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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中国人在巴黎
1889年2月18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一个学生看完了一场中国人的演讲，他以往对“东亚病夫”的印象被颠覆。那个中国人穿着华贵的紫色长衫，他年轻而快乐，精神饱满地微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法语说得低沉有力却清新明快。在观众的鼓掌声中，这个师范生却感觉到——“在微笑和客气的外表下，我感到他内心的轻蔑，他自知高我们一等，把法国公众视作小孩。”回到寝室以后，他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一笔，这个学生名叫罗曼·罗兰。而那个演讲的中国人，名叫陈季同，他在法国的身份，是巴黎政治大学（当时称为巴黎自由政治学院，下同）的留学生。
这个英俊的福建人少年时就读于福州船政局附设的学堂，因为教员大多是法国人，教材是法文的，上课的通用语言也是法语，毕业的时候，陈季同因为“西学最优”而被录用。那一年，清廷第一次派遣留学生前往欧洲，陈季同也在此列，与他同行的还有严复、邓世昌等人，他和马建忠成为了巴黎政治大学的第一批中国学生。
在巴黎政治大学，陈季同学习的是“公法律例”， 按照清政府的初衷，正缺大量的外交人才，所以决定将二人按需培养，以为国尽忠。当时政治学堂专业课程有16种，陈、马二人择其要者学习了8种，另外又学习有关各国历史及英文写作等。
因为陈季同天性活泼，又精通法语，并且在来巴黎政治大学之前有过出国的经历，所以很快就和巴黎人打成了一片，除此之外，陈季同又在法律学堂攻读，并获得这个学校的学士学位。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翻译《拿破仑法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陈季同在政治大学读书的同时，开始在中国驻欧使馆任翻译。他的外交官生涯最初一帆风顺。当时清朝使臣常被邀请出席各种庆典、阅兵、宫廷舞会和音乐会等活动，而出使大臣及参赞多不通外语，所以这个时候，人们往往都会想到陈季同：陈季同很受欧洲上层社会的欢迎，还与其中一些人建立了友谊。
为国借款的“巴政”学生
与此同时，万里之外，清政府正在发展近代工业，但因为缺少资金的运转，对外借款颇多，中法战争以后，各省督抚举借外债已非罕见。但由于借款渠道不一，所以利息较高，一般在6厘以上，甚至有高于9厘的。各省借债由于并不通过中枢机构，清政府亦无筹措资金的更好渠道，只有听任其行事。
因为陈季同久在欧洲，而且在巴黎政治大学学过不少相关的课程，深深知道这样做是不利于国家的，而且因为与欧洲工商界人士多有交往，他甚至默记了当时各省所借的外债，并仔细计算出与其各省所贷款利息不等还不如合借一家，每年可减少几百万两银子的利息，如政府出面借银，可降低利息，有利于国家。
他为此事写了封信给李鸿章，当时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在欧洲，也非常支持陈季同。李鸿章赞同此议，而主政者为醇亲王奕譞。李以此事告之，奕譞也赞同，并与李商议借银三千万两，在1889年创修了芦汉铁路。
于是从1890年开始，陈季同在欧洲除了处理日常外交事务之外，主要忙于与银行家谈判借款事。从光绪十六年（1890年）三月至十七年二月，陈季同与李鸿章之间电报往还频繁，均讨论借款。
陈季同所接洽的银行家是奥地利人伦道呵。李鸿章随时把指示通过电报告诉身在巴黎的陈季同，他随时与伦道呵谈判。这一年的三月，李鸿章给了陈季同一份指示，按照李鸿章的指示，与以往各省借款相比，年息四厘半应属较有利的条件。经过陈季同近八个月的艰苦谈判，伦最终让步，全部答应了李鸿章的要求。
然而，事情却突然发生了变化：醇亲王奕譞突然死亡，无人主持借款，而李鸿章权力有限，国内的反对派趁机唱衰。于是，陈季同耗时一年苦心经营的借款以失败告终。
这里出了中国参赞
