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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月3日，尼克松访华前一个多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亚历山大·黑格率先遣组来华。
中国外交部新闻司记者处负责与先遣组就记者人数、日程、技术支持、车辆、酒店和伙食等安排进行谈判。
先遣队一口气提交了400人的记者名单，让中方很为难。
“当时供外国人住的一个是旧北京饭店，一个是新侨饭店，再就是友谊宾馆，根本住不下这么多人。”时任新闻司记者处副处长的江承宗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最后周恩来拍板，尽量让他们来，因为这也是改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的机会。
双方几经协商，最后达成协议：报纸、广播、通讯社的记者80多人，包括记者、摄像、灯光师和制片人在内的电视系统100多人，一共180多人。
对于将访问中国视作登上另一个星球的美国记者们来说，这几乎是一场战争。合众国际社的摄影记者德克·霍尔斯泰德后来笑言，记者们为了争取到随尼克松访华的名额，能将自己的母亲推下飞机。
各自准备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今日》栏目的主播芭芭拉·沃尔特斯对自己被公司选中，成为访华记者团中仅有的3名女记者之一，感到意外而又紧张。因为，此前她并没有过任何国际采访经验。
入选的平面媒体记者大多可以用名字“如雷贯耳”来形容，他们中有《华盛顿星报》因系列书籍《总统的产生》而荣获普利策奖的西奥多·怀特和《读者文摘》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家詹姆斯·米切纳。
几乎所有的记者都对中国一无所知。在出访前的两三周，美国首个研究中国的民间机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连续3天在华盛顿为记者团成员讲解他们所知的有限的中国现状，培训中国的礼仪。
在大洋彼岸，负责接待这些记者的中国外交部新闻司，也在紧张研究情况。
他们从北京各高校、文化部门、体委、对外友协等单位抽调了近100人，为美国记者来访充当翻译。这些翻译，后来被美国记者不太友好地称为“看管员”。当时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时属外交部管）任英文翻译的郑万珍也是其中之一。
郑万珍记得，外交部对他们进行了统一培训，强调“不卑不亢、落落大方”的接待原则，并设计了一些外国记者可能会问到的敏感问题，如中苏关系问题、党内斗争问题、毛泽东的接班人问题、如何看待尼克松来访以及中国以后的外交动向，等等。
“但并没有给我们标准答案，靠我们自己把握分寸。因为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满足他们在中国采访、生活的具体需要。如果实在回避不了可以一概说‘不知道’。”郑万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新闻司用三个月时间，编写了一本名为《美国政府新闻机构》的书。书里介绍了尼克松总统的四次媒体危机，介绍了多位美国著名记者，以及他们犀利的行事风格和经常苛责质疑总统的“骇人”事迹。
机场附近建起了从美国租来的地面卫星站，再租给美国人。江承宗去检查过装备的情况，感叹美国人效率真高。用于接收的“电视锅”很大，直径有三四米。“他们在试音，让我去听，哎呀真清楚，比北京的电话还清楚，就像在旁边讲话一样，我很惊讶。”江承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美国方面提出，需要洗印彩色照片的设备。江承宗立刻派人调查，发现只有新华社摄影部一家能洗印彩色照片。他亲自跑了趟新华社，得知对方根本应付不了这么大的量，只能请美方自己带设备来，把卫生间密封起来，布置成暗房，在里面冲洗照片。
“从头至尾都在问林彪问题”
2月20日，尼克松访华的前一天，记者团乘坐的飞机——“你好1号”和“你好2号”先行到达上海。
