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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语言诗文重含蓄，强调意在言外，是汉民族审美文化心理的表现。而这种审美文化心理的形成，一方面与中国的社会历史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汉民族的哲学思维、语言特点及诗学传统诸因素分不开。
关键词：汉语言；古典诗文；“言不尽意”
古代汉语言诗文活动是表现、传达人的情感意义以及思想观念的活动。对比现代西方诗歌创作更多地将之视为涉及语言形式创造的一种文化劳作，汉语言古典诗文更注重文学文本传达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对读者的作用。本文对其中“诗言志”与“言不尽意”的矛盾统一现象进行了对比分析，并试图探讨其内在的整体性和悟性哲学思维的动因。本文从个案研究出发，通过对古典诗文中“言不尽意”现象的具体论述，就民族文化审美心理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诗可言志，志欲尽言，言不尽意
古代中国是诗的国度，我们可以将古代汉语言诗文活动视为表现、传达人的情感意义以及思想观念的活动。对比现代西方诗歌创作更多地将之视为涉及语言形式创造的一种文化劳作，中国古代汉语言诗文创作更注重文学文本传达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对读者的作用，即主要在“言以达意”的关系层面上展开。
回顾20世纪近代汉语言的诗学范式，传统诗学、西方诗学（特别是西方现代诗学）、现代诗学观念是其必要的构建要素，三者之间时而冲撞与协调，时而呈现张力与合力的状态，但其基本立足点与生长点却是“诗言志”，其核心仍然摆脱不了古代汉语言诗学中意境理念的营造。“诗言志”出自《尚书·舜典》，这一观点对于汉语诗歌理论及创作具有极大影响：诗可言志，志欲尽言，言不尽意。
在中国古代汉语言诗歌的创造过程中，汉语通过对自身形式有限性的不断超越，不断超越着自身表达功能的有限性，可以说，汉语言古典诗学深层的语言哲学思想，除了比较浅显的“诗可言志，志欲尽言”的表述外，“言不尽意”这一普通语言的表达困境针对汉语言古典诗学同样具有理论普适性。
汉语言古典诗学作者正是通过言语形式的创新来提升语言的表达功能，进而试图克服“言不尽意”的表达困境，则相对“诗言志”标示的是对原有形式有限性的超越。这些诗歌言语形式的超越性则使诗歌语言的表达功能也获得了超越性，理论上似乎“象外之象”可以使得诗的“意”达到“无穷”的境界。
二、“言不尽意”是汉语言发展的历史必然
语言是思维最直接的表现。学界对汉语和英语表达上的显著区别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即汉语重意合而英语重形合。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汉语言古典诗文“言不尽意”的必然性，同时也反映出英汉民族之间传统思维方式的差异。对照于英语民族重分析重理性的思维方式，汉民族的思维模式则明显突出了整体性和悟性，这一点清人刘开在《拟古诗序》中有相关的表述：“唯其长言之也，而其意始尽；唯其嗟叹之也，故其意始无尽”。
更进一步来说，儒释道三教对汉民族“言不尽意”的思维方式影响巨大，三教都重视思维的整体性与悟性。从语言本体论角度看来，内容即形式，形式即内容，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内容，言可近意并不意味着言可尽意。虽然人类最早的文字形态都是描摹实物的象形文字，但自从分野以后，古汉语在更大的程度上变成了一种非表音的表意性文字，而不像英语或法语等语言那样是一种表音文字。因此，汉语言诗文重含蓄、强调意在言外，是汉民族审美文化心理的表现。而这种审美文化心理的形成，一方面与中国的社会历史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汉民族的哲学思维、语言特点及诗学传统诸因素分不开。
三、“诗言志”与“言不尽意”的和谐统一
查阅汉语言古典诗文的相关文学评论，写景宜显喜直露、写意宜隐贵含蓄是大家的公认法则。写景和写意即使是并列行文，也是分属宾主关系。比如“金刚怒目，不如菩萨低眉”的说法，传统的古典诗文美学中，直露自然得让位于含蓄，使得“诗言志”与“言不尽意”和谐统一，相得益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指出：“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我们还可以看到屈原的“香草美人”的喻体形象，大部分都是别有深意的寄托。非寄托不入，非寄托不出，所追求的也正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言不尽意的效果。朱光潜先生在其第一篇美学论文中就把汉语言古典诗词中意境这一典型特征恰到好处地概括为“无言之美”，并指出：“无穷之意达之以有尽之言，所以有许多意，尽在不言中。文学之所以美，不仅在有尽之言，而尤在无穷之意。”
