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法吗？在多数中国民众看来，这或许根本够不上一个问题。然而，中国的无法性观念却是持续困扰西方中国法学者的一个真问题。而且这套在十九世纪广为流传的欧洲偏见最终甚至发展成为一种美国的意识形态。今天，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后者郑重其事地白封为“世界头号法律输出国”，前者则（至少在其对手眼中）被轻易地视作“东方的头号人权侵犯者”，“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将美国与法律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倾向……以及一种同等强烈的将中国与法律缺位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倾向”。正是出于对这一现象的疑惑，通过丰富的个案研究，在《法律东方主义》一书中，络德睦集中探讨了这个议题：法律与中国之间为何存在一种对立关系？中国是如何被建构成法律知识客体的？为何中国往往被描述成被告，而西方则充任法官与陪审团，甚至法律的执行者？

一

　　络德睦指出，西方往往对历史上和当代中国法律的存在和实践抱持否定看法，这样的观念是被他所谓的“法律东方主义”塑造出来的。既然西方是法律主体并实践着真正的法治，那么中国就是“无法律非主体”，实践着“无法性”（lawlessness）。法律东方主义，或者更一般地说，东方主义，秉持的其实都是这种本质主义的二元论。诚然，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文明皆需他者来界定自身。然而问题是，经由东方主义形成的各种知识和话语往往以普世真理的面目呈现，隐含其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更是隐而不彰。因此，东方主义研究的第一要义便是要指出此类“真理”的建构性，揭示其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萨义德《东方主义》开创的这种批判性精神，在《法律东方主义》一书中无疑获得了延续。
　　那么，声称中国（相对或绝对）“无法”的意义究竟何在？毕竟，“唯有最粗心的观察者才会遗漏这一事实，即帝制中国拥有多部可追溯至唐代的王朝法典”。事实上，只有在“法律”作为当今美国所理解的那种特定范畴时，才能说中国没有“法律”。换言之，判断所谓“真正”法律的标尺往往是一种被称为“法治”的构型。法治是什么？整体上难以达成共识，然而对于它不是什么，却存在压倒性的赞同：人治。“法治绝不意味着人治”的观念如此具有本质性，以至于这两个术语能最好地被理解为构成了一个单独的表达：“非人治的法治”（rule-of-law-and-not-of-men）。在此等界定下，中国势难摆脱“缺乏法治”的标签。用络德睦的话来说，“如果法治意味着不是人治，那么任何自许的中国法都将是一种自我矛盾”，由此“中国将无限期地被西方世界放逐至法律异类的范畴中”。普世与独特之间的主题对立可谓贯穿西方思想所有分类模式的一种二元对立，它恒久存在：普世的、可欲的价值等同于美国，而独特的、不可欲的价值等同于中国。法律东方主义自然也不例外。

二

　　鉴此，《法律东方主义》的贡献就在于，它不仅通过历史的生动钩沉解构了由这种话语建构出来的中美法律黑白分明的纯粹性，更对在比较研究中应当如何处理此等二元思维提出了努力方向。一个典型事例是，意在为中国提供一种法律治理模式的驻华法院，但其自身的运作却远不具有如此的示范性，实际提供的却是一种“法律的专制主义”。一八四四年《望厦条约》授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利用这项授权，美国国会于一九。六年创设了“驻华法院”，这一做法基于这样的观念：“专制主义据称恰恰存在于中国法的天性之中……為帮助中国达到这种状态，美国驻华法院将作为中国法律改革的一个模型。”这所法院虽设在上海，但性质上却同于美国地区法院，对在“中国辖区”的美国公民行使管辖权。该法院适用的法律相当庞杂，“白美国政府诞生之日起至今通过的任何法案，该法院认为应适用哪种便可依照适用”，而根本不考虑该法最初适用于整个美国还是仅限于华盛顿特区、阿拉斯加、菲律宾或其他的联邦领地。实际上，涉足该法院的当事人享有的权利极不充分，就连美国人引为自豪的正当程序在这里也付诸阙如，以至于有论者说，唯一不在这所法院适用的联邦法就是美国宪法。显然，这一事例凸显的悖论在于，恰恰是在美国法院设法与设想中的中国无法性作战之时，它自身的合法性却最为可疑。
　　尚不止此，该书还展示了龃龉的中美关系中另一项重大冲突。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开发西部，对劳动力有大量需求。一八六八年，美国与清廷订立《蒲安臣条约》，允许华人移民美国。然而，跨大陆铁路竣工后，从一八八二年开始，美国国会颁布了一系列排华法案。其重要理据是：华人天生就服从于东方专制主义，不能理解个人权利概念，无法领会共和制度捍卫的价值。然而讽刺的是，作为对排华的回应，中国人马上将此事诉诸联邦法院，依据宪法对其提出挑战。而对于美国政府违反国际法的这种做法，联邦最高法院竟视为正当，所持的理由是：国会有权将外国人从该国排除，这是其主权固有之权，不受宪法限制。因此，“它就此议题向中国做出的任何承诺，皆可通过事后的立法而单方撤销”。当最高法院扩张其在排华判例中确立的规则，并在一八九三年“冯越亭诉合众国案”中主张，美国不仅拥有排斥中国移民的绝对权力，而且还完全有权将获得合法许可并长期居留的中国人驱逐出境时，这种观念近乎具有了“不受约束的西方专制主义版本所具有的所有吸引力”。换言之，谋求将东方专制主义臣民阻挡于美国境外的愿望，最终却走向了其反面：“导致了美国境内某种法律专制主义的制度化。”诚如络德睦所言：“美国对中国人的排斥是其国家所固有的一项不可转让的主权权利，而中国政府为排斥美国人进入广州以外的中国其他地域的努力，却被视为国际社会所不能容忍的一种反社会行为。”
　　前述中美法律冲突的两幅图景意在展示，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法律东方主义，势必造就凸显其他地区法律矛盾的效果。这个想象的东方，借助治外法权与国际法制度的中介，一旦成为欧美法律行为直接作用的场所，那么这些矛盾便会如复仇般那样重新出现，而呈现的形式如此夸张以至于法律成为其自身的讽刺。作为解套之法，络德睦试图唤起根植于美国法学（至少自法律现实主义兴起以来）内在的自我批判意识。可不幸的是，他不可避免地注意到“虽然对法治所持的幼稚观点在国内屡遭批判……但当我们转而分析中国法时，此等批判性的自我意识总是很快耗尽”。那么，为何这种现实主义没有发展下去？络德睦认为，“鉴于这些矛盾愈发难以处理，它们往往只是被否认或被压制——抑或简单地被归咎于东方”。这里，荣格的“阴影投射”（shadow projection）理论似乎更可诠释这一倾向。在荣格心理学中，阴影代表着“人格的阴暗面”，作为原始的、不受控制的情绪，抑制了个人的道德判断。作为一种自我保护行为，阴影投射使我们能够否认自己的“坏处”，并将其归咎于他人，认为他人应该对此负责。这就解释了普遍存在的寻找替罪羊的做法，并揭示了我们对非我族类的可识别人群抱持各种偏见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