外交部新闻司记者处副处长金桂华和郑万珍到上海虹桥机场迎接，并陪同记者团赴京。他们走进机舱，对着这群黄头发大鼻子的美国人，用英文表达了欢迎，并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
这是中美两国隔绝20余年后，双方第一次近距离地相互打量。“他们看上去很谨慎，我们也有点紧张。”郑万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芭芭拉·沃尔特斯回忆，中方人员穿着同样的藏青色裤子，同色的中山装，立翻领，线条不明显。他们戴红色圆像章，上面有毛泽东的银色头像。
入坐后，有几个记者过来聊天。郑万珍注意到，他们看似随意地聊起了上海和北京，等气氛稍微融洽，就开始发力。
“问文革进行得怎么样，你们对尼克松来访怎么看之类。我就回答，文革是为了保证革命本色，反对修正主义。”郑万珍说。
最让郑万珍头疼的是芭芭拉·沃尔特斯，在从上海至北京一个多小时的飞机上，她从头至尾都在问林彪问题，几乎没停过。
“是你们把他打下来的，还是他自己摔下来的？为什么会摔？为什么走的时候油没有加够？问得我一身大汗。我又没办法答复她，只能答非所问，谈谈林彪在抗战中的贡献之类，或干脆转移话题。”表情严肃的郑万珍讲到这里笑起来，“哎哟天啊，那是我一生里最棘手的一次。对付美国记者是很头疼的事情。”
郑万珍是《华盛顿邮报》的丹尼·卡诺和约瑟夫·克拉斯特的“看管员”。他知道卡诺在美国鼎鼎大名，特地去与他打了招呼。卡诺趁机揪着他不放，拐弯抹角问中国领导人的健康问题，“简直没办法”。
记者们被统一安排住进民族饭店，原有的住客早已全部转移。附近的民族文化宫一楼大厅被布置成临时的新闻中心，24小时开放，里面安了打印机、电话，摆放了咖啡茶点。江承宗与北京市电讯局商量，在新闻中心设了电讯处，随时可发电报到美国。
酒店的服务很好，有一日可取的洗衣服务，加急的话一小时可取。因为记者们只允许拿一个小衣箱，所以快捷洗衣的服务很受欢迎。
让芭芭拉·沃尔特斯印象深刻的，是令人“拍案叫绝”的早餐，有鲜美的鸡汤面、冷肉拼盘、蔬菜和春卷，有一天还有甜酸酱的排骨。“谁还要吃燕麦片啊？”
被法新社抢了先
2月21日上午，尼克松的专机即将降落北京首都机场。
记者们早已摆好了阵势。据江承宗回忆，离飞机最近的是白宫记者团，如合众国际社记者海伦·托马斯等，他们能近距离接近尼克松和周恩来，听见他们的谈话；第二线离专机有一定距离，设置了一个较高的梯子，供记者站在上面；第三线在候机室外的阳台上，美国电视台的直播设备都架在那里，能看到全景。江承宗也随他们一起等候在阳台上。
11点30分，专机准时降落。尼克松走下舷梯前，早早向周恩来伸出了手，两人历史性握手之后，飞机上的其他人员才鱼贯而出——这一场景被全美新闻媒体现场直播。
中美有12小时的时差，此时正是美国东部时间晚上11点半，但仍有大量观众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江承宗后来多次去美国，发现很多人对这一画面记忆犹新。
尽管中方安排了两倍人数的三军仪仗队以示欢迎，但现场看不见“欢迎尼克松”的条幅，街道两旁也没有夹道欢迎的群众，更见不到挡泥板上插着美国星条旗的威风凛凛的护卫车队，“像是半夜里溜进后门一样畅通无阻”。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约翰·里奇在天安门做了一个电视报道。他问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五六个人：你们来天安门干什么？
一个戴雷锋帽、穿蓝灰色棉袄的20来岁的男子，将手插在裤袋里，一脸精心准备的笑容，用浓重的天津口音说：我探亲来了。又特别对话筒强调：路过！
美国记者联想到的是，3个月前，中方组织了超过30万人来欢迎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
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处长的唐龙彬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因为是美国总统访华，所以美国记者可能对中方接待规格期望过高，没有考虑到两国并未正式建交。
随后发生的事件，更让美国记者不快。