在法国，陈季同的生活方式相当西化，他的婚姻与感情生活也颇为传奇，他的法国妻子曾为他的英国情人而醋意大发，甚至差点决斗。他和后来的辜鸿铭在某些地方有点类似：有一次，在法国大歌剧院广场穿行，一辆大马车猛冲过来，差点将他撞翻在地。车夫对陈季同大吐脏词，但陈季同竟然用最纯的巴黎口音和土语回敬他道：“滚开，苟狸侬！”（“苟狸侬”（collignon）一词本出自19世纪一个车夫的名字。这个车夫因与两位乘客发生口角，一怒之下将二人杀害，1855年被判死刑处决，恶名留传后世，相当于英语中的“开膛手杰克”或者“汉尼拔”，并最后变为巴黎人对车夫的蔑称。）陈季同居然说出只有土生土长的巴黎人才懂的土语，令此事一时纷纷登上了法国小报。
那时候陈季同在帮当时的政府借款，但自己也正面临私人的债务危机。因为交游甚广，他日常生活入不敷出，沙龙、舞会的开销令他的参赞薪俸不足以维持。到1889年7月，陈季同从“巴黎-荷兰银行”累计借款达到了10万法郎，此外还向一家名叫“克磊索（Creusot）”的公司借款3万法郎。
最终，“巴黎-荷兰银行”的催款信彻底让陈季同与法国分别，尽管当时陈季同答应尽快结清所欠账目，但他已经完全没有力量偿还欠款了，因此，他被清政府撤职，黯然回国。此后他经历宦海沉浮，但再也没有回过欧洲了。
在戊戌维新前夜，为了帮助国人效法西方民主国家以法治国的实践，陈季同翻译了法国的《拿破仑法典》。在1897年他与其弟陈寿彭在上海合办的《求是报》上，宣传维新思想。这份报纸上先后刊登过《法兰西民主国立国律》（又作《拿布仑立国律》）、《拿布仑齐家律》、《法兰西报馆律》等12篇律法书，都是陈季同的手笔，也可以说都是他在巴黎政治大学所学的精华。
他晚年住在上海，当时有些法国人要打官司都要来和他商量，据说他对法国政治律法掌握的精准度，远远高于当时的众多法国律师。
《孽海花》的作者曾朴称陈季同是他学习“法国文学的导师”，说自己译介外国文学的活动，乃至发文学狂的主因，大半还是被陈季同先生的几句话挑激起来。
那时教些什么课程
当陈季同在巴黎的舞台上长袖善舞的时候，马建忠的表现则显得中规中矩。和陈季同相似，少年时就读于上海徐汇公学的马建忠也曾学习法文和拉丁文课程，不同的是，马建忠进入巴黎政治学院时已经32岁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马建忠开创了中国成人留学的先河。
因为马建忠留学前已稍有地位，且拥有官方身份，其留学经历是亦学亦官。
在巴黎政治大学读书的时候，马建忠写了一封信给李鸿章，这封信是一篇“读书报告”，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窥见当年这家“法国政治家的摇篮”是怎么样教育学生的。马建忠提到了“4月以来，政治学院功课甚紧”，也说到了5月是巴黎政治大学的考试，当时马建忠就读的专业要考8门，第一门是各国的根本宪法，光是教材就有1800页，第二门考的是“各国通商、译信、电报、铁路、权量、钱币、佃鱼、监犯及领事、交涉各事”，第三门则是商业法律，第四门是各国的外交历史以及外交情况，第五门是比较英美法三国的政治的异同及其利弊何如，第六门是研究普鲁士、比利时、瑞士和奥匈帝国的政治，第八门则是考税务和国债。
从这种高强度、涵盖广泛的学业训练，我们可以看出，巴黎政治大学的学生何以大多能获成功，出类拔萃甚至出人头地。马建忠勤于功课，精于思考，在当时吸引了当地的学界名士，他们纷纷劝其考取学位。但马建忠认为“以远来学习，只求其实，不务其名”，对一纸证明并不在意。
回国以后李鸿章也特地上奏，称赞马建忠“精通外语、兼习科举、出洋数年、周历各国、志趣端正、心地明敏、历著辛劳”，请求朝廷给予二品官，准备任用为出使大臣。这一请求很快得到批准——著名的容闳为清廷做了那么多事情，最后也不过近似到这个级别。而后来的百余名留美幼童里，除了唐绍仪等优异者外，终其一生也没到这个地位。
1880年（光绪六年），马建忠回到天津，重新在李鸿章幕下办理洋务。翌年，奉李鸿章之命赴英属印度，与印度总督里蓬交涉鸦片专卖及税收问题。
由于当时外贸逆差很大，马建忠建议当时的政府采用保护关税制度加以补收，“欲中国之富，莫若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在此前的巴黎世博会上，他就发现了中国当时最具有竞争力的商品就是茶叶和丝绸，为鼓励丝茶出口，他认为必须“经减丝茶之重税”，并且严格按“值百抽五”的规定征课出口税，“税轻厘减则价贱，价贱则出口货增，出口货增则税厘更旺”
