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是现代生产生活中最重要的基础材料，人们几乎每天都会接触到塑料制品。然而，不规范地生产、使用塑料制品和处置塑料废弃物，浪费能源资源，加剧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加大了资源环境的压力。积极应对塑料污染，事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也是“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重要任务。继今年年初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生态环境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之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生态环境部等九部门近日又联合印发《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吹响了新一轮塑料污染治理的进军号角。
　　其实，面对无法回避的塑料污染，我国早已行动起来。改革开放至今，我国限塑和禁塑前后大致历经了三个阶段。
　　1986年，铁路上首次使用塑料快餐盒，因具有便利性和价格低廉等特点，很快普及开来。但大量的白色餐盒被丢弃于铁路沿线，带来了严重的“白色污染”。2001年，国家经贸委发布紧急通知，要求立即停止生产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这就是最早的“限塑令”。200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次年5月，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及工商总局公布《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这两个文件通常被称为第二版“限塑令”。
　　声势浩大的全民限塑运动推行10多年后，塑料污染仍然未得到显著控制，甚至愈来愈严重。
　　笔者认为，从“限塑”到“禁塑”，治理塑料污染是典型的知易行难的问题。在经过屡败屡战的历程后，必须选择新的突围路径，拿出切实管用的措施，解开“越限越多”的塑料污染“死结”。否则，在价廉物美的可降解塑料替代品出现以前，新的限塑政策难免在现实中“水土不服”。
　　其一，集国家之力研发替代用品。研发和推广可降解、易回收、易处理、不污染或少污染，经济又实用的塑料替代品，是治理塑料污染最理想的办法。当然，这也是世界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科学家们梦寐以求的事情。可降解塑料行业在国内发展已经超过20年，却迟迟不能大规模推广，重要原因就在于成本高、价格高、可加工性差，根本无法与现行价廉物美的塑料争夺市场。显然，能够取代现行塑料的替代品，并不是那么容易研發出来的，必须集国家之力进行攻关。
　　其二，引导公众尽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一方面，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引导公众，增强环保意识，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特别是减少使用“因为价廉扔了也不心疼”的塑料袋。另一方面，在商场、超市、药店、书店等场所，推广使用环保布袋、纸袋等非塑制品和可降解购物袋，鼓励设置自助式、智慧化投放装置，方便群众生活。
　　但在这方面，要持有理性的期待，毕竟在日常生活中谁都想图个方便。相较而言，非塑制品替代物不仅不方便，还会让人多花钱。
　　其三，推进塑料废弃物回收和无害化处置。结合垃圾分类，建立健全塑料废弃物回收体系，加大塑料废弃物回收和处理力度。推动电商外卖平台、环卫部门、回收企业等开展多方合作，在重点区域投放快递包装、外卖餐盒等回收设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塑料废弃物的随意丢弃和堆放。与此同时，要在国家层面投入必要的财力和科研力量，研发现行塑料的无害化处理技术。目前，塑料废弃物填埋占土地，且长时间不分解；如果焚烧或再利用，又污染大气和水环境。必须通过研发新技术来突破这一窘境。
　　其四，采取必要的强制性措施。在实行倡导性措施的同时，还要认真总结吸取多年来限塑、禁塑效果欠佳的原因教训，采取有效的管控手段。
　　一是要像烟酒一样实行高税收。对方便、实用、价廉、易丢弃的塑料制品（如塑料袋）实行高税收，大大提高易丢弃的塑料制品价格，让老百姓购买塑料制品时掂量自己的钱袋子，从而不轻易购买、不轻易丢弃。
　　二是要提高行业准入门槛。生产塑料制品技术、工艺、设备简单，但不能允许随意办个工厂就可以生产易丢弃的塑料制品，在什么地方都可方便地买到易丢弃的塑料制品，要提高门槛，改“方便”为“不方便”。
　　三是要像对待醉驾一样严惩重罚。禁止生产和销售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超薄塑料购物袋、厚度小于0.01毫米的聚乙烯农用地膜；禁止以医疗废物为原料制造塑料制品；禁止废塑料进口。这些禁令已出台多年，之所以没得到落实，其中重要原因就在于惩罚性措施没有跟上。因而，一些人根本不把这些禁令当一回事。在限塑、禁塑的问题上，要借鉴国家治理酒驾的成功经验，出台配套管用的法律法规。在限塑、禁塑问题上，国家若采取强力措施，严厉打击违规生产、销售国家明令禁止的塑料制品的行为，塑料污染治理也一定会收到明显效果。
　　（摘自7月29日《中国青年报》。作者为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