按原定日程，尼克松先回钓鱼台国宾馆休息，下午4时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随访的美国记者在人民大会堂门前一直等到5点55分，才从白宫发言人齐格勒那里得知，下午尼克松已与毛泽东举行了会谈。
中国外交部新闻司记者处负责与先遣组就记者人数、日程、技术支持、车辆、酒店和伙食等安排进行谈判。
先遣队一口气提交了400人的记者名单，让中方很为难。
“当时供外国人住的一个是旧北京饭店，一个是新侨饭店，再就是友谊宾馆，根本住不下这么多人。”时任新闻司记者处副处长的江承宗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最后周恩来拍板，尽量让他们来，因为这也是改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的机会。
双方几经协商，最后达成协议：报纸、广播、通讯社的记者80多人，包括记者、摄像、灯光师和制片人在内的电视系统100多人，一共180多人。
对于将访问中国视作登上另一个星球的美国记者们来说，这几乎是一场战争。合众国际社的摄影记者德克·霍尔斯泰德后来笑言，记者们为了争取到随尼克松访华的名额，能将自己的母亲推下飞机。
各自准备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今日》栏目的主播芭芭拉·沃尔特斯对自己被公司选中，成为访华记者团中仅有的3名女记者之一，感到意外而又紧张。因为，此前她并没有过任何国际采访经验。
入选的平面媒体记者大多可以用名字“如雷贯耳”来形容，他们中有《华盛顿星报》因系列书籍《总统的产生》而荣获普利策奖的西奥多·怀特和《读者文摘》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家詹姆斯·米切纳。
几乎所有的记者都对中国一无所知。在出访前的两三周，美国首个研究中国的民间机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连续3天在华盛顿为记者团成员讲解他们所知的有限的中国现状，培训中国的礼仪。
在大洋彼岸，负责接待这些记者的中国外交部新闻司，也在紧张研究情况。
他们从北京各高校、文化部门、体委、对外友协等单位抽调了近100人，为美国记者来访充当翻译。这些翻译，后来被美国记者不太友好地称为“看管员”。当时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时属外交部管）任英文翻译的郑万珍也是其中之一。
郑万珍记得，外交部对他们进行了统一培训，强调“不卑不亢、落落大方”的接待原则，并设计了一些外国记者可能会问到的敏感问题，如中苏关系问题、党内斗争问题、毛泽东的接班人问题、如何看待尼克松来访以及中国以后的外交动向，等等。
“但并没有给我们标准答案，靠我们自己把握分寸。因为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满足他们在中国采访、生活的具体需要。如果实在回避不了可以一概说‘不知道’。”郑万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新闻司用三个月时间，编写了一本名为《美国政府新闻机构》的书。书里介绍了尼克松总统的四次媒体危机，介绍了多位美国著名记者，以及他们犀利的行事风格和经常苛责质疑总统的“骇人”事迹。
机场附近建起了从美国租来的地面卫星站，再租给美国人。江承宗去检查过装备的情况，感叹美国人效率真高。用于接收的“电视锅”很大，直径有三四米。“他们在试音，让我去听，哎呀真清楚，比北京的电话还清楚，就像在旁边讲话一样，我很惊讶。”江承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美国方面提出，需要洗印彩色照片的设备。江承宗立刻派人调查，发现只有新华社摄影部一家能洗印彩色照片。他亲自跑了趟新华社，得知对方根本应付不了这么大的量，只能请美方自己带设备来，把卫生间密封起来，布置成暗房，在里面冲洗照片。
“从头至尾都在问林彪问题”
2月20日，尼克松访华的前一天，记者团乘坐的飞机——“你好1号”和“你好2号”先行到达上海。
外交部新闻司记者处副处长金桂华和郑万珍到上海虹桥机场迎接，并陪同记者团赴京。他们走进机舱，对着这群黄头发大鼻子的美国人，用英文表达了欢迎，并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