言意之辨在魏晋的兴起，是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变的方法论要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经学取得了统治地位。两汉经学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传授、整理和注释儒家经典，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谶纬迷信，把儒家的经典神秘化、宗教化。经学大兴章句训诂之学，注经解字，索隐发微，（《汉书·艺文志》）成为繁琐哲学。随着汉王朝的覆灭，思辨的、理性的玄学开始取代繁琐的、迂腐的经学。玄学否定经学的思想武器就是“言不尽意”论和“得意忘言”说。
可以说，言意之辨原是魏晋玄学中的一大论题，但是它对古代文论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有关研究表明，魏晋玄学关于言意之辨的讨论，可分为三大派：一是主张言不尽意，以三国时荀粲为代表，不过他是继承《庄子》《天道》、《秋水》之意而加以发挥的。他认为人的认识，对于宇宙本体——道，是无能为力的，思维难以认识，语言文字无法表达。荀粲继承庄子的意见说：“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三国志·魏书·荀彧傳》）他认为人只能感知事物，而物象只是事物的“粗迹”，不能显现事物的精微本质或规律。而“理”之妙在言象之外，只能静观默察、妙悟直契。他提倡的是超越思维形式的直觉体验。另一派主张则相反，倡言尽意之说，它源于《易传·系辞》，认为言可尽象，象可尽意，世界是可以认识的，言象符号具有不可限量的表意功能，因而是传播思想、指导实践的有效方式。魏晋以后的玄学家如欧阳建发挥了《易传·系辞》的意见，写《言尽意论》以反驳言不尽意论。上述二派相互批判，各有真知灼见，又各有其片面性，因此产生了折衷会通二家的辩证的言意论者，如王弼即此辩证折衷派的代表。他辩证地论述了言、象、意三者的关系。“意”是内容，是思想认识的成果，“言”与“象”是“意”的不同层次的载体，是表意的符号形式和物化手段，因而肯定了言、象可以尽意。
综上，汉语古典诗文强调“领悟”，讲求“微言大义”，品“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乃至重“含蓄”，追求“韵致”，种种旨趣，都深受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诗言志”与“言不尽意”的矛盾统一现象，来源于古人对宇宙人生的理解。在他们看来，宇宙、自然和世界是自足存在的，人的精神世界、内心世界和意义世界也是自足存在的。庄子就认为语言的功能意义是相对有限的：“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外物》）这位汉语思想界的智者就这样逐一从“书”到“语”，从“语”到“意”，从“意”到“意之所随者”层层追究，先破后立，经典阐释了“诗言志”与“言不尽意”的矛盾统一。■
关键词：汉语言；古典诗文；“言不尽意”
古代汉语言诗文活动是表现、传达人的情感意义以及思想观念的活动。对比现代西方诗歌创作更多地将之视为涉及语言形式创造的一种文化劳作，汉语言古典诗文更注重文学文本传达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对读者的作用。本文对其中“诗言志”与“言不尽意”的矛盾统一现象进行了对比分析，并试图探讨其内在的整体性和悟性哲学思维的动因。本文从个案研究出发，通过对古典诗文中“言不尽意”现象的具体论述，就民族文化审美心理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诗可言志，志欲尽言，言不尽意
古代中国是诗的国度，我们可以将古代汉语言诗文活动视为表现、传达人的情感意义以及思想观念的活动。对比现代西方诗歌创作更多地将之视为涉及语言形式创造的一种文化劳作，中国古代汉语言诗文创作更注重文学文本传达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对读者的作用，即主要在“言以达意”的关系层面上展开。
回顾20世纪近代汉语言的诗学范式，传统诗学、西方诗学（特别是西方现代诗学）、现代诗学观念是其必要的构建要素，三者之间时而冲撞与协调，时而呈现张力与合力的状态，但其基本立足点与生长点却是“诗言志”，其核心仍然摆脱不了古代汉语言诗学中意境理念的营造。“诗言志”出自《尚书·舜典》，这一观点对于汉语诗歌理论及创作具有极大影响：诗可言志，志欲尽言，言不尽意。
在中国古代汉语言诗歌的创造过程中，汉语通过对自身形式有限性的不断超越，不断超越着自身表达功能的有限性，可以说，汉语言古典诗学深层的语言哲学思想，除了比较浅显的“诗可言志，志欲尽言”的表述外，“言不尽意”这一普通语言的表达困境针对汉语言古典诗学同样具有理论普适性。
汉语言古典诗学作者正是通过言语形式的创新来提升语言的表达功能，进而试图克服“言不尽意”的表达困境，则相对“诗言志”标示的是对原有形式有限性的超越。这些诗歌言语形式的超越性则使诗歌语言的表达功能也获得了超越性，理论上似乎“象外之象”可以使得诗的“意”达到“无穷”的境界。
二、“言不尽意”是汉语言发展的历史必然