关于进口税，他主张原则上应“重征进口货”，以保护本国工商业的发展，同时对进口关税也要区别课征，对国内所产者甚少、必仰给于别国者，则减征进口税；对“外来制成之货，本国亦有者，重其征以护商民”；对“乃其货为民生所必需者，则宽其征”；对“民虽不得不用，而究不能多用者，补重征之”。这些治理关税的思想，为我国现代关税理论奠定了基础。
1890年，马建忠开始撰写《富民说》，主张发展对外贸易、扶持民间工商业等措施以富民强国，并将《富民说》上呈李鸿章。不久，受李鸿章委派担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旋因资金周转等问题去职回籍。但李鸿章没有忘记他，甲午战争失败后，他到了北京，襄助李鸿章赴日本马关议和。
在与梁启超相识以后，马建忠一直埋头整理《文通》一书，也就是后来著名的《马氏文通》，该书以西方语文（特别是法语）的语法为本，对照从古书中精选的例句，研究古汉语的语法规律，创建了一套汉语的语法体系，是奠定汉语语法学基础的开山之作，对后世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马建忠尽管精通西学，但一直以中国的典籍为第一要务，后来的国学大师辜鸿铭正是听从他的劝说，才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中国。
创立于1872年的巴黎政治大学的初衷在于让学生广泛涉猎不同学科的知识，打开眼界，那时普法战争刚刚结束，法国人正在为自己的失败而思考。在晚清飘摇的岁月里，这座为法国培养了70%的政治家、80%的企业管理者的学校，依然宽厚地接纳了来自遥远东方的求知的人，即便后来，它的祖国与中国发生了战争。
甚至直到现在，巴黎政治大学的基因，依然静静流淌在中国的语法、税法、甚至文学领域里。
巴黎政治学院的著名中国校友：
陈寅恪：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陈寅恪在巴黎政治大学的时候，偶然看到国内报纸，见有人提议袁世凯为终身总统，而当时巴黎正在举办选花魁之会，陈寅恪作诗讽喻：“岁岁名都韵事同，又惊啼鳺唤东风。花王那用家天下，占尽残春亦自雄。”
王景岐：中华民国外交官，也是在法国期间，他和周恩来一起促成了海外最早一次国共合作。
方镇中：1928年由李大钊介绍来法国，1931年毕业于巴黎政治大学。曾担任黄埔军校少将教官及政治部执行副主任，以及国立河南大学法学院院长等职，其女方奇峰是当代作家，笔名桑叶。
1889年2月18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一个学生看完了一场中国人的演讲，他以往对“东亚病夫”的印象被颠覆。那个中国人穿着华贵的紫色长衫，他年轻而快乐，精神饱满地微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法语说得低沉有力却清新明快。在观众的鼓掌声中，这个师范生却感觉到——“在微笑和客气的外表下，我感到他内心的轻蔑，他自知高我们一等，把法国公众视作小孩。”回到寝室以后，他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一笔，这个学生名叫罗曼·罗兰。而那个演讲的中国人，名叫陈季同，他在法国的身份，是巴黎政治大学（当时称为巴黎自由政治学院，下同）的留学生。
这个英俊的福建人少年时就读于福州船政局附设的学堂，因为教员大多是法国人，教材是法文的，上课的通用语言也是法语，毕业的时候，陈季同因为“西学最优”而被录用。那一年，清廷第一次派遣留学生前往欧洲，陈季同也在此列，与他同行的还有严复、邓世昌等人，他和马建忠成为了巴黎政治大学的第一批中国学生。
在巴黎政治大学，陈季同学习的是“公法律例”， 按照清政府的初衷，正缺大量的外交人才，所以决定将二人按需培养，以为国尽忠。当时政治学堂专业课程有16种，陈、马二人择其要者学习了8种，另外又学习有关各国历史及英文写作等。
因为陈季同天性活泼，又精通法语，并且在来巴黎政治大学之前有过出国的经历，所以很快就和巴黎人打成了一片，除此之外，陈季同又在法律学堂攻读，并获得这个学校的学士学位。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翻译《拿破仑法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陈季同在政治大学读书的同时，开始在中国驻欧使馆任翻译。他的外交官生涯最初一帆风顺。当时清朝使臣常被邀请出席各种庆典、阅兵、宫廷舞会和音乐会等活动，而出使大臣及参赞多不通外语，所以这个时候，人们往往都会想到陈季同：陈季同很受欧洲上层社会的欢迎，还与其中一些人建立了友谊。