这是中美两国隔绝20余年后，双方第一次近距离地相互打量。“他们看上去很谨慎，我们也有点紧张。”郑万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芭芭拉·沃尔特斯回忆，中方人员穿着同样的藏青色裤子，同色的中山装，立翻领，线条不明显。他们戴红色圆像章，上面有毛泽东的银色头像。
入坐后，有几个记者过来聊天。郑万珍注意到，他们看似随意地聊起了上海和北京，等气氛稍微融洽，就开始发力。
“问文革进行得怎么样，你们对尼克松来访怎么看之类。我就回答，文革是为了保证革命本色，反对修正主义。”郑万珍说。
最让郑万珍头疼的是芭芭拉·沃尔特斯，在从上海至北京一个多小时的飞机上，她从头至尾都在问林彪问题，几乎没停过。
“是你们把他打下来的，还是他自己摔下来的？为什么会摔？为什么走的时候油没有加够？问得我一身大汗。我又没办法答复她，只能答非所问，谈谈林彪在抗战中的贡献之类，或干脆转移话题。”表情严肃的郑万珍讲到这里笑起来，“哎哟天啊，那是我一生里最棘手的一次。对付美国记者是很头疼的事情。”
郑万珍是《华盛顿邮报》的丹尼·卡诺和约瑟夫·克拉斯特的“看管员”。他知道卡诺在美国鼎鼎大名，特地去与他打了招呼。卡诺趁机揪着他不放，拐弯抹角问中国领导人的健康问题，“简直没办法”。
记者们被统一安排住进民族饭店，原有的住客早已全部转移。附近的民族文化宫一楼大厅被布置成临时的新闻中心，24小时开放，里面安了打印机、电话，摆放了咖啡茶点。江承宗与北京市电讯局商量，在新闻中心设了电讯处，随时可发电报到美国。
酒店的服务很好，有一日可取的洗衣服务，加急的话一小时可取。因为记者们只允许拿一个小衣箱，所以快捷洗衣的服务很受欢迎。
让芭芭拉·沃尔特斯印象深刻的，是令人“拍案叫绝”的早餐，有鲜美的鸡汤面、冷肉拼盘、蔬菜和春卷，有一天还有甜酸酱的排骨。“谁还要吃燕麦片啊？”
被法新社抢了先
2月21日上午，尼克松的专机即将降落北京首都机场。
记者们早已摆好了阵势。据江承宗回忆，离飞机最近的是白宫记者团，如合众国际社记者海伦·托马斯等，他们能近距离接近尼克松和周恩来，听见他们的谈话；第二线离专机有一定距离，设置了一个较高的梯子，供记者站在上面；第三线在候机室外的阳台上，美国电视台的直播设备都架在那里，能看到全景。江承宗也随他们一起等候在阳台上。
11点30分，专机准时降落。尼克松走下舷梯前，早早向周恩来伸出了手，两人历史性握手之后，飞机上的其他人员才鱼贯而出——这一场景被全美新闻媒体现场直播。
中美有12小时的时差，此时正是美国东部时间晚上11点半，但仍有大量观众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江承宗后来多次去美国，发现很多人对这一画面记忆犹新。
尽管中方安排了两倍人数的三军仪仗队以示欢迎，但现场看不见“欢迎尼克松”的条幅，街道两旁也没有夹道欢迎的群众，更见不到挡泥板上插着美国星条旗的威风凛凛的护卫车队，“像是半夜里溜进后门一样畅通无阻”。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约翰·里奇在天安门做了一个电视报道。他问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五六个人：你们来天安门干什么？
一个戴雷锋帽、穿蓝灰色棉袄的20来岁的男子，将手插在裤袋里，一脸精心准备的笑容，用浓重的天津口音说：我探亲来了。又特别对话筒强调：路过！
美国记者联想到的是，3个月前，中方组织了超过30万人来欢迎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
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处长的唐龙彬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因为是美国总统访华，所以美国记者可能对中方接待规格期望过高，没有考虑到两国并未正式建交。
随后发生的事件，更让美国记者不快。
按原定日程，尼克松先回钓鱼台国宾馆休息，下午4时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随访的美国记者在人民大会堂门前一直等到5点55分，才从白宫发言人齐格勒那里得知，下午尼克松已与毛泽东举行了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