语言是思维最直接的表现。学界对汉语和英语表达上的显著区别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即汉语重意合而英语重形合。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汉语言古典诗文“言不尽意”的必然性，同时也反映出英汉民族之间传统思维方式的差异。对照于英语民族重分析重理性的思维方式，汉民族的思维模式则明显突出了整体性和悟性，这一点清人刘开在《拟古诗序》中有相关的表述：“唯其长言之也，而其意始尽；唯其嗟叹之也，故其意始无尽”。
更进一步来说，儒释道三教对汉民族“言不尽意”的思维方式影响巨大，三教都重视思维的整体性与悟性。从语言本体论角度看来，内容即形式，形式即内容，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内容，言可近意并不意味着言可尽意。虽然人类最早的文字形态都是描摹实物的象形文字，但自从分野以后，古汉语在更大的程度上变成了一种非表音的表意性文字，而不像英语或法语等语言那样是一种表音文字。因此，汉语言诗文重含蓄、强调意在言外，是汉民族审美文化心理的表现。而这种审美文化心理的形成，一方面与中国的社会历史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汉民族的哲学思维、语言特点及诗学传统诸因素分不开。
三、“诗言志”与“言不尽意”的和谐统一
查阅汉语言古典诗文的相关文学评论，写景宜显喜直露、写意宜隐贵含蓄是大家的公认法则。写景和写意即使是并列行文，也是分属宾主关系。比如“金刚怒目，不如菩萨低眉”的说法，传统的古典诗文美学中，直露自然得让位于含蓄，使得“诗言志”与“言不尽意”和谐统一，相得益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指出：“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我们还可以看到屈原的“香草美人”的喻体形象，大部分都是别有深意的寄托。非寄托不入，非寄托不出，所追求的也正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言不尽意的效果。朱光潜先生在其第一篇美学论文中就把汉语言古典诗词中意境这一典型特征恰到好处地概括为“无言之美”，并指出：“无穷之意达之以有尽之言，所以有许多意，尽在不言中。文学之所以美，不仅在有尽之言，而尤在无穷之意。”
言意之辨在魏晋的兴起，是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变的方法论要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经学取得了统治地位。两汉经学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传授、整理和注释儒家经典，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谶纬迷信，把儒家的经典神秘化、宗教化。经学大兴章句训诂之学，注经解字，索隐发微，（《汉书·艺文志》）成为繁琐哲学。随着汉王朝的覆灭，思辨的、理性的玄学开始取代繁琐的、迂腐的经学。玄学否定经学的思想武器就是“言不尽意”论和“得意忘言”说。
可以说，言意之辨原是魏晋玄学中的一大论题，但是它对古代文论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有关研究表明，魏晋玄学关于言意之辨的讨论，可分为三大派：一是主张言不尽意，以三国时荀粲为代表，不过他是继承《庄子》《天道》、《秋水》之意而加以发挥的。他认为人的认识，对于宇宙本体——道，是无能为力的，思维难以认识，语言文字无法表达。荀粲继承庄子的意见说：“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三国志·魏书·荀彧傳》）他认为人只能感知事物，而物象只是事物的“粗迹”，不能显现事物的精微本质或规律。而“理”之妙在言象之外，只能静观默察、妙悟直契。他提倡的是超越思维形式的直觉体验。另一派主张则相反，倡言尽意之说，它源于《易传·系辞》，认为言可尽象，象可尽意，世界是可以认识的，言象符号具有不可限量的表意功能，因而是传播思想、指导实践的有效方式。魏晋以后的玄学家如欧阳建发挥了《易传·系辞》的意见，写《言尽意论》以反驳言不尽意论。上述二派相互批判，各有真知灼见，又各有其片面性，因此产生了折衷会通二家的辩证的言意论者，如王弼即此辩证折衷派的代表。他辩证地论述了言、象、意三者的关系。“意”是内容，是思想认识的成果，“言”与“象”是“意”的不同层次的载体，是表意的符号形式和物化手段，因而肯定了言、象可以尽意。
综上，汉语古典诗文强调“领悟”，讲求“微言大义”，品“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乃至重“含蓄”，追求“韵致”，种种旨趣，都深受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诗言志”与“言不尽意”的矛盾统一现象，来源于古人对宇宙人生的理解。在他们看来，宇宙、自然和世界是自足存在的，人的精神世界、内心世界和意义世界也是自足存在的。庄子就认为语言的功能意义是相对有限的：“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外物》）这位汉语思想界的智者就这样逐一从“书”到“语”，从“语”到“意”，从“意”到“意之所随者”层层追究，先破后立，经典阐释了“诗言志”与“言不尽意”的矛盾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