为国借款的“巴政”学生
与此同时，万里之外，清政府正在发展近代工业，但因为缺少资金的运转，对外借款颇多，中法战争以后，各省督抚举借外债已非罕见。但由于借款渠道不一，所以利息较高，一般在6厘以上，甚至有高于9厘的。各省借债由于并不通过中枢机构，清政府亦无筹措资金的更好渠道，只有听任其行事。
因为陈季同久在欧洲，而且在巴黎政治大学学过不少相关的课程，深深知道这样做是不利于国家的，而且因为与欧洲工商界人士多有交往，他甚至默记了当时各省所借的外债，并仔细计算出与其各省所贷款利息不等还不如合借一家，每年可减少几百万两银子的利息，如政府出面借银，可降低利息，有利于国家。
他为此事写了封信给李鸿章，当时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在欧洲，也非常支持陈季同。李鸿章赞同此议，而主政者为醇亲王奕譞。李以此事告之，奕譞也赞同，并与李商议借银三千万两，在1889年创修了芦汉铁路。
于是从1890年开始，陈季同在欧洲除了处理日常外交事务之外，主要忙于与银行家谈判借款事。从光绪十六年（1890年）三月至十七年二月，陈季同与李鸿章之间电报往还频繁，均讨论借款。
陈季同所接洽的银行家是奥地利人伦道呵。李鸿章随时把指示通过电报告诉身在巴黎的陈季同，他随时与伦道呵谈判。这一年的三月，李鸿章给了陈季同一份指示，按照李鸿章的指示，与以往各省借款相比，年息四厘半应属较有利的条件。经过陈季同近八个月的艰苦谈判，伦最终让步，全部答应了李鸿章的要求。
然而，事情却突然发生了变化：醇亲王奕譞突然死亡，无人主持借款，而李鸿章权力有限，国内的反对派趁机唱衰。于是，陈季同耗时一年苦心经营的借款以失败告终。
这里出了中国参赞
在法国，陈季同的生活方式相当西化，他的婚姻与感情生活也颇为传奇，他的法国妻子曾为他的英国情人而醋意大发，甚至差点决斗。他和后来的辜鸿铭在某些地方有点类似：有一次，在法国大歌剧院广场穿行，一辆大马车猛冲过来，差点将他撞翻在地。车夫对陈季同大吐脏词，但陈季同竟然用最纯的巴黎口音和土语回敬他道：“滚开，苟狸侬！”（“苟狸侬”（collignon）一词本出自19世纪一个车夫的名字。这个车夫因与两位乘客发生口角，一怒之下将二人杀害，1855年被判死刑处决，恶名留传后世，相当于英语中的“开膛手杰克”或者“汉尼拔”，并最后变为巴黎人对车夫的蔑称。）陈季同居然说出只有土生土长的巴黎人才懂的土语，令此事一时纷纷登上了法国小报。
那时候陈季同在帮当时的政府借款，但自己也正面临私人的债务危机。因为交游甚广，他日常生活入不敷出，沙龙、舞会的开销令他的参赞薪俸不足以维持。到1889年7月，陈季同从“巴黎-荷兰银行”累计借款达到了10万法郎，此外还向一家名叫“克磊索（Creusot）”的公司借款3万法郎。
最终，“巴黎-荷兰银行”的催款信彻底让陈季同与法国分别，尽管当时陈季同答应尽快结清所欠账目，但他已经完全没有力量偿还欠款了，因此，他被清政府撤职，黯然回国。此后他经历宦海沉浮，但再也没有回过欧洲了。
在戊戌维新前夜，为了帮助国人效法西方民主国家以法治国的实践，陈季同翻译了法国的《拿破仑法典》。在1897年他与其弟陈寿彭在上海合办的《求是报》上，宣传维新思想。这份报纸上先后刊登过《法兰西民主国立国律》（又作《拿布仑立国律》）、《拿布仑齐家律》、《法兰西报馆律》等12篇律法书，都是陈季同的手笔，也可以说都是他在巴黎政治大学所学的精华。
他晚年住在上海，当时有些法国人要打官司都要来和他商量，据说他对法国政治律法掌握的精准度，远远高于当时的众多法国律师。
《孽海花》的作者曾朴称陈季同是他学习“法国文学的导师”，说自己译介外国文学的活动，乃至发文学狂的主因，大半还是被陈季同先生的几句话挑激起来。
那时教些什么课程
当陈季同在巴黎的舞台上长袖善舞的时候，马建忠的表现则显得中规中矩。和陈季同相似，少年时就读于上海徐汇公学的马建忠也曾学习法文和拉丁文课程，不同的是，马建忠进入巴黎政治学院时已经32岁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马建忠开创了中国成人留学的先河。
因为马建忠留学前已稍有地位，且拥有官方身份，其留学经历是亦学亦官。
