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肖枫教授的新著《苏联解体 我的解读—— 一个大国的崩溃 如何看 怎么办》，最近已由中央党校出版社隆重推出。中联部部长王家瑞题词，中央党校著名社会主义问题专家赵曜教授，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教授分别作序。笔者读了此书后，对以下问题印象很深，认为值得向读者推荐此书。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该书的书名。有关苏联解体的论著很多，但没见用“我的解读”的。作者的用意何在？值得探究。笔者记得多年前肖枫教授在他的《两个主义一百年》那本书中说过一席相关的话。当时他在那本书的《自序》中说，因为“在许多问题上脱开了老话套话，可能引发争议”，于是他坦诚地声明“本书只是一家之言，欢迎九十九家批评”。当再读到他的这本新作时，不由得联想到“我的解读”就是“个人的一种解读”之意，这岂不是当年“一家之言，欢迎九十九家批评”之意的再现？这么说来，作者是籍此有意倡导百家争鸣、学术民主，而不赞成互扣帽子、乱打棒子。从该书的实际做法看，它不回避不同意见的分歧，然而态度非常平和、摆事实讲道理，既没给任何人扣帽子，也不愿被人扣帽子。笔者认为这种态度对问题的深入研究是有益的，是值得提倡的。
　　有关苏联解体的著作很多，该书的特点在哪？此书不是多人撰写的论文汇编，而是由作者一支笔一贯到底、风格统一、整体布局的著作。该书最显著的特点至少有三条。一是结构严谨，二是有理论深度，三是学术价值较高。
　　从结构上看，该书如其副标题的“三段论”所显示的，是按“事实与真相——本质与根源——警惕与借鉴”的三层递进的思路来安排的。先是以较大篇幅说明苏联是怎样崩溃的，在搞清历史事实和真相的基础上，本着“论从史出”的原则，再发展到论述“如何看”（苏共变质苏联解体），最后落脚到（中国应）“怎么办”。这样的思路和视角既新颖独特，也是科学的。
　　其次，该书有相当理论深度。书中对许多问题都不是一般的叙述事件的经过了事，而是从整体上加以概括，从宏观做出分析，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在如何吸取苏联解体教训的问题上，又提出了“十议怎么办”，更有新意、更有针对性。对马克思主义既强调“坚持”，更强调“发展”。认为苏共的教训是长期的“左”、后期的右，苏共蜕变具有“长期性”，但整体质变具有“快捷性”，垮起来快得很。吸取苏共的教训，就整体而言，既不能走邪路，也不能走老路，而要走新路。
　　第三，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该书对当前国内学术界的不同争论并不回避。譬如，对当前在苏联解体“根本原因”问题上的两种观点（一种强调“党的问题”，另一种强调“体制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作者认为，“党”的问题和“体制”问题，都是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然而无论哪一个都不能作为“唯一”的问题孤立地存在，没必要将其根本对立起来，承认一个就必须否定另一个。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根本性”问题未必只能有一个，不同角度和层面，可有不同的“根本性”问题。这就是说“根本原因”具有相对性，不宜将其绝对化。此外，该书还主张坚持“合力论”与“重点论”相统一，外因、内因、远因、近因结合，紧紧抓住“党和体制”这两个根本点，最后得出“合力论 重点论=内外远近因 党与体制问题”的解读公式。这都是很有新意和见地的观点。
　　专家们是如何点评这本新著的呢？此书刚出版不久，目前还未见更多的评论，但作序的两位专家是很有权威性的。赵曜教授认为：肖枫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反“左”戒右，勇于创新，见解独到。正因为如此，他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并为许多读者接受。肖枫同志对苏联解体的问题，在恩格斯论述的基础上，结合苏联实际，提出要把“合力论”和“重点论”相统一。他认为，“重点论”有两个，一个是党，一个是制度。这个观点是很有见地的。
　　李君如教授认为：肖枫先生坚持“合力论”与“重点论”相统一“很有道理”。苏共变质，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从部分质变到整体质变的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总体看，是先“左”后右，是长期的“左”发展到后期的右，最终导致苏共变质和苏联解体。对苏共变质过程的分析，不能以1956年苏共二十大为“界标”。苏联的整个政治经济体制，形成于斯大林，死亡于戈尔巴乔夫。苏联这座大厦顷刻之际就倒塌，是直接原因和长期深层根源双重作用的结果。他表示比较同意肖枫先生的意见。
　　苏联解体已过去20年了，但这个大国是如何崩溃的、苏共是如何垮台的，中国应从中吸取什么教训？这些问题是永不过时、常读常新的重要历史课题。为搞清这些问题，笔者认为读读此书是很有裨益的。
　　（作者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
　　（责任编辑：魏银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