常态化才是控制腐败圆头的关键。高校内部的行政领导，通常也是校党委成员，负责纪检的领导，也会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这样的组织结构，就是使得纪检干部难以专心工作，难以关注党员干部。可以说，管不住党员干部，就管不住高校腐败；管住了党员干部，就管住了贪污腐败。在这种情况下，防止高校腐败，必须从党内开始。这已成为执政党高度重视的问题，成为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课题和迫切任务。
2013年以来，中纪委派出工作组进驻高校巡视，已经发现了一批腐败分子，震慑了更多可能的腐败。在高校内部，既有校内党委领导下的纪检工作，又有上级纪检巡视组的情况下，管辖权如何划分？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认为，对于双重领导问题，三中全会取得了重大突破，《决定》明确提出，“双重领导体制要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以往，中纪委主要在政府部门设置派驻机构，除个别的以外，在党务部门基本没有设派驻机构。而且，一些派驻机构的纪检组长还要承担非纪检方面的工作。对此，中纪委网站发文解释说，按照权力都要受到制约和监督的原则，今后，中央和国家机关都要派驻纪检机构；派驻纪检组长只履行监督职责，纪检组长不负责非纪检方面的工作。 高校党员干部的文化层次和理论水平都比较高，总体素质好，但许多高校存在“重业务，轻政治”“重才能，轻道德”现象。做好思想道德教育的同时，在体制、机制和制度上堵死漏洞，才能更好防范和约束滥用权力行为的发生。由于高校师生素质较高，加强民主监督，是完善监督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有效方法，依法进行信息公开，就是对权力进行民主监督制约，保证权力正确行使。
系统工程需要多方推动
为防止腐败，教育系统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在2010年开始实施《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要求高校对管理运营中的各项工作和开支主动公开。但是由于体制原因与运行机制弊端，高校内部高度集权，暗箱操作相对容易，信息公开十分困难。这些制度性因素如果不进行彻底改革，高校腐败空间就不能压缩。
《双重悖论：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一书的作者、美国佐治亚州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魏德安针对高校反腐提出建议。他认为，高校腐败泛滥的一大原因在于，校领导做出行政决定，不受教授、学生、家长、用人单位、合作伙伴、资金供给方等各方面影响和监督。校领导可以控制利益流入愿意行贿的人，或滥用职权中饱私囊。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提高决策透明度。校领导应公开自身和家人的资产、收入状况，让调查人员能不费力地比较官员的资产和收入，追踪用来购买资产的资金流向。应减少领导干部的现金使用渠道，其资金收付必须通过银行和财务体系，这样，调查者就能跟踪资金流向。
高校反腐，也需要去行政化，在校内分权，让权力不再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去行政化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加大教授治校力度，让学生参与治校。高校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干部、教师和学生具有较强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民主监督的强烈愿望，也有进行民主监督的能力，民主监督的基础较好，高校纪检、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方式以及教职工代表大会、民主党派、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各种广泛的监督渠道基本能够发挥作用。但由于体制等方面原因，监督实际上缺位、弱化严重，因而缺乏有效的腐败预警发现机制，对于纪检干部来说，不能发现腐败问题，也就不能查处。一些高校校内的纪检部门对腐败问题的监督过宽、过松，造成腐败成本小、发现难。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从源头反腐败既要靠人，要靠制度创新。法律作为制度的最高形态，应该在预防和惩治腐败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马怀德表示，反腐败要靠法治，关键是要制定三部法律。第一部法律是《重大决策程序条例》。要想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必须约束和规范领导干部的重大决策权，特别是当这个决策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和群众利益时，要严格加以规范和约束。第二部法律是《政务公开法》。《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只是教育部行政法规，不是法律，无法涵盖党务公开、司法公开及各个领域的办事公开制度。因此，制定一部《政务公开法》非常必要。公开是反腐败的利器，只要公开了，很多腐败现象就没有藏身之地。应尽快建立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财产申报制度的关键就是公开，公开才能达到财产申报的效果和目的，《政务公开法》也可以解决领导干部财产收入申报的公开问题。第三部法律是《行政组织法》。为了明确政府权力的边界，划清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关系，应将公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制定法律明确各个部门的职责权限、相互关系，以及机构职能、编制，这对于预防和减少腐败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