在巴黎政治大学读书的时候，马建忠写了一封信给李鸿章，这封信是一篇“读书报告”，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窥见当年这家“法国政治家的摇篮”是怎么样教育学生的。马建忠提到了“4月以来，政治学院功课甚紧”，也说到了5月是巴黎政治大学的考试，当时马建忠就读的专业要考8门，第一门是各国的根本宪法，光是教材就有1800页，第二门考的是“各国通商、译信、电报、铁路、权量、钱币、佃鱼、监犯及领事、交涉各事”，第三门则是商业法律，第四门是各国的外交历史以及外交情况，第五门是比较英美法三国的政治的异同及其利弊何如，第六门是研究普鲁士、比利时、瑞士和奥匈帝国的政治，第八门则是考税务和国债。
从这种高强度、涵盖广泛的学业训练，我们可以看出，巴黎政治大学的学生何以大多能获成功，出类拔萃甚至出人头地。马建忠勤于功课，精于思考，在当时吸引了当地的学界名士，他们纷纷劝其考取学位。但马建忠认为“以远来学习，只求其实，不务其名”，对一纸证明并不在意。
回国以后李鸿章也特地上奏，称赞马建忠“精通外语、兼习科举、出洋数年、周历各国、志趣端正、心地明敏、历著辛劳”，请求朝廷给予二品官，准备任用为出使大臣。这一请求很快得到批准——著名的容闳为清廷做了那么多事情，最后也不过近似到这个级别。而后来的百余名留美幼童里，除了唐绍仪等优异者外，终其一生也没到这个地位。
1880年（光绪六年），马建忠回到天津，重新在李鸿章幕下办理洋务。翌年，奉李鸿章之命赴英属印度，与印度总督里蓬交涉鸦片专卖及税收问题。
由于当时外贸逆差很大，马建忠建议当时的政府采用保护关税制度加以补收，“欲中国之富，莫若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在此前的巴黎世博会上，他就发现了中国当时最具有竞争力的商品就是茶叶和丝绸，为鼓励丝茶出口，他认为必须“经减丝茶之重税”，并且严格按“值百抽五”的规定征课出口税，“税轻厘减则价贱，价贱则出口货增，出口货增则税厘更旺”
关于进口税，他主张原则上应“重征进口货”，以保护本国工商业的发展，同时对进口关税也要区别课征，对国内所产者甚少、必仰给于别国者，则减征进口税；对“外来制成之货，本国亦有者，重其征以护商民”；对“乃其货为民生所必需者，则宽其征”；对“民虽不得不用，而究不能多用者，补重征之”。这些治理关税的思想，为我国现代关税理论奠定了基础。
1890年，马建忠开始撰写《富民说》，主张发展对外贸易、扶持民间工商业等措施以富民强国，并将《富民说》上呈李鸿章。不久，受李鸿章委派担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旋因资金周转等问题去职回籍。但李鸿章没有忘记他，甲午战争失败后，他到了北京，襄助李鸿章赴日本马关议和。
在与梁启超相识以后，马建忠一直埋头整理《文通》一书，也就是后来著名的《马氏文通》，该书以西方语文（特别是法语）的语法为本，对照从古书中精选的例句，研究古汉语的语法规律，创建了一套汉语的语法体系，是奠定汉语语法学基础的开山之作，对后世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马建忠尽管精通西学，但一直以中国的典籍为第一要务，后来的国学大师辜鸿铭正是听从他的劝说，才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中国。
创立于1872年的巴黎政治大学的初衷在于让学生广泛涉猎不同学科的知识，打开眼界，那时普法战争刚刚结束，法国人正在为自己的失败而思考。在晚清飘摇的岁月里，这座为法国培养了70%的政治家、80%的企业管理者的学校，依然宽厚地接纳了来自遥远东方的求知的人，即便后来，它的祖国与中国发生了战争。
甚至直到现在，巴黎政治大学的基因，依然静静流淌在中国的语法、税法、甚至文学领域里。
巴黎政治学院的著名中国校友：
陈寅恪：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陈寅恪在巴黎政治大学的时候，偶然看到国内报纸，见有人提议袁世凯为终身总统，而当时巴黎正在举办选花魁之会，陈寅恪作诗讽喻：“岁岁名都韵事同，又惊啼鳺唤东风。花王那用家天下，占尽残春亦自雄。”
王景岐：中华民国外交官，也是在法国期间，他和周恩来一起促成了海外最早一次国共合作。
方镇中：1928年由李大钊介绍来法国，1931年毕业于巴黎政治大学。曾担任黄埔军校少将教官及政治部执行副主任，以及国立河南大学法学院院长等职，其女方奇峰是当代作家，笔名桑叶。